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满：解决不好这五大难题，中国就危险了！
一、农村发展道路：继续
单干还是集体致富?
中国工业化进程虽然很迅猛，却依然是一个农民大国，并没有从农民大国转变成农业大国，农村进一步空心化，从农民的出路到农业的发展再到农村的未来都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主要源于几大因素：一是农民的财富来源不是来自农业和农村本身，而是来自农民到城市打工的血汗钱；二是由于对国际市场过度开放，使得中国的农产品被倾销到中国市场的外国农产品挤垮，农民并不能从农业和农村获得致富来源。长此以往，农民将永远成为工业和城市的附属品，只能在血汗工厂充当廉价劳动力，而不能获得人格和经济独立；三是政府采取的一直是将农民驱赶出土地的方式让他们进城打工，而城市又对进城的农民工采取了歧视性的隔离政策，使得他们“进不了城，回不了乡”，始终是中国大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庞大的贡献最大却漂泊着的群体；四是进城的农民工不仅在子女就学等方面受到歧视，而且在政治权力方面受到限制，在人大、政协中的代表性严重不足，参政议政、为农民群体争取权利和政策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缺失。
当前围绕“塘约道路”的讨论很热烈，中国农村到底是继续走分散的进城打工的道路，还是走集体化的道路正面临抉择，“小岗村”的模式可以解决农民吃饭的问题，但无法解决农民致富的问题，当前正在实施的“土地流转”政策依然是将农民赶出土地，让大资本进入并垄断农村土地，农民会越来越成为漂泊的群体，将来会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不仅不能像以前那样成为转嫁工业和城市危机的蓄水池，而且会成为社会不稳的群体，如何让农民通过农业和农村致富，通过集体力量致富应该是我们今后考虑问题的重点。
中国在对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谈判时往往是牺牲农民的利益，将农业作为对外让利的一个产业，使得外国农产品对中国农村市场形成倾销，中国农业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中国农民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使得中国农业失血严重，农村出现衰败，如此向国际资本开放农业市场、牺牲农民利益在全世界也极其罕见，日本和韩国对本国农业市场的严格保护应该值得中国学习。
中国“三农”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最广大社会群体——农民的根本利益的问题，是关系到中国能否顺利进入发达社会的问题，是关系到全社会发展公平公正的问题，是关系到中国文明承续、社会稳定的问题，问题的核心是不能让农民工这个歧视性职业世代延续，而应该让农民通过努力通过劳动能够致富，享有全民所应该享有的权利。
中国农村发展道路应该采取以下方式：一是继续完善和规范农民对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权的法律法规，确保农民对集体土地的合法拥有和经营，禁止大资本的力量或大资本通过政府的力量剥夺农民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二是立即停止在国际贸易谈判中出让农民利益的行为，保护中国农业市场，让农民能够通过农产品获得利益并达到致富。三是农民分散经营已经证明无法致富，必须走集体致富的道路。四是应该大力扶持农村生态绿色农业和产业的发展，禁止转基因农产品，禁止过量使用有害农药等，将中国农业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生态绿色农业保护区。五是让所有进城务工人员完全享有城市福利，在户籍、就医、子女上学、购房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六是提高农民的政治待遇，提高农民参政议政权力，增加农民在人大、政协的代表性。
二、制造业：市场换
技术还是自主创新?
对于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制造业一定是整个经济的核心和基础，一旦制造业落后，无论金融业多么发达，最终整个经济仍然会衰落。当前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制造业全产业链的国家，美国在制造业的许多领域已经空心化，实现制造业的回归和复兴是现任美国总统政策的核心，当前中美两国竞争的核心其实是制造业的竞争，谁占领了制造业的制高点，谁就是未来世界经济的霸主。
像日本、德国、英国、俄罗斯、韩国等国可能在制造业的某一方面拥有世界先进技术，但在一些重大产业和装备方面，拥有某一方面的技术优势已经无法形成垄断优势，无法形成产业链。现在工业特别是在重大工业项目上，必须在多个产业甚至需要在全产业链形成优势才能在该产业形成优势，具有全产业链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向美国发起全面冲击的基础和力量。
全产业链的基础是人口和人才，中国能够在几乎所有产业发力，在所有产业向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和韩国等发起冲击，就在于中国有足够多的劳动力和专业人才，中国的技术专利申请量能够迅速进入世界前列，就在于中国能够在几乎所有领域发力，这也是中国具备全方位超越美国的基础。
相继在高铁、核电、航天、军工、智能手机等方面取得突破后，中国制造业最薄弱的环节是半导体、芯片、汽车、生物制药等方面，如果中国在这些产业方面能够实现对美、日等国的超越，中国将在全产业链方面打破大而不强的现状，实现对美、日等制造业大国全面、不可逆转的超越，美、日等将不再有超越中国的可能。
中国是汽车工业大国，却因为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而在汽车制造方面惨败，日本在电子产品败给中国后，整个工业产值50%以上的利润来自汽车产业，而中国市场又是日本汽车的主要利润来源，可以说如果打败了日本汽车业就打败了日本制造业，打败了日本制造业就打败了日本，因此，中国制造业的核心之一是加大汽车产业的研发，实现汽车业的重新崛起，错误的政策使中国汽车业失去了一次机会，我们不能再失去下一次机会，应该将汽车业作为中国制造业发展核心中的核心，重点中的重点，这不仅是制造业的问题，也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
中国制造业需要追赶的第二个核心产业是集成电路及芯片，2016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总额达2271亿美元，是中国第一大工业进口产品，占整个工业品进口的19.3%。前不久，中兴公司被美国处罚11亿美元，就因为自己在集成电路核心产品方面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而受制于人。美国一直对中国高端芯片实施禁运，这对中国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好事是逼迫中国走自主化道路。当前中国在集成电路和芯片产业方面利用中国巨大的市场优势已经从低端向高端逐步取得重大突破，预计未来5到10年，中国在集成电路和芯片产业方面将全面赶超美国，可以说实现集成电路和芯片产业对美国的全面超越就是对整个美国制造业的全面超越，也就是对整个美国经济的全面超越。
中国制造业需要追赶的第三个核心产业是生物技术及产品，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生物技术及产品拥有巨大的市场，当前中国对美国开放生物技术及产品市场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就像当年以“市场换技术”的汽车制造业一样，中国至今在汽车领域都没有翻身，如果中国对美国完全开放生物技术市场，不仅会使中国的农业从此受制于人，极大地伤害中国农业及农民利益，而且将使中国生物技术受制于人，使中国生物技术的发展之路变得更加漫长。中国的生物技术只有依托于国内巨大的市场支撑，才能实现对美国生物技术的超越，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是一个产业发展路径问题。
中国制造业第四个需要追赶的核心产业是人工智能，不过，由于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并居于世界前列，现在世界上的人工智能产业是中、美两国激烈竞争，中国虽然还没有超越美国，但并没有落后于美国，因此，未来能够在人工智产业方面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中国制造业的崛起与超越一定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依托国内庞大的市场实现技术自主创新，拥有核心技术，绝不能再出现汽车等产业方面出现过的错误导向。二是依靠产业政策和国家扶持，实现如集成电路、芯片、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产业的崛起。前一段时间，国内曾出现要不要国家产业政策的讨论，我以为，中国必须要有产业政策的引导和扶持，以实现核心技术和重大产业装备的自主创新和发展。三是采取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中国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在重大装备和技术的整体创新方面，国有企业具有不可取代的技术、人才和资金优势。
三、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
继续疯狂还是回归实体经济?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先后经历了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的发展过程，虽然这是资本主义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却是经济由实向虚发展的过程，一个国家一旦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就到了发展的天花板，因为资本开始大量进入金融市场，制造业逐渐衰落，最终导致整个经济进入衰退。
金融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最疯狂的阶段，所有的投资者都将资本投入到股市、房市去寻求暴利，结果是实体经济因为无利可图而衰落，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大资本集团，处于垄断地位的大资本集团引导整个经济走向疯狂，中小投资者却在这一过程中被洗劫，中产阶级往往在这个阶段破产。
中国30多年来所走的同样是这条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发展的道路，出现的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同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形成了强大的垄断资本集团，这些强大的垄断资本集团进一步形成更大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通过操纵国家政策、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获得巨额利润，洗劫中小投资者、中小股东。
二是在强大的金融资本控制下，国家经济开始由实向虚，造成资本泛滥，虚假繁荣，各种名目的金融产品盛行于世，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出现发展瓶颈甚至危机。
三是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劳动价值与金融价值的认知扭曲，劳动的价值被严重低估，资本的价值被严重高估，劳动不再光荣甚至可耻，资本至上、金钱至上的观念大行其道。
四是垄断资本利益集团具有强烈的政治诉求，有强烈的参政议政意愿，他们通过参政议政提出有利于他们的政策主张，通过政策使他们的巨额利益合法化，使他们获取巨额财富的途径和方式合法化。
五是掌控国家舆论平台，垄断资本利益集团通过控制各大网络信息舆论平台，制造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舆论风口，为他们提供有利的社会舆论环境，减轻社会大众对他们不满情绪。
按照西方政治和经济学理论，各国从产业资本走向金融资本不可避免。真的不可避免吗?无论对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垄断资本利益集团都是一个毒瘤，中国虽然正在形成垄断资本利益集团，中国必须从现在起从国家战略层面对垄断资本利益集团进行严格监管和限制，绝不能形成一个偏离社会公正的垄断资本利益集团，要加大反垄断力度，形成大资本与中小资本都能合法合理存在的发展环境，将资本活动控制在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范围内，抑制和限制资本炒作，强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支持制造业创新，特别是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维护全体国民利益，维护中小股东和中小投资者利益，彻底扭转国家经济由实向虚的局面，彻底扭转国家从产业资本滑向金融资本的局面。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出现了垄断资本利益集团就必须进行政策调整。
四、社会分配不公：
为少数人还是为多数人?
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必然造成社会财富失衡，不仅仅是贫富差距的问题，而是社会财富分配制度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是在社会分配过程中出现了严重不公平，某些阶层获得了更大的利益，某些阶层受到了伤害，如果这些受到伤害的阶层是占绝大多数的中下层民众，就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失衡，产生严重的社会失序和民众不稳定。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走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发展目的一是为了人民幸福，二是为了国家强大，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偏离了这两个目的，就必然是我们思想、理论和方向出现了偏差，政策、方式出现了问题。我们的目的是为占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服务，而不是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这一宗旨绝不能改变，改变了就说明我们国家变了颜色，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出了问题，我们的国家治理与我们的服务宗旨出现了偏离。
当前中国已经出现严重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并导致社会财富的巨大差距问题，我们并不是要搞均贫富，要杀富济贫，而是要看整个社会发展是不是真正有利于绝大多数群众，这是一个重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当一个社会的发展出现了5%的人群占有了绝大多数社会财富，那么我们就没有做到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如果我们的基尼系数始终处在一个危险指数，就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稳定风险增加。
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其核心是我们要不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人民应该是指占绝大多数的群体，而不是少数人，如果极少数人占有了绝大多数社会财富，就说明我们忘了初衷，背离了指导思想。贫富不公的出现源自于我们这些年所采取的一系列指导思想陷入误区，一味盲从某些西方政治和经济理论，结果忘了老百姓，忘了绝大多数群众。
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源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资本集团的掠夺性扩张，在财富分配中处于强势地位。二是国家在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方面过度市场化、资本化，过度消耗了社会大众的财富。三是诚实劳动回报过低，金融资本回报过高，劳动与资本在分配中的价值出现扭曲，绝大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价值不能在分配中得到肯定。四是货币大量增发引发的通货膨胀，导致农民和城市平民的收入不能相应得到提高，使这部分人群相对贫困化。五是大量依靠资本和权力获得财富的人群，最终将财富转移到境外或用于自身财富增值，并没有用于国内的社会发展，先富地区和先富群体并没有帮助和带动其他地区和其他群体致富。六是没有对贫困地区的产业和社会发展进行政策保护，使得这些地区虽然也在发展，但相对于富裕地区却在相对贫困化。
政府的责任并不仅仅是要解决赤贫群体的吃饭问题，而是要解决劳动与资本及权力在财富分配中的价值问题，应该禁止权力参与财富分配，降低资本在国民财富分配中的比例，提高劳动在国民财富分配中的比例。
不能再完全按资本主义那一套为资本家服务的资本价值理论和政治学说，而应该坚持劳动创造价值、劳动致富光荣的政治和经济价值理论，在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应该强化劳动的价值而不是资本的价值，要对通过资本而不是实体经济和制造业致富的暴富者进行严格监管和政策限制，引导更多人进行诚实劳动致富和实业创富。
五、阶层固化：世袭
罔替还是机会均等?
阶层固化是一个让某些群体不经过努力就可以获得并持续享有某种社会地位的问题，这个群体不管是通过合法或者不合法的途径获得的财富和地位，他们的子孙都可以继续享有，并且将这种地位和这些财富固化，而另一些没有社会地位或财富的群体却难以摆脱已经形成的社会地位，更加难以获得社会财富，向上晋升的通道不畅或越来越狭窄。这不仅是一个有关当世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有关后代的问题，如果不能打破这种固化，这个社会就会变成一部分人群可以世袭罔替的贵族化社会，就会变成一部分人群只能永远成为类似于印度“贱民”的贫穷社会。
比如一部分人群通过权力获得了财富，然后，他们的子女即“官二代”可以通过这些财富继续获得地位和财富，一部分人群因为拥有巨额财富而获得社会地位，他们的子女即“富二代”也可以因此而继续拥有这种社会地位。这些群体的子女可以持续享受更好的教育，从而能够进入更好的单位和企业就职，而另一部分人群却无法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教育进入更好的学校学习，他们在就业方面就只能到工厂从事低收入的体力劳动，我们可以看到经过30多年的发展，农民工这个群体的社会地位始终没有任何变化，一代、二代甚至三代农民都是农民工，都只能当打工者，而那些有权有钱家庭的子女却可以享受更好的教育而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从事收入更高的工作。
还有一种现象是，有钱有权家庭的孩子在上学、就业、升职、发展方面有更多优越性，而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既使通过勤奋学习上了一个好的学校，也很难有机会出国留学，或到一个好的单位就职。有数据表明，现在上北大、清华的学生中，农村和平民家庭出身的子女比例在下降，说明这类人群所受的中小学教育质量低于其它人群。在国外留学的人群中，有权和富裕家庭出身的孩子比例要高出许多，农民和城市平民家庭的孩子极少。在创业方面，有权有钱家庭的孩子创业更加容易，普通平民家庭的孩子创业极少成功，因为现在社会创业需要极高的成本，而农民和普通平民家庭却支付不起这些成本，因此，他们只能从事普通工作。
从以上可以看出，普通家庭的孩子和有钱有权家庭的孩子的命运从起点就已经被注定，这就是阶层固化，虽然我们说这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却正在走向一种并不公平的结局，国家和社会并没有为每个人提供公平的机会。于是，整个社会变成了有权有钱群体更有发展优势和晋升前途的社会。阶层固化所带来的一定是一个不公平的、有利于有钱有权者而不利于社会大多数人群的社会。
破除阶层固化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坚决遏制权力腐败，虽然当前反腐败斗争正在深入，成效也很显著，但并没有真正破除权力在子女就业方面的优势地位。二是坚决实行教育公平化，让社会教育资源均等化，将更多的教育资金投向农村教育，使包括农村中小学在内的全社会教育资源均衡化，保持城乡教育水平一致。三是中小学教育全部国有化，禁止私人资本进入基础教育领域，禁止中小学教育市场化，做到全民教育均衡均等公平。四是坚决打击行业、企业招聘中出现的内部化、内部人控制的状况，所有企业招聘全部社会化公开进行，交由第三方进行评聘，杜绝内部人控制，杜绝世袭制。五是严禁裸官担任公职和国有企业中高层管理岗位。
如何破解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以上五个方面的难题，关系到中国能否健康发展，关系到中国的发展成果能否为全体国民共同享有，关系到我们能否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关系到中国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发展路径等问题，因此，解决这些难题意义重大，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和政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