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宁坤：和菲茨杰拉德有缘

陈远按：2019年8月10日北京时间15:20，翻译家巫宁坤先生在美国安详辞世，享年99岁。笔者自2005年开始便与巫先生保持联系，2007年巫先生短暂回国，我曾经请巫先生做过一个简短的口述，旧文重发，纪念巫先生。当年整理玩巫先生口述，我曾写过一个短记，也一并发在这里。

愿巫先生安息。

在西南联大，汪曾祺是大才子

　　抗战时期，我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英文系读书。读了两年之后，飞虎队来到了中国，我就去当翻译了。要说翻译生涯，这是最早的，当时口译笔译都做。那时的翻译，相当于秘书的工作：有些信，用英文起草，或者把英文的文件翻译成中文，把中文的文件翻译成英文。当时我们那一拨人是美国军中第一批翻译，去的最早。

　　更早些，我在昆明当学生的时候也曾经翻译过一些小诗。当时罗隆基的夫人，在《中央日报》编副刊，那个副刊叫《平民》，她很喜欢我的东西，她说：“宁坤来的东西，我什么都登。”汪曾祺那时跟我上下铺，他对于语言的敏感对我们那帮同学都有影响，当时去看沈从文我们都是一起去的。汪曾祺是大才子，我在他面前都抬不起头来。我们在西南联大的教育不是课堂上的，课堂上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跑警报了，主要的时间都是在自己看书。

　　像我们每次去看卞之琳先生，卞先生总是拿几本书给我们，去看吧。我们对于英美文学、古典文学的知识，都是这么来的。

　　1951年从芝加哥大学回国之后，还搞了一阵文件翻译，因为当时能搞翻译的人还不多，尤其是中译英的。

　　1952年，亚太地区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我被叫去做翻译。后来1956年召开八大，就把上次叫的人筛选了一次，叫了去，同时又请了一些更老的翻译家。钱钟书先生当然是跑不了的。我当时也没有觉得钱先生是什么大人物，我们一样坐公车出去上班。我们在一个办公室里一起搞翻译，我，他，还有王佐良。

　　回国之后先是在巴金和萧珊的推荐下翻译《白求恩传》。翻译完《白求恩传》之后，我又翻译了德莱塞的短篇小说选。他是以长篇小说闻名的，可是我觉得德莱塞的短篇小说没有受到重视。之后我又翻译了斯坦贝克的短篇小说《珍珠》，翻译《珍珠》是因为朱海观，一个比我还老的翻译家，海明威就是他翻译的。

　　1956年，英国有个作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由老舍接待，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也邀请了我。在那个会上，我碰到了朱海观，朱海观抓住了我，让我给他们翻译些东西，朱海观当时在《译文》。

　　后来他就给我寄来了《珍珠》。到了1957年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受批判了，白天受批判，晚上回去就翻译《珍珠》。《珍珠》1958年2月份在《译文》上发表了。那时候我已经是右派了，右派的东西不是不能发表吗？怎么我的翻译还被发表了呢？因为当时我在保密单位工作，那时候我在中央调查部下属的一个干校，虽然被打成右派，但是名字不会见报，外面的人不知道。后来的事情很滑稽，一家出版社要出版《珍珠》的单行本，写信给我要我写一个序，那时候我已经在半步桥监狱了，完全失去了自由，所以单行本也没有出成。翻译生涯自然就中断了。

　　翻译狄兰·托马斯，“比余光中好”

　　等到我的右派帽子摘掉之后，首先是《白求恩传》再版了，后来我翻译的狄兰·托马斯的诗也出版了。1980年3月，我被调回北京。这事说起来也有意思，这时候，我忽然又成了宝贝，大家争着抢我。当时我在安徽师范大学，安徽方面不放我走，但是中央组织部的调令，谁敢抗啊。

　　学校的领导找我说：“巫老师，只有你自己说不愿意去才能留下来，我们没有这个本领。你在安徽是这个，”他伸出大拇指，“但是你到了北京，你这样的人就很多了。”

　　可是大家都劝我回北京，而且我也没有想在安徽做什么第一。

　　1979年《白求恩传》再版时，我在语言上做了一些修改。几乎同时，袁可嘉要编一本现代派文学的选集，他知道我喜欢狄兰·托马斯，所以找到我要我翻译托马斯的诗。我给他的稿子寄出之后，觉得自己翻译的不像样子，就给他写信，我说：“可嘉，你退给我吧，你找佐良翻译好了。”但是可嘉回信说：“佐良是佐良，你的是你的。退给你修改可以，不用不行，因为稿子已经在我手里了。”没想到隔了这么多年后，冒出了一个黄灿然，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译诗中的现代敏感》，把我翻译的托马斯的诗跟余光中翻译的放在一起比较，灿然说：“托马斯是英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也是超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代表诗人之一。在一般人看来，他的诗难懂，更加难译，而要译得像巫宁坤那样不逊于原文，更是难上加难，甚至几乎可以说是不可能的，而巫宁坤把这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化了。”灿然在文章中还把我和余光中比较，说我的翻译比余光中还要好。那篇文章因为涉及现代诗翻译的问题，所以在国内外传的比较广，但是实在让我不好意思，哪有这么写评论的嘛。

　　凑合着翻译了《盖茨比》

　　1980年，我回到北京之后，我被分配到国际关系学院，担任英美文学研究生小组的组长。《世界文学》（原来的《译文》）又找我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后来《了不起的盖茨比》被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序言是我写的。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部重要的作品，但是对我来说我也是凑合着翻译，说实话我觉得我是没有资格来翻译这部伟大的作品的。《世界文学》找到我翻译的时候，要求的时间很紧，六月份找到我，十一月就要出来，现在想起来我当时比较草率。

　　关于《了不起的盖茨比》，还有个故事相当好玩。

　　我去了美国之后，一个美国的明星看了我的《一滴泪》给我写信，说他认识很多作家，但是从来不给作者写信，这是他破天荒头一遭，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一滴泪》中提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那个明星在给我的信中讲了一段他跟菲茨杰拉德的故事：有一次他在好莱坞吃早餐，边吃边看一本小说，忽然一个人走过来说：“你在看什么，这么全神贯注？”明星把书递过去，那个人一看说：“哦，这是波兰的，在波兰相当于《乱世佳人》。你怎么看这个？谁推荐你看的？”明星问他：“那我该看什么？”那个人说：“你应该看菲茨杰拉德的，那是最好的！”后来那个明星才知道，那个推荐他看菲茨杰拉德作品的人就是菲茨杰拉德自己。

　　还有更精彩的故事。我的太太是天主教徒，她经常在星期天到我们所在的华盛顿郊区的一个教堂去做弥撒。她去做弥撒的时候，我就在教堂的外面遛遛。有一次我走到教堂的墓地，忽然一个人从一个墓碑背后钻出来，吓了我一跳，他指着一个墓碑，跟我说：“最优秀的美国作家。”我跑过去一个看，正是菲茨杰拉德的墓，地上有个碑，上面刻的正是《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最后一句话。看来，菲茨杰拉德是显灵了。

　　奥登没有什么架子

　　当时我已经开始带研究生，工作比较忙。零零散散地还翻译了一些短篇和中短篇。其中包括托马斯、伊修伍德的作品。伊修武德的作品国内几乎没有什么人翻译，只有卞先生他们翻译过。

　　1982年我到加州去访问，在那里待了一年。后来我发现伊修武德也在附近住，我就找了一个跟他有联系的人，让他开车去看伊修武德，我带了我翻译的伊修武德作品的复印件，他看了之后说：“你要给我签名啊！”伊修武德在抗战的时候曾经到中国来过，他跟奥登一起合著了一本很有名的《战地行》，奥登写诗，伊修武德写散文。

　　奥登我也见过。1945年我坐了一个长途汽车旅游，在途中我在一个杂志上看到奥登在一个大学讲授英文的消息。我就给他发了一个电报，表达了我想和他见面的愿望。他很快给我回了电报，问我什么时候到，他到火车站接我。奥登没有什么架子，不像媒体上说的那样，他到了哪里都是大事情。

　　说到翻译，我实在不成气候，你千万不要用翻译家来形容我，我“家”不起来。最近我看到有的文章把我跟汪曾祺、王佐良的文笔比较，说我的文笔不如他们。我一看就说，天啊，这怎么好比啊，我跟他们不是一个档次的嘛，佐良我不敢比，曾祺我更不敢比啊。我对于自己一生的评价就是“一事无成两鬓霜”，我已经八十五岁了，真的是老了。不过最近还是要翻译一部作品，是给译林出版社翻译的，没有稿费，稿费作为给慈善机构的捐款，这是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受到的影响。这大概是我最后的一部翻译作品了。

　　口述：巫宁坤   整理：陈远

　　■手记

　　虽然和巫宁坤先生保持着联系，电话、电子邮件等等，但是还一直没有见过他的面。《一滴泪》曾经给了我那么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总是在想，一个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的老人，在谈起往事的时候，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个疑问很快就不复存在了，在我见到了巫宁坤之后。

　　我们尽量谈一些轻松的事情，一起会心的哈哈大笑。其实，我发现，即使谈过去的惨痛经历，巫先生也已经看淡了。比如他的《一滴泪》，多么惨痛的经历，但是却做到了哀而不伤。说到翻译，我实在是个外行，不敢多说，巫先生谦虚地说他不是翻译家，我也不知道对这种说法表示赞同还是否定。但是我看过巫先生的其他的文字，绝对是一流的文字品质。从这一点上说，有些人只要翻译一篇文字，就能当得起翻译家之称，比如巫宁坤。

　　说起他的同学辈无论是在人文科学还是在自然科学领域都作出了让人仰视的成就，人文科学的领域比如汪曾祺、穆旦，自然科学领域的当然就是李政道。但是巫宁坤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成就，就连他的名字，国内知道的人也极少。其中缘由，自然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够说清。在巫先生“一事无成两鬓霜”的感慨中，有谁能了解无边岁月的沧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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