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赏析 | 孙慧：抓住时机 加快发展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强调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团结最广大人民，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今天节选刊登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第三部分，并配发赏析文章，旨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科学认识当前机遇挑战，增强信心底气，凝心聚力加快发展，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
谈话要点（节选）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我们真正干起来是一九八〇年。一九八一、一九八二、一九八三这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一九八四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这五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六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七。吃、穿、住、行、用等各方面的工业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大幅度增长。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也大幅度增长。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九八九年开始治理整顿。治理整顿，我是赞成的，而且确实需要。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但是，怎样全面地来看那五年的加速发展？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五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个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九十年代，进步得更快。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我是个外行，但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应该说，现在的科学家更幸福，因此对他们的要求会更多。我说过，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老科学家、中年科学家很重要，青年科学家也很重要。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
节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抓住时机 加快发展
孙 慧
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史称“南方谈话”）第三部分中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科学认识当前形势，正确应对机遇挑战，奋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突破、创造新业绩、交出新答卷，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部分讲话中，邓小平同志重点讲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基于“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的反思，邓小平同志认为必须加快发展的步伐，“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而且“关键是发展经济”。他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就会更为困难。他语重心长地指出，“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改革开放后，正是因为抓住了时机，我国经济发展才能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特别是重点转入城市改革后的1984年—198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五年增长率为10.8%。之后，经济体制改革因为价格闯关受挫，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被迫实行治理整顿，放慢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个期间的加速发展，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国民经济整体上才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实现了一个飞跃。因此，邓小平同志才说“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
邓小平同志讲的第二个问题，是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重要论断。邓小平同志指出，“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贫穷导致落后，落后就要挨打，道理其实不言而喻。他强调，对于“发展是硬道理”这个问题，全党同志务必要有清醒认识，“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邓小平同志还指出，经济发展要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这也是邓小平同志1977年复出工作以后一直反复强调的问题。在这次谈话中，他再次强调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对于中国发展的前景，邓小平同志满怀信心地预测，“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
对历史文献的分析，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特别是对于没有亲身经历那段历史的年轻同志来讲，很难理解邓小平同志强调的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发展才是硬道理、关键是发展经济等重要论断的深刻内涵。其实，当时我国的发展时机并不是十分有利。从国际上看，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中国正经历改革开放后发展最困难的时期。从国内看，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经济建设开始成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但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观点却一直遭受“左”的思想干扰。尤其是在国内出现严重政治风波和国外出现社会主义阵营巨大变动以后，这种“左”的思想开始扩大和蔓延。思想领域的问题和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情况广泛交织，经济社会发展中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集中凸显，导致一些干部群众心存疑虑。
就在大多数人感到困惑和失望的时候，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准确分析把握历史大势，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并强调现在正是我国加快发展的大好时机。他再次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抓住时机加快发展，并斩钉截铁地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掷地有声的话语，犹如迷雾中的钟声，消除了一些人对强调发展经济的顾虑和质疑，廓清了当时的思想混乱，也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确立了根本的政治遵循，扫清了思想障碍，推动经济社会各方面活力得到极大解放。1992年、1993年、199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较上年增长率分别为14.2%、14.0%、13.1%，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从1990年的34.87亿美元快速增长至1994年的337.67亿美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全面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的经验教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紧紧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重大问题和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形成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导新时代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实了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远见卓识。
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基本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机遇意识，敏锐辨别时局变化中的消极因素与积极因素，精准判断国际国内形势中的“变”与“不变”，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唯有如此，才能抢占先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呈现勃勃生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展现光明前景；另一方面，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会不断出现，实现既定目标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善于洞察大势、把握机遇，加快发展。
时机稍纵即逝。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一些就多干一些，努力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切实增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增进民生福祉，保持社会稳定。
（选自《新湘评论》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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