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达耶维奇和屠格涅夫论普希金

（《青铜骑士插图》）

霍达耶维奇——

普希金可以平静看待的东西，在叶甫盖尼来说却无法忍受。……后者感到沙皇伫立在波涛上，就像波涛的头颅。

……令人不解的是，他（沙皇）那只“伸出去的手”是要制服群魔，还是要激越他们，引导他们发作？

魔鬼仿佛是影子，很快便长大并超过自己的主人。然而，对于那些多思并犹豫不决的人来说，“可怜的疯子”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

两个可以成为单独探索对象的问题：普希金的“微笑”问题和“魔鬼”问题。

平行主题可以在普希金全部作品中得到发现，这一技艺在他的诗作中达到其他作品未达到的高度。在《青铜骑士》中可以列出一张长长的、得到了全面深刻分析的主题清单。……普希金的各种平行主题是一个需要被认真对待的课题。

（以上关于《青铜骑士》）

在文学写作、批评领域、甚至文学史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迷信，仿佛诗人天性中就应该有某种奇怪的、很难判断的状态，好像是神魂颠倒，又好像是心醉神迷，或者疯疯癫癫。当诗人进入这种状态时仿佛才进行“创作”……这种神异状态被称之为灵感。但写诗的人都知道，它从来都不存在。

我要做一个修正。很年轻的诗人和不太会写诗的人倒常常会感受到某种与“灵感”相近的东西。当他们进入一种迷糊的错乱状态时便会自豪起来：诗写得“轻松”，“几乎没有涂改”。但是用普希金的话来说，这些人是处于“写作的低级阶段”。他们称之为灵感的东西和人们对灵感的通常理解完全不是普希金所指的灵感。他们所感受到的东西用普希金的语言可称之为兴奋。诗人说：“兴奋排除了美好东西的必备条件——平静。兴奋不具有智慧的力量，而智慧分布于对待整体的态度上。”

灵感和兴奋还是在普希金时代就已经混为一谈，而普希金特别说明了两者的区别。为了能够按照“普希金的理解方式”理解普希金的语句，我们恰恰应该用诗人自己的定义去理解“灵感”一词：

“灵感是心灵对各种思绪，对各种概念的意识以及对它们的解释的最生动的接受倾向”。

根据这一如此枯燥而又如此明确的定义可以做出几点结论。其中最直接的结论是，普希金赋予“灵感”一词的意思不仅有别于人们普遍理解的意思，而且与之相反。人们普遍认为灵感是一种力，将产生于虚无或不明来源的诗意产品抛出。与此相反，普希金的灵感首先是对各种思绪的接受能力，即对这些思绪的收集、积累和汲取……谈到灵感的作用，无疑，普希金将其确定为向心力，并非人们通常认为的离心力。

奇迹不会发生……但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作者可以听到赞许或者谴责。不仅是关于他的写作过程，更多更重要的是听到对他这一写作内容和思想的审判。作者现在看到，他并没有理解什么，他理解错了什么，他歪曲了什么，他诋毁了什么，他在什么地方做了假。根据写作上的缺陷，他看到心灵和良心的缺陷。

并不是在专门的文章中，而是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普希金暗示了其复杂深刻的思绪，但这一暗示未涉及任何证据，过于简洁和神秘，并且如此风趣和尖锐。

模仿品成为许多人的财富。在掌握了一系列写诗的办法之后，面具可以模仿得更出色。我们相当容易受骗，并且从字面上相信，诗作的面具之后是作者智慧的面孔。……模仿者并不总是心存不轨：他们本人也时常视自己为诗人，他们那种有些智慧的面具如此牢固，以致难于摆脱。

他真正的分量和意义远未被认识，就像他本人实际上并不理解果戈理一样。……它不会以鲁莽的方式出现：普希金既不会受到讥讽，也不会受到侮辱，但会出现对他的冷漠态度。

屠格涅夫——

普希金的话是正确的：我们懒惰而又缺乏好奇心。我们很少关心周围发生的事情。但我们很像这样的吝啬鬼，他们倘若最后下定决心要请客，就会乱花钱，在夏天也烘热屋子；同样，如果有什么东西引起了我们的好奇，我们就只议论这个东西，分成派别，进行激烈争论，固执己见，过了一些时间后，则又重新处于我们习以为常的漠不关心状态中。

（出自《当代短评》，初次发表于1847年）

在这个充分表达了人民本质的人身上，融合着这一本质的两种基本因素：即承受性的因素和主动性的因素。……我们俄罗斯人进入欧洲的圈子比其他人晚，在我们这里这两种因素有其特殊色彩；我们的承受性是双重的，既对于自己的生活而言，又对于西欧其他民族的生活及其所有财富（有时也包括了对于我们来说是痛苦的果实）而言。而我们的主动性也具有某种特殊的、不均衡的、阵发性的、可有时却是很大的力量，因为它需要同别人从中作梗的做法作斗争，又需要与本身的矛盾作斗争。请回想一下彼得大帝，其气质与普希金的气质颇有相近。无怪乎普希金对他怀有一种崇敬的特殊感情。

我所说的双重的承受性在他的生活上突出表现出来：他出生在一个古老贵族的家庭，在皇村中学接受外国教育，接受当时奉行外来原则的社会的影响，再就是伏尔泰、拜伦和1812年人民战争的影响；随后在俄国内地接触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接触现实中的语言……至于说到主动性，它在普希金身上表现得很早，并且很快没有了探索中的、含糊不清的性质，而成为自主的创作……很快就不再模仿欧洲样板，同时也不再受诱惑去仿效普通民众的语气。

只有弱小的、还没有成熟或处于被奴役压迫状态中的民族才提出人民性的口号，它们的创作应当为另一些、当然也是更重要的目的服务——即服务于维持他们的生存。俄罗斯不处于类似的条件下，它不弱小，也不受其他民族的奴役。它不自忧，无须热切地维护自己的独立性；它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因而甚至喜欢那些指出它缺点的人。

梅里美：“（普希金诗作）从最清醒的散文中用奇特的方式脱颖而出”。梅里美经常用“Proprie communia dicere”（语出贺拉斯《诗艺》，意为“仅从个人出发说话难于表达普遍理论”）这句话来说明普希金，认为用这种“从个人出发”的方法去讲人所共知的事的本领，正是那种把设想与现实相调和的诗的实质。……梅里美也赞赏普希金的那种立即直接谈事情本身（语出贺拉斯《诗艺》），或者法国人常说的那样，“掌握要害”的本领，并举出《唐璜》（指普希金《石客》）为这种能力的例子。

用独特方式吸收别人形式的能力，外国人自己也认为我们有这种能力，不过略带鄙视地称之为“同化”能力。这一特性使他能够写出《青铜骑士》的独白，这部作品会让莎士比亚也自豪地署名。普希金气质中热忱与冷静的特殊混合，或者说，他的才华的这种客观性是惊人的……但是，是否可以像称呼莎士比亚、歌德、荷马一样有充分理由称他为全世界的民族诗人呢（世界诗人与民族诗人这两者经常是吻合的）？普希金没有能够做到一切。不应忘记，他一个人要同时做两种工作，而在其他国家里这两件工作相隔整整一个世纪还要多，这就是：确定语言和创造文学。

他在去世前几个月的一封信里写：“我的心灵更加宽广了，我觉得我能够进行写作。”

他给我们留下了后来在俄罗斯文学中产生的东西的许多样式和类型。不妨回想一下《鲍里斯-戈耶诺夫》中的酒馆场面、《戈琉辛诺村源流考》等，像皮缅、以及《上尉的女儿》中主要人物那样的形象，不是证明在他的心中，过去也像现在、也像他提前意识到的未来那样存在过？

他没有逃脱作为原创者的艺术家和诗人的共同命运。他受到同时代人的冷遇，接下来的后几代人更加远离他。……直到不久前，才可以看到人们重新对他的作品感兴趣。普希金本人也预感到这种冷淡。我们知道，在他的最后几年，在他创作最好的时期，他已经几乎不把任何东西告诉读者，并且把《青铜骑士》这样的作品搁置起来。他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对那些习惯于把他视为发出优美动听之声的人、视为夜莺的读者表示鄙视……连像巴拉丁斯基这样聪敏而有洞察力的人（他参与整理普希金遗稿）在给另一个同样聪明的朋友的信中也这样说：“你能想象得到吗？在所有这些长诗中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什么吗？思想的丰富性！普希金是个思想家！这一点你能想得到吗？”

……普希金所说的作为回声的诗人（指普希金《回声》一诗），自己被自己吸引而处于中心的、像静态的生活一样的肯定的诗人，被作为喉舌的诗人，被他人吸引而成为离心的、像变动中的生活一样的否定的诗人所取代。……在莱蒙托夫的声音很快被打断之后，当果戈理已经成为人们思想的主流时，想起了“复仇和悲观”之声，而其他诗人都跟着他——于是他们便带领一代又一代人走。靠普希金的作品而得到公认的艺术、艺术无疑存在着这一事实以及它所创造的语言，开始为另一些在整顿社会时同样必需的原则服务。许多人过去认为、并且至今还认为这种变化只是衰落的表现，但我胆敢说，衰落崩溃的只是死的、无生气的东西，有活力的东西正在发生有机的变化，不断成长起来。俄罗斯正在成长，不是在走向衰落。……过时的或近视的人，才会为此感到困惑，为从前比较安逸的生活而痛苦，力图恢复它——并且让别人也恢复，为此不惜强迫他们。

（因为青年人重新开始阅读和注意普希金）我感到高兴尤其是因为，我们的青年人不是作为希望未能实现而感到悲观、屡犯错误而感到厌倦的悔过者而回到诗这一领域中来的，也不是要在他们过去摒弃的东西之中寻找安身立命之所与求得安慰。我倒是认为，这种回归是某种满足的征兆，并认为它是一个证据，证明某些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曾经认为不仅允许、而且必须牺牲一切无关的东西，把全部生活纳入一个轨道）已经被认为是达到了，而且将来还将达到另一些目标，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妨碍普希金为主要代表的诗艺在社会生活的其他应有的表现中占据合法地位。

（1880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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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屠格涅夫《国外来信》选节

最近使我感到惊讶的现象，是大部分在国外的俄国人的一种很厉害的、但是精心掩饰起来的苦闷，我建议，像命名一种新疾病一样，将其称作国外的俄国人式苦闷。“怎么”，有人会反驳我说，“俄国人在国外会感到苦闷？他们那么高兴地离开家乡，回国后又那么热切地谈论欧洲，他们会感到苦闷？”尽管如此，我所言不虚，只要好好注视一下在国外碰到的十个俄罗斯人中九人的脸，就会同意我的说法。他们脸上表现出那么大的苦闷、疲惫和困惑。他们身上的一切似乎都在叫喊“我们很苦闷！我们苦闷极啦！”……那么，俄罗斯人为何苦闷？

……到异乡旅行的俄罗斯人（当然不是全部）对异国他乡实际上缺乏了解，他们看到城市、建筑物、人的脸孔和衣服、山峦、田野与河流，但是他们与该国家的人们并不发生实际的、现实的接触。他们转换于各地，所处的旅馆、服务人员、集体午餐、雇工、雇来的马车和驴、以及向导构成的同一个环境，或者用时下的话来说，叫做“氛围”。我国的旅居他乡者或是由于天生畏怯，或是由于傲慢，或是由于不善与人共处，或是由于懒惰，几乎从来不摆脱这种“氛围”。至于说到由于居留在一个我们非常了解其过去的国家、并亲自检验了有关历史的回忆和资料而产生的快乐，由于在看到伟大的人民生活的痕迹或遗迹时产生的特殊心情，那么应当承认，对于我们的许多旅游者来说，所有这些感触都是不存在的，他们在这方面也太缺乏素养。对他们来说，城市、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名称只不过是名称，如同《死魂灵》中的一个囚犯只满足于指出这个监狱将会变得清洁些，而另一个监狱更加清洁一样。……

那就只剩下大自然和艺术品。

大自然任何时候都对俄罗斯人的心情产生很大影响，我看到过这样的司令和三等以上的文官，他们看到美景，看到瀑布和山峰也欣喜若狂；但光有大自然是不够的。闲适归闲适，司令还是司令。艺术……几乎要重复刚才说过的话，在这个领域我们的旅游者也修养不够。有人认为理解艺术只要天生有美感就行，这是没有根据的；而美感本身，如同各种属于人的东西一样，在事先付出的劳动、深入思考以及对典范之作的研究的影响下，会逐步变得清晰和成熟……有的美的爱好者激动地喊道：“我们需要的不是学识，不是深度，请给我们能感动我们的东西，能触痛我们的东西。”……并且不得不承认，我们的艺术兴趣过于经常地只限于折磨人地老是看着那些“有趣的东西”和“名作”。在这方面，德累斯顿画廊的一个景象特别发人深省：圣母像前放着一个沙发，多少年来，一代又一代俄国旅行者曾在这沙发上坐下，直至今日还是如此。我不止一次地觉得这是精神上的折磨的地点或刑具……

是的，我们的大部分旅行者在国外感到苦闷。从某种观点出发可以说，这甚至会给他们增添光彩。……但是如果有人想根据我的话对我说“旅行毫无意义，还不如呆在家里”，那么我将马上收回我的话。……到外国旅行是了解该国话语并充实头脑，而我们这些人没有必要假装成一副自己的东西绰绰有余的样子。……外国的影响，只能把本来不到任何地方去的人引入歧途。

（1857年12月19日于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