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小蜜蜂札记

蜜蜂虽小，心怀天下。
“把知道的真相告诉大家，是一种正义；把明白的常识告诉大家，是一种责任；把目睹的罪恶告诉大家，是一种良知；把了解的事实告诉大家，是一种道德；把听到的谎言告诉大家，是一种博爱；把亲历的苦难告诉大家，是一种告诫；把面临的风险和不幸告诉大家，是一种善念……”

1946年3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几个月，一个广东蕉岭乡下的中年农妇，卖掉部分的田产，打包好行李，带着四个孩子来到汕头。

希望能从这里坐船去上海，看看丈夫的坟墓，因为她的军人丈夫于1941年牺牲在上海。

而她，原本也是位土生土长的上海名门闺秀，10年前因为不想让丈夫分心，带着孩子回到了丈夫的广东老家。

经过打听，中年妇人才知道手里的钱，不够买五张船票。作为一个母亲，她有些自责和为难，但并不想让孩子们失望。她只好找到轮船公司，有些难为情地说明情况，并报出了丈夫的名字。

轮船公司经理显然听过她丈夫的名字，那是一个让所有广东人骄傲的抗日英雄，于是答应免除这一家人的船票和食宿。不久后，他们一家终于来到上海，她也时隔十年，终于回到了物是人非的故乡。

祭拜完丈夫后，她听说丈夫的旧部好多都还在上海，加上她也想见一见故人，了解一些丈夫最后几年的情况。

于是找到记者，在报纸上刊发了一则消息：“抗日将领谢晋元遗孀昨日抵沪，下榻新新旅社。”

是的，这个从广东来的农妇，就是名震上海，指挥800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英雄团长谢晋元的妻子。她的名字，叫凌维诚。

报纸上刊发的消息，更像是一则召集令。

这是团长夫人，在召集丈夫的孤军旧部。第二天，孤军营几个老兵就来到旅社报到，短短几天，散落在上海各个角落的数十位谢晋元旧部，陆续前来报到。

凌维诚这才知道，这些丈夫的旧部，过得都很凄惨。在谢晋元遇难后，他们继续在租界被囚，后来在日军战俘营当苦力，九死一生终于盼到战争胜利，却没人管他们的死活，大部分都流落街头，生活无依

看似柔弱的凌维诚，作出了一个决定，她对老兵们说：“你们的团长牺牲了，但我是团长夫人，责无旁贷，他留下的担子我会挑起来的。”

可能凌维诚当时都没想到，就是这么一个决定，会让她余生都跟这些丈夫的旧部绑定在一起。

在向国民政府求助无门后，她想尽一切办法，四处托人给有技能的老兵找工作，带领丈夫旧部积极自救，组织起四行孤军工业服务社。为了生存，她甚至带人从青帮手里抢过码头，从三青团手里抢日本人留下的房产。

“死者易，生者难”，谢晋元牺牲后，被追授陆军少将，当时全国人民都在纪念他，特别是上海，还专门设立了晋元路，晋元中学。但谁能想到，谢晋元的遗孀和旧部，在解放前的上海竟然生活无依无靠，只能靠自己。

直到上海解放后，凌维诚一家才在陈老总的关照下，过上了正常的日子。但她对孤军营老兵的救助和帮忙，依然没有停止。

以今天的目光来看，孤军营的故事，其实应该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团长谢晋元指挥的抗日，第二部分是团长夫人凌维诚带领的“生存”主题。

如今关于八百壮士的影视剧，大多只关注在第一部分，而凌维诚及孤军旧部之后的生存问题，很少有人着墨，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

谢晋元1905年出生在广东蕉岭县农村，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毕业后，在革命浪潮的熏陶下，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此后在国军中一路升迁，遇到凌维诚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名营长。

而1907年出生在上海一个商人家庭的凌维诚，可谓是大家闺秀，毕业于上海务本女中和东南体育专科学校，钢琴、小提琴、唱歌样样拿手。

谢晋元与凌维诚的相识，缘于1927年一场朋友的婚礼。当时，他们俩分别是伴郎和伴娘，一见倾心，然后陷入热恋。

第二年，谢晋元在战场负伤，在汉口治疗休养了快一年，凌维诚得知情郎负伤后，多次奔赴汉口照顾，陪伴。伤愈后，面对谢晋元的求婚，凌维诚不顾父母的反对，答应了下来。两人于1929年9月，在汉口大华饭店举行了婚礼

婚后不久，凌维诚在汉口生下大女儿谢雪芬。之后，谢晋元调到上海，凌维诚也回到家乡，俩人顺理成章地把家安在上海。在龙华寺对面的寓所中，他们度过了几年美好时光，谢晋元是威风凛凛的军官，而凌维诚是气质出众的艺术女青年。闲暇时光，凌维诚就会给谢晋元讲音乐、弹琴，而谢晋元，则经常会给妻子分析国内局势。短暂的美好时光中，二女儿谢兰芬和大儿子谢幼民相继出生。

时间来到1936年，此时已经是88师中校参谋主任的谢晋元，预感日寇的侵略形势严峻，上海大战在即，于是决定将怀孕的妻子和三个孩子送回广东蕉岭县老家。凌维诚起初不同意，但谢晋元说：

“如果不安顿好你们，我无法安心杀敌。虽然我老家条件苦了点，但也相对安全一些，再者我的父母年纪已大，你可替我尽尽孝。”

凌维诚记得，丈夫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等到胜利的那天，我就来接你们回上海。”

送走妻儿后，谢晋元全身心投入备战中。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时，他是524团的副团长，后来团长牺牲，他接替团长一职。

两个多月的正面抵抗，国军损失惨重，开始准备撤退。为了掩护十万大军的西撤，谢晋元奉命带着一个加强营400多人据守四行仓库，由于孤悬在后，不会再有援军，史称孤军。

为了迷惑敌人，谢晋元对外宣称部队有800人，因此也被称为八百壮士。1937年10月27日到10月31日，短短四天的时间，414位壮士以牺牲9人伤20余人的代价，阻挡日军数十次进攻，毙敌200多人，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

谢晋元和官兵全部写下了遗书，决心与日寇决一死战。但蒋介石眼看大军已经安全撤退，孤军目的已经达成，下令让谢晋元带兵撤退到一河之隔的公共租界，再与西撤的大部队汇合。

经过一翻政治运作，由英国人出面与日军磋商，让中国军队撤离四行仓库。日军久攻不下，近两万人被挡在四行仓库前，以为中国守军有上千人，于是同意公共租界提出的方案。

但得知守四行仓库的中国孤军只有400多人时，日军将领脸上挂不住，要求公共租界扣押孤军将士并将其缴械，不然“日军将开进公共租界追击”。

随后，孤军将士被关押在公共租界内一块用铁丝网围住的空地内，这一拘禁就是4年多。日军全面占领上海后，由于没有与英美宣战，日军不便开进公共租界，但汪伪政权的人依然不断来诱降谢晋元这面“抗日旗帜”，都被严词拒绝，见谢晋元大义凛然，汪伪特务便下了杀心，收买了四名谢晋元手下的士兵。

四人在1941年4月24日的早晨，用特务给的刀，将37岁的谢晋元杀害。谢晋元遇害的消息传出，近30万上海市民自发前往吊唁谢晋元，他的葬礼堪比国葬。

而在蕉岭县农村的凌维诚，没能等来丈夫接他回上海的消息，等来的却是噩耗。那一年，她才34岁。刚得知消息的时候，凌维诚感觉整个世界都坍塌了，尽管她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上海姑娘。在广东农村生活的这5年，她已经从养尊处优的军官太太，蜕变成了会下地种田的农妇。在回蕉岭不久后，她就生下了二儿子谢继民

当时公公婆婆年事已高，孩子都还小，家庭的重担，都压到她头上。虽然谢晋元会定期寄钱回来，但人多嘴多，丈夫寄来的钱远远不够。于是，凌维诚只能开始学种田。一个从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上海名门闺秀，不得不脱下旗袍和皮鞋，下地干活。播种、挑粪、施肥，农活经常让她精神和身体都面临极限考验，但她一次次都挺了过来。

支撑她的，是谢晋元最后跟她说的那句“胜利后我会来接你们”。但噩耗传来，断绝了她的精神支柱。不过她在悲痛了几天后，马上收拾好情绪，毕竟生活还要继续，家里的老人和小孩还需要吃饭。凌维诚只能继续以柔弱的身躯撑起这个家。

凌维诚带着孩子，辗转5省来到重庆，领取丈夫的5万元抚恤金。由于谢晋元抗日英雄的形象过于深刻，蒋介石夫妇接见了她。在听了凌维诚一家的生活情况后，蒋说：“现在抗战期间，国家困难，等抗战胜利后，国家定会照顾你们的！”

凌维诚带着孩子去重庆的另一个目的，是希望国民政府能念及丈夫的功绩，安排孩子们上学读书，但老蒋的推脱，让她打消了这个念头。

凌维诚只能再次回到蕉岭县，她把丈夫的抚恤金分成两份一份给公公养老（婆婆当时已经离世），一份则买了三亩田，自己耕种，抚养四个小孩，并亲自教孩子读书识字。

当年那个有些娇气的上海小姐，早已成为皮肤粗糙黝黑手上满是老茧的农家母亲。以前从不在乎小钱，现在一分一厘都要计算清楚。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凌维诚就想回上海，一来是去祭拜丈夫，二来是想回家乡找点事情做，让孩子们能好好接受教育。

但在当时有两个问题阻碍了她的回乡计划，一个是公公年纪大了，他们走后将无依无靠，还有一个是去上海路途遥远，盘缠不够。

或许是公公也看出了儿媳的心思，主动收养了一个流落到蕉岭的难民姑娘做孙女，以此养老送终，还劝凌维诚卖一卖家里的田地，凑点钱带着孩子回上海。

最终也没有其他好办法的凌维诚，听从了公公的建议，卖了一部分田产凑了些盘缠，将大部分田产留给公公和干孙女后，于1946年4月带着四个孩子回到了阔别十年的上海。

而孤军营的老兵，也有很多在抗战胜利后陆续回到上海。当年在谢晋元遇难后几个月，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向日本宣战。

日军强行占领了公共租界，孤军营的战士，被迫成为日军苦力，一部分被押解到安徽运煤，一部分被运到南京和杭州做苦力，反抗最激烈的50人，被发配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座海岛为日军修建机场。

这批人被打死、饿死、病死14人，最终抗战胜利后辗转回国的有36人。重新回到上海后，老兵们因为团长夫人再次聚集在一起。

没几天就来了数十名孤军老兵，看着很多人流落街头，凌维诚非常愤慨和难受，作为团长夫人，她觉得有义务让丈夫的旧部活得有尊严一些。

当听闻吴淞路466号有栋日本人留下的三层楼房空着时，她和几个孤军军官商议后，马上让曾经在谢晋元手下做排长的李春林，带着几十号人强占下来。

抗战胜利后，各方大员争相接收敌产，谁先抢到就算谁的，这幢楼原本被三青团看中，已经搬进了部分家具，但八百壮士在上海的名头太响，数十人出动，还有团长夫人“坐镇”，三青团一看惹不起，只好撤了。于是，凌维诚一家和孤军老兵在上海总算有了个安身之所。

大家决定将二楼让给团长夫人和孩子住，三楼隔成多个小隔间，给没落脚地的老兵住，一楼则当做铺面出租。虽然住处有了，但生活还是没着落。这时，凌维诚想起了老蒋之前说的“胜利后国家定会照顾你们”，于是在1946年6月，带着两个儿子，带着孤军旧部的期望，前往南京求见蒋。“抗战胜利后”的许诺再一次落空。

凌维诚在南京甚至连蒋都没见到，只得到宋美龄一句：“你先回去吧，会安排上海市政府关照你们的，而上海市政府，则将他们推给社会局，各方之间互相踢皮球。

汤恩伯听闻后，曾提议让孤军老兵加入他的部队，全部比原来官升一级，随军开赴内战战场。在这个提议被孤军将士拒绝后，再没人会管他们的死活了。凌维诚算是彻底看清了国民党的嘴脸，只有自救，才是唯一的出路。

凌维诚开始四处托关系求人，将有文化、有手艺的老兵一个个安排出去工作。上海铁路局局长王兆槐，是谢晋元的老同学，一次就安排了八个老兵去做铁路警察。会开车的，去给人当司机，会写字的，去航运公司上班。

虽然前前后后安排出了二十多个老兵去工作，但依然还是有很多孤军老兵没有生活来源。于是凌维诚开始回忆起以前父亲的“生意经”，把从小耳濡目染的东西活学活用。在环境的逼迫下，几个月前还在广东勤勤恳恳种地的农妇，又变成了满眼都是生意和点子的强势女掌柜。

凌维诚带着老兵们组成四行孤军工业服务社，为上百名丈夫的旧部积极寻找出路。她带着孤军战士尝试过开设一条从原孤军营到外白渡桥的公共汽车线路，车都找好了，但第一天就被警察堵着不让开。

她还派人接管日军留下的大达码头，为此还与青帮大打出手，30多名孤军战士被抓进警察局，最终为了让老兵出来，她只能答应退出码头。

后来，服务社生成、经营“孤军牌”毛巾、袜子、肥皂等日常用品。这次他们似乎找对了生意方向，上海人民对八百壮士有很深的感情，对孤军牌的日用品很买账，服务社的生意逐渐有了起色。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一年的时间，经手钱款的孤军老兵卷款跑了。

这让凌维诚再次陷入绝境，而老兵中也开始人心涣散，加上前方战事吃紧，上海通货膨胀严重，物价一天一个价，做小本生意似乎已经行不通了。

在此期间，最让凌维诚遗憾的是，朱胜忠、石洪模等四名孤军老兵，因为物价飞涨，无钱吃饭，只能铤而走险多次杀人抢劫。

在出事之前，朱胜忠曾来找过凌维诚，当时他说：“谢夫人，我们四个陕西的，准备离开大家了。凌维诚问：“你们打算去干什么呢？”“还不知道，走一步算一步吧，在四行仓库和战俘营都没死，我想我们命硬着呢！

这件大衣是回上海的时候，别人送的，你拿去当了给孩子买点吃的吧。”朱胜忠接着又说了些别人听不太懂的话，表示愧对团长的栽培，一会又说别人介绍了个生意，兴许能发财，到时候会来报答大家。当时凌维诚并没有意识到朱胜忠话的意思，等事发后才反应过来为时已晚。最终，四名孤军战士被判处死刑。凌维诚组织几名老兵，含泪将四人尸体掩埋。

1948年，凌维诚组织老兵将丈夫墓地及原孤军营附近的六十多亩地围起来，租给外地逃到上海躲避战争的人搭棚，收取少量租金。这笔钱除了一小部分供几个孩子上学外，其余都分给了生活无依的老兵。

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有110多人来领取生活补贴。解放后，上海的房产都在登记造册，重新分配，凌维诚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陈老总写了封信，说明了吴淞路466号三层楼房和谢晋元墓地周围空地的历史，以及孤军营老兵的现状。

陈市长看完后马上批示：

谢晋元参加抗日，为国捐躯，其遗属应予照顾。

吴淞路466号房屋及墓地一段归谢晋元遗属使用，一切费用减免。

在政府的关照下，凌维诚和孩子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孩子们能安心上学，凌维诚也在附近托儿所担任副所长兼保育员，后来调到服装厂直到1973年退休

孤军老兵，没能在上海安家的，大部分在50年代初陆续返回原籍，很多人离开时都会来向团长夫人告别，凌维诚总是给他们一笔路费。

几位老兵临走前，跪在谢晋元的墓前哭道：“我们对不起你，谢团长，你为国捐躯，我们无能，还来叨扰你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