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光 （雪莱刍论）》（下）| 王炜
。。“我们与材料的关系仍然是可变的，我们的工作艺术——我们的诗艺——还可以更振作、更坦率、更‘灵活运用’和更清晰，就像刚刚濒临光明那样。”
。。“追寻普罗米修斯的可能性”
论光
雪莱刍论
（下）
王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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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诗艺
。。我无意牵涉“翻译体或西化之争”这一聚讼纷然，但对于具体的写作也许益处寥寥的话题。对于当代中文诗写作者，一百年来的译诗中最吸引他们的，也许更在于“不完美的欧洲人”以其不完美的西方性介入中文后，在中文里产生的可能性。这是“不完美的欧洲人”与“不完美的中国人”相遇之处，也是语言濒临边缘的部分。事实上，也是在“世界文学”这一社会上升模式中已属边缘的中文文学的更为边缘的部分。这种不完美，曾经由“不完美的英格兰人”雪莱（以及拜伦）、“不完美的德意志人”海涅、“不完美的俄罗斯人”果戈理、“不完美的印度人”泰戈尔（曾被称作“不洁的婆罗门”）、甚至“不完美的中国人”鲁迅所显现的品质——我相信，它与我们这些今天的“不完美者”们、也与将来的“不完美者”息息相关。当“世界公民”的可能性已逐步关闭，“不完美者”即使未必是“将来之人”的前身，但至少会是未来写作者的前身。在一次和朋友潘赫（生活在沈阳的青年实践者）的交谈中，我们都同意，也许我们必须将视角转变为：早已没有一个实体的“西方”，而是那事实上已作为共同文明端口的“西方”，已经分散存在于不同的语言和知识活动之中，好比“丧钟为所有人而鸣”，种子也为所有人而生长，尽管这一点可能招致文化殖民论者的批评。
。。中文《雪莱全集》已出版16年。即使已经到了2016年，包括我在内的“中国特色的读译文者”们，目前仍只能主要从《该隐》和《唐•璜》了解那个“晚期风格”的、也是最重要的拜伦。我们对雪莱的理解走出了对《西风颂》结尾的那种美杜莎之眼般的使用方式了吗？如果对雪莱的全部主要诗体作品——对行文细致多变的《心之灵》、用《唐•璜》式的文体探索人类牺牲行为的《伊斯兰的反叛》、青春气质的光明叙事诗《麦布女王》和黑色童话诗剧《暴虐的俄狄甫斯》、以及堪称复杂深邃的人类心灵现象的《阿拉斯特》进行逐一评述，会是更长篇幅甚或一本书的内容，并且已有前人深刻地完成过。我惟一的、也是孱弱的理由，只是把我第一时间想到的作品置于我作为中文诗写作者的处境与未来中去讨论，并且，我只把篇目范围拘束于我第一时间想起的那些诗。
“勃朗峰仍然在高处发光：——力，
就在那里，那多种景象多种音响、
许多生和死的力，宁静而庄严。
在没有月亮的夜晚安祥的黑暗中，
在苍凉的日照下，白雪降落在
山峰上；没有人看见落雪的情景，
也没有人看见雪花被夕阳燃烧，
或是星星透过雪花透射的亮光：
风与风默默无声地竞争，努力、
快速地堆雪，默默无声地堆积！
无言的电闪在这片荒原设置下
它无害的家园，像薄雾轻笼着
积雪。……”（《勃朗峰》，江枫译）
“然而，勃朗峰是耸入高空，闪烁光芒，
力，就在那里，这是许多景象、
许多声响，许多生死的静穆的力
在没有月光的安详的黑夜之中，
在寂寞的白昼，白雪降落到山峰；
谁也看不到这迷人的景象，
无论是雪花在夕阳中燃烧，
或是透过雪花射来了星星的闪光；
劲风在无声地争论，用急促的呼吸
默默无间地把雪片堆到一起；
无言的闪电把自己的家庭建筑在
这儿的寂静之中，并像轻雾一般
笼罩着白雪。……”（吴笛译）
。。在吴笛先生的译作中，雪莱的诗节同样具有感染力，但节奏模糊的文句使诗节失去了嘹亮性。在诗节的递进中，自然领域与心灵领域的合作——“无言的闪电的家庭”——产生了一颗新的星，透过暴雪，激射光辉。但我们没有在吴笛先生的语言中看到这颗星的光，它闪耀于江枫的中文，诗句嘹亮、坚强而利落，仿佛是这颗星所激射的光束本身——尤其，我们看到的正是中文的光芒。这些诗节，是否能够提醒接受了现代诗艺世俗化和迴环、晦暗的教育的我们，现代中文语言本可达到的简明、节奏性与光辉性呢？
。。洗练感是引起我重读雪莱的原因之一。《西风颂》第四节的开头的两种译文如下：
“哦，假如我是一片枯叶被你浮起，
假如我是能和你飞跑的云雾，
是一个波浪，和你的威力同喘息，
假如我分有你的脉搏，仅仅不如
你那么自由，哦，无法约束的生命！
假如我能像在少年时，凌风而舞
便成了你的伴侣，……”（查良铮译）
“我若是一朵轻捷的浮云能和你同飞，
我若是一片落叶，你所能提携，
我若是一头波浪能喘息于你的神威，
分享你雄强的脉搏，自由不羁，
仅次于，哦，仅次于不可控制的你；
我若能象在少年时，作为伴侣 ”（江枫译）
。。查良铮的译著如今享有崇高地位，但也许，并非他的实际成就，而是查良铮语言那钝重的正统感，使神情严肃的青年诗人们产生了认同吗？起初，我看不进江枫译本，我在一个轻慢的当代中文诗写作者的更新意志中认为，所有近代诗人都需重译——事实上大部分仍是——但以后，我在江枫译本中体会到明彻、利落的行文与逎劲的概括性节奏，以及乔治•摩尔称他在暂别时代的喧嚣，返回雪莱诗中时所呼吸到的“令人振作的清新空气”。在呼吸这“清新空气”之前，我经历了语言那群星失色的迷津。在雪莱的中文诗节中，文本一次次成为群星投影之地，夜晚的光束构成雪莱关于世界之夜的诗。在另一些诗中，夜的那些单子化的，各自独立参与、明灭有别的星光，让位于《阿波罗之歌》那样的宽广强盛的太阳光波。只要注意光在雪莱诗作中的各种呈现，就会看到雪莱诗行显著的光谱特征。
。。在艺术而非实证领域，一种不同于“所有一切必须从原文出发”的微弱异议是，对比同一个作品的不同中译是一种同样有益的训练。过去，我曾与同行一起，仔细对比了若干普希金诗作、歌德《浮士德》的几乎全部译本。这种对比阅读，对理解中文语言本身可能呈现的品格，也对“语感”的唤起，起到了我认为并非虚妄扭曲，而是有助于“语言成熟性”的作用。我们也这样阅读雪莱。以下两种译文的同一诗节出自诗剧《希腊》中的马哈穆德二世之口：
“目前的局势的确在把一些奇异的阴影
投在那些注意它和必须驾御它的人身上，
他们非如此不可，否则会在凶恶的退潮中没顶
因为无论灭亡或光荣总是他们占先。
他们的命运如此。有一幕很凄惨的景象
追逐我已有三次了，从睡梦到烦恼的白天
这幕景象震动我，好比暴风雨震动海洋
在我的记忆的镜面上不留下丝毫影踪。
但愿那……不相干的。你曾经对我说过
你认识一个犹太人，他的头脑如一部历史
记载着许多奇异、奥秘的被遗忘了的事。
我嘱咐你，去把他请来——人说他的一族
都善于做梦，而且个个都会聪明的详梦。”（杨熙龄译）
“近来的时局
给注视并必须驾驭其进程的人们
确实投出了异常的阴影，以免得
他们不自觉而灭顶，因为或毁灭
或光荣，他们都首当其冲：这些
就是——有三次都是同样凄惨的
幻景把我从梦中惊入烦恼的一天；
它震撼我如同暴风雨之震撼海水，
在记忆的镜面上未留下一丝形影。
但愿——不要紧。你曾说你认识
一个犹太人，他的心灵里记载着
离奇、神秘和已经被忘怀的事情。
我要你把他找来：据说他的族人
都擅长于做梦，都善于详解梦景。”（江枫译）
。。江译的断句仿佛找不准音调般摇晃不定，诗节为求紧凑而显紧张，偶尔神志一现般恢复一丝简练和节奏性。成语“首当其冲”使江译错过了一个被杨译抓住的时机：“因为无论灭亡或光荣总是他们占先”。后者显然更触动人心。杨熙龄译文中那个含混的时刻——“但愿那……不相干的”——倘若不核对原文，几可成为阅读抵牾于歧义之处。在江译中，它被清晰化为“但愿——不要紧”。这类例子非常细微，像不被注意的开关，不仅打开亮光，也为习惯了照明的我们打开黑暗。这些时时在对比中凸显的细节开关，犹如文本眨动之处，构成一种理解的进路，甚至成为文本的“凯洛斯时刻”。两个《希腊》译本，构成或明或暗的双螺旋。如果否定现代诗的歧义艺术，以过度的、激情化的自我颠倒——因为我也是实践者一员——站到其对立面拥戴某种反潮流的“显白”，也许是从现代诗艺那远未被穷尽的潜力空间叛逃。杨熙龄译文较为散文化的长句诗节，带给我一种灰暗多面体的详实与坚实感。但是，如果无视江枫语言的简明之处，也许同样会发生人们在不理解现代诗的歧义性和语言的陌生化时作出的那种粗率对待。和对复杂性的抵触一样，我们也会不理解简明。一个冒险的设想是：并非核对原文，而是比较杨译《希腊》和江译《希腊》这两种中文的果实，对于我们，在“尚未被人领会的关系”中变化的汉语——尤其文学汉语——和《诗辩》所指出的那逾越“时间的不同、人称的差异、空间的悬殊”的纯粹如一的“同一性”之间，考虑某种重要的平衡，是否会有所启发？这种语言平衡——同样是心灵领域的平衡——是否也将是今天的中文诗人的“中介性”的体现？当然，这一切显然难免被原文绝对主义的法庭批评。
。。今天，我们失去了刚劲的语言。雪莱的刚劲不以意志的莽撞打击为表现，而是以轻捷、优异的“不在之物”。哈罗德•布鲁姆在《雪莱导论》中精辟地指出了《致云雀》的要点：
。。“《致云雀》之所以能打动那些愚蠢的读者，是因为他们想象诗人在盯着云雀看并招呼它为非存在，但这些读者一开始就犯了严重的不准确的错误，因而完全忽视了这首诗的体验。这首颂歌的整个关键，在于云雀从一开始就是看不见的；诗人只是听到一支瞬间即逝的歌，但却什么也没看见，就像济慈在《夜莺颂》中实际上也没有看见任何夜莺一样。云雀飞得太高以至于人们几乎听不见它的歌唱，关键的是，雪莱在此把云雀与他的核心象征即正消失在不受欢迎的日光中的晨星作比较。那听不见、看不着的东西还是被发现有喜乐的基础，它实际上变成了隐喻的不可回避的动机，成了歌唱不平凡的日光的忧郁的理由。”
。。通过飞矢般无形、仅以声音出现之物——诗行那轻捷的节奏——雪莱的诗作不断呈现为刚劲的“不在之物”与光辉的一致性。这一致性的光芒是否越过了世代皮科克律法，一直照入我们这些“愚蠢的读者”的时代呢？在雪莱的后期诗作中，飞矢般的“不在之物”有时完全光明化，但最终停顿于《生命的凯旋》（1822年夏天）那不确定性的，阴影与光线剧烈颤动的炼狱。在进入《生命的凯旋》的但丁化炼狱之前，《阿多尼》（1821年）同样是《诗辩》的变奏，世界之夜还未完全侵入并统治心灵领域，但是，已经“把一些奇异的阴影\投在那些注意它和必须驾御它的人身上”，《阿多尼》是一首集中、概括性的关于那围绕着“诗人和诗艺”这一存在的世界阴影的诗。它深化了写作时间稍前的《含羞草》（1820年）主题，花园的阴影在《阿多尼》中强化为世界阴影，这是两首可以对比阅读、处在《生命的凯旋》之前的中间状态的诗。
。。在对《生命的凯旋》的讨论中有所新意，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即使不在未来，我相信在当代，也有其他深思专博的心灵比我更为胜任。事实上，越是面对这样的工作，也许讨论者越会认识到自己的限度，从而理解和期待他人的心灵。这并非推卸自己也许能够作出的一点努力，而是越面对这样的诗，我们越会认识到人类心灵的成就不可能被某一个超人的批评壮举所独占，不论他的诠释意志如何反民主性，其个人英雄主义的占有欲和决定性如何令人惊叹。
“我愿告诉你是什么导致同伴和我
沦落到承受这样深重的轻蔑屈辱，
叙述这队列清晨以来的一路经过；
‘如果一穷究竟的渴望还不能餍足，
你尽可追随观察直到深夜，但是
我已疲惫。’他蹒跚迈步，就仿佛
由于不胜自己语言的重负，于是
他稍事喘息；不待他重新继续说，
我问：‘首先，你是谁?’（……）”
。。接下来，卢梭作为雪莱的维吉尔，在这首但丁化的诗中现身。在此，比讨论“为何是卢梭”、以及“雪莱的卢梭观”的更好的问题，也许是我们是否还需要一个维吉尔，以及怎样选择我们的维吉尔？维吉尔，是那个来自过去，但我们却在道路前方遇到的人。即使我们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只有野兽，没有维吉尔。但只要我们在一个被野兽的确定性所辖制的世界，遇到了“心灵结构的转变”这一再现性的主题，维吉尔就会出现在道路前方。“维吉尔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而又似乎被很少谈论的诗学话题，将把我们带向诗人与传统的悠久共生关系之中。维吉尔，即出现在那语言的残损中——语言的“穷荒”中——的“再现者”。和但丁笔下那“仿佛因长久沉默而说话嗫嚅\他就是这样站在穷荒之中”的前人稍有不同，雪莱的卢梭“不胜自己语言的重负”。
“（……）
一个狂暴时代的产儿，他曾竭力
‘要赢得世界，而当它的希望破灭，
却失去了其中原有的伟大的一切，
本可获得比美德自身更多的赞美
‘与安宁，若不是机遇以鹰的羽翼
载他飞上成千攀登者曾先他之前：
翻跌，像拿破仑那样翻跌下来的
‘峰颠。’——我感觉我的脸色突变；
当我看见那影子离去时掌握松开
留下了一个庞大而太软弱的人间
以至于对它任何侏儒都可以走来
踢一脚，我伤心：为了相反的意愿
和权威在统治着我们凡人的昼与夜
为什么上帝要让善的目标与手段
不相协调一致；而由于绝望，我
几乎要为我眼睛的愿望感到羞惭，”
。。可以在这些诗节中认出帕索里尼《胜利》和艾略特《小吉丁》中关于“交叉时刻”的但丁化段落的先声。在后者中，艾略特辨认出了他的维吉尔，并与之“携手漫步在人行道上作一次死亡的巡逻”，出现维吉尔的时刻也即一个“没有以前也没有以后的交叉时刻”—— 在“时间的不同、人称的差异、空间的悬殊”中与“再现者”相遇的时刻，并且，完全是一个诗人时刻。雪莱不允许他的诗作中出现世俗化的变形——他永远不可能是那个写下《畸形人变相记》的拜伦——即使艾略特的维吉尔变形也逾越了拜伦，逾越了现实时空的诱惑，成为一个可与《生命的凯旋》媲美的时刻。但被控制在《生命的凯旋》精粹诗节中的，但丁化图像与视角的剧烈转变，如果不是世俗化的变形又意味着什么呢？《生命的凯旋》是那光明的、飞矢般的“不在之物”在诗人濒死阶段作出的最后努力，也即对它的影踪、它的连续性的最后一次记录吗？
“（……）
像黄昏沼泽的雾一样稠密，簇拥
在律师、神父、政客和理论家们
‘头颅四周，还有一些，仿佛空中
失去颜色的雪，在最美的秀发
和最有光泽的胸脯上落下，最终
被他们所扑灭的青春之光所熔化，
（……）
各有各的形象，而且，彼此相似，
但是不久便失去原状，仿佛是
无定形的云随风塑造容貌和姿势；
用这种材料，车上有创造力的光
制造了所有那些忙碌的幻影，恰似
太阳造就云的形态；就这样
一张张面具从所有人的面孔
和躯体落到路上；早在一天的时光
老去以前，像天堂的一瞥，唤醒
遗忘之谷熟睡者的欢乐便已死亡；
有些会由于跳恐怖的舞精疲力尽，
而倒下，就像我这样，倒在路旁；——
那些有最多的影子最快地离去的，
从每一最健壮的肢体最美的容颜，
就只能有最少的力和美留在身上。
‘那么，生命是什么？我高声质疑。’——”
。。这首未完成的长诗和雪莱的生命一起，中断在一个破折号中。罗伯特•勃朗宁写有一首题为《难忘的记忆》的短诗，诗中开篇即回应他人对作者的提问“你是否记得有一次与雪莱见面？”作者写道：
“我走过沼泽，它自有名字
。。而且在世界上想必有用，
但我只见一寸闪光的土地
。。在数十里茫茫空阔之中”（飞白译）
。。接下来，在“在数十里茫茫空阔”的原野上，一处石南丛中，诗人捡到一根鹰的羽毛（“一寸闪光的土地”）；鹰羽所提醒的那已不在的鹰，被诗人用以表达对雪莱的“记忆”。诗如是结尾：
“我将它佩戴在我的胸前
。。于是，我就忘却了其余。”
。。如果确如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罗伯特•勃朗宁的诗剧《指环与书》是在《钦契》影响下的产物，那根飘落的语言鹰羽也影子般掠过了《指环与书》，并停落于其中，使《指环与书》中世俗案件的证言沼泽（“它自有名字”），成为那只消失的鹰在人世中的证词。《生命的凯旋》中断之处的那个破折号，就是那根鹰羽吗？
。。我几乎不能指望与前人竞争对《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的理解。作为一个诗剧的写作和演出实践者，我能够对自己、也对今天可能有兴趣的演出实践者们提出的一个也许并不过分的问题是：在今天，会怎样演出《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围绕“诗剧”这一体裁的争议，和前文所述的“翻译体或西化之争”一样众说纷纭。其中常见的一种是：“诗剧”作为 “高度文本化”的、也即“可疑的”剧作形式，具有“不可表演性”。可是，难道诗剧的演出实践不正是要面对这种“不可表演性”吗？并且，事实上人们依然在不断演出埃斯库罗斯、阿里斯托芬的可被常规叙事使用的诗剧文本（我们已经看到，特佐普罗斯那样的戏剧家已经提供了非叙事性的、恢复诗剧的严肃仪式面相的当代样本），以及更加“高度文本化”的现代诗剧——也演出从密茨凯维奇《先人祭》到艾略特的作品，以及弗罗斯特的《理性假面剧》（一篇“广播诗剧”）。我们忘记了《浮士德》正是近代最伟大的诗剧成就，歌德在其中完善了他一生使用的各种诗体形式——也许这些诗体形式才是真正的角色。我们怎样理解拜伦晚期一系列伟大诗剧以及他身后的马洛与莎士比亚呢？我们也忘了，莎士比亚的主要体裁正是诗剧——莎翁戏剧正是黑暗时代最伟大的诗艺成就。普希金的诗剧《鲍里斯•戈多诺夫》被穆索尔斯基写成歌剧，说明艺术家可以不顾文学领域的狐疑和消极，直接面对、并在自己的工作中重构文本。《培尔•金特》、哈代的《列王》、泰戈尔的《时代之旅》作为现代诗剧被遗忘。叶芝的诗剧曾在他建立的剧场中，以仪式和梦境对话的方式演出，成为一种重塑爱尔兰心灵领域的公共空间。叶赛宁的《普加乔夫》将会在剧场中打开一个怎样的叵测的、黑暗而雄浑的空间呢？如果说奥登的《海与镜》也“不可表演”，是否低估了现代艺术家们在分角色对话和独白中可能开辟新形式的潜力呢？当我们说诗剧在二十世纪以来是一种陌生的体裁时，我们可能没有考虑到索因卡和布罗茨基的诗剧创作，而罗伯特•洛威尔晚期主要的诗艺成就正是诗剧。这些诗剧作品，是现代文学的峥嵘部分。人们以各种方式探索和演出不仅诗剧、也包括非诗剧的诗体文本，由此揭示这些文本的语言和主题的公共呈现可能性。由于诗剧在“世界文学”这一社会上升模式中不属于常规体裁，它更加要求实验性的和离散的工作方式，几个人以伯奥式的简朴方式，就可以在一个公共空间演出它，它结合了古典的精炼与未知的不确定性。
。。在今天，演出《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将意味着什么？请允许我重提诗剧开篇的那句简洁提示：“随着剧情的进展，天光逐渐明亮。”那么，它的演出也将是一个逐渐趋向于光明的过程。通过布光的艺术能做到吗？也许并不——《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提出了更高要求：表演者必须以他们的身体和话语，承受并表现那趋向光明的精炼而严酷的过程，并由此构思身体与人声的表现形式。因此，演出实践者必须思考，怎样表现人在趋向光明过程中的真实而恰当的状态。这将会对剧场、对演员带来怎样的考验呢？演员应当逾越“时间的不同、人称的差异、空间的悬殊”，表现出他们各自对希望的叙述。这仅仅是一个抽象的、非技术性的要求吗？我们知道，普罗米修斯——这位知识僭越者——正是人类技术的肇始者，演出《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难道不应该更注重普罗米修斯在技术中的“解放”——这第二次盗火吗？
。。2014年底，希腊戏剧艺术家特佐普罗斯导演的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在北京上演，那是一场简朴而深邃的演出。之前，2012年5月，特佐普罗斯在中央戏剧学院为《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首次中国演出进行了一次教学，这份讲义收入一本关于特佐普罗斯的“阿提斯剧场”的文献集中。这份讲义在更多时候，是一次针对青年生命状态的珍贵教育文献，但稍稍令我怀有异议的是，特佐普罗斯再现了普罗米修斯的囚徒性——“真人秀节目，一些人关在房子里，另一些人指示他们怎么做，洗脑。……请你们想象，这正是普罗米修斯的处境”——但并未逾越这种现代的反英雄理解，更进一步，对普罗米修斯的可能性作出预示。后者正是雪莱诗剧的主题：普罗米修斯的“解放”，是雪莱在《告爱尔兰人民书》中予以明确的“何为解放”——以及被“何为解放”所重塑的心灵领域的核心叙述。当《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被哈罗德•布鲁姆这样的当代批评家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篇之一，原因也包括，雪莱之后，人类再未产生过《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这样的关于“何为解放”的作品。
。。反英雄主义一样会犯和英雄主义一样的错误。因此，今天，我们对普罗米修斯的追寻，并不是对那个痛苦的囚徒的再现，而应当是对普罗米修斯的可能性的追寻。我们也不应忘记，普罗米修斯的盗火行为也是“联觉”（我们熟悉它的另一个名字：“通感”）的象征。因此，对普罗米修斯的追寻，也是艺术家们重塑“联觉”的共同工作机会吗？认为对普罗米修斯的追寻已沦为对Frankerstein的追寻，或者“一切坚固之物已经烟消云散”——这包括Frankerstein这样的“坚固之物”也“烟消云散”——可能已经是一种福楼拜所称的“庸见”。今天，我们怎样理解、怎样在演出实践中表现《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结尾那种非暴力的、坦荡而澄明的生命狂喜呢？
“……有些
自然力由于接触无所遮蔽的你
已发生良好的变化。”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第五场）
。。“无所遮蔽的你”是那个“将来之人”吗？今天，我们将怎样理解、并在演出实践中呈现那个将来的、“无所遮蔽的你”呢？
。。“米提斯”（Ｍétis）出现在中文，据我所知，应该仅仅出现在当代人类学和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一书中。“米提斯”后来被翻译为“狡猾的智能”、“实践技能”，意谓一种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领悟和找出解决方案的能力。“米提斯”有“混合的”之意，也有“谨慎的、仔细的”之意。但在詹姆斯•斯科特看来，这都不足以说明“米提斯”的涵义。詹姆斯•斯科特的“米提斯”其涵义包括：其一，具有特殊性或地方性，是当地经验不断积累所产生的“地方艺术”，“在具体条件下，了解如何与什么时候用这些经验规律是米提斯的本质”（《国家的视角》第443页）。其二，具有实践性，是在书籍和经院知识以外的另一种知识。它不是逻辑演绎的结果，而是从实践中获取。其三，“米提斯知识”具有开放性和变动性，处于不断发展中，“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可塑的、本土的和有多重涵义的。”依赖特定背景，具有不完整特征。最后，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不可预测和计算，也没有严格逻辑，而是重视实践经验和随机的推理，且“不确定性如此之大，我们只能摸索着前进”。在斯科特看来，“米提斯知识”不仅是解决许多实践中问题的方式，也是理解现实条件下的“不完美者”的政治潜力的方式。
。。如果“米提斯知识”是隐蔽的、而非“无所遮蔽的你”的知识，因此不能产生新的知识僭越者，那么，什么是“米提斯知识”的未来？“米提斯知识”的未来是“米提斯”向普罗米修斯的复归和转化吗？当我们的“知识”成为赫尔墨斯式的也即商务的、信使的和技术性的，成为普遍的“米提斯”之后，“知识”的未来会再一次普罗米修斯化，产生再一次主动性，并产生承担这种主动性命运的新的知识僭越者吗？在特佐普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普罗米修斯并非一个单独的人，而是一个集体——是一代人，并且是不完美的一代人。这是这位当代戏剧家的处理中令人感动的一点。
。。雪莱是杰出的书信写作者。在书信中，雪莱也以突出的真实性和概括性记录了他与拜伦的关系（参见拙文《未完成的大地事务——论拜伦》）。这些记录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诗人之间的关系，并对那种诗人与诗人关系的神话性叙述作出反思之后，得到更恰当、也不必完全消极化的理解。在致利•亨特（1819年9月27日于里沃那）的信中，雪莱谈到薄伽丘，“在他对每个新的一天的小型引言里，有着对自然的美好描绘，它使我们产生对清晨的雾所产生的模糊感。……他常常轻描淡写，但意蕴微妙。”。这封信奉献了——也在中文里促成了——两个精妙的短句：“每个新的一天的小型引言”和“对清晨的雾所产生的模糊感”。这不是形容词，这是关于“语言的早晨”、“文体的早晨”的认识。在诗和诗剧中，既然压力不可避免，诗人就用语言的力量、用精神力量去扩大和加深了它，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个领会的截面和愿望的尖顶：“语言的早晨”。在这样一种诗中，诗句不断由凌晨的阴影构成。太阳有时压迫、有时暗淡地环绕着谈话、形象和铭文。诗句像微小的行星，同太阳碰撞，发出清澈的回声。有时，发生的还有理性与轻柔（这个词仍不准确）的短短结合，诗句也有一种在接近凌晨的特征。这一切，生动地表现于雪莱所有文体明彻洗练的短诗之中。在关于爱情的短诗中，诗是从人类迄今全部的黎明取下的一个片段，作为指环，给那个被爱的人佩戴。
。。在最后的时光里，雪莱关注于“唐•璜号”的建造，在致亨利•雷维利（1919年11月17日于佛罗伦萨）的信中他写道：“花岗岩的群山与燧石海岬的嶙峋形态，像彗星的尾巴一样非凡，横空出世于百万英里的空间。上帝使我看到他的机器围绕太阳旋转，高兴地看着机器运行。而且得到了专利权向宇宙的恒星供应同样的机器。你的船之于大洋犹如地球之于天空——一个成功而快速的航行者。”
。。这是写作者精神在趋向于未来作品的心灵状态。但是，这艘全新的船也载着他驶向死亡。在现代英语诗中，雪莱的直接影响是哈特•克兰。作为一位更为人所知的雪莱继承人，溺海而死的哈特•克兰的悲剧命运与雪莱的命运暗合，仿佛同一个孤立的诗人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姓名。但为此感叹并非重点。我们可以再次借由雪莱的文本提出的问题是：何为“未来文学”？“未来文学”也许并非在雪莱的后世以各种以未来主义的、或以其它美学形式革新策略树立形象的文学，而是心灵领域以逾越“时间的不同、人称的差异、空间的悬殊”再现的文学。如果，承担“再现”的写作者命运——一如哈特•克兰——总是悲剧性的。这种悲剧命运可以视为皮科克主义对写作者命运的闭合——把写作者闭合于某种可供怀念的，神话化了的过时性中？那么，“未来文学”是否应当是承担了“再现”的文学对悲剧性的闭合的逾越，是文学由“再现”朝向希望的状态？
5、命运
。。长时间中，雪莱并不是我最喜爱的诗人，我的注意力更多放在了对莎士比亚（以及在“莎士比亚”中隐含的马洛）、普希金和艾略特以来的现代诗人的阅读中，并且如前所述，我的注意力一度无法安放于那些容易被视为缺乏“现代写作艺术”兴奋点的译本中。有时我们评判一个近代诗人的译本好坏，可能并不主要出于是否符合原文绝对主义的要求，而是出于它是否带给了我们被“现代写作艺术”带来的相似兴奋点。在中学时代初读雪莱以后的二十五年中，我一度回避对他的阅读。但是，雪莱对于我产生了比其他我经常阅读的诗人所能产生的更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缓慢地浮现于文学写作，也把写作者从对“何为良好生活”的沉思，推向对“何为人生运动”的动态追寻。今天，“从阴郁地方城市走向外部世界”——曾经是一种前现代\现代的人生运动——已经改变了，于连仍然层出不穷，但于连式的人生运动最终会被文化资本所吸纳，而雪莱式的人生运动无法被叙述为各种盖茨比故事的当代变体。如果普罗米修斯的第二次解放即“光明”，那么，“世界”就是“前光明状态”的痛苦组合与表现形式。相比其他从阴郁地方城市走向外部世界的人生运动，雪莱式的人生运动和于连的根本区别则在于：走向“外部世界”的活动就是在“时间的不同、人称的差异、空间的悬殊”中寻找“光明”的过程，是在不用地域和领域与其他实践者进行“联觉活动”，并重新定义“外部世界”的过程。
。。如果以雪莱在《论生活》中的声明——“事物之间的关系没有因任何‘体系’而变更”——为理解前提，会对当代实践（包括写作实践）和我们的人生运动产生怎样的认识？“体系”所带来的“命运的驯化”将转变成为命运的“不可驯化”吗？“不可驯化”正是心灵潜力与政治潜力的“交叉时刻”吗？这将为我们带来怎样的对“何为命运”的理解？
。。“体系”告诉我们，雪莱与拜伦以后被叙述为欧陆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但是，拜伦具有反浪漫派的怀疑主义和现实主义倾向，雪莱的主题则更为殊异于浪漫派——包括“湖畔诗派”的田园美学和政治玄学——而完全关注于心灵结构的转变，这种转变，在长时段中、在未来才被揭示，不在正统浪漫派那回归帝国时间的田园美学和政治玄学时间里。雪莱与拜伦不仅是欧洲的离散者和异端，也是浪漫派的离散者和异端。
。。拜伦本人曾精辟地说道：“丝毫没有成功——不论好的还是坏的——有时会引起诗人的忌妒。”但在可以为雪莱作品的出版起到某种关键作用时，他压下了这个机会。当然，拜伦为雪莱主持了葬礼，并对雪莱的人格作出了中肯评价。即使拜伦丑闻缠身，也获得了显赫的形象。作为诗人和作家，雪莱完全没有获得过社会成功。他的名声主要是一个“不完美的英格兰人”，在世的更多时间里是一个丑闻。雪莱的人格与具体的人生活动半隐没在社会主流叙述的信息聚合权与解释权中，在近代世界，既使一个诗人承受了充分的失败——现代社会总还是宽容一些，或者如帕索里尼所言的“伪宽容”总给予了一些间隙空间——但诗人却也能够更专注于人生运动的本真性，近代世界对本真活动的辨认和管制也许还不像今天这样清晰，本真性还未被非议和排斥所消解，诗人可以在被时代忽视中未受辨认和管制所介入、也未受分解。
。。也许，我们可以提一个与阿兰•巴丢相反的问题：“如何再次成为浪漫主义者”。今天的“浪漫主义”，是否就是追寻普罗米修斯的可能性——第二次盗火呢？人类怎样在“人论”这一张力主题下理解生活、重构怎样的人生运动形式，以及人生运动本身所具有的知识与政治潜力，被几乎不可逆转的抛弃了。人类生活和人生运动以心灵领域为前提的本质性转向的可能，也被定义为简单理想主义所遮蔽。今天，也许一个“浪漫主义者”应当重新认识并实践雪莱时代的那种人生活动的反成功性。是的，反成功性正是“浪漫主义”的。
。。梅列日科夫斯基在一篇赞扬赫尔岑的散文《未来的小人》中，批判“中国长城一般绝对的、极其坚固的‘混合平庸’”。梅列日科夫斯基继续写道：“中国人——完美的黄面孔的实证主义者；欧洲人——不完美的白面孔的中国人。在此意义上，美国人是完美的欧洲人。这里极端的西方与极端的东方汇合了。……不是中国在走向欧洲，而是欧洲在走向中国”。但是，在今天，在这“极端汇合”所开启的世界之夜中，是否我们会经历这样的颠倒：并非清洗我们的西方性，而是为了成为“不完美的中国人”而再次发现我们的西方性呢？赫尔岑，这位“不完美的”斯拉夫欧洲人，想 “拯救欧洲，使其摆脱中国”，并且失败了。“不完美的白面孔的欧洲人”雪莱失败了吗？雪莱在中文读者\写作者眼中所呈现那种几乎是永久性的过时，意味着我们依然是梅列日科夫斯基所称的“完美的黄面孔的中国人”吗？
。。对于我们——“不完美的中国人”——而言，有意义的“欧洲”就是那些“欧洲”的被放逐者和离散者，那些曾经不被欧洲接受的、作为分歧者和异见者的“不完美的欧洲人”，那些人类心灵领域的格列弗们。作为分歧者和欧洲的离散者，作为“不完美的欧洲人”的雪莱，尽管在世时未获承认，他依然生活在一个以心灵领域为前提的人文知识领域还未充分像今天这样系统化的时代——火焰几乎被不可逆转的趋势细分为各种火焰学的时代——普罗米修斯因不知所措而盗火失败，再次成为囚徒的时代。不是人类心灵的一切政治潜力，不是一切“不完美”的政治性以对普罗米修斯的可能性的追寻，都可以被政客们和现代政治科学的“新工具”所界定的政治性所理解，并因此不再具有近代作家们——“不完美的欧洲人”们曾经具有的前瞻价值。同时，也许我们深深丧失了通过对近代作家的理解，重新认识心灵领域赋予我们政治潜力的能力与可能性。雪莱的前瞻性，并非一个企图更换权力、建立政权者的理想，而是指出人类离散者、“不完美者”们始终可以活动的一个以心灵领域为前提的空间，一个追寻普罗米修斯的可能性的活动空间。并且，也是心灵领域对人类政治活动扩张意志的不懈纠正。如果政治家及其拥趸不断忽视“人民”的现实需求而再次把“人民”置于理想的祭坛，我们没有理由否认现代思想家对此作出的种种批评。如果“人民”永远不可能成为雪莱式的“人民”——那曾被建议重新认识“何为爱尔兰人”、“何为英格兰人”并呈现于普罗米修斯的可能性中的“人民”，也许我们就失去了“人民”的根本意义，而雪莱的前瞻性是对后一层面在“时间的不同、人称的差异、空间的悬殊”中的不懈重述。今天，我们理解雪莱这样的离散者——这些格列弗们——的前瞻性，并非一种人文主义的老调重弹，更主要是理解那在欧洲产生，但并不能只归属于欧洲的东西，尽管在随后的岁月中它成为欧洲文化资本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的敌人也引用和诵读雪莱，我们应该公正的认识到，那些诗句也正在被雪莱的敌人引用和诵读。文化资本利用它的离散者以建立自身的形象，达到获利与权力方面的目的，是和“世界文学”这一社会上升模式——对文学写作者们的“命运的驯化”——同步出现的一个较为晚近的粗鄙现象。
。。现代主义以来，对古典作家，尤其潮流理论对严肃的浪漫主义作家的差遣利用和戏谑肢解，是一种合法化了的粗鄙——仿佛古典作家只是一个个用尸块拼凑而成的Frankerstein——而雪莱这样的诗人尤其承担了这种粗鄙。布尔迪厄所批判的“文学场”的产生，同样也是知识分子间接或主动顺应了粗鄙化的结果。不论一种“区隔”以何种学科、言语的方式表现，它的在场都是粗鄙的。粗鄙的反面，并非以阶级划分的“高雅”，而是向“尚未被人领会的关系”敞开的解放状态，是人类心灵的高贵面——诗人的工作即致力于这种高贵的“再现”。经由柏拉图视角的倒置和历代皮科克们的颠倒命名，诗人们逐渐顺应、并主动认同了“半野蛮人”的身份。不是一切被逐的，都必然能够在柏拉图律条下绝处逢生。不论城邦还是诗人，都会在被驱离中衰弱和死去。当西奥多•罗特克在他的诗学公共课中说出“我曾经认为诗人们彼此帮助，一起向前推进意识”时，可以视之为雪莱在他的时代所意识到的，诗人与城邦都在进入世界之夜，因此诗人应当参与建立“彼此帮助”的精神共通体的回声——“雪莱之爱”的回声。今天，我们进入了一个诗的——尤其中文诗的——愚人时代。不再能够成为知识僭越者的诗人，甚至会更快地末人化，成为“未来的小人”吗？尽管如此，在“时间的不同、人称的差异、空间的悬殊”中，我们与材料的关系仍然是可变的，我们的工作艺术——我们的诗艺——还可以更振作、更坦率、更“灵活运用”和更清晰，就像刚刚濒临光明那样。每当我想到这一点，雪莱的名字几乎总在第一时间浮现。
2016，11—12月。
《诗辩》根据缪灵珠译文。
哲学文论根据徐文惠译文。
政论根据杨熙龄译文。
诗作、书信除注明外均根据江枫译文。
延伸阅读
（点击标题可见）
。。“比希摩斯的话语”关于诗艺和文学、思想史、亚细亚现实观察，不定期更新，希望持续呈现一种文学传统和智识视野，也呈现当代中文写作者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