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过的时间窗口：全球疫情，何以至此？

▲ 4月7日，在意大利都灵，医护人员在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工作。 （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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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太关注输入型病例了，似乎从未想过病毒可能不只有一条传播链。”

• “欧美国家普遍将新冠肺炎当成一场‘大号流感’。”最近几十年，年复一年的流感应对经验早已让欧美国家习以为常，完善的监测机制建立起人们对于传染病防控的信心，警惕之心在无形中被不断消解。

• 和中国、韩国等国家“早筛查、早发现、早隔离，阻断传播链”的打法不同，欧洲大部分国家采用了“延缓”策略，重点在于压平疫情曲线、保护易感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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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 马肃平

责任编辑 | 曹海东

三个多月后，亚历克斯·格伦宁格（Alex Greninger）坐在太平洋彼岸的实验室里，仍会想起看到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新闻的那个下午。

作为华盛顿大学临床病毒学实验室助理主任，2020年的前两个月，格伦宁格是在关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中度过的。眼看病毒以惊人的速度席卷武汉，逾千万人口的城市被迫封城，他在一月底便有了不祥的预感。“我想到了美国可能难逃一劫，但没想到会这么严重。”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4月8日，美国累计确诊人数突破42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未来两周内，美国将迎来新冠病毒疫情“最艰难的时刻”，死亡人数预计还将激增。

不惟美国，全球疫情的发展势头几乎超出了所有专家的预料。1月13日，泰国出现了中国以外地区首个确诊病例后，疫情形成好几次冲击波——2月下旬3月初，韩国感染人数激增；3月上旬，意大利成为全球疫情最严重国家，西欧国家紧随其后，4月又轮到了美国。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4月8日，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突破150万，死亡超8.7万。仅仅一个月前，疫情似乎还只存在于“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里，万人集会、体育赛事、阳光沙滩，空气中洋溢着快活的气息。

前有中国抗疫的经验教训，后有意大利的前车之鉴，全球各国对新冠病毒的准备理应更加完备，但疫情仍在短时间内失控。早期检测技术缺陷、对病毒及其传播的轻视、未能对疑似病例进行大规模检测以及长期对公共卫生投入不足等多重因素，使很多国家错失了防控疫情的时间窗，最终导致了全球疫情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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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黑洞

1月12日，中国向世卫组织分享了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格伦宁格第一时间就看到了消息。首要工作很明确：开发出检测试剂。

美国大学的临床实验室通常有开发检测手段的自由，但诊断试剂研发出来后，必须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才可以用于患者。倘若没有走过这个流程，实验室属于违法“偷偷测试”。

FDA可根据科学数据签发“紧急使用授权”，H1N1大流感、埃博拉疫情暴发时，紧急使用授权的申请在几天之内便获得批准。但这次，FDA的审批速度让格伦宁格倍感失望——除提交电子版申请，还要提交纸质材料，申请到授权需要好几周。

新冠病毒步步紧逼，美国州立实验室却只能束手等待。当时，各州检测试剂盒全部依赖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发放。2月5日，CDC向各州运送了约两百套最新开发的试剂盒，但不到一周就宣布试剂盒存在缺陷，无法正常检测。

CDC的检测需要将患者样本和病毒的三个基因位点展开遗传密码匹配，全部匹配就确诊阳性。“出发点很好，希望以此提高诊断准确率，减少假阳性。但不巧的是，第3个位点在生产过程中受到了污染，出现了不可靠的检测结果。”美国佐治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健康政策与管理系副教授陈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曾任CDC资深经济师。

尽管当时德国研究团队已经开发出试剂，还被世卫组织采用并分发给几十个国家，但CDC坚持耗费时间修正有缺陷的试剂盒。

1月21日，美国出现了首个确诊病例，华盛顿州一名三十多岁的男性自武汉返美之后患病；6天后，韩国出现了首例确诊。检测的差异让两国疫情防控走向不同轨道。

两周内，韩国两家公司研发出试剂并获得资质许可，政府对可能感染的人“应检尽检”，2月底通过多个“免下车”检测点，测试29万人次以上。同一时间段，美国仅测试了四千份。

美国马里兰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鲍里斯·鲁希尼亚克（Boris Lushniak）将检测试剂的纰漏称为美国抗疫中的“最大败笔”。这位曾担任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的代理卫生总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检测黑洞引发了多米诺效应——无法快速准确地诊断出患者，就无法查明谁可能被感染，也就无法隔离这些人，公共卫生系统的后续应对近乎“摸瞎”。

2

 “我们太关注输入型病例了”

2020年1月底，全球出现疫情的国家和地区尽管增加到24个，但一万出头的确诊病例中，中国有9810例。

和美国相似，法国、芬兰、意大利的首例确诊患者都出现在1月下旬，都是来自中国的输入性病例。这批最早出现疫情的国家并非无动于衷：防止输入，尤其是来自武汉的输入性病例，通过追踪早期感染者、切断传染链是共同的策略。

1月31日，特朗普政府宣布新冠肺炎为美国的“突发公共卫生危机”，并于2月3日全面禁止14天内曾到访中国的外籍人士入境。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也紧随其后，宣布停飞或缩减往返中国大陆的航班。

4月8日，在美国纽约，医护人员准备将一名患者送入医院。（新华社/图）

“政府层面似乎有一种错觉，认为只要控制住输入性病例，其余不是什么大问题。”鲁希尼亚克回忆，特朗普在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曾表示，“病毒只不过是一个中国人带来的，现在一切尽在我们掌控之中，很快就会没事的。”

2月上旬，中国疫情迎来“至暗时刻”，武汉新增确诊病例数每日破千。权威期刊《科学》让科学家预测新冠疫情是否会大流行，多人表示乐观。牛津大学流行病学家RobinThompson甚至预测：“如果其他国家没有发生大规模传播，中国的隔离措施将减少感染数量，最终消除病毒。”

并非没有预警。中国疫情最严重的1月底到2月中旬，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连刊数篇论文。来自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神经内科的张洪分享了“来自疫情一线的早期教训”；香港大学著名流行病学家JosephWu和同事也指出，各国需要确保药品及个人防护设备的供应链，保障一线工作者的安全。

2月初，被网友称为“美国钟南山”的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也提醒，新冠肺炎疫情“传染性非常强，几乎肯定会是个大流行”。他预测，接下来的4-5周至关重要，疫情要么开始见顶，要么暴发为全球性疫情。

尚未出现社区病例时，美国CDC建议仅对两类人检测：有过武汉旅行史或与患者有密切接触史，且必须出现发热或轻微呼吸道症状。“我们太关注输入型病例了，似乎从未想过病毒可能不只有一条传播链。”鲁希尼亚克说。

2月26日，第一朵乌云的出现证实了鲁希尼亚克的判断。西海岸报告了美国首例不明感染源病例，意味着病毒可能已经发生社区传播，即人传人。当日，美国CDC首次警告“社区传播或无法避免”。

欧洲同样忽视了社区传播。在法国，第136届尼斯狂欢节于2月15日如期开展，数十万游客参加；5天后，蒂尔堡狂欢节盛大开幕，成了日后荷兰本土感染的开端。2月19日，四万多名球迷聚集在意大利米兰圣西罗球场，观看瓦伦西亚和主队亚特兰大的欧冠淘汰赛。近距离欢呼、尖叫、拥抱，营造出病毒传播的最佳环境。

“比赛就像一场大派对，加剧了意大利北部地区的疫情传播速度。”世卫组织驻意大利代表沃尔特·理西尔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10天内，意大利确诊人数从3例飙升至月底的1128例，成为中国之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米兰所在的伦巴第大区成为意大利疫情最严重的大区，亚特兰大队所在的贝尔加莫市成为“震中”。

3

  错失的2月：只是一场“大号流感”？

伦巴第大区疫情的暴发，揭开了欧洲疫情扩散的序幕。以意大利为圆心，病毒跨越国界飞速传播。欧冠比赛结束后的5天内，克罗地亚、丹麦，甚至尼日利亚相继出现了本国首例确诊病例。患者无一例外，都有过意大利北部旅行史。

比赛就像一场大派对，加剧了意大利北部地区的疫情传播速度。图为2019－2020赛季欧冠十六强赛首回合，意甲亚特兰大队主场与西甲瓦伦西亚队的比赛。（新华社/图）

意大利一直在追赶病毒扩散步伐，却始终慢一步——先是2月下旬封锁了北部11个城镇，接着又在3月8日封锁了伦巴第大区，两天后成为欧洲首个全境封锁的国家。

“当中国出现疫情时，我们觉得那只是一部和我们无关的科幻电影，”意大利卫生部副部长SandraZampa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现在疫情在意大利暴发，其他国家同样认为那只是‘别人家的故事’。”

欧洲上一次遭遇如此规模的传染病大暴发，可能要追溯到一百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当时全球至少五千万人丧生。而大规模传染病上一次席卷美国，是2009年的H1N1流感。据CDC不完全统计，美国感染人数约六千万，死亡人数超12万。

“欧美国家普遍将新冠肺炎当成一场‘大号流感’。”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研究卫生经济学的杨维博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近几十年，年复一年的流感应对经验早已让欧美国家习以为常，流感每年有疫苗可提前接种，完善的监测机制建立起人们对于传染病防控的信心，警惕之心在无形中被不断消解。

至少从数字上看，除了意大利，其他国家的感染人数直到2月底依旧风平浪静。2月29日，英国、西班牙、法国的确诊病例分别仅为23例、45例和100例。

米兰萨科医院专家吉斯蒙多一度拥趸无数，她在社交账号上发帖说，恐慌应对会给社会造成很多困扰，“意大利人都疯了，居然把一个‘比流感稍微严重一点’的感染，当成了一种致命的超级流行病”。

2月底，一位在马德里的留学生将武汉的疫情惨状告诉了同班同学，对方反倒宽慰她别担心。当时马德里华人紧急买口罩、酒精，当地人却很淡定，什么措施都没做。

英国胡佛汉顿大学健康教育学院公共卫生教授陈若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英国有全球一流的传染病和流行病学专家，他们是政府制定抗疫政策的智囊团。疫情期间，首相每天下午出席的全国电视讲话上，也都有流行病学专家在旁解答。

“考虑到全国只有9人确诊感染，英国政府的主要应对策略是遏制和隔离。”2月13日，英国首席医学官克里斯·惠蒂（Chris Whitty）如是表示。英国居民如果身体不舒服，拨打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的电话，只要告知你从疫情严重的地方回来，NHS立刻会派救护车拉你去做检测。

当时，已有医生和学者提醒，英国人均ICU床位数还不如意大利——每10万人6.6张，只有意大利的一半，应当早做准备。《柳叶刀》多次发文，认为NHS首席执行官和首席科学顾问有责任将英国公众置于高度戒备状态，利用2月来扩大检测能力，分发个人防护设备，并制定培训计划保护医务人员，“但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欧洲长达数年没有暴发过大规模传染病，这些科学家没有经历过SARS，对疫情的分析和预判都不足。”杨维认为，而新加坡和韩国，基本都是SARS的受害地区，韩国还遭受过MERS疫情。

4

  聚集性活动未取消，遏制疫情窗口期不断缩小

蝴蝶已经在意大利扇动了翅膀，但欧盟境内的生活如常——聚会、喝酒、热情拥抱，火车飞机照常运营，球赛照踢、马拉松照跑，每场活动参与者都数以万计。

3月7日，瑞典迎来旋律节。漫长的北欧冬天，好不容易盼来一个类似春晚的大型活动，2.7万人闷在体育馆里边唱边喊，high翻全场。瑞典公共卫生局的国家流行病学专家Anders Tegnell信誓旦旦地告诉全国“别紧张，放轻松”。一位在瑞典工作的中国医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地华人处于“又气又急但无可奈何”的状态。

南欧的西班牙已经目睹了中国和伊朗的惨状，也见证了病毒如何在距离自己仅400英里、隔地中海相望的意大利疯狂传播，但疫情中的平行世界还是上演了。

12万人走上街头，加入三八妇女节大游行。“如果我儿子问我能否参加，我会告诉他，想去就去吧。”卫生预警及应急协调中心主任费尔南多·西蒙在游行前称，西班牙不会像意大利那么严重，没必要切断公共社交生活。

游行成了西班牙疫情的分水岭。确诊病例从500到5000，韩国经历了11天，意大利10天，西班牙只用了6天，成为欧洲疫情第二严重的国家。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老师告诉我：当我们看到一颗星星在天空中闪耀时，光其实花了很长时间才到达我们的眼睛。传染病防控也是一样的道理：现在的局面是两周前感染情况的集中体现。”西班牙罗维拉·维尔吉利大学流行病学家AlexArenas感叹。

3月18、19两日，中国本土连续两天零新增，疫情趋于稳定，而欧洲多国疫情却急转直下，呈现指数式增长趋势。3月11日，世卫组织将新冠肺炎调升到“全球大流行”级别——这是疫情风险的最高等级。3天后，世卫组织又宣布：欧洲成为全球疫情中心。

遏制疫情的窗口期不断缩小。3月14日，西班牙成为第二个封锁全境的欧洲国家；16日，德国联邦各州宣布停课并关闭学校；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电视讲话中连续强调了六遍，国家进入“战时”状态。

5

  “是无奈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选择”

和中国、韩国等国家“早筛查、早发现、早隔离，阻断传播链”的打法不同，欧洲大部分国家采用了“延缓”策略，重点在于压平疫情曲线、保护易感人群。

“这既是无奈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选择。”杨维分析。3月3日，英国公布抗疫计划，分为遏制、延缓、缓解、研究四个阶段。到了3月中旬，早期遏制病毒的可能性已经过去，因此英国开始采取“延缓”策略——承认将与病毒长期共存，通过采取措施延迟峰值的到来。

另一个现实考量是，英国、西班牙等国连续十来年削减医疗服务系统的资金、私有化程度加剧，导致大规模的社区传播出现后，医疗系统已经力不从心。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西班牙的医疗保健支出接近欧盟的平均水平。2011年，随着经济下滑，新当选的保守党首相马里亚诺·拉霍伊开始大规模削减开支，首先从卫生和教育预算中削减了100亿欧元，并在他任职的大部分时间里坚持紧缩政策。

2019年欧盟的一份报告《欧盟各国卫生健康简介》指出：严厉紧缩政策让越来越多新受训的医生失业，或是移民到其他国家。紧缩还导致了医院病床数量减少、医护人员的“临时工”增加。

4月6日，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一家医院外，医护人员感谢民众的致敬。（新华社/图）

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一直是全民的骄傲，还曾作为英国的代表元素出现在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这项自1948年起实行的体系，是英国福利制度的最大开支项目，长期依靠税收支撑。小到擦伤，大到癌症手术，全都免费，只要支付10英镑不到的药物处方费。到2017年，NHS每年的支出超过1400亿英镑，约占GDP的7%。

脱欧之后，NHS面临医护人手短缺等挑战。新冠“海啸”过境伦敦，英格兰仅有5900张重症床位能上场抗疫。倘若民众大量涌向医院，挤兑有限的医疗资源，很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稻草。

继意大利之后，英国、瑞士、瑞典相继宣布不再检测轻症患者。一位英国留学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3月12日，进入“延缓”阶段后，如果不舒服，先自行隔离7天，情况加重再打电话给NHS，对方将根据症状轻重判断是否需要检测。

“政府寄希望于轻症病人在家隔离，避免医疗系统发生大规模挤兑。”杨维说。而挤兑医疗资源，正是武汉最大的教训。

问题在于，没有大规模的检测，就无法对传染源进行有效隔离，看不见的病毒就会继续发威。世卫组织为此紧急发出提醒，“我们要向所有国家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检测，检测，再检测。”

3月14日，229名英国各大学的科学家联名发表公开信，表达了对政府行动的担忧。直到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流行病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团队发布的统计模型指出，如果没有采取防控措施，将会有51万人死亡，如果采取也会有25万人死亡，英国才来了180度大转弯——从3月16日那周开始，英国正式开始实行社交疏离、学校关闭、远程上课等举措。

6

  “受限”的联邦政府

专家分析，欧美国家“温柔”抗疫，和体制也有一定关系。

尽管西班牙是欧盟中医疗条件最好的国家之一，但医疗保健的权力主要掌握在17个大区政府而非中央政府手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卫生部门的合作，既不融洽也不高效，反而能闻到互相掣肘的味道。

3月2日，马德里大区就向中央政府提出，需要采取更果断的措施抑制疫情。但首相桑切斯政府很快拒绝了这些提案。随着疫情在马德里蔓延，大区政府紧急关闭了养老院和学校。

十多天之后的3月14日，桑切斯召集各大区主席召开全体视频会议，准备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理论上并无悬念的视频会议，最终却超过7个小时，原计划中午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也被推迟到了晚间。

上述会议上，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大区的领导人拒绝了桑切斯的要求，认为政府是在借疫情之由剥夺地区自治权。会后，巴斯克大区仅下令关闭博物馆、餐厅、老年人日间托管中心等场所；加泰罗尼亚大区则指责中央政府是在干扰加泰罗尼亚原有的防疫措施。

作为联邦制政府，美国各州同样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包括经济和卫生自治权。取消活动、封城等举措必然会影响各州经济，CDC只起到公共卫生协调和技术指导作用，具体执行由各州卫生局决定。

“流行病大暴发需要‘大政府’主动处理很多事情，但特朗普的共和党相反，主张‘小政府大市场’，这就会带来问题。”耶鲁大学全球健康政策与经济学助理教授、美国中国卫生政策与管理学会会长陈希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反映到核酸检测上，共和党所在的“红州”检测数量普遍较少，因为“考虑到公众有选择的自由，不做过多干预”。

在绝大多数应急方案中，假设的情况都是灾害在某地率先暴发，如何调集全国资源去遏制和扑灭。但新冠疫情席卷全美，各州自顾不暇，竞争替代了合作。

最典型的是，两千万人口的纽约州确诊人数已超过6600万人口的湖北省。然而，纽约州非但没有得到来自联邦的大量医疗资源，反倒和其他州甚至联邦政府竞价呼吸机，州长科莫抱怨“这就像在eBay上与其他州一起竞拍一台呼吸机”。

“联邦和地方政府间资源、权力的协调具有很大挑战性，史无前例。”陈茁感叹。

7

  “传染病防控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疫情以闪电般速度来袭，但这种规模的传染病准备工作以年计算，并非一朝一夕之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资深学者Eric Toner认为，疫情暴露了各国公共卫生和医疗系统薄弱的一面。

“美国的医疗体系致力于疾病治疗，而不是保健和护理。我们太忽视慢性病和传染病的预防了。”鲁希尼亚克感叹，公共卫生和预防需要得到全力支持。

公共卫生安全一直是美国“国家安全”定义的一部分。以往，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多国设有“全球卫生与生物安全办公室”，与当地官员及专家及时沟通，防疫情于千里之外。特朗普政府上台后，解散了设在包括中国在内的39个国家的该机构。

在美国，公共卫生专家的话语权一向很有分量，CDC被认为离总统仅一步之遥。但自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多次裁减相关开支。陈茁介绍，美国此前设有改善国家公共卫生系统的强制性资金——预防和公共卫生基金，该基金一般通过CDC发放。由于公共卫生支出被削减，这部分费用逐年降低。“近些年，州一级的公卫系统发展不确定性增加，人员离职较为频繁。”

目前，美国依旧是全球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标准放宽与权限下放后，检测能力迅速开始提升，纽约州等重点区域确诊人数暴增。从3月中旬开始，美国的防疫措施不断升级，联邦政府和至少32个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大量公共活动被取消或推迟。

4月的第一周，全球新增感染近50万人。疫情整体仍处于暴发期，尚未看到减缓的迹象，一些中国人熟悉的画面开始在欧美重演。

4月6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一位工作人员在一个市场的入口控制顾客人数。（新华社/图）

从4月1日开始，奥地利民众必须佩戴口罩才能进超市购物；纽约州州长科莫宣布居家防疫令将延长至4月底，社交距离违规最高罚款倍增至1000美元；马德里留学生发现，手机运营商沃达丰在屏幕左上角贴心地提示用户“待在家里”；瑞典政府决定投入10亿克朗用于新冠病毒检测。

8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

欧美的防疫政策和措施已渐趋积极，且取得了一定成效。相形之下，一些目前确诊病例数不多的国家，却格外令人担忧。

4月1日，印度最大的贫民窟塔拉维报告了首例确诊病例。这片仅1.7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数百万人，空间逼仄、卫生状况堪忧。4月5日，印度为期21天的全国封锁令时间已过半，但这个人口大国的疫情却并未减缓。

非洲脆弱的卫生系统能否承受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考验，同样有待观察。南非、尼日利亚、卢旺达等多国已开启“封国”模式，但世卫组织曾指出，非洲承担了全球超过24%的疾病负担，却只拥有全球3%的卫生工作人员和不到1%的财政资源。

4月7日，在南非开普敦，工作人员对当地居民开展排查工作。（新华社/图）

3月30日，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薇拉·松韦提醒，“非洲距离暴发意大利和西班牙那样的‘残酷疫情风暴’仅有两三周时间。”话音刚落，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非洲东部时间4月6日17时，非洲累计确诊9457例，死亡442例，两周之内涨了4倍。

疫情期间，一位英国留学生偶然读到了《紧急时刻的祷告》。这是1623年伦敦大瘟疫时，圣保罗大教堂主教约翰·多恩罹患重病期间写下的关于健康、疾病和苦痛的思考。其中有一段话，被后人广为传颂——“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在大海里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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