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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教授董健:追求历史真实就是追求真理

现代快报 侯印国老湿 2020-01-25

 

邱稚真 摄影

 

本文刊登于《现代快报》,时间是2016年


桌上这本1999年出版的余华作品集已经读了一半,剩下的两篇中,《许三观卖血记》也已经开了头,董健打算四天之内“看”完这本早就熟稔的书。实际上,这位80岁老人早就看不清眼前了,数年前的一场眼疾,让他看什么都是模模糊糊的,有时,熟人迎面走过来跟他打招呼,他只有靠声音才能认清对方的身份。

 

可董健就是放不下读书,他只好央求自己的妻子,每天花一些时间把书上的内容读给他听,靠耳朵来读书。他当然放不下,他毕竟是个读书人。这个身份不同于学生、文书、落后分子或者老师、教授、南京大学副校长,这个身份已经跟了他一辈子。

 

01

 

妻子岁数也大了,董健不得不削减自己的阅读量,他挑了好久,才选择了这本余华作品集。在狭小且古旧的书房里,妻子读书的声音声声入耳,董健舒服地倒卧在椅子里。这样轻松的阅读体验,很容易让他想起自己刚刚读书的时候。

 

1944年,8岁的农家子弟董健初入学堂,那时,因为营养不良,他看起来瘦弱矮小。在讲究耕读传家的家乡山东,他这样的体格“干不了农活,只适合读书”。当时的学校有两套教材,一套是国民政府编写的新式教材,一套则是传统的《三字经》《千字文》和《弟子规》。

 

“认识的第一个字是‘人’,然后是‘男人’和‘女人’,再然后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学到的第一句话是,‘中国人很多很多,日本人很少很少。’”尽管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董健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刚开始读书时的情形。

 

从第一堂课上学到的理念,直接影响了董健的教育理念,他的许多学生都用诸如“由浅入深”和“潜移默化”的词语评价自己的老师。

 

少年董健当然不会想到未来,当时他就像中学时的你我,正被小说这种书所吸引。

 

对于当时的董健来说,《西游记》和《水浒传》比《红楼梦》更好看,他把孙行者和武二郎的每一个桥段都熟记于心了,石头记依然只翻看了前面几页。

 

1956年,参加工作之后的董健考入了北京俄语学院,开始接触俄国文学,读完一年级后,中苏关系开始紧张,董健转到了南京大学中文系。

 

这时的董健,虽然依然是根据兴趣在读书,却已经有了自己的方向。

 

“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文艺批评,最崇拜别林斯基,还专门画了他的像贴在床头。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也对我影响很大。”董健说,当然,他也阅读了诸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类的“流行书”。

 

02

 

在南京大学读完本科,董健成为陈中凡教授的中国戏剧史研究生。毕业后留校,1966年初,南京大学搬到乡下一个农场去办学。

 

当时匡亚明校长正在试验“半工半读”的教育模式。匡亚明对董健颇信任,把他调到学校里编小报《劳动与学习》。

 

不久“文革”爆发,董健出身不好,写过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文章,又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陈中凡的研究生,因此很快成了同学群中的“落后分子”。当时,他很迷茫,更加寄情于读书,但当时匮乏且单一的书籍让他更加困惑。

 

1978年后,这种情况才开始改变。董健也开始了他“恶补”的读书阶段。

 

“我在1980年代开始恶补。这个恶补是伤身体的,太累了,是短期的补。我写《田汉传》,田汉讲他在日本读过的书,我就赶紧拿来读。他读西方的戏剧、小说理论那么多,我都来不及读,但是完全不读,是没法写的。我们这一代被耽误得特别厉害。”董健说,“我们这一代文化人都是过渡性的人物,不可能出现很有成就的学者。当一个好的过渡性人物,能够把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认识、记忆和体验不打折扣地说出来,讲点真话就不容易了。”

 

恶补之后,董健迎来学术高峰期,重点研究“戏剧艺术”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这两个领域,他留下了《田汉传》《陈白尘创作历程论》《戏剧艺术十五讲》《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等著作。



如今,这些著作与读过的好书、学生好友的著作以及一些资料书籍都堆放在董健的书房里,打开室门,满是墨香。

 

03

 

当过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还做过南大副校长,董健育人无数,2015年11月8日,南京大学举办董健学术思想研讨会,2016年1月3日,包括“戏剧研究”“文学评论”和“文化批评”三部分的《董健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董健的理论跟读书有关,他的思想,一大部分倒是他的读书心得。“所以,当我眼睛看不到的时候,我觉得还不如立刻死了。”董健说这句话时,脸上满是淡然。“我要是没有家人的话,一定这么干了。”

 

几年前,董健为了写一篇学术文章在电脑上工作至深夜,完成后,他站起来,眼前却一片发黑,妻子走到跟前,但他说,“我看不见了。”

 

眼疾之后,董健曾经消沉过一段时间,但很快恢复过来,他依然看书、写文章、思考、批评,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昔年的大学老师如今致力于“启蒙”,致力于传播“追求历史真实就是追求真理”一类的理论。如今,他的生活倒是极为切合“返璞归真”的朴素道理——每天早上,老人起床,穿上一双如今已不多见的解放鞋,走进自己开辟的一块菜园。闲暇时,他就窝在沙发里,听妻子读书,感悟真实。

 

对话——

 

追求历史真实

就是追求真理

 

董健是一名读书人,也是一名思想者,同时还是一名教育家。多重身份的交织,让他对这个世界洞若观火。

 

读品周刊:回顾所受的教育和亲历的风云,你觉得自己这一代跟上一代比,有什么特点?

 

董健:我们这一代是1930年代生,1949年以后受的中学和大学教育,我们这一代有两大弱点。第一大弱点,我们是在乌托邦的鼓舞之下成长的,献身美好理想,完全否定“个人”。第二个弱点是我们这一代由于长期参加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没有办法去读书,读书甚少,知识结构严重不合理,使得我们在学术研究上达到一定的高度很困难。

 

我们很多西方的现代化知识是在“文革”之后补课学来的,有时都来不及补。我到俄罗斯跑了一年,到美国也去短期访问过,但是已经来不及补上所缺的东西。我的老师这一代,总结自己的一生是分为三个阶段:五四以后找到自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迷失自我,到了1980年代以后重新回归自我。我们没有这三个阶段,一开始就没有自我,一直到了林彪垮台以后我们才慢慢开始觉醒,到现在还在寻找自我。我们这一代应该讲都废掉了,我们就是在矮子里面选将军,“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两大弱点是历史给我们的,是谁也逃避不了的。

 

读品周刊:如今您已经80岁了,新一代的人已经成长起来了,不过,他们身边有电脑,有手机,面临的诱惑又不一样,您对他们有什么读书方面的忠告?

 

董健:现在的书太多了,所以,读书之前,一定要对书做一个选择。要读好书,什么样的书是好书。经得住时间和历史考验的书就是好书,像我们当年曾经疯狂地研究一些苏联的著作,不光看中文版的,还看俄文原版的,消耗了很大的精力,但几十年后,历史证明这些书的理论都是错误的,这些书就白读了。另外,选择书就一定要选择真实的书,这个真实包括历史的真实、细节的真实、灵魂的真实,要是内容不够真实,是永远读不出真理的,追求历史真实就是追求真理。

 

现在的书太多了,任何人都做不到把所有书都看一遍,所以看书要有详有略,就像曾国藩说的,看书分为读和阅,读就是精读,阅就是概览。

 

最后,还要告诫大家,读书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选择书就一定要选择真实的书,这个真实包括历史的真实、细节的真实、

 

灵魂的真实。要是内容不够真实,是永远读不出真理的

 

追求历史真实就是追求真理

 

董健

 

1936年1月生,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中文系主任、南京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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