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2016.8）

王炜

。。不要写“一般的诗”，如荷尔德林所言的“只是反应”的诗，后者不论以如何冲动的方式表现，都被一种感性需求所奴役。要保持古典风格的内在结构和骨骼，在说明中创造歧异，抵抗投射、认同、自我寻求和“虚伪的同类”的镜像扭曲。同时，要清晰，一如修昔底德的清晰。正是清晰使作品“平直而异常”，偏离那“只是反应”的感性需求。要在一个交叉地带工作，不要服务于冲动的可感性，要在被辨认可感性的时候不断表现路径的变向与延展性。同时，再没有比称呼这样的写作是“理性主义的”更错误的了。

。。要保持不断的对“必死性”的创造性直视，包括个人的必死性，一个世纪以来的“人民病变”中的精神分裂症中国——已经完形为一个有特色的人类现象与历史空间——的必死性。以及，要在作品中探讨当代的死亡管理与写作本身能够提供的一种死亡管理，并置两者，展露两者，让它成为一首史诗的双螺旋。

。。与其反复说“不能相互理解”，不如说，我们已经来到一种事实上已经非常普遍化了的认知空洞之中，面对一个不能通过推论、不能通过知识（或某一专业领域的主人意识）以及某种更任意的自我中心视角来加以替换的认知空洞。很可能，启蒙时代以来并经历过数次普世化的知识路径已经不能帮助我们面对这种认知空洞。也可能，再没有比制度化了的价值平等主义或虚假公正更经常被用于填充认知空洞。人对现实常常无法充分反应，如果这“原本是一种常态”，那么，今天它再次压迫性地成为“常态”这意味着什么？“不理解”是怎样发生的？在什么层面上，我们“不理解”、或有理由“不理解”？如果人类相互“理解”了漫长时光并已经“理解”失败，因此已经厌倦“理解”。如果我们已经无法“理解”发生的事和所在的环境，如果已经非常普遍化了的认知空洞以灾难的方式抵达，“不理解”意味着什么？

。。暂停写作者对万神殿意识的标举，不是打破拆毁它（文革以来的文化自毁冲动），而是让它处在静默之中。一方面，总是需要对文学传统的回顾与再描述，另一方面却要认识到，这些“传统”并不包括我们，并不与我们同在，我们并不在这种“传统”之中。我们并不处在“世界文学”之中，同时，也并不处在“民族文学”之中，实际上我们已经处在这两个历史范畴相互斗争的一种认知空洞之中。我们离“传统”非常遥远，而一个可能并没有我们“写得好”（这在今天似乎已经很难被理解）的同时代英语诗人却更有机会说自己来自“传统”，更有可能引起对这种“传统”的尊敬。同时，很难同意一个不了解本国文学的人会比一个对此有过研读（也是改写）的非本国作者更有权说自己是这种文学的主人，是这种文学的第一读者。作者（或第一作者）被消灭后，读者（或第一读者）也将被消灭。

。。这种偏离的态度——向“反成功性”延伸的态度——并非源于傲慢，而是因为我们面对并且未能跨越那个巨大的认知空洞，处在一个连“共鸣的消除”也无法支持我们去应对的，被认知空洞劫夺的地带。在这里，没有一个西南版的、中原版的、东北版的艾略特可以说“历史就是现在和中国”（“历史就是现在和英格兰”，《四个四重奏》）。这里的声音从未停止原始性，文明的声音——古典作者的声音——在此是匮乏的，或者没有合法性。今天，更经常的情况是，一个古典作者必须——经常是无条件的——经受摧毁，而一个可能早已模式化的先锋人物（艺术家或现代作家）却容易被置于某种对“前沿事物”的认同语境中。我们在“前沿事物”中容易彼此认同，但是，在古典作者那里分离。

。。中文写作者要陪伴并经受这种摧毁，把作者的未来、主题的未来交付给这种分离——仅在知识路径上具有“反潮流”面向是不够的——交付给“反成功性”，如同交付给善变的联盟般的命运，一如“把声名写在”汹涌着油污和死鱼的水上，作品也因此具有临时和临界性。

。。有意识的文风要求是一种积极的约束，诗有其文风，这在今天似乎也很难被理解，或者容易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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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希摩斯的话语”关于诗艺和文学、思想史、亚细亚现实观察，不定期更新，希望持续呈现一种文学传统和智识视野，也呈现当代中文写作者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