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史研究如何深入
历史叙事以政治史为中心，这是中国历史学的古老传统。其实古今中外的传统史学，都是以政治史为中心的。这也不是没有一点理由。虽说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但影响历史进程最大的，无疑是执政者及其政治决策。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更是如此，不以政治史为主轴，很难理清当代史的发展脉络，也很难说清其他任何问题。
然而，即便以政治史为中心，也存在表面化、平面化叙事的问题。对此，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三方面加以改进：
第一，应当重视政治决策的过程。有些作品基本上是把会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串联成篇，被人戏称为“会议文献史”。会议文献在中国政治中的确处于一个重要地位，有人甚至把中国政治叫作“文件政治”。但我们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文献编排和文本解读上，文件的形成过程更加重要。一个重要文件从动议到调研、起草、讨论再到通过，是党内逐步取得共识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鲜活的历史话题。我读到的有代表性的作品是石仲泉、韩钢等人主编的《中共八大史》，这本书以翔实的档案材料记述了中共八大会议筹备和文件起草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到指导思想的多次调整、重要提法的形成以及人事安排的考虑等，生动地反映了1956年中国政治的发展状况。另一个例子是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份文件从起草到通过前后历时两年多，其间经历了大小范围的多次讨论和文稿的多次修改，反映出党内高层对历史问题的不同认识以及最后达成共识的复杂过程。当然，与文件的形成相比，更重要的则是文件如何贯彻。过去经常看到这样的表述，某文件或某领导人提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就解决了什么问题。这也太过偷懒了。即使是说在认识上解决了问题，也未必准确，因为认识经常是反复的。文件出台与文件实施不是一回事，一个政策从中央贯彻到基层，经历太多环节，受到各种因素的约束，包括认识歧见、利益扭曲和客观情势的制约等。其中有得到较好落实的，也有时效远远超出最初设想的，如统购统销政策，起初或许只是一个应急措施，不会想到它成为延续几十年而很难放弃的一项基本制度。但实际效果与政策初衷相背离的情况亦非个别，有些文件甚至一出台就被束之高阁。例如，中共八大确定的路线很快就被否定了。再如，1980年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随后的政治生活中受到了重视吗？关于腐败问题，1980年陈云提出：“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页。）话讲到头了，但腐败趋势并没有因此而被遏制。
第二，应当重视各层级的互动。我们过去的研究基本上都集中于高层少数几个人的思想和活动，尤其热衷于高层机密，对于党内各层级的作用很少顾及，省级以下的研究基本阙如。然而，历史不是几个人的小合唱，而是无数人参与其中的大合唱。1980年4月，邓小平在谈到“大跃进”时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6页。）这话讲的是实情。在“大跃进”运动中，从中央到基层各级干部都发挥了他们的主动性，贡献了他们的“想象力”。特别是几十万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地位极为重要。1956年毛泽东说过：“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4页。）如果有人对当年几十万县级以上领导干部群体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人际渊源等做一些研究，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会有很大帮助。以本人阅读所见，李若建写的《理性与良知：“大跃进”时期的县级官员》一文就是这方面的成果（参见李若建：《理性与良知：“大跃进”时期的县级官员》，《开放时代》2010年第9期。）。我们看到，即使在毛泽东时代，地方领导人仍然拥有很大的裁量权，特别是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算是一言九鼎，“大跃进”中各地在做法和后果上的差异，与第一书记的作为关系极大，如四川与湖南地理环境差不多，都可称为鱼米之乡，然而三年困难时期四川的非正常死亡远比湖南严重。陈云曾经说过，毛泽东犯错误，一些地方负责人起了不好的作用。他虽然没有谈具体事例，但绝不是随口一说。在许多情况下，毛泽东的想法总会得到地方大员的更多呼应，特别是在出现意见分歧时，毛泽东往往能在他们中间找到支持者。省委书记们也影响着毛泽东，有时甚至走到了毛泽东的前面。（参见萧冬连：《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2、107、133页。）现在我们对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模式知之甚少，但肯定不是你令我行那么简单。改革开放以后，中央赋予地方更大的自主权，区域差别显得更加突出，中央与地方的互动更加复杂，包括各种利益的博弈，例如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就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谈判过程。总之，中观研究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应该有更大的发挥余地。
中国当代史带有很大的个人色彩，人们把改革开放前称为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后称为邓小平时代，这样说在特定意义上是可以的。特别是毛泽东时代，在相当程度上是毛泽东左右着政治走向。但历史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事情的发展并不依一个人的意志而行，其结果更不都是决策者想要的。我相信恩格斯说的，历史是一个合力，各种方向的力量在其中起作用。中国当代史也当如是观。极而言之，每一个人都参与了对历史的塑造。如果真的只有一个脑袋，只有一种方向的力量，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党内分歧和斗争了。承认这一点，丝毫不会减损主要领导人的作用。
第三，应当重视人事背后的制度。我们的当代史研究重视记述重大事件，对一些基本制度的考察则很不够。客观上说，叙事容易上手，新中国成立以后运动一个接一个，为我们提供了方便，制度研究则困难得多。然而，制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制度由人设立，因人事而改变，更会对人事构成局限。1949年以后政治运动不断，与计划经济制度有很大关系。计划经济消灭了竞争，必须不断地进行政治的、思想的动员，以保持民众的持续热情，从外部注入经济社会驱动力（萧冬连：《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第208页。）。一些基本制度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甚至超过任何运动。我们在记述1963年至1965年的历史时，似乎几亿农民都在做一件事，就是“四清”，其实“四清”只在部分农村进行。即使是“文化大革命”，对于多数农村来说也就像一阵风，大风过后农民该怎样还怎样，不可能像城市人一样“停产闹革命”。道理很简单，没有人给农民发工资和口粮，农民还得靠自己解决吃饭问题。真正影响农民每一天生活的是诸如统购派购制、口粮制、工分制等等这样的基本制度，而横亘在农村青年面前的一道几乎不可逾越的屏障，就是那个农村户口。
对当代中国一系列制度的源流和利弊做一番梳理，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和问题。例如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就值得认真梳理。户口调查和登记制度古已有之，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户口登记也是为了适应一般性社会管理和治安需要。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技术上需要厘定计划供应人口，这促成1955年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的分界。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取消自谋职业，城镇就业由国家统包，同时，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模式限制了新职位的创造，于是出现了就业压力，限制农民进城的政策由此出台。特别是60年代初，为应对经济困难，2000万城镇职工和人口下放农村，形成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倒流，向农民打开城门的可能性更小了。当然，基数巨大又增长迅速的就业人口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不仅是就业，附着在城市户口上的各种福利保障制度构成了排他性的利益屏障，而这些福利保障制度正是计划经济的一部分。由此可见，户籍制度不过是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一块拼图。钱穆说，历史上“任何一项制度，决不是孤立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是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前言”第4页。）。这个话在这里也适用。不过，人民公社取消30多年了，计划经济也已成过去，户籍制度的改革却还任重道远，2亿多农民工仍然不能融入城市生活，享受市民待遇，这无论如何都做不出合理的解释，只能说是受阻于利益屏障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性歧视。政治制度方面，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说，过去发生各种错误，固然与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列举了党和国家制度中的主要弊端，包括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等。遗憾的是，人们至今都没有对这些制度做过深入的研究。
作者简介：萧冬连，男，1950年10月生 ，湖南省衡东县人，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共党史和当代中国史。其代表作为《国步艰难：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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