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为音乐做些什么——《乱弹山》对话叶云平
注：这篇访谈发于2013年4月。为《乱弹山》补档计划之一。
对于许多人来说，“叶云平”或许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当然，《乱弹山》的忠实读者们除外。
大学刚开始写乐评的时候，四处找乐评的“范文”，“叶云平”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而后，听马世芳的《音乐五四三》节目，叶云平是其节目中的常客，尤其是每年的农历新年特别节目，一连几期都会有叶云平，带着他的CD，透过电波回顾这一年的作品。作为编辑主力，他参加了《台湾流行音乐200最佳专辑》的统筹工作，也参与过多届台湾金曲奖、金音奖、音乐推动者大奖等奖项的评审，并担任2011年起成立的“台湾音乐环境推动者联盟”之理事长，为台北政府之文化部之文创基金出谋划策。同时，叶云平还有另一“跨界”身份——台湾纯文学出版社“五小”之一洪范书局的总编辑（注释一），其父亲便是洪范书局的创始人叶步荣，他2011年来广州的时候还是以台湾出版界代表参加莞城图书馆（东莞）的活动。这一天，当我们去往太古汇的方所书店时，作为方所的“供货商”和顾问，一路上反倒是叶云平向我们介绍起方所的各种情况来。
于是，2013年的《乱弹山》，便从横跨音乐产业、图书策划出版产业的叶云平先生开始。
叛逆青春：从“文学富二代”到摇滚青年
乱弹山（以下简称“乱”）：出身文学家庭，却跑去听摇滚乐，您父亲对此态度如何？
叶云平（以下简称“叶”）：我的父亲其实从小就反对我听摇滚乐。摇滚乐从一开始就是一件不被接受的事情。其实不只是摇滚乐，包括我去听国语流行音乐、西洋流行音乐，父亲也会念叨，家里会觉得你在迷一些不太正经的东西，不太认真念书。幸好我有一位和我志趣相投的弟弟。那时候我和云甫（注释二）一起去唱片行买唱片，老板娘经常会说，这张你不用买啦，你弟弟买过啦，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在中学里，听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的人很少，听音乐是很孤独的，幸好我和弟弟一起打消了这种孤独。
乱：你19岁的时候就认识马世芳了？
叶：那时候马芳在电台里一集一集地讲鲍勃·迪伦，我和弟弟就一集一集地把他的节目给录下来。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好厉害，一定是30几岁的人吧！等到我快30岁的时候，第一次认识马芳，才知道他跟我一样大！
乱：每个摇滚青年都有去唱片店打工的梦想。而这对于你来说不仅停留在梦想？
叶：对。90年代，台湾有个连锁唱片行叫淘儿（Tower Records），有点像香港的HMV。像我们这个年纪，做音乐的、做乐评的，都在里面打过工。我们就是单纯地想在店里听音乐。我们把店里所有的唱片，从A听到Z，每天拆开来听，老板就会抱怨说，你们不能再拆啦！那时候我们也不领薪水，因为薪水全都交给老板（买唱片）了——其实也还欠老板很多唱片款。唱片行是台湾摇滚青年的哺育场。
乱：除了唱片店，还有那些事情对你听音乐这件事产生过影响？
叶：那时候的摇滚启蒙还有一本名叫《摇滚客》的杂志。它由水晶唱片出版，在1987年6月至1990年4月间，共发行25期。《摇滚客》出过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叫《新音乐百科全书》。它把当时从英国到美国的独立厂牌、独立乐队，从A到Z，一个个地介绍下来。因为有了这个全书，虽然当时没听过The smiths，但我知道The smiths的音乐是什么。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回到图书出版业
乱：最后你还是回到了书局工作。
叶：是，但在此之前，我对家里的“生意“是完全排斥的。洪范现在一共有7个人，其中编辑2个人，就是我和我爸。其他就是会计、行政，这是最精简的架构了。我父亲今年73岁，身体还很好，每天比我还早到书局。他们这一代的出版人没有“退休”的说法，都是自己的心血。像九歌出版社的蔡文甫先生（生于1926年），老爷子80几岁了，现在还在工作。
乱：洪范目前只做纯文学的书能维持吗？
叶：说实话，我们在吃老本。所谓的“老本”是说，我们出过一些很经典的东西，如果一些学校图书馆想添置书目，或者方所想开分店的话，经典的Title你必须有。像林文月译本的《枕草子》、《源氏物语》，都属于经典的范畴。至于新书这一块，我们的速度是很慢的，去年一共只出了5本新书。去年确实很惨，但多亏了有莫言。他前面的8本书，台湾的版权在我们这里，所以当他拿了诺贝尔后，带动了我们去年差不多一半的销量。
目前，台湾图书的首印量也不高。纯文学一般是1500到2000；如果一个很严肃的诗集的话，大概就800到1000的印量。许多印刷厂不愿意为这点印量开机，幸好和洪范合作的那家印刷厂已经超过20年的关系。
乱：跨界图书和唱片业的身份，你觉得出版业有哪些经验可以给唱片业以借鉴的？
叶：没有。反而是反过来的。曾经在唱片业呆过的人，投身出版社，反而干得风生水起。台湾有一个独立出版社叫“自转星球”，是典型的一人出版社，老板黄俊隆（注释三）以前在滚石工作，后来又去了魔岩，担任杨乃文的企划。对于出版社来说，他非常有创意，因为你把任何唱片公司宣传所用的十招里，挑一两招到出版社里面，都很管用，因为传统的出版行业是不懂营销和宣传的。黄俊隆现在是台湾出版业里面最有经济头脑的人，他还把作家的经纪约都签下来，安排他们去拍广告，出版业的老一辈打死也是想不到可以这么弄的。所以黄俊隆现在做得非常成功，一天到晚带着他的作家到泰国、马来西亚做活动，作家就是他的“艺人”。当然，他的出版物非常大众化的，都是好玩的东西，不是文学。但他做图书的概念未必不能够套用到文学上。
另外一个例子是，做过时尚杂志的总编，去做纯文学类杂志的总编辑，总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台湾老牌纯文学杂志《联合文学》，现在的总编王聪威是以前《GQ》国际时尚杂志、《FHM男人帮》的总编，他把作家带进来，找服装厂商赞助，找时尚摄影师来拍照，让作家明星化。像《联合文学》做的一期张爱玲的专题（注释四），在我们过往的印象里，文学杂志做张爱玲的专题，大概就是那样吧。他没有，他找了一个女子高中，让学生穿着制服、背着书包做封面，叫《我们都爱读张爱玲》。你不一定爱读张爱玲，但你总爱看年轻女生照片吧？他们的手法固然很多前辈看不过去，认为很荒唐，但首先这种想法是有趣的。所以，在唱片行业或者其它行业呆过的人，回头来做出版业的东西，会把其他东西带进来，让出版业变得有趣。
乱：你怎么看新世代图书和唱片的命。
叶：总的来说，图书和唱片虽然都是精神层次的消费品，在网络时代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书还是会比唱片消失得慢一些。唱片毕竟是一种载体，需要依托其他的机器才能播放，但书本身就是内容，你只要打开就可以读。在电子书的领域中，洪范很保守地在做一些合作，但我认为华人市场10年内电子书依然不会危害到传统的出版业。即使在国外，Kindle上电子书的销量已经超过了实体书，但在华人地区，要让大家掏钱来购买这个东西，观念上的形成还是不太容易的。
录唱片有这么重要吗——谈两岸独立唱片现状
乱：我们来聊聊你喜欢的大陆乐队吧。
叶：我很早的时候就喜欢Carsick Cars。但他们来台湾演出的时候，主办方想尽办法拉人去看，最后现场也来了一百多号人。很多我喜欢的大陆独立乐队都来过The Wall演出，但大部分都没有人来看，比如像“重塑雕像的权利”，大家都不太感兴趣。可万青来的时候，我被吓到了。整整来了上千人，都是台湾的大学生，一直满到外面；他们表演过程中，每一句歌词台下都在唱。我和马芳都说想不到。原来，台湾的年轻人是吃这一套？他们能够理解石家庄是怎样的吗？
台湾乐迷听音乐对歌词重视度并不高，像台湾摇滚乐的歌词真是烂透了。相比之下，大陆无论听音乐还是做音乐，对歌词都非常重视，不仅是万青，像Carsick Cars的歌词也写得非常好。但那些带着强烈政治隐喻的乐队在台湾就不那么受欢迎，像左小祖咒更是完全行不通，他来台湾演出，到后面走掉一半人。尽管我很早的时候就听到左小的音乐，那时方无行一并把他的音乐和《狂犬吠墓》交给我，但我至今为止还不敢说百分百喜欢他的音乐。
乱：台湾独立音乐圈近年又有什么新的现象呢？
叶：在台湾的独立音乐圈，现在还有另外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录唱片已经不再是一件那么重要的事情了。以前，我们觉得做音乐就是要录一张很棒、足以传世的唱片来，但现在的年轻人不一定是这个想法。唱片做得再好，它赚不到钱；要赚钱的话做现场不就可以了吗？而且我只要有才华，有想法，简单地把东西随便录一录，放到网上，大家看看不就好了吗，干嘛要进录音室花个10万8万，为自己找麻烦呢？我们最开始为台湾乐团设立辅导金，希望可以对新的乐团提供帮助，但后来我们自己也在怀疑，是不是我们多管闲事了。很多年轻人不是为了出唱片，而是为了那笔钱，来申请辅导金，随便乱录一气，交差了事。
我一直都在思考，就整个唱片业生态来说，进录音室录唱片这件事情，从制作人、录音室乐手、录音师、录音室，整个产业都出现了断层。没有年轻人进来，现在还在工作的都是当年的那一批老面孔。30岁上下的制作人和编曲人，能够数出来的。现在台湾做音乐的，只要能弹吉他，就会跑去组乐队；只要能写歌的，就会跑去做歌手。能够静下心来，在录音室里把各种硬体摸得很熟的年轻人，很少很少。因此，如果万青的专辑不是自己做的，而是去找别的录音师、制作人、乐手，估计是找不到这样的人的。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注释一：洪范书局成立于1976年，和尔雅、九歌、纯文学、大地并称为"五小"，它们均在上世纪70年代前后由台湾文人经营创办，如纯文学出版社便是由我们所熟悉的《城南旧事》作者林海音和其丈夫创办。洪范的创始人除了叶步荣外，还有痖弦、沈燕士、杨牧共四位股东，"洪范"一词来自《尚书》，"洪范"的字样也是请台静农题写。作为一家纯粹的文学出版社，洪范所出版的书只有三种：小说、散文、诗歌，许多台湾作家都选择把自己的书交给洪范，包括余光中、西西、萧飒、李永平、陈映真、林文月等等。在《亚洲周刊》选出的"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当中，洪范的作品便入选十九种。同样蜚声遐迩的还有洪范严谨的编选之态度。在1997年之前，洪范所有图书均采用铅版印刷；每本图书折页的介绍文字都由杨牧亲自撰写，细致的手作风格成为洪范非常突出的的特色。
注释二：叶云甫，叶云平之弟，目前担任滚石中国艺人发展部总监。
注释三：黄俊隆，台湾新生代kuso漫画家弯弯及其“弯弯涂鸦日志”的幕后推手。同时，大陆文艺青年所喜欢的聂永真的《没有代表作》、以及拉扯上陈绮贞、骆以军、卢广仲、方文山、五月天玛莎的《练习一个人Lifestyle Magazine》，都是黄俊隆一手策划的。
注释四：叶云平所说的是《联合文学》2010年9月号。这是联合文学创刊以来最畅销的一本。封面上，三个穿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的女生成为主角，其中一人挎着的“张爱玲学校”的白色书包，算得上是勉强和张爱玲扯上关系。在文学杂志中，让张爱玲的黑白照片隐没，而凸显张迷甚至连到底是不是张迷也无从考究的做法，确实是具有革命性的。虽然在时尚杂志读者的眼中，这三个女生的穿着尺度其实并不大，她们长得不够卡哇伊，校服剪裁也和日本的软妹子差远了，但这已经让你感慨联文总编王聪威的魄力。
后记：那我懂你的意思了
文 / 邓卓华
《乱弹山》曾经做过一期专题关于乐评人的聆听史，事实是我们更想讨论出，乐评人该面对谁去写。这趟和叶云平老师的相处与交流，关于乐评人这件事，我们又有了新的启发与自我认知。“第一代的乐评人，他们可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乐评人，他们只是无选择地把国外的音乐带到国内，给我们以养分，是我们的奶爸；紧接着就有了像邱大立这样的，会告诉你，哪些唱片是值得推荐的，告诉你这些音乐是什么；再到现在，大家都可以通过网路获得音乐以及相关的讯息，这时候的乐评人又该做些什么呢？”。这是两天时间，叶云平留下的一个开放的、值得思考的话题。
台湾“音乐推动者大奖”由台湾音乐环境推动者联盟主办，联盟成员来自音乐产业相关的最前线，包括乐评人、Live House经营者、独立厂牌经营者、音乐相关的媒体工作者，都是真正音乐界里最重要的扮演各种推动角色的人。叶云平也是其中之一。而张培仁是这个联盟的幕后推手。“音乐推动者大奖”只是这个联盟浮在面上透过网络能被这岸的我们了解他们在的其中一件事。指导政府部门和音乐人对音乐辅导金的申请和使用，监督政府出台调整有助产业发展的制度是他们同时在努力的事情。
在整理叶云平的采访期间，音乐界最受关注的无疑是高晓松对“网络下载音乐收费”的预告。即使被很多人认为和音乐无半毛钱关系，但不影响《我是歌手》和《中国好声音》用简单粗暴的方式代言了如今大众的音乐消费方式。我们的音乐环境比音乐节刚兴盛时更纷繁复杂。新的趋势也意味着新的机会。乐评人又该做些什么呢？共勉吧。
（201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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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马齐喑的乱世里，
透过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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