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鹤琴：甘做幼稚园园长的大学教授
口述：陈一飞（陈鹤琴之子） 撰文：陈远
中国的现代幼儿教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最早对幼儿心理进行研究的人是谁？
今天幼儿园里的各种教育形式是从哪里来的？
请记住陈鹤琴——这个把一生献给了“小孩子们”的教育家。
太平洋上的抉择
“一个人总是要有志向，定了志向，再定学什么，干什么。”父亲给我讲述他当年选择儿童教育作为终身事业的时候，总要说起这句话。
1914年夏天，父亲从清华学堂毕业了。跟当时他的大多数同学一样，父亲考取了庚款留美。当初中国国困民弱，许多人都想通过学医来强健国民的身体，父亲最初的理想也是学医。他把这个选择告诉了清华的周诒春校长，得到了校长的同意，周校长电告当时的留美监督，要求把父亲安排在美国最著名的医科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8月15日，父亲和其他赴美的留学生登上了“中国号”邮轮，开始留学的历程，日后成为父亲事业上的同志与挚友的大教育家陶行知也在其中。命运之神就这样巧妙地把他们安排到了一起，此次的同行，也成了他们终身友谊的发端。
踌躇满志的留学生们怀着对自由、民主、科学和新生活的向往，怀着对未来的憧憬乘风破浪，横渡太平洋。但是在船上待了不到三天，父亲就开始寝食不安了：“学医还是学教育？”“究竟我的志向是什么？是为个人生活吗？决不！是为一家的生活吗？也决不！我的理想是‘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医生是医病的，我是要医人的。我喜欢儿童，儿童也是喜欢我的，我还是学教育，回去教他们好。”就这样，父亲确定了他一生的志向。
到达美国后，父亲努力寻找机会，改学了教育。
实验狂爸爸
1919年初，离当初规定的五年留学年限期满已经为时不远，而父亲当时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修满了30个学分，获得教育硕士学位开始准备他的博士研究论文了。博士论文至少还要有一年的功夫才能完成，父亲于是写了延期申请。
在等待审查核准的过程中，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郭秉文到美国物色教员，力请父亲下学期回国教书，并许诺3年后再设法送父亲回来完成博士学位。父亲就接受聘请回国了。
在父亲回国的最初8年里，除了在高校担任教职之外，还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儿童教育理论的研究之中。理论是要从实践中来的，怎么办呢？当时我的大哥一鸣已经出生了，父亲就拿一鸣做实验。他拍了一百多张照片（见插图），还用文字详细记录了孩子的成长过程：
（1）这个小孩子是1920年12月26日凌晨2点零9分生的。
（2）生后2秒就大哭，一直哭到2点19分，连续哭了10分钟，以后就是间断的哭了。
……
第135天
（36）他从睡梦中惊哭起来，两手向上，眼睛往上开了两次，哭出短而快的声音。
……
第490天
（196）模仿洗衣：他拿了一块肥皂，用手捻着，在洗衣板上磨来磨去，模仿他祖母洗衣服的样子……
在一鸣出生后的808天里，他的或哭或笑，或拉屎撒尿，或学步走路，或模仿大人做了个什么动作，都让初为人父的父亲如获至宝，一一记录在案。通过观察和试验，父亲对儿童的动作、好奇心、模仿、语言、记忆、思维等方面做了科学的分析，积累了大量第一手材料。
1923年春天，父亲提出设立幼稚园的主张，得到他任教的东南大学教育科的支持。到了这一年的秋天，中国第一所幼稚教育实验中心——南京鼓楼幼稚园诞生了。幼稚园就设在我们家里，父亲则是园长。
在当时的中国，儿童教育还是一片荒原，父亲创办幼稚园的做法遭到了不少人的笑话：“一个留学生，堂堂大学教授，搞娃娃教育有什么出息？”但时间证明了父亲的正确。
“我有一百多个孩子”
1935年，日本的武装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使中国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儿童也灾难重重。8月1日，父亲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文章呼吁各界人士都重视和关心儿童，这一呼吁后来被称为“九条宏愿”：
“一、愿全国儿童从今日起，不论贫富，不论智愚，一律享受相当教育，达到身心两方面最充分的可能发展。
二、愿全国盲哑及其他残废儿童，都能享受到特殊教育，尽量地发展他们天赋的才能，成为社会上有用的分子，同时使他们本身能享受到人类应有的幸福。
……
九、愿全国慈善家和一切成人们，对于凡百救济事业，先从儿童做起，遇到危险，先救儿童。”
“凡百救济事业，先从儿童做起，遇到危险，先救儿童。” 这样的话父亲可不是随便说说。1945年初，日本侵略者沿赣江南下，一时赣州吃紧。在这之前的8个月，父亲刚刚带着幼师二百多师生从泰和撤退到赣州，至今又不得不再度迁校。可是当时要钱没钱，要粮无粮，交通工具又没有着落。当时赣州大、中学校的作法是纷纷就地解散，幼师的同学听说后十分着急。父亲说：“我是一校之长，我就是讨饭也要带你们一起走。”
父亲去找当时赣南行署专员，要求他签发重庆教育部拨给赣州各学校的100万元迁校费，但是那人拒不签付。父亲气急无奈，愤然离去。后来通过朋友向青年会和圣公会借到了8万元，但是所有的船只都已经被当局控制，不得动用。父亲不得已只好恳求一名管船的职员借一条船给他。
管船的人以为他是为家眷借船，就问他：“你家有多少孩子要借船？”“我有一百多个孩子。”父亲回答说。没想到那个管船的职员竟读过父亲写的《我的半生》，他对父亲说：“我佩服你老先生奋斗的精神，无论怎样困难，一定分一条船给你们。”
挚友陶行知
“我们教育战线系同志，我们奋斗目标系同道，我们实践标准系同行，我们出生时代系同年，我们海外求学系同学，我们回国任教系同事，我们立志为人系表率，行知对我一生系楷模。”这是父亲八十八岁的时候应陶夫人之请，为纪念行知中学建校四十周年而作的题词。而这几句话，也准确地概括了父亲和陶行知先生的关系。
我小时候对于陶先生和他创办的晓庄师范都很熟悉。晓庄在我的脑子里就是“与农民打成一片、艰苦奋斗”的同义词。父亲常常向我们兄妹说起1927年3月的晓庄师范开学典礼。陶先生指着头顶的蓝天说：“这就是我们学校的天花板。”指着脚下的黄土说：“这就是我们学校的地板。”他说，晓庄不同于一般的学校，我们的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生活就是教育，教学做合一；我们要用手又用脑，创造新学校……13年后，父亲怀着与陶先生同样的气魄，在江西泰和的荒山上开辟了中国幼稚园的新园地。在创办幼师的第一天，他对师生和老乡说：“我们不是来读死书的，也不是来教死书的，让我们来推行活的教育。”
说起“读死书，教死书”，这里面也有父亲和陶先生的一段掌故：陶先生批判旧教育有句名言：“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父亲对于这句名言非常欣赏，他进而提出一定要把这种“死气沉沉的教育”改变为“前进的、自动的、活泼的、有生气的教育”，使教师“教活书，活教书，教书活”；让儿童“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这也是父亲“活教育思想”的发端。
1946年7 月，陶行知继李公仆、闻一多被暗杀后，在“等着第三枪”的恐吓声中骤然病逝。父亲不顾白色恐怖可能带来危险，为陶先生追悼会的筹备活动奔波。各团体和组织发起的追悼筹备会公推父亲为筹委会主任，在10月27日的追悼会上，陶先生的遗像悬挂在主席台蓝色天幕的正中央，上面还有一条写着“民主之魂 教育之光”的横幅。父亲致词说：“陶行知先生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勇敢的民主战士；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我们要学习陶先生的革命精神！继承并努力完成陶先生未完成的事业！”
12月1日，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几个参加陶先生灵柩举行公葬的仪式，他代表51个团体宣读祭文，当读到“长江里流的不是水，是我们的泪，……你是穷孩子的保姆、人民的朋友、我们的导师，”“你吃得苦、穿得差、跑得累、住得坏……为老百姓服务……吃草也甘”，父亲号啕大哭，众人也为之泪下。
1947年1月，父亲在学校收到一封匿名恐吓信，信中画了一把匕首、三颗子弹，信中说：“陈鹤琴！你追悼陶行知！你等着吧！你的下场比陶行知还要惨！”对此，父亲坦然一笑，并且着手编写《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特辑》，在他主持的杂志《活教育》上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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