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还原文人艺人的生命状态
还原文人艺人的生命状态
文/章诒和
章诒和先生手书文章标题
可以想象，那些两会代表听温家宝总理的一席“谈心话”时，内心当有怎样的感动[注]。因为很久很久以来，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极少有这样无拘无束地促膝长谈了，大家比较习惯的是聆听教诲和指示。我只是想谈谈自己的阅读感受。这个感受涉及到关于文人和艺人的问题。
啥叫“文人”？有人说：文人就是舞文弄墨者，我同意这个看法。那些有大学文凭、那些硕士、博士，那些官员、教师、工程师、科学家、经济师等等，他们也都会写文章，有的还有作品。但他们不是本质上的文人。那什么人才是文人？我以为：文人原本就地处边缘、可有可无的一群；自由是其底色；追求自由是其特性。他们可以放浪不羁，可以胡言乱语，可以傲视权贵，可以纵情酒色，可以一掷千金，某些颓唐行为当然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但并非堕落。只要你接触的文人、艺人多了，就会知道：在其放浪形骸的内里，也有着传统道德的支撑。像张伯驹的收藏，叶盛兰的脾气，马连良的摆弄小玩意，言慧珠的钻戒和一百多件的毛皮大衣。他们当中有的还“抽”、还“赌”，可谓“台上风流，台下也风流。”但是一生至死，都是“公开展示的存在”。
梅兰芳先生
梅兰芳杨小楼等名伶集锦扇面
张伯驹先生
袁克文书赠张伯驹对联：十有九输天下事，百无一可眼中人
这种生活状态，风姿样式，人生观与价值观，无不自然而然地反映在他们的文字里，歌咏里，表演里，画作里。梅兰芳一生崇尚的是“美”。你去梅宅，任何时候见到他都是皮鞋锃亮，头发锃亮，一副雍容华贵相。他演的杨玉环即使受了冷落，备觉苦闷，那也是贵妃。张伯驹说是金融家，其实远没有现在的人会理财，成天价游东逛西，应酬唱和，戏院堂会。爱玩也会玩，是个名副其实的公子，名士，就这么个“不务正业”的散淡之人，却在文物、收藏、戏曲、书法、诗词、棋艺、等诸多领域搞出了大名堂，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大贡献。在此，本人不打算讲他的爱国情怀。只想谈谈与他交往及观察的一点感受罢了。我很同意这样的看法：一个人的能力大小，决定着这个人能走多远，能登多高，能负多重。而能力有思维方面的能力，还有一个技能方面的能力，即解决处理具体问题的技术技巧。张伯驹在文化领域为什么有诸多成就与贡献？这当然要有钱，要有闲，要有心，但非常重要的是要有能——与之相匹配的能。所谓技能，从前就叫“手艺”。所谓手艺，其实就是你对那个对象的认识程度，掌握程度，熟练程以及精确度、精准度。不客气地说，人世间所有问题解决，到了最后常常就体先在“技”上，包括政治问题。说政治智慧，说白了不就是政治技巧嘛！张伯驹的诗词做得好，我跟潘先生在画室学画，他一个人背着手站在客厅，瞅瞅窗外景色，刹那间一首诗就有了，简直“绝”了，“神”了。我问他怎么学写诗？他始终就是那两句：一精通韵律，二熟谙掌故。而这两点就是技能。张伯驹的技能精湛又高超。而我们则懂得太多，会得太少。
去也，民国旧事！它们很无聊，似乎毫无积极意义可言。奇怪的是——这些旧事、琐事、无聊的事，今天竟成为当下我们反复咀嚼、反复书写的话题与素材。学者孙郁写民国“狂士”的文章很多，为什么要写这些旧人？他对我说：因为他们更耐人寻味！的确如此，张爱玲就比丁玲有着更多的“味道”。五四以后，特别是1949年以后，以上所说的陈年往事，大多为红色政权所不容，也为革命文艺所不齿。文人是落后的，戏班是封建的，科班是反动的，生活是腐朽的。于是，清算，批判，下放，斗争，戴帽，劳教。在被强制化、规范化、驯化的同时，文人艺人自己也开始不得不学着“自查”，“自律”，直至“自觉”。比如：程砚秋先生在1957年9月20日的入党申请书里对自己一辈子扮演女性角色，居然觉得是在装模作样，扭捏作态；竟然觉得从事戏曲表演艺术是毫无意义，向共产党要求“去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又觉得用血汗钱挣的家产（住宅、田园、土地、债券等）不合法，表示要无偿奉献给政权。——读着这样的内心独白（见《程砚秋日记》），我非常痛心。
那时，我们国家的文化行政领导，也有例外，比如彭真。他担任北京市市长、中共北京市第一书记。其工作业绩当如何判定，我不清楚。但彭真对北京的几个京剧名角却能网开一面，批准北京京剧团的几大头牌，如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继续可以“抽”，但严格控制。据我所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著名京剧演员关肃霜从云南来北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烟瘾”发作，弄得大会工作人员惊骇不已，手足无措。身为委员长的彭真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刻叫人拿着他的特批条子，到北京医院领取“杜冷丁”给她注射。1958年大跃进，所有的戏曲演员无一例外下放到郊区干农活。彭真知道后，让他们陆续回城。并说：“把手指弄坏了，今后还怎么演戏？”北京市文化局和宣传部向他汇报马连良爱钱。他在1955年1月的北京市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快过年了，大家要看戏，再讲讲看戏。管文艺工作的死命骂马连良，市委有个资料，也骂马连良，演一场戏900多万元（旧币，折今币900元）不干，非要1000多万（旧币，折今币1000多元）不可，好像马连良的思想问题不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就完不成。从这里也可看出同志们的思想。其实，马连良既不是党员、团员，据说已经60多岁了，大概也不是少年先队员，就是唱戏的。就是‘我唱戏，唱得好，你给我钱。’所以，对马连良的要求不要那么高，这是一。第二马连良戏唱得好，卖座，群众多花几个钱，也愿意看他的戏，我们管这个干什么……宣传部管戏剧就是管思想，只要思想上不反动，没有害就准演。至于说（对人民）无利，打扑克有什么利？只要娱乐就有利了。你老人家又不给人家创作，又不许人家演这个、演那个。我们要去管大的思想，管政策。很多事不去管，非去改造马连良的思想不可，这有点兴趣主义，抓到哪里就搞到哪里。马连良思想能否改造，我有点怀疑……马连良的思想最好是共产主义，但落点后也不很重要；只要他演戏、卖座，大家喜欢看，看了解闷就行了。”——以上材料，我在“伶人”一书里已有介绍，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再次讲述，是因为我觉得当年的彭真对文艺和文化人的了解，比我们现在意识形态总管和各级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干部要深刻得多，其政策水平也高得多。所以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文革爆发，在彭真的领导下北京市京剧团演出和创作了一批很不错的戏，从《群英会》《赵氏孤儿》到《铡美案》《望江亭》。张君秋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了自己的流派——张派。这也是1949年后，唯一形成的京剧流派！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管理文人艺人的方法是纳入“单位”，由“组织”管着。每一个人的头上有文化部，省委，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剧院，院长，党委书记等，层层叠叠且相互关联的各级官员领导着。你的思想，你的待遇，你的创作，你怎么写，能否出版，你演什么，能否公演，怎么演，谁站（舞台）当中，谁站旁边，谁给你拉琴……都由领导研究，请示批准。这样管理的结果，首先是人文气息、艺术气息的丧失，是文学家、艺术家身上天生的自然、悠然、超然的文化状态的丧失。搞得人家左右不是，上下不能。自由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想不干什么就有能力不干什么——这话好像是康德说的，现在真的需要仔细琢磨这句话了。
什么叫文化状态？就是一个人的生命状态，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去还原文人艺人的生命状态。想把中国的文学艺术搞得有点样子，恐怕不是出什么“经典”。因为所有的经典艺术，都不是因为服从了领导，而是听从了心灵。
2006，12写于北京守愚斋
2016，12修订
注释
2006年11月28日，温家宝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同文学家艺术家谈心时表示，繁荣文学艺术要贯彻双百方针；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要为文学艺术家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学术土壤。本文为2006年12月一次座谈会上座谈温家宝总理在文代会与作代会讲话的书面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