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里斯•艾亨鲍姆《<安娜·卡列尼娜>的题词》
（《安娜·卡列尼娜》插图）
“我想到一个被归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名下的说法，‘那些受诅咒的问题’（the accursed questions）：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上帝的存在，死亡的秘密，那些形而上学的精神上的大问题？那些问题以某种方式成为19和20世纪俄国文学的中心问题，这种方式在西欧文学中已经差不多成为绝响。那些俄国人描绘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人的宿命，而不是受阶级、社会地位、个人野心之类的东西支配的宿命——这一视野（vision）类似于我们首先在荷马，还有但丁和莎士比亚那里发现的东西。我们渴望那种视野，满怀感激地在伟大的俄国人那里发现了它。托尔斯泰的主人公的鲜活性也许最终就源自这同一种完整的视野（wholeness of vision），它不是概括和抽象的，而是洞烛幽微的。”
—— 佩维尔先生和沃洛霍斯基夫人《翻译托尔斯泰》
《安娜·卡列尼娜》的题词
作者：[俄]鲍里斯•艾亨鲍姆
(Boris Eikhenbaum，1886—1959)
中译：豆瓣ID“Colin Clovts”
节选自Boris Eikhenbaum：Lev Tolstoy: Semidesyatye gody，George Gibian英译。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罗马书》12.19
《安娜•卡列尼娜》以其语气和阐释上无可比拟的更大的客观性而有别于《战争与和平》。整部小说除了少数的几处例外，都是用谨慎而冷峻的语气（至于残酷，斯特拉霍夫写道）写成的，仿佛是从外部旁观。托尔斯泰没有把他的判断和评价硬塞进来。他从高处俯瞰生活，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作出一个类似于科学概括的评语：“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A.D.奥布兰斯基于70年代中期拜访了雅斯纳亚•波良纳，他说托尔斯泰问了他一个问题：“你读了《安娜•卡列尼娜》里列文的忏悔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托尔斯泰问道，“告诉我，我自己站在哪一边，在你看来，站在列文一边还是神父一边？”奥布兰斯基写道：“我回答说它写得那么真实那么好，以至于从故事本身完全不可能看出作者自己是站在哪一边。‘无论如何’，我补充说，‘你几乎不可能完全站在神父一边。’”【托尔斯泰答道：】
唔，你认为我站在列文一边，今天安布罗斯神父告诉我有个人为了进入修道院而去见他。这个人说我对忏悔的描述给他留下非常强烈的印象。安布罗斯神父——他自己当然没读过《安娜•卡列尼娜》——就问我写得这么好的忏悔部分在哪个地方。我确实认为我写得很好。我自己当然是站在神父一边而完全不站在列文一边，但我把这段情节重写了四次，而在我看来我站在哪一边仍过于显眼。我留意到唯有那些人们看不出作者同情哪一方的故事，才能给人留下印象。我必须以这样的方式来写每样东西，让这点不被察觉到。
这里的实质要点不在于“客观性”本身，而在于呈现矗立于个别现象之上的更高的生活真实的努力。※※※这便是托尔斯泰的“客观性”的本质，在《安娜•卡列尼娜》里他尤为清楚地、系统地维持着。这里我们无疑看到他研究普希金的散文带来的影响。普希金的散文在这种意义上也是“客观的”，正因为如此它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在遭到部分的抵制。托尔斯泰倾向于普希金，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他与当时主流文学界和批评界的不和。《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矛头直指当代文学精神的论辩性作品，是直指对艺术的目的所持的观点，直指唯实论的支配状态，直指“妇女问题”，直指“工人问题”，直指地方自治委员会，直指国民教育体系，直指唯物主义哲学的公开论战。那些在《安娜•卡列尼娜》里看到反对当代进步思想的例证的批评家，以及那些把托尔斯泰列入“杰出”作家（“沙龙艺术”）的批评家是有某种根据的，正如在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某种根据断言，可以在托尔斯泰的小说里发觉一种与左翼知识分子关于社会罪恶本性及犯罪起因截然不同的观点。小说的客观历史意蕴（部分是托尔斯泰艺术上“客观性”的结果）或许被证明相当不同；但在它问世时，这部小说确实看来是一项矛头直指时代的声明。
托尔斯泰从流行文学中抽身出来，他与它的意见不一，为他研究普希金的散文铺平了道路。※※※显然，他研究普希金仅限涉及艺术上的问题，那些他在1872年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提到的新“技巧”。
促使他开始写一部爱情小说的最密切直接的原因显然是仲马的书《男人－女人》，但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萌生了这一想法。仲马的书“打动了”托尔斯泰，特别是他经常思考这个主题并且在仲马的书里发现许多相似的看法和结论。然而，仲马关于一个欺骗自己丈夫并离弃他和她的孩子的女人（“杀死她！”）的论点，与托尔斯泰的观点相抵牾，并且必然激起他的反对。出现在小说的最早版本中的那句圣经题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是对仲马的论点的回答。没有必要杀死她，因为那个有罪的女人，将通过上帝之手而非人手而毁灭。小说的情节和诸设想改变了，变得更加复杂，自己脱离了与仲马那本小书的联系。但题词却保留下来了，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变得令人困惑。安娜从那个“令人厌憎的女人”，那个“破坏她丈夫生活和行为的该隐似的女性”转变为另一个不幸的、受苦的女人，“迷失自身的人”。那句题词怎么能保留着，它是什么意思？
※※※
发现一条走出困境的光荣道路的尝试之一，包含在V.维萨耶夫的回忆里。维萨耶夫写道：
——1907年春天我从国外回来，从华沙出发，我在旅途中与一个人同乘一节车厢，他就是米哈伊尔•S.苏霍廷，托尔斯泰的女婿（他的女儿塔特雅纳的丈夫）。我们自然谈了很多关于托尔斯泰的事。那时我正在写一本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书，名为《活的生活》。除了别的东西，我还告诉苏霍廷我如何理解《安娜•卡列尼娜》的题词——“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的意义。在小说中我们看到对托尔斯泰最深处精神本质的反思，他坚定不移的信仰：生活本质上是光明和欢乐的，它坚定地引导人们迈向幸福与和谐，如果人不听从生活的召唤，那么他自身就是有罪的。在与卡列宁的婚姻中，安娜只是一个母亲，而非妻子。没有爱情，他给予卡列宁的只是那种只有爱情才能赋予其光明和欢乐的东西。没有爱情，一切都化为中伤、谎言和羞耻。生活不容忍如许。安娜自己感到有一股仿佛独立于她的力量把她从畸形的生活中拉出来，把她投向一种新的爱情。如果安娜纯洁而体面地沉浸在那股力量里，一种正直的崭新生活将向他敞开大门。但安娜变得害怕人类的谴责，害怕失去她的社会地位。谎言玷污了这种深刻、清晰的感觉。它转变为被禁止的放纵沉溺；它变得偏狭且迷惑。安娜只有在爱情中才能得到庇护；她成为一名情妇，而之前她只是一位母亲。她徒然尝试与她不自然的无结果的爱情同住。生活不能容忍如许。被诽谤，被撕碎，安娜的灵魂被生活残忍地杀害。这里我们可以在最高法庭的审判面前默然俯首。如果人不听从他灵魂里神秘的、欢乐的召唤，如果他羞愧地走过生活为他准备的最大的乐趣，那么我们又该责怪谁，如果他在黑暗和痛苦中毁灭？一个人未经细思便反对她自己的感觉，而一条伟大的法律，在其残酷中灿然辉耀，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苏霍廷的眼睛闪耀着光芒：“太有创意了。把这告诉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一定很有趣，看看他对这样的解释作何反应。”“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相信你的话，”我答道。“我请求你告诉他，然后写信给我。当然我不怀疑托尔斯泰自己不这样看待那句题词，但实在非常好奇地想知道他的看法。”
苏霍金面露窘态，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不喜欢谈他的作品，但最后答应跟他说并且给我写信。一个月后我真的收到他的一封来信：
雅斯纳亚•波良纳，1907年5月23日
亲爱的维坎蒂•维坎特维奇：
别以为我忘了问L.N.关于《安娜•卡列尼娜》题词的问题。我只是找不到机会问他，因为正如我跟你说过，L.N.不喜欢谈论他的纯文学作品。
只是在前几天我才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问他关于“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不幸地，从他的回答看来，我是对的，而不是你。我说不幸地，因为我喜欢你对题词的理解远胜于L.N.的。我认为甚至L.N.自己也喜欢你的解释胜于他自己的。至少当我向他解释我为什么想知道他如何阐释那句题词时，他说，“是的，那是聪明的，非常聪明，但我必须重复说，我选择那句题词仅仅是，正如我说过的，为了解释这个思想：人干了坏事，就会遭致源于上帝而非源于人的种种痛苦辛酸，而那就是安娜•卡列尼娜自己所经历的。是的，我记得那正是我想要表达的。”
凭这些简单的话，托尔斯泰多少澄清了一个复杂的问题。本质上他不仅否定了维萨耶夫的观点，还否定了一切把题词看作小说的思想的表达的批评家的诠释。根据托尔斯泰的看法（特别是在他写《安娜•卡列尼娜》的时期），没有哪个单一的个别思想可以表达一部艺术作品的整个含义。※※※托尔斯泰对苏霍廷的回答，不是在解释小说的含义，而只是题词的含义。※※※首要的是，题词和小说之间的关系需要得到解释。※※※回答苏霍廷的问题时，托尔斯泰既没有讲到安娜的“罪行”，也没有讲到作为一种“惩罚”的她的自杀……托尔斯泰恢复了对圣经上的话的正确理解：重点落在字词“在我”和“我”，而不是“伸冤”和“必报应”。
（这句题词的英文为Vengeance is mine, I shall repay.，中文通译为“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为了保持上下文一致，相应的，mine译为“在我”，I译为“我”，vengeance译为“伸冤”，shall repay译为“必报应”。——中译注）
托尔斯泰在这句题词里表达的思想是“坏事”不可避免的结果不是人们的伸冤，而是一个人自己的痛苦，它们并非“源自人们”。安娜的自杀不过是安娜所经历的一切“痛苦辛酸”所产生的一个自然结论。关键不在她的自杀本身（也不在渥伦斯基自杀的企图），而是正好在于激情导致她的受苦这一事实。
※※※
在一个早期的版本里（1873），题词写作，“伸冤归我”。这明显是托尔斯泰自己作的一个简短粗略的笔记。这个版本出究竟出自何处，与出自《旧约》或《福音书》——或斯拉夫和俄罗斯教派的不同？在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第四卷里，有一章论及司法的概念——不正义，强力，法律，国家，等等。这里他也提到惩罚与复仇的概念。叔本华声称“国家之外，不存在惩罚的权利。”惩罚与伸冤的区别在于，惩罚指向未来，表面上是注定的，而伸冤只指向过去，并且是由已然发生的事所引起的。“※※※没人可以被授权充当一个纯粹的道德审判者的角色，去惩罚另一个造成他的痛苦的人；从而，为此令他去赎罪。那必是极端地过度自信。因此圣经上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毫无疑问，托尔斯泰读过这几页。我们必须断定他是从这里而不是从《福音书》里得来那句题词。他读的是叔本华的原文（那时还没有俄文译本；费特的译本要到1881年才问世），在德文中表述是“Meine ist die Rache, spricht der Herr, und ich will vegelten.”托尔斯泰没有查对《福音书》，也没有熟记俄文本，他只是从德文把这句话的开头译成“伸冤归我。”（伸冤归我，英文Vengeance belongs to me.——中译注；俄文原文Otmschchenie moe.——英译注）
在《安娜•卡列尼娜》的早期版本里，托尔斯泰藉叔本华的伦理规范之助，与仲马的论点展开论争。不仅把仲马，还把叔本华作为出发点，他起初把女人作为恶与罪的化身。但小说的进展超越它原初的狭隘限定，变得更为复杂。托尔斯泰显然在解决恶与罪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理论在艺术素材的压力下移向后台，而安娜则不再像她在1873年版那种意义上有罪。“你的安娜•卡列尼娜将引起无尽的同情，尽管如此，每位淑女会清楚地看到她是有罪的，”斯特拉霍夫在1875年写道。小说愈接近完成，安娜的罪行就变得愈不清晰，而从较早版本留下的题词变得越来越令人困惑。安娜从一个僭越者转变为一个受害者，而那个自然的问题就出现了——“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在这里是如何适用的？
从托尔斯泰的观点（然而却是建立在叔本华的伦理规范上的）看，安娜和渥伦斯基尽管有罪，却不是在社会和社会舆论面前（如格洛梅卡声称的），而是在生活面前，在“永恒的审判”面前才有罪。他们俩过的都不是一种真正的生活，因为他们之所以有罪，仅仅是由于一个狭义的概念——作为欲望的“意志”。他们不像列文那样深思生活的意义。在那种意义上，他们不是真正的人，而是他们的情欲和利己主义的奴隶。他们的爱情于是将自身转化为苦难——厌倦、憎恨、嫉妒。安娜开始遭受磨难，因为她犯了“人们把幸福想象成是他们愿望的满足的永恒错误。”关于渥伦斯基，托尔斯泰写道：“不久他感到在心灵里升起一种追求欲望的欲望——不由自主地，他开始抓住每个瞬息即逝的奇想，把它误认作欲望和目的。”安娜开始为嫉妒所折磨，这种嫉妒尔后变成报复和惩罚的欲望：“死亡鲜明而生动地呈现在她的想象里，作为为她在他心里重燃爱情，作为惩罚他，作为赢得植入她心里的恶魔同他展开的战斗的胜利的唯一手段。现在一切全都一样：去不去沃兹德维任斯科耶，是不是跟她丈夫离婚，全都不必要了。只有一样东西才是必要的——去惩罚他。”批评家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章，但它却非常重要。这里强调安娜受苦和毁灭，不是由于外部原因——不是由于社会谴责她，她的丈夫不让她离婚，而是由于激情本身，由于那植入她心里的“恶魔”。激情变为一场斗争，用丘特切夫的话来说，则是一场“致命的决斗”。这种激情就是托尔斯泰对苏霍廷说的“坏事”，而安娜和渥伦斯基的苦难则是“源于上帝而非源于人的痛苦辛酸”。托尔斯泰是在叔本华主义的伦理背景下来理解《福音书》里的话的，甚至在起初的情节转变后，它仍保持着其一般的含义，当然不能覆盖小说的全部含义。
因而这题词涉及安娜和渥伦斯基的命运。“那么贝特西•特维尔斯卡雅和斯捷潘•奥布隆斯基又怎样呢？”读过M.阿尔达诺夫的书的人会问。为什么他们还高高兴兴地活下去？这样问的人，是从法律的观点来评判托尔斯泰的小说，而不是从它的本质。托尔斯泰不是律师，他写小说不是为了法律研究。这里没有“犯罪的素材”——无论是起诉人还是辩护律师都与之毫无关系。这是一个更高的伦理的问题。贝特西•特维尔斯卡雅和斯捷潘•奥布隆斯基，像所有的世俗社会，在伦理或道德之外生活，因此站在这个问题之外。安娜和渥伦斯基逐渐屈服于道德审判（“永恒的审判”）仅仅是因为，被真实无欺的激情所攥住，他们上升到这个全然虚伪、谎言和空虚的世界之上，进入人类感情的世界。在列文、安娜和渥伦斯基生活的世界，托尔斯泰和他的上帝对贝特西和其他“职业罪人”（professinal sinner）无能为力：他们是作为真实的社会罪恶存在于小说里，接受历史的判决。托尔斯泰作为一名真正的现实主义者，并非在写一部以“更高审判”为主题的道德训诫小说，而是另外的东西。他的题词不能被理解为鼓吹资产阶级道德的说教，或是一名以控告开始、而以辩护结束的思维混乱的律师的演说辞。
（professinal sinner，根据ginger网友的解释，“从字面上可以直接说成是职业罪人。当然这不是指犯罪分子，而是指宗教上的罪，是指长期、频繁违背宗教教条的人，在人们眼中就是professional sinner(如妓女、小偷、酒鬼或是其他行恶不断的人)。”——中译注）
《安娜•卡列尼娜》里的人物（部分像《战争与和平》里的人物）是按某种道德阶梯来分类的。斯基华•奥布隆斯基和贝特西•特维尔斯卡雅以及类似的人站在接近社会的底层，那里的居民不知道道德律；安娜和渥伦斯基处于较高的位置，但他们是盲目和自私的情欲的奴隶，正因为那样，必须接受道德审判；列文也是站在悬崖的边缘上，却被挽救了，因为他过着完全充实的生活，着眼于道德律的实现。这就是托尔斯泰对他的时代的判决。（完）
（以上为《安娜•卡列尼娜》插图和葛丽泰·嘉宝版电影剧照。）
——“比希摩斯的话语”是由诗人王炜编辑的一个关于诗艺和文学、思想史、亚细亚现实观察的订阅号，不定期更新，希望持续呈现一种文学传统和智识视野，也呈现当代中文写作者的工作。
在《约伯记》中，代表陆地力量的巨兽比希摩斯，与代表海洋力量的巨兽利维坦对应。霍布斯1656年在针对另一个写作者Bramhall撰写的小册子《关于自由、必然和偶然》的评论中写到，要反驳利维坦，“比希摩斯对抗利维坦”将是恰如其分的标题。比希摩斯也成为霍布斯另一本著作的书名，在这个标题下，霍布斯对1640—1660年间的革命进行历史描述。比希摩斯被霍布斯用来象征无政府状态，同时，利维坦意谓国家，比希摩斯意谓革命。不过，在其他的许多书籍与阐释中，比希摩斯与利维坦的形象各自具有众多变体，两者的关系也充满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