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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红色财团

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要经历帝国主义阶段。美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在中国极力推行自由资本主义,妄图改变社会主义体制。结果,中国企业家们也搞起了“帝国主义”:海航系、中植系、复星系、明天系、民生系、平安系、万达系、阿里系。

这么多中国的东印度公司要打遍全球,哪儿还有美国华尔街共济会和骷髅会的地盘?他们一定要阻击和干掉这些正在崛起的中华财团帝国,先从舆论上抹黑,再煽动民众对立。最好的策略:让这些财团帝国的政治力量互斗纷争,从而浑水摸鱼,获得丰厚的利益输送。

日本两个四百年财团的共同长寿基因:佛教

 

作者:白益民 出处:财团帝国大讲堂

目   录
  • 中国佛教长生库为世界典当业公认的始祖

  • 中国天台山佛教典当传至日本近江成无尽会社

  • 三井家族处在同天台山交往频繁的近江三井寺附近

  • 三井起家于佛教典当,经营理念深受佛学浸染

  • 住友财团创始人,身为佛教徒的政友

  • 日本企业长寿的关键——中国的佛学基因


简   述

绵长悠久的日本企业,其商业精神的内核往往源于中国。源于秦汉侠客精神的“武士道”给予了它们勇敢的冒险精神,而儒家情操则教会了它们以忠诚进取,佛教普度众生等理念,更成为日本企业长寿的基因。同创业于17世纪初叶,已历时四百年的日本两大财团,三井和住友均同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唐朝,鉴真东渡日本传法

在中国南北朝(420年—589年)时期,一些规模较大的寺庙为平民们办起了质押贷款业务,当时称为质库,即世界最早的当铺。到了唐宋时期,质库的收入已经成为了寺院经济主要来源之一。其仓库在唐代被称为“无尽藏院”,在宋代被称为“长生库”,在元代叫做“解典库”,流传到日本称作“无尽会社”。

日本三井家族起始于近江三井寺附近的三井村,三井寺为日本天台宗寺门派的总本山,附近的延历寺则是日本天台宗山门派总本山,所在比叡山更有“日本佛教母山”之称。三井家族世代生活的近江地区是隋唐(581年—907年)时期与中国天台山之间佛教往来最频繁的地区。而当时天台宗发源地的国清寺,拥有寺庄田十二顷,寺院经济发达,“长生库”的模式也随着往来僧侣传至日本。

1604年,佛家典当业富商家族出身的永井殊法(殊法为法名),嫁给了已移居松坂并弃武从商的三井家主三井高俊。眼见武士出身的丈夫对商业一窍不通,殊法便承担起三井家族的生意。她先是凭借自己从小耳濡目染学到的佛家典当这一经营模式开了一间当铺,业务有所起色后又开始了借贷生意。

殊法是在世界上最早实践“顾客满意至上主义”的商人,这一经商方法被儿子三井高利作为“越后屋经商之法”继承下来,不久就在江户中期的商人之间作为“江户服务经商之法”普及开来。江户商人将顾客名册供奉在神坛和佛龛之上,点上灯烛,早晚叩拜,以祈祷生意兴隆和全家平安。

日本住友家族第一代家祖政友,在1596年12岁时成为佛教涅槃宗空源的弟子,法名“空蝉”。1620年,涅槃宗受到当局打压后,政友开始以“员外沙弥嘉休”的身份研究佛学立说,同时以“富士屋嘉休”为店名经营药铺和出版业,即还俗经商。1652年,住友家业家祖政友长眠于京都洛西嵯峨佛教的清凉寺。

   政友对家人及后代为人之训诫大致可以归纳为:生平处事以正直、慈悲、清净为本,敬重神佛,感四恩(天地、国王、父母、众生),重三宝(佛、法、僧),处事以谨慎、务实为宗旨,勿忘勤俭节约。


正   文

一、中国佛教长生库为世界典当业公认的始祖

南北朝(420年—589年)时期,一些规模较大的寺庙里的僧侣们,利用前来拜佛的善男信女们供奉的香火钱,积少成多,为平民们办起了质押贷款业务,当时称为“质库”,即最早的当铺

中国古代寺庙长生库的典当业务

人们急需用钱时,可持农具、衣物和首饰等既有实用价值又耐存放的物品,前来“质库”办理抵押贷款,到期归还本息。到了唐宋时期,“质库”的收入已经成为了寺院经济主要来源之一。其仓库在唐代称无尽藏院,宋代称长生库,又称解库、解典库。系寺院积集之金钱,用于贷与他人而生利息以供养三宝;由于母金生子息,辗转相生,绵延不已,故谓之长生或无尽。后世遂转称当铺为长生库。

唐朝之前,所有佛教机构和僧侣都由国家供养,相当于眼下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不仅衣食无忧,还时不时冒出像梁武帝这样让政府向寺院拨巨款赎身还俗的超级佛教粉丝。

到了宋朝,在崇商主义熏陶上,寺院僧侣主动转型改制,变身为效率卓越的商业运营机构。寺院还普遍开设水利磨坊、店铺、仓库等商业性服务项目,发展营利事业。与此相应,寺院内部职事的分工日趋细密,上下等级界限更为清楚,禅宗初期的平等关系不复存在。即使在农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寺院,也显出了庄园经济的规模。寺院生活与世俗生活在经济和政治上日益接近。一些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僧侣,甚至可以娶妻生子,而俗以为常。

学者黄敏枝在《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中考证,宋代寺庙除了捐赠供奉这样的公益收入,开发出“长生库”这一金融产品。以寺庙为信用主体,僧侣主动向周边的居民、商户吸收存款、抵押物,再以此为本金发放贷款,赚取息差,盈利用于买田置地发展农业,完全是一条金融与实体经济紧密相连的完整产业链

二、中国天台山佛教典当传至日本近江成无尽会社

 世界上最古老的慈善基金会是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创建的“无尽藏”。套用现代说法,无尽藏是一种慈善性质的金融机构,专门用以救济贫穷等。到隋唐时,三阶教所创的无尽藏规模空前,社会影响力巨大,以致于令统治阶级眼红到强行没收的程度。然而,慈善基金会的形式却仍然在寺院里保存下来,在宋代被称为“长生库”,在元代叫做“解典库”,流传到日本称作“无尽会社”

唐代(618年—907年)寺院地产的发展又是与租佃经营方式的扩展相联系的。唐均田令规定僧受田三十亩,尼二十亩,老年僧尼退田转充常住田。加上赐田与兼并,至武后时,已有人惊呼公私田宅多为僧有。著名的寺庄有:嵩岳少林寺田碾四所;天台山国清寺,大和中置寺庄田十二顷;登州文登县赤山法华院,庄田年得米五百石

中国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发源地:浙江天台山国清寺

在唐代寺院经济的经济部门中,邸店、店铺、碾、油坊、车坊的经营日益受重视。寺院无尽藏使唐代寺院的财富有了更多的积聚。

扩张中的寺院经济侵蚀着官府的财政收入。首先,唐时取得度牒者免赋役, 其次,唐寺院庄一般不免税,但敕额寺院及请准者有免税权。据史料载。到唐武宗时,全国大中型寺院将近5000座,小型庙宇更是多达40000余座,僧尼近30万人,寺院奴隶达15万人。全国寺院占有良田数十万亩,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相对封闭的庄园。寺院内部的经济大权掌握在主持僧手中。僧尼们极少耕种,而是靠农民耕种寺院土地以收取地租和发放高利贷作为经济来源,这种做法使寺院经济得以迅速膨胀起来,以至达到了“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的程度。

三、三井家族处在同天台山交往频繁的近江三井寺附近

浙江天台山历称仙家佛地,素有“千佛万道、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之说,它既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和日本佛教天台宗的祖庭,也是中国道教的东南圣地。日本天台宗五祖圆珍853年来到唐朝,在离“三井潭”不远的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习天台章疏。回国后,圆珍改建近江国(今日本滋贺县)的“圆城寺”为“三井寺”。

日本天台寺门宗总本山——近江三井寺

三井家族的起源可溯至平安时代(966-1027)的关白藤原道长,其四男长宗之第五代孙子——藤原右马之助信正离开京都,定居于近江国(今滋贺县)三井村,开始以三井为姓。自此之后,三井家成为名门武家豪族,代代居于此地。

日本天台宗是在中国天台宗教观的基础上,又熔铸了中国佛教天台宗之后成立于中国的密教、禅宗、律宗、净土宗等教派的理论和实践,日本天台宗具有如此广大的圆融性和包容性,所以逐渐成为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最有势力和影响的宗派,并从中逐步分化出了多个新兴的教派。由最澄开启的融密宗入天台宗的特点,后经圆仁(794-864)、圆珍(814-891)、安然(841-?)诸师的发展,最后形成了与空海(774-835)创立的东密相对应的台密。

中日天台宗间频频交流,共同促进了包括天台宗在内的两国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对838至847十年间的中国佛教状况作了记录,从而大大丰富了这一时期包括天台宗在内的中国佛教史的内涵。与圆仁同时入唐的天台宗高僧圆载(?-877)获许往天台山求法,后在天台山国清寺座主广修法师处得到了解答。

圆珍(814-891)于仁寿三年(853)入唐求法,次年入天台山国清寺从广修弟子物外习止观法门,回国后曾任延历寺座主。圆珍在两次巡礼天台山期间,出资重修了智顗坟塔和国清寺的大殿,又在国清寺止观院建止观堂,为修习禅法的僧人建造了三间禅房。荣西(1141-1215)在天台山求学时,也出资修复了天台山万年寺的山门和两廊,还捐资修建了观音院、大慈寺和智者塔院。

正式在日本创立临济宗的为荣西(1141-1215)。道元(1200-1253),24岁时随明全入宋,创立了日本曹洞宗。日莲(1222-1282),12岁起在家乡清澄山的天台宗寺院师事道善,后到各地参学净土宗、禅宗、真言宗和天台教义。1253年,日莲回乡访亲,4月28日登清澄山,正式开创日莲宗。

四、三井起家于佛教典当,经营理念深受佛学浸染

1604年5月,在伊势的松坂有一对男女结成了夫妻。丈夫三井高俊当时23岁,妻子的名字没有流传下来,据说她之后皈依佛门,法号“殊法”,结婚时年仅15岁。

三井家族世世代代是大诸侯佐佐木氏的武将,是近江的鲶江城主,祖上是御堂关白藤原道长的六儿子藤原长家。三井家族从1156年左右开始拥有近江领地。但后来高俊的父亲越后守高安遭到织田信长的进攻而丢掉了鲶江城,他领着一家老小远逃到了伊势松坂这个地方。在织田、丰臣、德川这纷乱的时代变迁之中,高安并没有作为武将东山再起,而是成了一名商人。

高俊结婚时,三井家正以商号叫做“越后屋”的店铺主营酒和大酱。因为高俊从小接受武士教育,所以并不擅长经商。不过他的妻子是伊势当地有名的富商“角屋”家的女儿,从小对经商就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她嫁到三井家之后专门负责店铺的管理经营。

殊法嫁入三井家之后,殊法才发现自己的丈夫根本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武士”,每天除了风花雪月,偶尔也会读读书之外,对维持家计和经商等事情完全不放在心上。然而,殊法并没有抱怨,也没有放弃,她一个人承担起照顾整个家族的重担,而且也下定决心,立志要培养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们,让他们能真正成为振兴三井家族的人。

殊法出生于富商家庭,因此从小对家族的生意耳濡目染,对于经商之道也明了于心。首先,为了维持整个家族的生活,她先是自己开了一间当铺对于开当铺,殊法可谓是手到擒来,因为自己家里原本就有当铺生意,她从小在家里的店铺中从父母和伙计们那里学到了开当铺的商法,这些耳濡目染来的商法,再加上她勤劳又善良的品质,让她的当铺生意也逐渐红火起来。

当当铺生意有了一些起色之后,殊法又开始了借贷生意。通过设定比较低的利息率的做法增加前来借贷客户的人数,带着为他人提供方便的心态来实现与客户的共赢互利。另外作为副业,她在自己的店铺里也摆放了一些烟酒糖茶来零售,然而即便是对只是进来买一点点东西的客人,殊法也都怀着感恩之心进行热情的接待。对于在店铺里帮忙的伙计,殊法更是照顾入微,每天都为他们准备好茶水和烟草。

在维持家庭生活上勤奋努力的殊法,在培养和教育孩子们上更是尽心尽力。殊法与丈夫三井高俊之间共有八个孩子,其中四个男孩四个女孩,而最小的孩子,就是被誉为三井财阀创业鼻祖的三井高利。

均为佛家打扮的三井高利夫妇画像

越后屋的这些经商方法,都是三井高利继承和实践了他母亲殊法的顾客满意至上主义。三井殊法在世界上最早实践的“顾客满意至上主义”这一经商方法,被儿子三井高利作为“越后屋经商之法”继承下来,不久就在江户中期的商人之间作为“江户服务经商之法”普及开来。

  江户商人将顾客名册供奉在神坛和佛龛之上,点上灯烛,早晚叩拜,以祈祷生意兴隆和全家平安。

五、住友财团创始人,身为佛教徒的政友

住友家第1代家祖政友1585年生于越前丸冈(现福井县坂井郡丸冈町)的一个武士之家,相传是属桓武天皇时代平氏的后裔。政友的曾祖父和祖父在战国时期(1467年~1573年)的武士战乱中分属于两个敌对阵营,相继战亡。政友的父亲政行在悲痛之中成了佛教法华宗的忠实信徒

住友政友的木质雕像

  政友有兄弟两人,在政友12岁那年(1596年)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出家到京都。这一年政友随母亲去寺院听佛经,并从此成为佛教涅槃宗空源的弟子。日本当时的涅槃宗不同于中国佛教十三宗的涅槃宗,是空源独自开创并得到朝廷承认的一个新的宗派。政友成为空源的活跃弟子,称“空禅”,号“文殊院”。

  1617年以空源、空禅为首的涅槃宗信徒都遭到来自幕府的宗教镇压,他们由京都所司代(江户幕府侍所职官的代理,行使京都市政和警察权)送往江户监禁。空禅被送到佐仓(现千叶县佐仓市)看管3年。回到京都后就再也没有归依其他任何宗派,自称“员外沙门(也称员外沙弥)嘉休”,从此研究佛教著书立说,同时以“富士屋嘉休”为店名经营药铺和出版业,即还俗经商。

  政友对家人及后代为人之训诫大致可以归纳为:生平处事以正直、慈悲、清净为本,敬重神佛,感四恩(天地、国王、父母、众生),重三宝(佛、法、僧),处事以谨慎、务实为宗旨,勿忘勤俭节约。

  政友晚年,当一个叫勘十郎的家持(家中侍从)行将独立经商时,他用写信的方式,写下经商的五条训诫,即《文殊院旨意书》。

  住友家的第1代政友的这份《文殊院旨意书》于1761年在大阪的怀德堂乡校13由一名叫五井兰洲的人披露并公开。在装有这份文书的盒盖上写着:“以礼从俭,以俭得福,以福惠人,以惠再养福,此为久荣不衰之道也……”从这篇文字的后续文字看,这应该是熟知住友家的人留下的感想。从中可以看到经商的佛教徒没有把所得财富、资产作为唯一的追求,提倡的是勤俭、节约、慈悲的精神。

因此住友家的后代一直把政友视作住友家业的家祖。政友于67岁(1652年)长眠于京都洛西嵯峨佛教的清凉寺。

  政友的时代,日本还是一个封建社会,远没有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但是政友的商人精神与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那种追求个人成功及金钱和短期利益为目的的巧取豪夺相去甚远。可以认为在17世纪还处于封建时代的日本,作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工业资本家就是在一个与西方不同的宗教伦理下开始起步和成长的。


六、日本企业长寿的关键——中国的佛学基因

绵长悠久的日本企业,其商业精神的内核居然来自于中国。这些长寿企业掌门人,他们既有探险的精神,敢于直面纷乱的战争和掠夺;他们又有深入骨髓的佛教精神(从中国传到日本)、儒家情操(从中国传到日本),懂得忠信和爱民的重要性。可见,佛教是日本长寿企业的土壤和源泉。

对日本企业来说:“工作就是修行,无论是企业主,还是管理者,或者是普通员工,他们珍惜自己的工作,珍惜为他人服务,对于他们来说工作带来最高成就,工作是最高的享受。”

“顿悟成佛”是指众生无须经历长期的修习,只要刹那间领悟自心等同佛性,便是成佛之时,所以,日本企业里,大家都相信:只要确定目标,就一定能够达成目标。佛教强调悟性,日本企业里强调管理者要悟到管理工作的本质,并加以自己的创新意识和自主意识,形成独特的管理风格。“尊崇神佛,心存感激,为报恩感谢而生活”是丰田汽车公司提出的独特的管理思想,这使丰田企业员工的奉献精神得到了得淋漓尽致的发挥,给员工带来了精神上的满足。

日本企业日常的一些常规活动中富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每年三菱集团的各公司都要在土佐稻荷神社内举行祭祀活动;松下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提出“在制造产品之前,首先是培养人。”他为了使员工相信工作是为了追求人类的幸福生活,通过举行各种宗教活动把宗教的教义、精神和企业结合起来,并把他灌输给员工。日本企业家利用宗教活动影响下属的思想,并使之达到自己所希望的境界,更通过宗教活动协调企业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使管理层内部的指导思想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企业墓地及企业对已故职工的祭祀是日本企业特有的现象。

最澄随遣唐使到浙江省天台县国清寺留学回国后在比睿山建造了延历寺,大阪银行、丸大食品、滋贺银行等,随后50多家大企业主要以大阪、京都、滋贺县为主,都在延历寺大陵园内建了企业墓地。

日产汽车的企业墓地

空海回国后在高野山建立金刚寺。那里有美能达、日产汽车公司、麒麟啤酒、佳能等20多家大公司的墓地。死去的员工会被埋葬在灵塔下,为了表示对死去员工的缅怀之情,每当节日来临时,企业的领导会组织员工一起到墓地举行宗教仪式,这也是对新员工进行的现场教育,目的是为了使他们更忠于企业。

日本企业都拥有自己独特的宗教思想。企业最高领导者往往通过不断向他的员工传播自己的经营理念来实施自己的教义,结果便是企业员工愿意为了维护他们的信仰而选择舍生取义,像是一群狂热的宗教信徒。宗教信仰是日本企业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丰富了日本企业的文化,给日本的企业带来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宗教与日本企业文化密切相关,是日本企业文化中的特殊组成部分,宗教信仰在日本企业文化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日本企业文化的宗教特征》,来源于《现代企业教育》,2010年9期

◆《日本三井越后屋女老板的经营哲学》,来源于《如何让顾客的不满产生利润》,东方出版社出版

◆《中国典当业起源于南朝寺院》,来源于《现代商业》,2010年11期

◆《中国浙江三井潭,日本近江三井寺》,来源于《三井帝国启示录》,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

◆《千年寺院大有启发,任正非正在学习》,来源于《价值中国》,2017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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