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筛查就像早孕试纸一样。如果只是轻微的抑郁情绪，疏导即可；如果抑郁情绪较重，校方一般会推荐学生就医，真正确诊必须通过正规医院的医生进行。
心理健康筛查本身没有问题，关键在于筛查出问题后如何应对。“对心理咨询内容进行保密是一项重要原则。咨询的内容如果不涉及极端问题，未经许可不应告诉他人，老师和同学也不应获悉他人的筛查结果。”
大学生抑郁症患病率无官方数据，但患病比例逐年走高是业内共识。
张梵柚的毕业作品《化装》。两盒抗抑郁药摆在桌上，她自己却不敢面对现实，戳破了镜子，又把刀尖对准了自己。 （采访对象供图/图）
南方周末记者 崔慧莹
责任编辑 马肃平
本文首发于2020年9月17日《南方周末》
在经历被劝休学，送至精神病院住院治疗，被工作单位“爽约”等一连串打击后，今夏刚从国内某大学艺术学院毕业的张梵柚感到忧心，“高校筛查抑郁症是好事，但我更关心筛查出问题后会怎样对待学生。”2020年9月11日，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发布《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将青少年、孕产妇、老年人群、高压职业人群列为抑郁症防治重点人群，要求各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该《方案》一经发布随即登上微博热搜，引来不少大学生“在线吐槽”——对异常学生的“重点关注”是不是劝退？学生个人隐私如何保护？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估计，全球有3.5亿人罹患抑郁症，从2005年至2015年增加了18%以上。目前没有权威数据显示中国学生群体的抑郁症发病率，但世界卫生组织前驻华代表施贺德曾在2017年世界卫生日的一场活动中表示，有四分之一的中国大学生承认有过抑郁症状。
“每天‘戴着面具’生活，我在笑，又在哭，心脏急促颤动，又没有跳动。”张梵柚在介绍自己的毕业作品《化装》时说。画作中，两盒抗抑郁症药物——盐酸米安色林片摆在桌上，她自己却不敢面对现实，戳破了镜子，又把刀尖对准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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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生进行抑郁症筛查，其实并非《方案》首创。在过去的十余年间，几乎所有刚入校的大学新生，都会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接受一次包括抑郁症筛查在内的心理健康普查。“假设大学新生要交80元体检费，实际可能有20元是用作心理健康普查的费用。”武汉理工大学心理健康与职业发展研究所所长雷五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心理“体检”往往安排在完成军训后的1-2个月内，学习生活状态相对稳定后进行。学生凭个人账号密码登录系统后，须完成一份有几十至数百道选择题的问卷，这些询问睡眠状况、食欲甚至心情的简单问题，就是评估抑郁、焦虑、偏执、强迫等性格及心理健康状态的量表。如《方案》中规定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PHQ-9量表，就包含了与抑郁症相关的9个问题。为了避免“抑郁症筛查”等字眼加剧学生病耻感、逃避如实作答，问卷抬头通常会用英文缩写指代，并被称为“人格测试”“性格测试”等。20世纪90年代，日本大学生人格量表(UPI)等测评量表被引进国内，自此全国高校逐步建立了对入校新生进行心理测试的制度。2004年开始，大学生心理测评工作获得了经费、设备、场地等各方面支持，一批面向大学生的心理测评软件系统出现。对大学新生进行心理普查，已成为高校心理健康工作者的共识，且有专家呼吁提高筛查频次，便于及早发现问题，实施早期干预。“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筛查就像早孕试纸一样。”雷五明比喻说，对于在问卷中显示出问题的学生，校方的心理咨询中心工作人员将逐一约谈了解情况。有些学生完全没事，或只是轻微的抑郁情绪，疏导即可；如果抑郁情绪较重，则会推荐学生就医。真正确诊其是否患有抑郁症，要通过正规医院的医生进行。“在专业的医疗机构或者在专业的人士协助下实施的抑郁体检筛查，建立学生的心理档案是有意义的，最起码能做到初步诊断，能够引导学生进行及时的治疗。”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蔺秀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但在现实世界中，如果一个学生在筛查中被列为“重点关注”对象，被“约谈”的体验可能不甚美好。
在深圳，今年大四毕业的某高校学生张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清晰地记得大一时在电脑上填写心理健康调查问卷，在一百多道问题中，有问到是否有过自杀想法、是否曾实施过自杀。他的诚实作答，成了烦恼的开始。“测试后第二周就被约谈了。”张戈说，他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被“传唤”到心理咨询室的，老师只跟他闲聊了十多分钟，问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为什么会选择考这个学校等等。“但有同学笑嘻嘻地问我，你是不是因为心理不正常才被叫去‘喝茶’的？”张戈感到非常难堪，他确实因灰暗的青春期和家庭背景，经年累月地累积负面情绪，但他不知道如何与外界沟通，只会愈发怀疑自己真的不正常。雷五明介绍，对心理健康筛查中出现分数异常的学生进行访谈，其实是一项常规操作。“有些学生可能填问卷时心情不好，也会被筛出来。心理咨询师通过访谈发现真的存在问题，才会把重点关注的学生名单悄悄地告诉班主任、辅导员，但不应对外公开其心理问题。学校内部会为其建立心理健康档案，邀请他参加课外活动、进行心理咨询或就医。”“从伦理上讲，对心理咨询和治疗的内容进行保密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原则。”蔺秀云说，咨询和治疗的内容，如果不涉及极端问题，即不涉及自我伤害、伤害他人，以及违法犯罪的内容，未经许可不应告诉他人。老师和同学不应该获悉他人的心理健康筛查结果。据雷五明在实际工作中的观察，大多数有抑郁症的学生通常并不介意班主任、辅导员知晓自己的情况，因为抑郁情绪确实很难藏住。但对一些性格敏感的学生来说，来自导师的过分夸奖和室友的分外关怀，却令人不适。张梵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选择在学校进行心理咨询就是因为信任。“有一次我好几天没吃饭，负责心理咨询的那位老师就对我说，你不吃饱，怎么有力气继续难过呢？”她觉得老师说得挺好玩，就去吃饭了。但让她气愤的是，她敞开了自己，在签订了保密协议的情况下，那位老师还是把她的病情和经历告诉了学院领导，很多同学也知道了，“像是被人捅了一刀。当信任崩塌的时候，整个人是废了的状态，那种对人性的绝望可能没有人会懂。”蔺秀云指出，心理健康筛查本身没有问题，但筛查出问题后如何应对，国家政策、医疗救治、心理帮助和学校落实上要接住，要真正帮助到这些需要帮助的学生。“这些学生是需要帮助的，而不是被排挤、拒绝的对象，有些学生感受力极强，如何细化重点关注与保密工作，学校应当承担起责任。”根据严重程度，抑郁发作可分为轻度、中度或重度。在最坏的情况下，抑郁症可能导致自杀。而自杀已成为15-29岁年轻人的第二大死亡原因。
抑郁症虽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某些“反应过度”的老师将本就艰难的抑郁症学生逼到无处求助。在微博超级话题“抑郁症”词条中，讲述刚确诊就被学校要求家长陪读、劝休学住院、复课艰难的学生不在少数。“可能在学校看来，得了抑郁症的学生都会自杀，所以必须休学住院，与其他同学隔离。”因为父母感情不和经常吵架甚至动手，自己也经历了情感挫折，张梵柚于2019年11月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被建议进行药物治疗和心理辅导。医生曾告诉她“没什么大事，吃着药就行”，但校方反复联系她父母，要求把她带走住院。为此，她与校领导产生了一些语言冲突。对高校来说，遇到学生自杀或伤人的“负面事件”太多，难免变成惊弓之鸟。“如发现学生有自伤、他伤的可能性，学校的心理咨询师可以突破保密原则告诉辅导员及家长，但如果让同学们都知道了，肯定也存在操作上的失误。”蔺秀云说。张梵柚会永远记得2020年5月，自己在学校门口刚亮出健康码，就被送进了当地精神卫生中心。张梵柚向南方周末记者出示的诊疗记录显示，她被诊断为复发性抑郁障碍，伴有精神病性症状的重度发作。母亲陪她一起住进了医院。“病区里除了抑郁症，还有躁郁症等各种精神疾病的患者，他们经常打架，也打医生。我只能坐在自己的床上或躺或睡，分不清梦境与现实，每天在一群人的笑声中醒来，实在太恐怖了。”她自称在精神病院度过了噩梦般的9天，在一次差点挨打后，母亲为她办理了出院手续。出院记录显示，她的情绪较前改善，否认悲观厌世想法，情感反应尚协调，但由于住院时间短，病情尚不稳定，建议家属24小时陪护。因为抑郁症发作，她没能按原定计划考研，一份已达成初步意向的工作也泡汤了——精神病院一度收走了她的手机，以致错过了联络。张梵柚没有再被允许回到学校，毕业后宿舍里的东西也是室友帮忙收拾送出的。张梵柚说，同校还有一位大四学妹也向她倾诉相似遭遇，辅导员每天让她办理休学，让家长带她去住院。“以前十个抑郁症学生中，约有一半不愿意住院治疗，甚至有家长来跟学校打架，说好好的孩子在学校变成了神经病。”雷五明说，近些年来，因不认同病情或担心医药费而拒绝住院的学生越来越少，少数不配合治疗者多是担心影响学业。住院治疗数月，很可能意味着休学、延期毕业等一系列麻烦。通常情况下，对于抑郁症患者，边吃药边接受心理咨询治疗是相对科学的治疗方式，“治疗后可以每几个月评估一次，看是否能够正常上学。”雷五明说，最怕的就是学生或家长拒绝承认或隐瞒病情，抗抑郁类药物如果擅自停药，效果可能比不吃更糟糕。因为担心被学校发现抑郁症或抑郁倾向，影响升学就业，也有不少大学生在回答心理健康筛查的问卷量表时撒谎。
还有一些抑郁症患者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很开心，社交能力满分，甚至是团队中的“开心果”，但微笑背后却充满了绝望、残缺和无价值感，这个群体被称为“微笑抑郁者”。
在全国高校学生群体中，患抑郁症或有抑郁倾向者的比例到底是多少，始终没有明确数据。原因在于，教育部推出的《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筛查量表》和“中国大学生心理健康网络测评系统”仅应用于少部分高校。多数高校自行选择筛查量表，造成数据的统计口径不一，判断标准也不统一。其次，量表的目标在于辅助专业人员有效地缩小筛查范围，并不具备诊断功能，根据学生自陈式心理测验的方法得出结论并不妥当。
“1995年前后我刚工作，学校里大约每一千个学生中有五六个出现严重心理问题，其中患抑郁症的更少。但现在凭我的经验，这一比例至少在千分之八以上，增长了近一倍。”在雷五明看来，越是沿海发达地区，越是重点院校，学生的压力越大。
每年刚开学和3-5月求职季，都是学生预约心理咨询的高峰，有人为了升学求职躁狂抑郁，也有人为毕业分手痛苦不已。“期末考试期间反而人最少，都要备考。”雷五明笑着说。
蔺秀云和雷五明均表示，没有看到过由官方或是教育年鉴中发布的大学生抑郁症数据，但发病比例逐年走高是业内共识。
心理健康，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已成为日益突出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按照《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到2022年底，各级各类学校要建立心理服务平台或依托校医等人员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服务，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工作人员的中小学校比例要达到80%以上。
按《方案》计划，到2022年，试点地区公众对抑郁症防治知识的知晓率要达到80%，学生对防治知识知晓率要达到85%。抑郁症就诊率在现有基础上提升50%，治疗率提高30%，年复发率降低30%。
比数据目标更难达成的，恐怕是帮助当代青年找回快乐。高考前，很多学生以为考上名牌大学就能解放，但一波又一波的升级“打怪”其实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