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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泉映月》阿炳的感人故事

2016-11-28 中国音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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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先生到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访问,聆听二胡独奏《二泉映月》。小泽掩面而泣,从坐着的椅子上跪了下去,他虔诚地说:“这种音乐应当跪着,坐着和站着听都是极不恭敬的。”




二胡名曲《二泉映月》是中国民间音乐家华彦钧 (阿炳)的代表作。作品于20世纪50年代初由音乐家杨荫浏先生根据阿炳的演奏,录音记谱整理,灌制成唱片后很快风靡全国。

这首乐曲自始至终流露的是一位饱尝人间辛酸和痛苦的盲艺人的思绪情感,作品展示了独特的民间演奏技巧与风格,以及无与伦比的深邃意境,显示了中国二胡艺术的独特魅力,它拓宽了二胡艺术的表现力,曾获“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奖”。





阿炳的一生如戏剧般充满情节的跌宕。据说他生平唯一留存下来的影像,只有一张日伪统治无锡时期“良民证”上的标准照。相片里那个带着盲人眼镜,形容枯瘦的中年人,在一顶破毡帽下面的面孔,透着生活的艰难和沧桑。也许命运给阿炳的磨难,正是成就他那些动人心魄乐曲的缘由。这个华清和的私生子,生来就被剥夺了家庭慈爱的权利。当他的生母无奈地以结束自己的生命来抵抗世俗的歧视,这个孩子性格中一些隐秘的部分已经可见端倪。在外寄养几年的少年回归生父华清和的身边,他的眼光所见之处,也许有更多的是不解的疑惑。从资料中知道,他是叫着“师傅”来到当道士的父亲身旁。华清和自号雪梅,精通各种乐器。阿炳勤学苦练,不久就熟练地掌握了二胡、三弦、琵琶和笛子等多种乐器的演奏技艺。此刻阿炳还当自己只是个蒙受好心人照料的孤儿。然而当他长到21岁时,阿炳突然在华清和因病去世前明白了自己的身世。



无锡城中道观洞虚宫里雷尊殿的新任当家道士华彦钧似乎放任自流,吃喝嫖赌甚至吸食鸦片。荒唐的生活带来荒唐的结果:因为梅毒侵害他瞎了眼睛,丧失对道观的控制。流落街头后,族人安排江阴的农村寡妇董彩娣来照顾他。世事就是这样矛盾。痛苦绝望中的阿炳没有破罐子破摔。再往后的日子里,一个说唱时事,在街头卖艺,以“瞎子阿炳”闻名的创作型民间艺人新生了。



阿炳在这个卖艺为生的时期创作了他最为动人的乐曲。围绕二胡曲《二泉映月》的流传有许多故事,说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黎松寿孩童时期和阿炳是邻居,少年时喜好二胡,在演奏技法上常常得到阿炳的点拨。后来他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民乐系。一天天很冷,他在老师琴房外活动手指,随手拉了支阿炳教他的乐曲。一曲终了,过来一个人讯问他拉的是什么曲子。老师告诉他,这位问他的先生是从中央音乐学院来的杨荫浏教授。黎松寿说这乐曲是家乡一个民间艺人教的,没名字。杨荫浏说这曲子好,还说他们正在收集民乐,要用刚从国外进口的钢丝录音机录下这样好的民间音乐。黎松寿和杨教授约好,回到家乡一直等到9月份,杨荫浏和曹安和两位教授才来到无锡。这次他们带来的任务是录制无锡的道教音乐。等录完这些道教音乐,黎松寿坚持请他们去录阿炳的乐曲。等阿炳拉完一曲,杨荫浏教授轻声问这曲子的名字,阿炳说没名字。杨教授说没名字不行,要想一个。阿炳接着说那就叫《二泉印月》吧。杨教授又说,《印月》这名字跟广东音乐重了,要不叫映月,无锡有映山湖么,阿炳说,好,你的学问大,就听你的。



 阿炳 对这件事情,黎松寿先生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说:1950年9月2日,我和妻子陪着杨荫浏、曹安和两位先生找阿炳录音,那天从晚上7点半才开始录。录音的时候,阿炳因为身体很不好,手劲也不够,琴也是临时找的,所以录音保存下来的《二泉映月》并不是效果最好的。阿炳的最后一次演出是1950年9月25日,也就是录音后的第23天,好像是无锡牙医协会成立大会的文艺演出。阿炳支撑着病体出门,由于他走得慢,到会场时演出都快结束了。我扶着阿炳走上舞台,坐在话筒前面。这是阿炳平生第一次面对话筒演出,也是惟一的一次。阿炳一开始是弹琵琶,后来台下有人叫着要阿炳拉二胡,我和妻子就叫阿炳注意身体,不要拉。阿炳说了一句:“我给无锡的乡亲拉琴,拉死也甘心。”接着就拉起了他不知拉了多少遍的《二泉映月》。我记得满场都是人,连窗户上也站满了人。演出结束的时候,台下掌声和叫好声不断,阿炳听见就脱下头上的帽子点头示意。


 无锡阿炳故居 80多年前,无锡街道的上空常常飘扬着阿炳卖艺乞讨所奏响的琴声。不是说人活着多么艰难,或者古人挂在嘴边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而是真切的自己的行为。一部伟大的作品是一部心灵史,它折射了人之所以要站立的原因。我在阿炳音乐里常常感觉到的,在那一瞬间,就是能分清许多是非。



1893年8月17日(清光绪十九年)阿炳出生在无锡雷尊殿旁“一和山房”。 华彦钧4岁时丧母,由同族婶母抚养。


1901年,他随父在雷尊殿当小道士。开始在私塾读了3年书,后从父学习鼓、笛、二胡、琵琶等乐器。


1905年,阿炳开始学吹笛子,父亲经常要他迎着风口吹,且在笛尾上挂铁圈以增强腕力,后来索性将铁圈换成了秤砣;阿炳在学二胡的时候,更加刻苦,琴弦上被勒出血痕,手指也拉出了厚厚的茧,阿炳演奏用的二胡的外弦比一般弦粗壮得多,这与他常年练习分不开的。


1910年,阿炳正式参加道教音乐吹奏,他长得一表人才,还有一副好嗓子,被人们誉称为“小天师”。


1918年,父亲去世,他继为雷尊殿的当家大道士。 后华彦钧因交友不慎开始吸食鸦片和嫖妓,后来患眼疾而导致双目失明,无力参加法事劳动,遂以街头卖艺为生。


1929年,与江阴农村寡妇董彩娣结婚。


1933年,与寡妇催弟同居。他编唱《十九路军在上海英勇抗击敌寇》的新闻,并用家传的红木胡琴演奏《义勇军进行曲》。 日军侵占无锡后,阿炳和催弟一同到双方老家避难。不久赴上海,在昆曲班仙霓社担任琴师,弹奏三弦,并在电影《七重天》中担任表演群众角色盲人。


这时他创作的《听松》,是一首气魄豪迈、情感充沛的二胡独奏曲,倾吐着不愿当亡国奴的爱国主义热情。民国28年重返锡城,再操旧业。他每天上午去茶馆搜集各种新闻,回来构思创作,下午在崇安寺茶馆门前演唱;夜间在街上拉着二胡,演奏他创作的《寒春风曲》。

他的琴艺十分高超,可将琵琶放置在头顶上弹奏,还可以用二胡模仿男女老少说话、叹息、欢笑以及鸡鸣狗叫的声音。抗日战争胜利后,曾禁止他在崇安寺的固定场所说唱新闻。民国36年,他肺病发作,卧床吐血,从此不再上街卖艺,在家以修理胡琴为业,艰难度日,度日如年。



1949年4月23日无锡解放,阿炳和他的《二泉映月》等乐曲获得新生。1950年暑期,中央音乐学院师生为了发掘、研究和保存民间音乐,委托杨荫浏教授等专程到无锡为他录制《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3首二胡曲和《大浪淘沙》《龙船》《昭君出塞》3首琵琶曲。

  1950年12月4日阿炳病逝,终年57岁,葬无锡西郊璨山脚下“一和山房”道士墓。

1979年5月,墓遭破坏,由无锡市博物馆原地拾骨。


1983年迁葬惠山东麓、二泉之南现址。墓地面积742平方米,主体由墓墙和翼墙组成,状如音乐台;旧墓碑现藏市博物馆,彩墓碑由中国音乐研究所、无锡市文联立,杨荫浏书,墓前瞎子阿炳铜像,由钱绍武雕塑。


我亲历了《二泉映月》的最初录音 黎松寿


我跟阿炳有20年左右的师友情


我和阿炳认识,直接原因是住得很近。我们家住无锡城里的图书馆路四号,与三十号阿炳所在的雷尊殿近在咫尺。上世纪20年代末,我和图书馆前的一群童年伙伴常去雷尊殿大殿上做游戏。到大殿对面阿炳矮平房内听他说新闻讲笑话的时候,阿炳已经双目失明,以上街卖唱维生。阿炳的矮平房有30平方米左右,屋内桌椅残缺不全,床是竹榻,灶是行灶,可以说家徒四壁。

    

我们一家都非常喜欢音乐,我父亲60岁还在学拉小提琴。我上小学时期,父亲就为我买了把高档次的老红木二胡让我练琴。因为在音乐上有共同语言,又住得近,因此我们一家和阿炳交往较多。阿炳晚年,我的做中医的舅舅陆同坤,我的哥哥黎松祥——当时是无锡普仁医院的胸科主任,都曾去看望诊治过阿炳的病。我跟阿炳之间,有20年左右的师友情、忘年交的历史。

    

阿炳当年总叫我的乳名松官,而要我叫他阿炳。阿炳个子比我矮一点,我是一米七六,他在一米七二到一米七四之间。阿炳方面大耳,鼻正口方,头上有个用小辫子绾成的道士发髻。他脸色黄里透青,嘴唇上有几根八字胡须。阿炳最引人注目的是歪戴在鼻梁上的那副墨镜,墨镜的一条腿已经掉了,只好用条细绳圈套在耳朵上,于是整副眼镜就一高一低地挂在他的鼻梁上,让初次看到的人哑然失笑。

    

 我以为,二胡、琵琶、说新闻是阿炳的艺术三绝。阿炳现在以音乐艺术著称于世,但是在他生前,社会影响最大、最受群众欢迎、最足以说明这位街头艺人刚强不屈、峥嵘傲骨性格的,还是他独创一格的“说新闻”。“说起新闻,话起新闻,新闻出嘞,啥府啥县,啥格地方?“这是阿炳每次说新闻的开场白,然后再正式开始,四字一句往下说。阿炳基本上每天下午两点左右在崇安寺“三万昌”茶馆门口,站在借的一张凳子上说新闻。他敢说敢唱,勇于为劳动大众打抱不平。1950年我们为阿炳录音时,没有把他演唱的那些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说新闻”录下来,实是一大憾事。

    

阿炳的琵琶技术,据他自己讲是他父亲华清和传授的。实际上他本人也勤学苦练,善于学习。抗日战争前夕的某年,著名的苏州评弹艺人张步蟾来无锡的观前街蓬莱书场演出弹词《双金锭》。张步蟾是琵琶好手,每逢阴历初三、初六、初九,他在开书前总要先弹一首琵琶曲酬谢观众。阿炳知道后,每次都按时站在入口处,聆听他的演奏,琵琶弹完开始说书时方才离去,风雨无阻。后来张步蟾了解到情况,感其诚恳,向阿炳传授了演奏琵琶的心得。阿炳的琵琶曲《龙船》实际就是张步蟾教的。阿炳的琵琶技术就是这样越来越好。在崇安寺场子上,阿炳每次必弹琵琶曲《龙船》,以此吸引听众。他每次都将琵琶横放在头顶,高举双手边弹边解释琴声所显示的音乐形象:“锣鼓敲起来了,第一条龙船来哉,第二条又赶上来哉,第三条龙船……”有声有色,煞是热闹。

    

阿炳的艺术三绝,绝中之绝是他的二胡演奏技艺。阿炳的二胡技艺,可以说是前无古人。阿炳的二胡,厉害在两根弦。一般人的二胡都配用丝质中弦和子弦,阿炳却用粗一级的老弦和中弦。两根弦绷得又紧又硬,手指按弦非用足力不可。阿炳的双手满是老茧,右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左手的掌面以及除拇指之外的四个指的指面上,处处是苦练的标记。他拉二胡的音色又糯又甜,而且甜而不腻,糯而不粘。他的琴音嘹亮异常,音波传递极远,根本无需借助话筒扩大器等电声设备,当年只要一踏进崇安寺山门,就能听到阿炳的胡琴声,崇安寺里很闹、声音很杂,但是随便什么声音都压不住他的琴声。阿炳的二胡声有股不可抗拒的艺术魅力,瞬间便能引发听者心灵的共鸣。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我到南京,在下关火车站工作。1948年冬天我第一次和杨荫浏先生见面。杨先生大我22岁,老家在无锡的留芳声巷四十二号。杨先生作为著名的音乐理论家,当时在南京古林寺前的国立音乐院当教授,他对我特别好。认识杨先生后,经他介绍推荐,我跟他的同事、著名二胡演奏家储师竹先生学二胡。储先生是宜兴人,名气很大,是刘天华先生的大弟子。

    

这是呕心沥血的杰作


1949年冬天的一天,我去储先生那里上课。因为天冷,正式上课前,我想先活络活络手指,无意间便拉出了后来定名为《二泉映月》的这首曲子的某一段旋律,并顺势拉了下去。在一旁的储师竹先生听着听着,认真起来,不待我拉完,忙说,停一下,停一下,这是什么曲子?对储先生突如其来的提问,我也感到奇怪,就回答说:这是我们无锡的民间艺人瞎子阿炳上街卖艺,边走边拉的曲子。这是什么人作的,曲名到底叫什么?储先生步步紧逼。我也问过他好几次,他老是说瞎拉拉的,没有什么名字。我这样回答。你能把它完整地拉一遍吗?赶快拉!储师竹先生迫不及待。

    

这首曲子我在无锡听得太熟悉了,凭着记忆,我完整地把它演奏了一遍。凝神屏气的储先生听完之后,用异乎寻常的激动口吻说:这是呕心沥血的杰作!绝不是瞎拉拉就能拉出来的!接着,储先生问我是否认识阿炳,我告诉他,我们两家相距很近,不仅熟悉,而且两人相处得也很不错。储先生大感兴趣,那次没有上课,他要我专门聊聊阿炳。

    

我把阿炳的家庭身世和坎坷经历简单地讲述了一遍,并告诉储先生,除了这首乐曲,还听他拉过其他几首……谈话间,杨荫浏先生正好进来,他听到我们在谈阿炳,也插进来说,你们说的这个华彦钧(阿炳道名),也是我的琵琶先生,我11岁就向他学过琵琶,那时他只有十七八岁,但已经是无锡城里有名的音乐道士了;此人确实有才华,他双目失明后,我还曾向他讨教过梵音锣鼓。

    

我向两位先生介绍,此时阿炳已长期在家休养,时常吐血,靠卖些治“丹毒”的草药偏方,加上同居的女人董催弟——很多地方写成董彩娣,但应该是董催弟——孩子接济,勉强糊口度日。 杨先生听完后,深为其忧,要我下次回无锡后,代向阿炳问好;并关照我要设法尽快把阿炳的曲调全部记录整理。不能大意失荆州,再耽误就恐怕来不及了,一旦失传会抱憾终身!杨先生神色凝重。储先生在一旁也一再叮嘱。

    

这年清明,我回无锡见到了阿炳,转达了杨荫浏先生的问候。阿炳面色黄里泛青,比以前清瘦,不过精神尚可。寒暄过后,我向阿炳提出要听他拉一曲,并且指明要听他以前每晚边走边拉的那支曲子。阿炳几番辞谢,但经不住我一再央求,终于拉了。那情景交融、如泣如诉的旋律又一次深深打动了我。家喻户晓的这么好的曲子,为什么不取个动听的名字,而总是说瞎拉拉的呢?听完后我又问。阿炳笑着说,你以为我哄你?哪里有名字,又没人想学它。我立即接话,我们都想学,杨先生和我的老师储师竹先生都爱你的曲调,叫我把它写成谱,将来介绍给音乐院学二胡的学生,让它一直传下去。你怎么把我的丑出到音乐院去?阿炳不好意思。这不是出丑,杨先生、储先生都非常赞誉你。真会是这样?阿炳半信半疑。我对阿炳说,我已经凭记忆把曲谱写出了小样,并请求他再拉几遍,越慢越好。阿炳听后又从头到尾拉了两遍,我发现除了主旋律的乐句在第二次演奏中少出现一次外,其余无甚差别。再加上演奏用的弓法指法,这首日后名扬中外的暂无曲名的二胡独奏曲的初稿便形成了。回到南京后,我把记录的曲谱请两位老师审阅。两位老师问我,阿炳是否还有其他二胡曲,我说不但有,还有琵琶曲。

    

我以前就想自己出钱陪阿炳去上海唱片公司灌唱片,但他不肯去。我向两位老师提出,曲谱记得再好,也无法记录他高超的演奏技巧,最好要把音录下来。杨先生听后说,他最近看到一份音乐资料,说国外已有携带式钢丝录音机,如果音乐院有的话,就尽快去无锡。但愿录音机能早日到手——我的潜台词是,就怕阿炳等不到这一天。杨先生好像明白我的意思,十分自信:一定会如愿以偿的。

    

没过几天,南京和无锡同时宣告解放了。解放之后,原国立音乐院正式改名为中央音乐学院,并由南京迁往天津,由马思聪任院长。学院成立了民族音乐研究所,杨荫浏先生任所长,杨先生的表妹曹安和教授和储师竹教授任研究员。约摸是在1950年6月,储师竹先生告诉我,音乐研究所已配发了从外国进口的一台携带式钢丝录音机。我立即写信给杨荫浏先生,反映阿炳身体很差,建议速到无锡录音。杨先生回信,称暑假就来。我把这个消息转告阿炳。阿炳听说要为他录音,只说这是混饭吃的玩意。我反复劝说解释后,阿炳才勉强同意:免得扫你们的兴,说我阿炳勿受人抬举,让我试试再决定吧。

    

1950年8月下旬,杨荫浏、曹安和两位先生回无锡过暑假。回来之后,要我马上与阿炳约定录音日期,并要我找一安静场所录音,以免杂音干扰。阿炳已经很久没摸乐器了,而且这时他自己家中已没有可用的乐器。我们帮他从无锡的中兴乐器店借来二胡,曹安和先生则借给阿炳琵琶,阿炳练了几天,以便录音时更有把握。我的岳丈曹培灵当时在无锡佛教协会主事,因此录音场所就定在公花园旁边、佛教协会所属的三圣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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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历了世界名曲《二泉映月》的最初录音

    

1950年9月2日晚上,我亲历了世界名曲《二泉映月》的最初录音。当晚在录音现场共有8个人:阿炳、董催弟、杨荫浏、曹安和、无锡祝世匡、我本人、我爱人曹志伟、我岳丈曹培灵。


晚上七点半,杨荫浏和曹安和两位先生在三圣阁内静静恭候着阿炳的到来。阿炳刚进门,就大声喊:杨先生,杨先生久违久违,想煞我了!大家注意到在董催弟的搀扶下,阿炳身背琵琶,手执二胡,穿戴得很整齐,梳洗得干干净净,脸上也很有光彩。杨先生闻声出迎,手挽手把阿炳引入阁内,代他放好乐器,请他入座。小叙片刻后,阿炳问:怎么录法?我喊一二三后,你就像平时那样拉,从头到尾奏完一曲,中间不要说话。杨先生接着问:你先拉二胡还是先弹琵琶?

    

阿炳说,你先听听胡琴再说。杨先生于是要求在场人员保持肃静并要曹安和先生做好录音准备。录音机启动,钢丝带缓缓地转动起来。这首阿炳多少年来琢磨修改过无数遍的乐曲,一下子拨动了每个人的心弦,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两位著名的民族音乐教授被震慑住了。杨先生还暗暗向我竖起大拇指。大约五分钟,曲调在渐慢中结束。阿炳在最后一个“5”音上习惯地将一指从高音区滑向琴筒处,以示全曲终结。

    

啪!曹安和先生停止了录音钢丝的运转,继而把开关向左一拧,只见钢丝飞快地倒转。从陶醉中醒来的杨先生带头鼓掌,连说:“太妙了,太妙了!难得啊,难得!”

    

自病自知,我手上功夫已不如从前,见笑了。阿炳摇头谦虚。杨先生表示要向广大的音乐爱好者和全国音乐院校介绍,这首曲子一定会受到音乐界的重视和欢迎的,接着向阿炳询问:曲名叫什么?阿炳回答没有名字。杨先生坚持要有一个名字。想了很久,阿炳说:那就叫它《二泉印月》吧。杨荫浏和曹安和两位先生听了,都觉得这个曲名不错。

    

我在一旁静听,大脑也在不停运转:20世纪30年代初广东音乐风靡江南一带,粤乐名家吕文成创作的《三潭印月》,阿炳曾经学习过,并受它影响不少。我就把杨先生拉到一边,提醒道:阿炳曾学过《三潭印月》,曲名会否因此触发?毫无雷同可言,这两支曲风马牛不相及,杨先生这样表示,并向阿炳提出:印月的“印”字,改成映山河的“映”字可好?阿炳欣然同意。这时录音钢丝倒好,随即,机器内扬声器响起了《二泉映月》。

    

坐在录音机旁的阿炳激动不已,他沿着桌子摸索,双手抱好钢丝录音机大声叫道:催弟,松官,听到没有,一点没错,这是我拉的,这是我拉的!又说,这东西像有仙气似的,不然哪能马上放出来……曹先生你把声音放响些,不,还要放响些……

    

放完录音,阿炳问杨先生:还能不能重放?杨先生告诉他,照说明书上说,能连续放十万次也不失真。阿炳很是惊奇,天真地说,这台机器贵不贵?我也想买一台玩玩呢。

    

然后,又录制了二胡曲《听松》和《寒春风曲》。第二天,又在盛巷曹安和先生家里录制了琵琶曲《大浪淘沙》《昭君出塞》《龙船》,全都是一次通过。由此,阿炳创作的《二泉映月》等民族音乐中的瑰宝,正式展开双翅,将伴着它的作者一飞冲天了。


  1950年9月2日第一次为阿炳音乐录音,到当年的12月4日他因病去世,阿炳生命最后的三个月中有两件事,我至今难以忘记。

    

    第一件事情。录音后不久,1950年9月25日,无锡牙医协会在大洋桥堍泰山饭店太湖厅举行成立大会,我的岳丈曹培灵被推为牙医协会的会长。那天,我陪同阿炳应邀参加庆祝大会的文艺演出。在会上,阿炳表演了头顶弹琵琶《龙船》的绝技,又演奏了他最心爱的、解放前总在无锡夜空回荡的二胡曲《二泉映月》。阿炳的演出博得了听众们的热烈欢迎,雷鸣般的掌声、喝彩声久久不息。演出结束后,不少听众还围着阿炳亲切地问他的生活起居如何,健康情况怎样等等。这次演出是阿炳平生第一次堂堂正正坐着在舞台上演出,也是他最后的一次演出。

    

第二件事情。大概在1950年11月中旬,杨荫浏先生从天津给我来信说,中央音乐学院院方已同意师生们的建议,决定邀请阿炳去音乐学院举行二胡、琵琶独奏音乐会。并且嘱咐我陪同阿炳老两口北上。当我拿着信,前去向阿炳报告这个好消息时,他已旧病复发,吐血不止。卧床不起的阿炳明白信中的内容后,两行眼泪,落在了这个几乎从来没有哭过的硬汉子的脸上,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对我说的话:我恐怕去不了了,谢谢共产党,谢谢杨先生和你们对我的关心!

    

    (摘自《二泉映月》黑陶著新星出版社  2010年9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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