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走过阿富汗的硝烟，我还活着

 走过阿富汗的硝烟，

我还活着

新视点特约撰稿：桂祎明 编辑：江婧怡

编者按：桂祎明，武汉大学历史学院13级学生，满世界跑的考古系男子。他心心念念神秘的伊斯兰国家，去年走过伊朗乌兹别克土库曼，今年暑假去到了战火纷飞的阿富汗。旅行即目的，好奇心即燃料，他一脚踏入禁区。

从七十年代阿富汗人民民主党政变上台至今，这个地方的战火就未曾熄灭过。时至今日，在我们的印象里，阿富汗仍是一个外人莫入的禁区。但好奇害死猫，我并不想掩饰自己对这片陌生而恐怖的国度的猎奇心理。

对阿富汗这个国家最初的了解，大概要从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和其他的一些书籍算起。亲身经历后，却发现这个国家的现状远比书中描写的更加复杂：哈桑、索拉博、玛丽雅姆和莱拉这些小说人物的经历，每天都在以更加离奇的形式在这里普遍上演。
壮着胆子，我在阿富汗驻伊斯兰堡大使馆办下了签证。

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门口的阿富汗难民 摄影：桂祎明

初到喀布尔

尽管之前曾在巴基斯坦最危险的白沙瓦逛了一圈，但是我的活动范围仅限市区，万万不敢跨出城区一步，更不用提走陆路过境进入阿富汗坎大哈边境了。要知道那里基本上就是一条玩命之路。我选择了另一条路线，从巴基斯坦绕道印度德里再飞喀布尔，但仍是分外忐忑。
走出小得可怜的航站楼，我背着大包站在机场前小广场上，回头仰望这座中轴对称的建筑。那上面挂着巨幅的照片——左面是新总统加尼，右面是已故的国家英雄马苏德将军。
来接我的饭店店员拉马丹说汽车没法往里开，要我自己到外面见他，他在店老板那里看过我的照片，可以认出我。我按照他和机场警卫所指的路，随着人流，走得提心吊胆，生怕身边潜伏着塔利班，对着人群一通扫射。没有SIM卡，没有航站楼的Wi-Fi，我直直走过三个停车场、四五道岗哨，路过一架抛锚的战斗机，总算是出了机场。但我还是没见到拉马丹。真是好生气！当时我就想，要能自己出去的话，看到哪家店就直接住下，不搭理中国饭店的人了。

摄影：桂祎明

机场门口的一个转盘看起来颇有生活气息：路这边是机场围墙，那边是一个婚礼宴会厅和一堆小商店。然而之后我才知道，那里也是一个隔三差五就发生恐怖袭击的地方——就在我抵达喀布尔的前两天，东突恐怖分子在众目睽睽下用月牙弯刀割断了两个在军车上执勤的士兵的脖子。这真是让我脊背发麻！
走在马路上，我拦下了一辆标着“UN”字样的吉普车。司机人很好，叫我转过路口进入他们的院子里（出于警惕还是不敢让我上车的），帮我打电话给拉马丹，并让他到这个没挂牌匾的联合国某机构来接我。在等待拉马丹的时候，司机还打开后备箱和防弹墙拿出一瓶水给我，真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
多亏这位好心人，最终我和拉马丹碰了头。跟着他回到中餐馆安顿下来后，我就开始琢磨着接下来怎么去巴米扬、班达米尔湖、赫拉特、马扎里沙里夫这些地方。听我的朋友说，去年他还可以顺利地从喀布尔包车前往巴米扬，再从赫拉特包车跨过边境进入伊朗。然而这一次我只能龟缩在喀布尔：飞机每周只有一班，根本赶不及，而陆路已经无法让外国人通行。

要说巴米扬和喀布尔的关系，就如同天津和北京。不同的在于，前往这么一座京幾重镇，经过层层叠叠的关卡是小事，可怕的是我们根本不知道哪一个哨卡是塔利班的，最多能从一些信源那里得知大概哪天塔利班要突击查车。去个巴米扬都要这么谍战，想想自己还年轻，唉，算了吧。

像吃饭一样司空见惯的死亡

这些年来，阿富汗局势恶化的催化剂大概要算去年夏秋之交的那场战斗。蛰伏了十几年的塔利班终于迎来了一场重大胜利——攻陷了北部重镇昆都士。尽管一个月后，政府在北约军队的帮助下收复了这座城市，但是在政府和塔利班的拉锯中，ISIS趁虚而入自此坐大。“楚汉之争”变成“三国演义”。
政府内部的几支势力其实也矛盾重重。
9月1日，也就是我抵阿的第二天，市区内爆发了塔吉克和乌兹别克两个少数民族的火拼。起因是这样的：塔吉克人要给一位已经下葬四十余年的塔吉克族阿富汗前领导人迁坟，而选定的新址正是现任副总统乌兹别克人杜斯图姆母亲的坟墓所在的山头，杜不允，遂双方交火。
当时，在市区的很多地方都能听到激烈的枪声。当我爬上一座小山时，令人震惊的画面呈现在了眼前——飞机在市区投弹了！
一边是山坡上的市民正在悠闲地野餐，他们中有成群结队的男青年，有坐在一起喝茶的大家庭，还有在草坪上踢着球的孩子们；另一边是轰鸣的直升机不断盘旋，打出橘黄色的弹药。但这并不影响人们闲适的心情，人们甚至懒得抬头多看两眼：“反正也没打几发”。

摄影：桂祎明

公园里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抬头看了一阵子之后，周围的气氛又恢复如常——卖水的小孩缠在我身后聒噪个不停，下棋的少年紧盯棋盘上的车马相士，来自外省的本国旅行者们举着相机在自拍。
武装冲突在这个国家和吃饭睡觉一样，早已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晚上的时候，直升机像苍蝇一样地在头顶飞来飞去，不时打下来几枚照明弹，发朋友圈还正好借着一点光。

擦肩而过的死神

尽管塔利班的控制区基本在乡村，但是其对城市的袭扰从未间断，从新总统加尼上台以来，他们的袭击频率更是呈指数增长。
9月2日，一辆银灰色的丰田汽车与我擦肩而过。正当我好奇这车过个路口怎么还那么横冲直撞的时候，一阵巨大的爆炸声强奸了我的耳朵。大概是炸弹的威力不够大吧，除了把自己的车炸个稀烂，周遭的行人和汽车好像没有受太大的伤亡（当然，我一发现爆炸就赶紧溜了）。

9月5日，国防部门口发生自杀式爆炸。这一次的爆炸几乎半个喀布尔都能听见。几乎全城的警车、救护车也都拥向那里。夹在车流中的还有一种卡车，空空地来，满载而归——那些是运尸车。车上横七竖八地摆着残缺不全的尸体，有的没了头，有的肠子流出来，有的大腿孤零零地横在车上，有的胸腔和头颅全都不翼而飞，甚至还有胎儿硬生生地从孕妇的腹腔里被爆了出来……

我是学考古的，可不是学法医的，看着这些死无全尸的人们，腿不由自主地颤抖着，浑身发软，仿佛一下子就会瘫倒在地上。

10月12日阿舒拉节，这个主动要我给他拍照的小哥，是这座什叶派清真寺的看守，已经在当天的恐怖袭击中遇难 摄影：桂祎明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年前曾经看过的一个ISIS斩首的视频：受害者的双手被反绑，没有穿着标志性的橘黄色囚服，被两个ISIS士兵从卡车上拎下来，双腿瘫软直接坐在了地上。刽子手手持一把明晃晃的砍刀，左手拉起受害者的下巴，右手下刀，顿时血溅五步。待血流不再喷涌，他再将尚且连着身体的头彻底砍断。整个过程与宰羊方法一模一样。当时那视频看得我立毛肌收缩，骨骼肌不自主颤栗，可那跟亲眼目睹、身临其境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这噩梦般的回忆足以令人彻夜难眠。
柏油路由殷红渐变成紫黑，空气中都汹涌着血腥味。此时地上如果有一些软软的物体，那必定是人肉。警察和医生们是这里最繁忙的人：一个负责维持秩序，防止骚乱，一个要迅速而小心翼翼地把那些没了胳膊腿，甚至肠子已经流出来的人抬走。那些还有力气拼命嘶吼的，说明伤得不重，起码还能保命，只有真正的重伤者奄奄一息地躺在担架上，等候着死神的召唤。
在阿富汗，没人知道自己哪天就要被流弹打死或是被汽车炸弹炸死。活着就是人赢。

在这死亡之地，华商们有一条重要的经商准则——“跟阿富汗人做生意，必须先付款后到货，不然要么他跑了、要么他死了。”

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

近几年，阿富汗的局势可谓是日臻恶劣。原有的中资公司大多选择撤走，仅剩中兴、华为等屈指可数的几家依旧坚守。
在阿华人的活动大本营是一个叫唐人饭店的地方，我们习惯叫它中国饭店。
老板王秋红，大家都叫她红姐，还有掌勺大厨贾永学师傅。以前局势好的时候，喀布尔有六七家中国饭馆，而今硕果仅存。它坐落在喀布尔市中心的富人区，和警察局长为邻。在这片街区，即使是步行且未带任何物品的陌生人，如果不说出明确的造访对象都会被巷子口的警卫拒绝入内。

红姐   摄影：王天成

中国饭店贯彻了华商出国经商最普遍的做法——不与当地普通百姓主动接触。虽然这样的做法在国内广为民众诟病，但在这种战乱国家谋发展的基础显然是求生存，而不是弘扬中国特色价值观。出于安全考虑，中国饭店和喀布尔大部分的宾馆一样是没有牌匾的，因为宾馆往往是外国人和商旅的集中地，对塔利班来说，无论是为了钱还是为了政治需求，打击宾馆都是不错的选择。
而在店员的选择上，首先要排除普什图人，因为塔利班及其同情者基本都是普什图人。店里的伙计兼翻译拉马丹、打扫卫生的姑娘和帮厨，三个人都是哈扎拉人，看门的是塔吉克人。用红姐的话说：“要是招来普什图人，他万一勾结塔利班把这店用来储藏个军火什么的就完了。”
而贾师傅，他在这个国家工作最大的动力就是儿子。虽然他的儿子没上大学，但1994年出生的小贾已经在青岛即墨县和朋友合伙承包了600亩农田。这放在过去可已经算是大地主了。尽管如此，贾师傅还是希望自己能尽一份做父亲的“义务”，给儿子买套房，逼他早点结婚。虽然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说，逼婚是件很烦的事情，但家长能为了这份他所认为的家庭的责任去过刀口舔血的日子，我突然没办法站在所谓新时代青年的角度去抨击他们的旧思想了。
还有佟大叔和他的老伙计。不得不说，他们到这里几乎是被“忽悠”来的。佟在阿富汗有一个朋友，朋友邀请他俩来这里考察金矿。怀揣着发家致富的梦想，（大概也会兼具贾师傅一样的动机），在对这里的局势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佟大叔竟然还深入了很多边远的连政府和北约势力都无法触及的地方，找到了不少品位很高的金矿。凭着无知者无畏的心态，他甚至见到了最不该见到的人。据他描述，他们曾在东北部巴达赫尚省一个没有公路、只能开着吉普车摸索的地方找到了当地管事的人——但这个地头蛇是蒙面的。要知道，在伊斯兰世界，只有女性被要求蒙面，若男人蒙面，只会是因为一些更可怕的原因——那人是塔利班较高级别的成员。我的天，在这种地方被打死是常态，活着回来大概才算新闻吧！而更令人担忧的是，淘金并不是两个人能完成的事情，这二位大叔考察过后，明年还要带着村里的不少男丁来这里正式开工。

阿富汗比较时髦的姑娘 摄影：桂祎明

令人错愕的性观念

在一个严格实行伊斯兰教沙里亚法的国家，似乎从表面上很难看出有多少东西能与性挂钩。
但是，有些人嘴上说清真，身体却很诚实。
沙里亚法规定，一个男子可以有四个妻子，但切不可厚此薄彼。多妻在这里相当普遍，尤其是在这已经战乱几十年、男丁稀少而寡妇众多的环境下，这种规则似乎是水到渠成的。哪怕有些人有六七个老婆（这早已违反了教法），但比起另一项真正令人作呕的风气，多妻已经算是正常得多了。
这里，娈童成风。
还记得《追风筝的人》里，哈桑和索拉博父子两代被鸡奸的悲惨遭遇。原以为那只是小说为了行文而设置的一些虚构的情节，但事实上，在阿富汗豢养男童以取其色的人难以计数，甚至这也不是什么令人不齿的事情，朋友之间可以公开讨论。
陪着红姐去续签工作签证的时候，我认识了坐在内政部签证中心主任办公室门口的看守：他除了两个妻子以外，还拥有一个男童。要说这个看守并不是什么军官，在这么战乱的地方，他连个配枪的资格都没有，如果放在中国，我们通常会叫他“看门大爷”。了解到他的情况，我当时就一阵反胃，但心下想着这是我亲眼见过的第一个娈童者。

摄影：桂祎明

我回到中国饭店，和这里的华商们聊起这个话题，却发现他们早已见怪不怪。据闻，在塔利班盘踞的坎大哈地区，这种风气更盛，《追风筝的人》所言非虚。然而我很疑惑，他们能一手遮天，那岂不是香车美女享用不尽，干什么要找小男孩麻烦？听了我的疑问，贾师傅苦笑一下答道：“吃惯了山珍海味难免想吃五谷杂粮。”

我竟一时语塞。

兴都库什山中灿烂绽放的罂粟花

原本就有不少鸦片种植的阿富汗，到了战争年代，种鸦变得更加疯狂。
苏联入侵的时候，阿富汗毁掉了大片的棉田，关闭了轧棉厂、纺织厂，以助乌兹别克斯坦的棉花产业打败竞争对手。苏军撤离后，没有了棉田的农民们一窝蜂地涌入鸦片市场。从1992年起，阿富汗就超越了金三角的缅甸和银三角的拉美，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非药用鸦片生产和出口国。在此后的20余年里阿富汗一直雄踞这一宝座。
罂粟种植的难度远低于任何经济作物和粮食，甚至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都不需要太多的水和肥料，烟农基本只需要掌握播种和割膏的本领就够了。近年来，国际援助减少，政府地盘缩小，过去在政府和国际组织引导下放弃鸦片改种粮食瓜果的贫穷农民大量破产，被迫重归种烟产业。游击战术在这里早已深入民心，每个人都深谙“敌进我退，敌疲我扰”的生存之道，和政府和北约在禁毒战场上拉锯。
尽管表面上违法，但政府的腐败横生和派系斗争使得禁毒流于形式。烟农只需要把临近公路的农田种上小麦以应付检查就够了。那些需要步行才能抵达的山涧就是罂粟的种植区。同样一片农田，种罂粟所带来的收益可以达到粮食的六倍。即使是在鸦片行情欠佳的年份，农民只需要把鸦片砖用纸包好，装进塑料袋里，静静等待来年价格反弹即可。

摄影：桂祎明

这次，我没有见到烟农，但是见到了瘾君子。
喀布尔河仅剩下一米宽、半米深的臭水沟裹挟着上游无数的各色垃圾穿城而过。在河床上有很多衣着破烂的男人，他们住在一个个桥墩下，等待着这份河水带来的厚礼。他们划好楚河汉界，白天在各自的领地里，呼吸着刺鼻的气味，寻找着那些他们眼中的“财富”——脏水里冲下来的废物，为这个国家百分之三十的就业率做着力所能及的贡献。
结束了晚上最后一次礼拜后，他们就回到桥下，点燃篝火唱起歌，享受着白色粉末所带来的谜一样的满足感。他们唱着唱着就会跳起来，也有些哭起来，还有的朝着西边大吼：“安拉胡克阿巴”。外人无法知晓这是甜蜜的幽怨还是苦涩的幸福，就如同喀布尔永远也不明朗的天空和灰蒙蒙的太阳。
乘飞机离开这片弹痕密布的土地的时候，仅仅是因为穿着阿富汗风格的衣服，我引起了中东其他国家海关的注意：他们加大对我的盘查，甚至还被更加莫名其妙的关押。阿富汗的邻居们，时刻提防着这个现在退居世界第二的“圣战”策源地。
谁不怕那些圣战者们渗透到自己的地盘呢？
有枪便是草头王的乱世，打仗和死人不是新鲜事，活着才是胜利。当一个活着的蝼蚁，这是蝼蚁最后的一点追求了。活着，不需要希望，大多的人只是在苟延残喘。就是有一千个太阳也难以将阴暗的土地照亮，能盛开的只有罂粟花。

夜幕下的喀布尔 摄影：桂祎明

如果选择一些短语来形容这个国家，或许是这些吧：不富强，勉强民主，不文明，不和谐不自由，不平等，不公正，没法治

很爱国，不敬业，不太诚信，未必友善

排版 | 刘武久

武大新视点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报

我们微笑，并依旧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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