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场战“疫”，不一样的科学家 || 战“疫”特别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一个月，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以及这个国家的面貌。
让人有点意外的是，除了病人和医生，在这次疫情之中最吸引眼球的群体之一，竟然是平日里深居象牙塔中的科学家。
这些大多数时间都在和试管药剂高精尖仪器打交道的人，于危急关头，在全中国面前反应不同：有的为万民请命，有的给至亲撑腰，有的钻研小病毒，有的拨打大算盘。
他们研究的事物，我们不懂；他们展露的自我，我们看到了。
本文由无冕财经（wumiancaijing）原创首发
作者：雷缓之
编辑：陈涧
设计：甄开心
编辑助理：苏欣然
如果要评选中国人最信任的科学家乃至公众人物，钟南山不是第一也是第二。
在2003年SARS战役中居功至伟的钟南山，17年后已是84岁的耄耋老人。但在今年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疫情中，第一个“放炮”的，还是这个老人。
1月18日，身为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的钟南山参加广东省卫健委会议，会还没开完，他就决定立即赶往疫情暴风眼武汉。正值春运高峰，尚未知晓疫情风险的人们大批返乡，航班没票，他是坐高铁去的，在餐车里闭目养神的照片引爆社交网络。
▲钟南山在高铁上，苏越明摄，图片来自中新网。
当晚11点抵达武汉，听取汇报。19日上午，前往医院观察患者，然后开会到下午5点，接着又乘飞机到达北京，马上赶往国家卫健委，开完会回到酒店，已是凌晨两点。
20日，从早上6点起，是一个连一个的全国电视电话会议、新闻发布会、媒体直播连线。就是在这天晚上接受《新闻1+1》白岩松的采访时，钟南山说出了令人震惊的一句判断：“现在可以这么说，肯定有人传人的现象。”
在此之前，官方口径是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称的“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
这幅场景，让人想起2003年4月12日的那场发布会，面对“非典疫情已被控制”的官方说法，钟南山那句必定载入史册的愤慨反驳：“现在病原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我们顶多叫遏制，不叫控制！连医护人员的防护都还没有到位！”
17年过去了，没想到还是钟南山，像17年前一样，又站了出来。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中国人对“新型冠状病毒”这几个字正式认真起来。除了钟南山，没人有这种分量。
而疫情发展到今天，武汉人绝境中求生存的悲壮场面，也让人对钟南山在1月28日含泪说出的那一句“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中的深意，有了更多的理解。
如果借用一句被罗振宇炒热的话，钟南山是“躬身入局”，揭开了武汉疫情的盖子，那么管轶则是带着一丝无奈和苦涩，自动出局。
这位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和钟南山前后脚来到武汉，希望能够找到病毒的动物源，并展开防疫工作的合作。
▲香港大学教授管轶。
但他在武汉只呆了两天。
在这两天里，他在许多科研机构吃了闭门羹，病毒可能的源头华南海鲜市场被封锁并清洗，无法追踪动物源。在这两天里，他看到不设防的武汉依然是一片太平景象：市民置办年货，机场还有旅行团出游，没人消毒，没人戴口罩。
这都要“战争状态”了，怎么还没拉警报啊，管轶想，同时吓出一身冷汗。
得出“疫情在武汉已经无法控制”的结论后，他能做的只有带着团队赶紧撤离。他订了机票，飞回香港。第二天，武汉封城。
管轶说，自己“有心无力，悲从心来”，“就连我这种也算身经百战的人都要当逃兵”。
此论一出，舆论大哗。一时间，针对管轶的各种讨论充斥社交网络。论题包括：科学家是不是应该这么坦率，甚至表现得有点怯懦？他的学术成就到底高不高？他之前接受《大公报》采访对疫情的乐观误判又怎么解释？
关于第二点，我们不要忘记，管轶当时做出判断的基础，是这样一个事实：武汉市卫健委1月11日至16日发出的通告中，均维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41例，无新增。
我们还应该知道的是，这个说话老实的科学家，曾经率先分离鉴定出SARS冠状病毒并证明果子狸等市场野生动物是SARS的直接来源，通过建议政府取缔野生动物市场，遏止了SARS的再次爆发及流行。
失去他的援助，无疑是新型冠状病毒研究战的重要损失。
管轶在武汉的冷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主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科院院士高福是不会遇到的。
相反，他和他的团队会第一时间拿到最详实的数据和病例。因为他们肩负着“守夜人”的职责，随时准备向公众发出危险来袭的预警。
但这次，出于种种原因，新型冠状病毒躲过了“守夜人”。
1月29日，没有及时发出预警的CDC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论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
高福正是论文的作者之一，也是其中学术地位和行政职务最高的一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上有关高福的介绍截图。
没想到，一篇以英文写成的艰深的学术论文，在国内引爆了一场针对CDC的舆论危机。原因是，论文提到，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的密切接触者之间已经发生了人际传播。
看不懂论文的人们感到愤怒，原因在于：一篇论文从写作、投稿、审稿到发表，按照惯例是一段不短的时间，既然CDC已经知道了这个信息，为什么不及时向公众宣布，而是去写论文？是发表论文重要，还是防控疫情重要？“守夜人”应该怎么当？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CDC难辞其咎，包括高福在内的一众科学家操守是很成问题的。
还好，事实并非如此。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总编辑埃里克·鲁宾证实，他们是在1月27日收到论文的，由于事关重大，48小时后就发表了。这可以消除“先写论文再管疫情”的指控。
高福也出面回应，论文提出的“2019年12月即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生了人际传播”的观点，是基于425例病例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做出的回顾性推论，并非是他们在2019年12月就知道了这一点。
“这是一篇回顾性分析！”他说，“12月中旬还不知道是什么病，病原不清，都是调查四百多例流行病学的推论！Onset的日子都是推测，这个大家没有看明白！把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诊断混在一起。”
还好，科学家的操守还是经受了考验。
可是，“2019年12月即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生了人际传播”这个结论，如果不是在12月得出的，那么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得出的，我们就一直没有得到回答了。
疫情爆发于武汉，地处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是中国最高级别的病毒研究实验室，自然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
偏偏武汉病毒研究所整了一出又一出好戏。
1月31日，媒体称，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和武汉病毒研究所联合研究初步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这正是全国人民焦虑恐惧无法排解的时候，消息一出，立刻造成抢购热潮。
可问题是：一则，报道称双黄连口服液刚开始进行临床研究，这离证明它在人体中“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还差很多步；二则，双黄连合剂造成的不良反应，即使在中成药口服制剂之中也是一直名列前茅的。
因此新闻一出，就受到了多方质疑和批评。武汉病毒研究所在此事之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为何要在如此关键时刻以如此形象出现于报端，不禁令人大皱眉头。
但这只是武汉病毒研究所一系列骚操作的开端。
接下来，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被推上风口浪尖，只是这样的走红令人尴尬。有心人从她的简历中发现，这位出生于1981年、今年只有39岁的厅级干部，丈夫是她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时的老师、后来的中科院院士舒红兵，并且两人的职业轨迹多有重合，不免引人遐想。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所长王延轶。
2005年，舒红兵成为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王延轶在2006年进入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任讲师，2010年任副教授；2013年，舒红兵当上武汉大学副校长，王延轶则从2014年起到2018年，从武汉病毒研究所病毒病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所长助理、副所长一直升到所长。
舒红兵、王延轶这对夫妻档面对舆论危机做何反应，我们暂且不得而知，但学界同仁已经有按捺不住的了。
2月4日，网络流传一封据说是饶毅写给舒红兵并且抄送王延轶和中科院院长的信，里面就直言不讳：“可能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提出辞职，以免耽误科学院……您夫人确实不适合领导武汉病毒所……苦口良药，为了中国科学院好，其实也为你们好。”
饶毅并非一般人物，他现任首都医科大学校长，曾认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是中国在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生物科学家之一。
▲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
对了，他还是中国科学界最敢说话的人，没有之一。
恐怕从建立之初直至今年以前，武汉病毒研究所都没有受到过如此集中而强烈的关注。它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所有人眼皮底下，既包括吃瓜群众，也包括业界同行。
1月31日，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分校研究团队在学术网站发表论文，称新冠病毒的刺突糖蛋白有4个独有的插入片段，“这令人震惊，因为病毒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自然地获得这种独特的插入”，暗示新冠病毒是“人工干预”的结果。
国内的社交网络也开始怀疑疫情是由国内科研机构实验室的病毒标本泄露引发的。
话里话外，又是指向了武汉病毒研究所。谁让你是中国和亚洲唯一的最高级别（四级）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呢？
武汉病毒所研究员、实验室副主任石正丽在朋友圈愤怒地回应：“欢迎转发：2019新型冠状病毒是大自然给人类不文明生活习惯的惩罚，我石正丽用我的生命担保，与实验室没有关系。奉劝那些相信并传播不良媒体的谣传的人，相信印度学者不靠谱的所谓‘学术分析’的人，闭上你们的臭嘴。”
▲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
尽管有人批评石正丽，一个科学家做担保的时候应该是用数据而不是生命，不过在国际上，印度科学家的论文受到了生物科技领域众多学者的反驳。比如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颜宁就在微博说：“不要以为是论文就靠谱，何况这个还不能成为论文，因为没有审稿呢。”
2月2日，论文撤稿。武汉病毒研究所总算赢了一局。
可消停是消停不了的，2月5日，武汉病毒研究所又差点被全国人民骂厚颜无耻。
起因是美国制药公司吉利德制造的药物“瑞得西韦”被证实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治疗有特效作用，可这种也许能扭转疫情战局的神药，早就被武汉病毒研究所在1月21日申请了专利。
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官网上说：“对在我国尚未上市，且具有知识产权壁垒的药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我们依据国际惯例，从保护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在1月21日申报了中国发明专利（抗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用途），并将通过PCT（专利合作协定）途径进入全球主要国家。如果国外相关企业有意向为我国疫情防控做出贡献，我们双方一致同意在国家需要的情况下，暂不要去实施专利所主张的权利，希望和国外制药公司共同协作为疫情防控尽绵薄之力。”
药是别人开发的，专利是你抢注的，这又是什么骚操作？
于是，5日早上，武汉病毒研究所又占据了朋友圈。不用怀疑，又是骂的多。
其实从法理来说，此举没毛病。据《第一财经》报道称，武汉病毒研究所获得的不是药品结构的专利，也不是药品合成专利，只是一个运用专利。这个专利，吉利德是不会去申请的，因为这个药只适用于目前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别处都没有临床资源。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际红向环球网表示，按照国际惯例，如果专利申请获批了，那么吉利德将药品用于新型冠状病毒临床治疗的时候必须获得我方授权，没有的话就是侵权，双方达成互相制约，这是国际的常规做法，避免专利持有者携专利要挟而产生肆意抬价的行为。
▲瑞德西韦的化合物专利在中国已经申请注册，图片来自界面新闻。
对国内的患者来说，这当然是好事。
法理固然可行，可如果在情理上对吉利德多表示一点感谢之情，也许公众的心理会更舒服一点吧。
无论如何，武汉病毒研究所注定是要接受全国人民最密切的关注了。如何应对公众的检视，如何将科学研究成果更好地为人们所用，会是这个略显神秘的机构要好好学习的课题。
战胜一场疫情，需要各方力量，科学家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环。他们学识高明，手握权力，还接受着人们最大的信任。
这是好事。一个公众信任科学力量的社会，才会进步和发展。中国曾经呼吁德赛两先生，才会取得曾经的成就。
但科学家也是人，科学界也是小社会，有光明，也有暗面。
我们希望，科学家能不负长期的信任，也能经受住质疑，消除掉疑虑。这才是科学的荣光，科学家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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