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自东汉至隋，佛教典籍称“众经”“一切经”。“藏经”一词大约出现于南北朝时期，“大藏经”初见于隋代灌顶《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大”即佛教典籍总汇，指收集佛教经典无所不包；“藏”乃梵文箱子、筐等的意译，古印度僧人将抄写的贝叶佛经置于箱内存放，转译后借寓佛教典籍总汇；“经”原意用一根绳子贯穿花瓣，借喻收集释迦牟尼教诲，永不散失，转译后又认为“经”是永恒真理，不能随意改变。“大藏经”即佛教典籍汇集之意，多依《千字文》编次。
北宋《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刻本大藏经，以后历代都相沿刻藏事业。辽代刻有大字本和小字本两种大藏经，金代有《金藏》。北宋又于福州刊刻《崇宁藏》《毗卢藏》，南宋在湖州刊有《思溪藏》，宋元之间有《碛砂藏》，元代有《普宁藏》《元官藏》等，明代有《洪武南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嘉兴藏》，清代有《龙藏》。除大藏经外，还有所谓“小部藏典”，即用某部大藏为底本，一般经过校勘重刻，保留原千字文号，刻印《大般若经》《大宝积经》《华严经》《大涅槃经》等大经。
刻本藏经系统有三，一为中原系统，包括《开宝藏》，以及覆刻前者的《赵城金藏》《高丽藏》；二为北方系统，以《契丹藏》为代表；三为南方系统，包括《崇宁藏》《毗卢藏》等，历代大藏经多依照南方系统版式，如《思溪藏》《碛砂藏》《普宁藏》《洪武南藏》《永乐南藏》。
大般若经
〔唐〕玄奘译
金元刻本 六〇〇卷 存卷二八一第十六、十七纸
大乘佛教的理论基础和主要经典，全称《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佛教般若部类经典的汇编。“般若波罗蜜多”意为通过智慧到达彼岸。此经宣称大乘般若无二，认为世俗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均属“因缘和合”，假而不实，唯有通过“般若”对世俗认识的否定，才能把握佛教的真谛，达到觉悟和解脱。
此卷千字文号“律”，与《赵城金藏》合。钤印有“益津张氏珍藏之印”。原应为卷轴装或经折装，现以经折装尺寸线装。
大方广佛华严经
〔唐〕实叉难陀译
《高丽藏》再刻本 八〇卷 存卷四五
此卷千字文“爱”，属《高丽藏》。卷末有音释，缺最后一纸，原应刻有“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勅彫造”，属再刻本。有刻工“全生”。每行十七字，与《高丽藏》常见每行十四字不同，非北宋《开宝藏》覆刻本。
大般涅槃经
〔东晋〕法显译
《碛砂藏》本 六卷 存卷下
大乘佛教经典，义理丰富，主要阐释佛身常住不灭、涅槃、常乐我净、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等思想。汉译本存三种，此本为法显、佛驮跋陀多合译的六卷本，又称《大般泥洹经》。另有北凉昙无谶译四十卷本与刘宋慧严、谢灵运等译三十六卷本。
此卷千字文“澄”，属《碛砂藏》。卷尾署南宋景定五年八月王栋助刊，此人又见于《菩萨生地经》《佛说诸德福田经》，前者亦署景定五年。卷首扉画两侧下方文字皆被涂抹，应有刻工信息，疑为元末明初所绘。
佛教传入华夏后，历经本土化改造，有文本、壁画、造像、建筑等表现形式，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思想文化体系。其中佛经常援引圣凡行事，以证释佛说，多为神话物语，文学味浓，故事情节复杂、曲折，如佛本生故事，宣说因果报应、三世轮回等。魏晋南北朝时出现的专门写鬼神、怪物的志怪小说，即受佛经影响。从袭用、改写、模仿佛经故事，到佛陀、地狱、轮回等佛教观念渗透入古代小说的思想内容中，本土神仙鬼怪之世界，又增佛陀净土。
法苑珠林
〔唐〕释道世撰
宋刻本 一〇〇卷 存卷八千佛篇种姓部
道世，俗姓韩，唐伊阙人（今河南洛阳）。十二岁出家于青龙寺。显庆初，唐高宗诏慈恩寺玄奘三藏入宫翻译经论，慈恩寺大德替代三藏行道，道世即在其中。后以英才博学入居西明寺，于讲授之余，深入法海。显庆四年（659），撰成《诸经要集》，但有感于《要集》仅限于善恶业报，故继续阅读一切经论和外典群书，在此基础之上，多方取材，辑成一部内容更加广泛，分类更加细密，查阅更加便利，工程更为浩大的佛教知识全书——《法苑珠林》。
此书成于唐总章元年（668），以佛经故实分类编排，引经据典，推明罪福之由，使研读者知佛教所崇尚者为何，所破斥者为何，借以了解佛教概貌、佛学要义。引文注有出典，不为虚构，甚合史法。此卷有刻工“林盛”“陈晶”，千字文号“杜”，与宋《毗卢藏》合。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注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妙法莲华经》之一品，宣说观世音菩萨之普门示现。观世音为大慈大悲菩萨，称遇难众生只要诵念其名号，“菩萨即时观其音声”，前往拯救。隋代智觊述、灌顶记之《观音玄义》《观音义疏》是《普门品》的注疏，亦为佛教天台宗经典。宋代知礼又作《观音玄义记》《观音义疏记》。
知礼，北宋僧人。俗姓金，字约言，四明（今浙江宁波）人。从义通学天台宗教观圆顿之旨，尽得义通之教。后被尊为天台宗第十七祖，世称“四明尊者”“四明大法师”。此卷刷印于明末清初，由江南陈龙山刷印，青塔院所藏。
乾隆晚年，镇国公永珊集书画工历时七年绘制完成此书，书法、绘事均臻妙境，以二百零八幅图配二百零八篇故事，再现释迦摩尼成道传法的历程。嘉庆十三年（1808），和硕亲王裕丰以此为底本精刻刊印。
太平广记
〔宋〕李昉等编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谈恺刻本 五〇〇卷
宋代编撰的大型类书，汇集汉代至宋初的野史小说。其中报应、异僧、释证、悟前等类皆受佛经故事影响。太平兴国二年（977）开始编撰，次年八月编成，六年雕印。此书内容并非时人学者所急需，故宋刻本流传不广。明嘉靖年间，无锡谈恺据钞本重刻此书，方得以广泛流传。后明清间又有多种刻本，基本据谈恺本翻印。
佛经在体裁、结构上亦对传奇、小说影响深远。汉译佛经偈（jì）散结合，“偈”原意诗或颂，在散文叙述之后，用偈子将散说内容概说一遍。偈颂可以歌唱，是佛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佛经汉译之初，由于语言不同，咏经唱颂不适合汉声，由此产生了精于歌赞和咏经的经师与“宣唱法理、开导众心”的唱导，并于唐初发展成为面向俗众讲经说法的“俗讲”。由于俗讲面对的听众文化层次参差不齐，僧徒有意选取佛典中具有神异色彩和譬喻意义的情节，加以发挥讲唱，后演变成“变文”。变文内容不但有佛经故事，还有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对后代讲唱、戏曲等文学形式影响颇大。唐代之传奇、宋元之话本、明清之章回小说，皆与俗讲、变文息息相关。
却说太宗与魏征在便殿对弈。诗曰：
棋盘为地子为天，
色按阴阳造化全。
下到玄微通变处，
笑夸当日烂柯仙。
君臣两个对奔此棋，正下到午时三刻，一盘残局未终，魏征忽然踏伏在案边，鼾鼾旽睡。太宗任他睡着。不多时，魏征醒来。只听得朝门外大呼小叫。原来是秦叔宝、徐茂功等，将着一个血淋的龙头，掷在帝前。唐王惊问魏征：“此是何说？”魏征转身叩头道：“是臣才一梦斩的。”
当夜二更时分，只听得宫门外有号泣之声，太宗愈加惊恐。正朦胧睡间，又见那泾河龙王，手提着一颗血淋淋的首级，高叫：“唐太宗！还我命来！还我命来！”太宗箝口难言，只挣得汗流遍体。有旨宣徐茂功、护国公、尉迟公见驾。三公奉旨，急入到分宫楼下。叔宝道：“陛下宽心，今晚臣与敬德把守宫门，看有甚么鬼祟。”太宗准奏。好将军！你看他怎生打扮：
头戴金盔光烁烁，身披铠甲龙鳞。护心宝镜幌祥云，狮蛮收紧扣，绣带彩霞新。这一个凤眼朝天星斗怕，那一个环睛映电月光浮。他本是英雄豪杰旧勋臣，只落得千年称户尉，万古作门神。
二将军侍立门旁，一夜天晚，更不曾见一点邪祟。
——节录自《西游记》第十回
范世勳，字西屏，浙江海宁人，清初三大围棋国手之一。清乾隆四年（1739），范氏应平湖一大户之邀，与同里棋圣施襄夏对弈十局。平湖别称当湖，故称“当湖十局”。二人实际对弈十三局，气势磅礴，杀法精紧，前所未有。范氏将“当湖十局”及平生对弈经验著成棋谱，扬州盐运使高恒特以官署古井“桃花泉”名之。内容丰富，有诸多独到见解，甫一发行便轰动棋坛，在围棋史上影响巨大。
除佛道之外，民间信仰中的神灵亦为神仙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信仰以神明信仰为核心，包括神明信仰所赖以成立的宇宙观，建立在其上的祠庙、祭祀礼仪、节庆庙会、信仰组织、占验之术等等，是一种文化体系。宋代以来宗教日益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佛教、道教等组织性宗教与民间祠庙、神祠中的神明信仰的互动越来越频繁，界限逐渐模糊；普通民众因目的不同向不同神明祈祷，信仰对象多元。不同特质的神明逐渐走向市井生活，形成丰富多彩且功能多样的神仙世界。
财神神龛、神轿及福禄寿三星、八仙图龛楣
深圳博物馆藏
新编事文类聚
〔宋〕祝穆、〔元〕富大用、祝渊编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唐富春刻本 二三六卷
祝穆，字和父，南宋徽州歙县人（今属安徽），曾受业于朱熹，著《方舆胜览》。祝氏将一生读书笔记加以整理编次成此书，体例仿《艺文类聚》《初学记》。每类首录群书要语，或内容梗概，或历代沿革，次辑古今事物，终录诸家文集。引文皆注出处，分《前集》《后集》《续集》《别集》。元富大用续编《新集》《外集》，祝渊补《遗集》。此本为明刻本中传本最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