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士丹利的中国困局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红色财团
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要经历帝国主义阶段。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在中国极力推行自由资本主义，妄图改变社会主义体制。结果，中国企业家们也搞起了“帝国主义”：海航系、中植系、复星系、明天系、民生系、平安系、万达系、阿里系。
这么多中国的东印度公司要打遍全球，哪儿还有美国华尔街共济会和骷髅会的地盘？他们一定要阻击和干掉这些正在崛起的中华财团帝国，先从舆论上抹黑，再煽动民众对立。最好的策略：让这些财团帝国的政治力量互斗纷争，从而浑水摸鱼，获得丰厚的利益输送。
摩根士丹利的中国困局
作者：白益民 出处：财团帝国大讲堂
中金公司：大摩的“敲门砖”or“付学费”
7亿美元——摩根士丹利的无奈“弃牌”
新公司 老问题
一、中金公司：大摩的“敲门砖”or“付学费”
1991年Jack Wadsworth成为了摩根士丹利在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此时的Wadsworth对改革中的中国充满了兴趣，他甚至表示，“如果摩根士丹利不能进入中国，我们在亚洲就是失败。”
Jack Wadsworth非常自信他了解亚洲，因为他不仅仅是摩根士丹利新兴的硅谷风险投资集团的领导，更是当时东京股市上仅有的六家外国投资银行的代表之一，日本的工作经历使得Wadsworth对进入中国市场信心满满。
摩根士丹利对进入中国市场可谓是信心满满
1992年，Wadsworth就给中国建设银行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Wadsworth提出了由摩根士丹利和中国建设银行成立合资公司的构想。合资公司的股权比例为50对50，一方面摩根能够资助中国正在进行的诸多超大规模的基础建设项目，另一方面摩根也能向中方展示如何利用现代金融工具从全球获取资金。但是这一计划最终却因各种原因而无奈搁浅。
直到1994年，合作迎来新转机。然而Wadsworth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股权，中国根本不可能接受一家外国投资人独自占有50%的股权，为了能够更快的达成合作意向，摩根士丹利和Wadsworth选择了妥协，摩根士丹利只拥有公司股份的35%。
摩根士丹利在股权上选择了退让则自然而然地希望能够拥有公司的管理权，毕竟金融业对当时的中国来讲还是十分陌生的，然而让Wadsworth震惊的是，中国方面居然对由摩根任命CEO的要求没有任何异议，中方只是要求所有其它重要职位的任命应进行面试并获得双方的一致同意。
摩根士丹利似乎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中金公司，理解过中国市场
然而当规则照进现实的时候就有些“不一样”了，就在Wadsworth审查应聘者时，他发现中金公司的办公室里出现了一些全新的中国人面孔，对他们Wadsworth一无所知，而后更是在未和摩根士丹利商量的情况下就从建行调来了汤世生担任公司人力资源主管，并全权负责中金公司人员的招聘……
紧接着就是公司高级管理层的不断更迭，无论是从世界银行调来的华人经济学家林重庚，还是美国人Austin Koenen、Elaine LaRoche，凡是摩根任命的CEO都无法在中金公司长久的工作下去，甚至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成为了一个傀儡“CEO”，中金公司更多的时候被称为“汤世生的中金”、“方风雷的中金”或者是“朱云来的中金”。
中金公司虽然帮助摩根士丹利进入了中国的金融市场，但是却没有真正取得成功，最终也只能黯然退场，或许就像前中金高管方风雷说的那样，“摩根士丹利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我”，没有真正的了解中国，摩根士丹利为了自己的“莽撞”和“无知”付出了代价。
二、7亿美元——摩根士丹利的无奈“弃牌”
2010年12月，摩根士丹利将其所持有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34.3%股份分别出售给了四家投资公司，通过此次出售股权，摩根士丹利将获得近7亿美元的税前收益，在1995年中金公司成立之初摩根士丹利的出资额仅仅为3700万美金，15年间近二十倍的溢价，而这还不包括这些年作为投资者所获得的利益分红，毕竟中金一度被称为“中国最赚钱公司”。
很多时候，摩根士丹利只是一个被动的投资者
然而也正是这家“中国最赚钱的公司”，摩根士丹利却早在2008年年初就计划出售其持有的全部股份，根据双方最初签订的《经营技术转让合同》约定，中金公司将会成为摩根士丹利进入中国的资本市场最好的机会，并在中国日渐完善成熟的资本市场中分得一杯羹，但是，摩根士丹利预想中发挥的作用在实践中却逐渐有了很大的偏差，中金公司成立后，摩根士丹利并没有取得其真正的管理权，而是逐渐成为了被动投资者的角色。
其实在中金成立之初，摩根士丹利的高管还是十分高兴的，因为在帮助中国企业上市方面，中金当时几乎享有垄断地位，截至2007年底，官方数据显示，中金公司已经为中国企业包括IPO在内的股权融资额突破了1000亿美元，这也使摩根士丹利获得了相对于其它外国竞争对手的优势。
然而始终无法真正掌握公司的管理权对于摩根士丹利来说却是非常致命的，单单从1995年算起到2002年的短短7年时间里摩根士丹利居然就先后为中金公司更换了5名外籍CEO，而同时整个中金公司的人事任免权也牢牢地掌握在中方手里。
失去掌控力，让摩根士丹利最终选择了“弃权”
另一方中金具有很强势的背景，大多时间里做高端客户，在摩根士丹利向中金了提供投资银行、直接投资、司库、外汇操作和其他技术与专门技术的转让之后，无论是从技术水平还是人力资本上中金就都不再需要依赖摩根士丹利了；要知道想赢得国有企业上市的承销及保荐委托，最重要的是与关键的政府及大型企业建立关系，而中金公司中方管理层却恰恰拥有着大量的此类关系，当摩根士丹利“教会”了中金公司所有的金融技术之后，中金则自然而然的变成了“中国人的中金”。
7亿美元出售中金公司的股份，摩根士丹利在坚持了15年之后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然而这次的放弃却并不是为了高额的溢价，更多时候是迫不得已，相比于“背景”强大的中金公司而言，摩根士丹利更需要参股一家普通的证券公司，这样才能不断加大其在合资证券公司中的话语权和控制力。
三、新公司 老问题
2011年6月10日，也就是在摩根士丹利卖出中金公司34.3%股份的6个月之后，摩根士丹利与华鑫证券共同宣布，双方合资成立的证券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开业运营，相比于中金公司背后的建行而言，华鑫证券的大股东虽然也是有着国企背景的上海仪电集团，但显然远不如建设银行那般“强大”。
新的合资公司给了大摩新的野心
新的合资公司在上海浦东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10.2亿元人民币，摩根士丹利仍持有三分之一的股权——这是当时中国政策允许的上限（虽然证监会2012年将外资持股比例上限从1/3提高到了49%，但目前仍没有任何一家合资券商的外方股东选择迈出这重要的一步）。
其实对于股权，外方股东更看重的是管理与经济控制权，对所有的外资投资银行来说，与中国公司合资后，最终能否参与管理，才是最核心的问题；2000年，摩根士丹利在中金公司就已经说不上话了，而彼时合资公司才成立不到5年的时间，显然摩根士丹利华鑫并不想重蹈中金的覆辙。
除了核心管理权的问题困扰之外，对于中国证券市场这块大蛋糕外资投行往往都是看得到却又吃不着，在中国很多时候投行业务蕴含诸多中国特色的内容，国内诸多大券商都有政府背景，几乎时刻需要依靠“人脉”。
2014年9月，据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摩根斯坦利华鑫证券被曝雇佣多名高官子女，深陷“雇佣门”风波，据这份“情况表”显示“雇佣门”共涉及五人，其中三位男士工作地点在北京，其共同点是父亲均是部委官员，供职单位分别是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而另外两位女士工作地点则是在上海，其父亲均是国有企业高管，供职单位分别为海螺集团和潍柴动力，而当然这其中也不乏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肖天、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原司长张东生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两人目前均因涉嫌受贿犯罪被立案调查）。
在中国，合资券商已经很难再复制高盛高华的成功了
合资公司的实际管理控制权以及在开展业务时涉及的重要“人脉”问题，仍然是摩根士丹利在华发展的“老问题”，如果摩根士丹利不能妥善的处理这些问题，那么它很可能就无法复制高盛高华的成功。
在国内现有的12家合资券商中，除了早期成立的中金公司、高盛高华、瑞银证券三家拥有较为齐全的业务资格外，其余券商均只获得中方券商股东割让的投行业务资格，以中方券商投行控股子公司的形式存在，这样看来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中金公司创始始末：中国第一家投资银行的风云往事》，作者：James McGregor，摘自：《One billion customers》
◆《大摩与中金确定分手 不满未获管理权仅享受分红》，来源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月
◆《摩根士丹利的中金迷局》，来源于：FT中文网，2008年4月
◆《“后大摩”时代中金公司风光不再》，来源于：和讯网，2013年4月
◆《债市反腐蔓延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被卷入”》，来源于：证券时报，2014年9月
◆《合资券商：归途何处》，来源于：财经国家新闻网，2014年10月
◆《摩根士丹利与华鑫证券合资证券公司正式开业》，来源于：证券市场周刊，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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