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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启示:如何增长?

包总爱汤包 港股那点事 2019-04-07


作者:包总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William D.Nordhaus和Paul M.Romer,以表彰二人将技术创新和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相结合。

 

官网的新闻稿写道,“威廉姆.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设计出一些方法,来解决我们目前关于创造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最基本以及最紧迫的问题。”

 

保罗定义了知识是如何成为长期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而威廉姆第一个创建了“描述经济与气侯之间全球范围内相互作用的定量模型”。

 


简单来说,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关键词是:经济增长、知识创新和气候变化。经济增长,是各个国家谋划未来的首要课题;而目前最成熟、最广泛达成共识的理论认为,知识创新是长期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气候变化是发展的内在约束。

 

这个时点上,瑞典皇家科学院将最高荣誉的奖项颁给这个领域,或许饱含着一层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担忧。

 

看看当前的国际形势,逆全球化的思潮涌动,两大经济体不断加码贸易制裁措施,新体系谋求取代旧秩序……说到底,这都是全球发展进入平庸时代以后,所有人开始为分蛋糕的事情斤斤计较,尽管各自振振有词,其实底层就是一个简单的逻辑——蛋糕就这么大了,你多一块,我就少一块。

 

今年的诺奖像是经济学家向政治家的一声呼吁,除了分配,更重要的是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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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和分配,以及怎样分配(激励)能保证持续增长,是经济学想要解答的问题。而宏观经济学首要想回答,整个经济体如何实现增长,增长取决于哪些因素?

 

如今,在中国所有的经济学院,宏观经济学课堂上都会讲两个模型,一个是索洛(Solow)模型,一个就是今年这位获奖经济学家的罗默(Romer)模型。

 

20世纪50、60年代,索洛(Solow)等人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增长理论,后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他们的模型中,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技术被当作外生的变量。即,在给定的技术水平下,想要取得经济增长,要么投入更多(实物)资本,如增加机器设备等;要么增加劳动力,如招募更多工人。

 

这个模型的想法贯穿至今,它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增长来自于资本、劳动力或技术进步。但索洛模型的缺陷显而易见,它把技术进步看作为外生因素。今天我们很明白,技术进步从来不会自然发生,它来自无数研究人员和资金投入的无限探索。

 

罗默在索洛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知识和创新”,把技术进步作为内生因素来考虑,由此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The Theory of Endogenous Growth)。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因为教育、培训等行为会形成不同的人力资本;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也会因为研发、创新等活动而形成技术进步。从而,理论模型把技术进步的要素内生化。

 

简单地说,知识会影响劳动力水平和(实物)资本的投入产出率。罗默的想法,今天看来十分自然。它对全球的经济增长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让人们从理论上认识到:技术进步内生于劳动力和资本要素中,而只有教育和研发投入才能加快知识累积,促成技术进步的发生。

 

在索洛模型中,一定规模以后,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边际回报率都会递减,因此增长会面临极限。但罗默的理论把人类从绝望的终局中解救出来,技术创新可以打破原有劳动力和资本的生产力极限。

 

此外,理论还指出了很多现代化的启示:


1.    一个经济体(国家或企业),未来增长的方式和速度取决于今天技术进步方向的投入。


2.    为什么要允许“垄断利润”存在,因为这样才能够激励厂商大量投资在创新活动上,加速知识累积。而这种知识会因为使用上的非竞争性,产生溢出效应,再进一步加速知识累积,对经济增长产生多重的拉动作用。


3.    为什么要保护知识产权和专利?因为这是技术进步的必须保障。


4.    为什么要在教育上加大投入?因为这是决定未来增长潜力的根本。

 

罗默的理论,不仅对过去几百年人类社会的增长路径做出了很好的解释,也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模式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为此今天应该毫无疑问地进行知识和创新上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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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默分别于1986年和1990年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两个模型,完成了理论的搭建,后来者只是基于他的理论做了一些方面的补充和实证研究。发展至今,增长面临新的约束——自然环境,这成了人类社会的全新命题。


如何将自然环境的变化和人类经济活动的内生性关系量化测度,在自然环境的约束下,实现人类可持续增长——这是诺德豪斯的研究核心。

 

气候变化的问题,传统上是自然科学的领域,但其实它们和经济领域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所有这些“排放”都是人类生产消费等经济活动的结果,如果要控制“温室效应”,必须通过影响人类经济系统才可能起作用;另一方面,气候变化又会对人类经济活动产生影响。

 

20世纪70年代,诺德豪斯已决定开始研究这一主题,因为当时科学家们担心化石燃料的使用导致气侯变暖。20世纪90年代中期,诺德豪斯尝试着把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整合在一个模型框架里,在这个模型里,经济活动会产生碳排放,碳排放又使得生态系统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再影响到经济系统,形成一个循环流。

 

他将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引入了气候变化这个命题中,比如说,表示为减低温室气体排放所需要的经济投入是递增的,但是温室气体带来的损害会随着减排的上升而下降,所以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最优”的减排方案,使得社会净收益最大。


 

如今,诺德豪斯的模型目前已被广泛运用于模拟经济气侯之间的演化以及检测气侯政策干预的后果,比如征收二氧化碳税等。

 

诺奖颁给“环境经济学”,也是一种呼吁,经济增长应该前瞻性地考虑环境因素,才是真正可持续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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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于经济增长的睿智洞见和前瞻性思考,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褒扬。回到眼下的世界,有何现实的意义?

 

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是技术进步。当技术十分落后时,借鉴模仿可以快速进步;当技术水平接近甚至反超时,唯有创新和投入研发一条路可走。

 

这可能正是中国高速发展40年以后,现在所面临的一个困境。从前,我们招商引资,以市场换技术;加入世界贸易体系,以廉价劳动力和环境污染的代价成为全球的制造中心。当我们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部分技术开始逼近世界领先水平,原来的领先者感到了威胁,他们担心中国突破最后的技术差距后,让他们失去竞争的优势。于是,他们开始指责,中国在过去的贸易中占了便宜,侵犯了知识产权……

 

人家不干了,怎么办?唯有自力更生,唯有自主创新和研发。

 

2017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1.7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6%。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2%,较上年提高0.01个百分点。从全球来看,中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目前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

按主体划分,企业研发经费为1.37万亿元,占比78%,比上年增长13.1%,连续两年实现两位数增长。

 

这些研发的支出,才是中国及中国企业突破当前困境的真正武器。

 

以华为为例,2017年华为投入研发费用达897亿元,同比增长17.4%,居于全球企业第6位。近十年来,华为坚持每年将10%以上的收入投入研发,研发总金额已超过3940亿元。这些数据背后,正是华为走到世界前列的原因。

 

伟大经济学理论的洞见,自会在现实世界里展示深刻的影响力,并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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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1968年起,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每年颁发一次,颁奖遵循对人类利益做出最大贡献的原则。

 

环顾当下的国际形势,争夺蛋糕的行为越来越不“体面”,诺奖像一个黑色幽默,人类发展更重要的是持续的增长,而不是如何分蛋糕啊。

 

世界不够团结,无法着眼长远的增长,中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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