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Lee |《<切雷诺>与话语的命运》
《切雷诺》插图与剧照
。。按：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短篇小说《切雷诺》写于完成《白鲸》之后的1854—1855年间，关于远洋商船“圣多明戈号”上的暴动。Maurice S Lee就《切雷诺》的写作艺术与政治学意蕴所作的阐发鞭辟入里。“比希摩斯的话语”2014年推送过此文（文章较长，只能择抄部分精彩段落），再次编辑，希望这篇精辟的评论被重读。
。。“他过剩的政治人物类型，迫使我们超越美国内战的种种问题，关心更令人沮丧的、最终也更普遍的政治话语破产的问题。”
《切雷诺》与话语的命运
节选
[美] Maurice S Lee
中译 \ 李小均
。。梅尔维尔一直受到越界可能的诱引。批评家追朔他的写作生涯时，总是带着这个疑问：他怎么言说不可能言说之物？每个人所指的不可言说之物可能会不相同，因为上帝、社会和语言系统全都具有绞杀一个人话语的潜力。据说，梅尔维尔与每个人都在争执。他恍若渎神者、叛徒和解构主义先驱。在这里，我感兴趣的，是言说了不可言说之政治的梅尔维尔。这样一个梅尔维尔始于写作《泰比》（1846）。
。。梅尔维尔发表在杂志上的短篇小说并不是其悲剧性创作生涯的最终逃逸。因为在《白鲸》（1851）遭受冷遇之后，梅尔维尔并没有放弃美国，而且，这个重新修订了《泰比》的作家也没有一步一步、以牙还牙地滑向《皮埃尔》（1852）和《骗子的化装表演》（1856）中的自毁、晦涩、沉寂。批评界一直存在一种倾向，将写作生涯后期的梅尔维尔从他所在的文化氛围中彻底剥离——比如，忘记《白鲸》并不是全然被误解；忽略了梅尔维尔一度希望靠《皮埃尔》来牟利和取悦读者的证据；将《骗子的化装表演》的结尾读作放弃小说写作、充满反讽的回马枪；忽视了《伊斯雷尔》（1855）和《战争诗篇》（1866）是叩问美国意义的文本。
。。(……)将梅尔维尔的短篇小说当成是具有颠覆性的政治作品，本身存在着一些问题。在这里，“颠覆”（subversive）不仅意味着反主流意识形态，且意味着使用狡猾的叙事技艺和声音挑衅公共政治精神。在此意义上，一个文本越具有颠覆性，也就越缺乏政治性。由于言说的困难，隐蔽的激进主义也就悄悄地顺着“滑坡”落入绝望的唯我论调。我们应该将《切雷诺》中的政治放在链接激进主义和唯我论之间的这段“滑坡”上，放在“圣多明尼戈号”的隐喻和故事不可知道的沉默之间的某个地方，放在梅尔维尔敏锐的社会批评和他刺穿政治的欲望之间的某个地方。要恰好做到这点，我们必须像梅尔维尔一样，密切注意读者的潜在反应，因为具有颠覆性的政治作品必须若隐若现。一方面，它们必须欺骗占据压制性的主流文化，另一方面，它们要将不可言说的东西传递给某个人。它们必须想象出一个生活在险恶政治世界中的友好而敏感的倾听者。
。。梅尔维尔知道，寓言会助长偏执妄想，因为像德拉诺（《切雷诺》中的船长）一样的焦虑读者只要看见经过加固的剑鞘，就会把一场奴隶叛变误解成神秘的罪行。《切雷诺》吸引了爱好寓言之人。锁、结、面具、活人造型，独到这些东西，亲爱的批评家，只要你愿意，都能建构出一篇篇雄文。但是，你要求你的寓言承载的重量越多，寓言的帝国就会越不稳定。也许，《白鲸》中的亚哈船长学会了这个教训。作为《切雷诺》的读者，我们应该知道，尽管小说用寓言的形式表现了不同政治派别间的误解，但这些政治派别毕竟也是虚构。他们也是问题的一部分。与“特纳”和“汤姆叔叔”一样，贝波（《切雷诺》中的非洲人）证明了黑人原型的虚假。正如“严酷的主人”切雷诺是病态的哈姆雷特，德拉诺糅合了多种美国北方人类型，成为一个虔诚的理想主义者。小说中有太多的隐喻，太多的影射，以至于不能确定各个人物在现实政治中的对应。就此而言，小说的意义淹没在话语的洪流中，也陷入沉默的深渊。虽然可以肯定，梅尔维尔提出了奴隶制问题和言论自由问题，但是，他过剩的政治人物类型，迫使我们超越美国内战的种种问题，关心更令人沮丧的、最终也更普遍的政治话语破产的问题。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故事的开头，带着柯蒂斯对《切雷诺》“不是一个连贯故事”的抱怨，检视叙事和权力的关系。当“发号施令”的德拉诺船长登上“圣多明尼戈号”，他听到“用一种语言、像一个声音”在“倾诉同样的不幸遭遇”。由于“令人烦躁的嘈杂人声”，他忽略了不那么明显的声音。当然，这是德拉诺的不足。尽管他自称是公平的共和党人，但他认为一个“兄弟船长”能够告诉他“全部的故事”。直到西班牙船上的“斧头”们咣当向成一片时，他那充满等级观念的头脑还在猜测，这是切雷诺在假装引诱。我们知道，切雷诺实际上是“空头船长”。我们也许会将他的欺骗归因于贝波的阴谋。正如切雷诺在证词中说，贝波是“叛乱的罪魁祸首”。这句话指向了圣多明尼戈号船身上写下的文字：“追随你的领袖”。
。。(……)透过德拉诺的眼光，这些叛变的非洲黑人被描述为狗、鹿、豹子、乌鸦、蝙蝠，而白人水手被比喻成绵羊、狐狸、半人马怪兽和熊。夺回西班牙船只的战斗与动物之间的战斗没有两样。因为白人就像“剑鱼在水下朝一群墨鱼突然进攻”。而在梅尔维尔充满反讽、意味深长的比喻中，那些墨鱼一样的黑人立刻像“狼群”吐着“腥红的舌头”。随着大副一声叫喊，“追随你的领袖”，白人船员立刻拧成一股绳，像一个人一样。我们或许意识到梅尔维尔正添加诗意，用攻击者的欢呼声来推进叙事，直到我们看见，他们像奴隶主挥着赶车的鞭子般挥舞手中的剑，注意到在他们胜利的光彩时刻，“没有说一个字”。
。。梅尔维尔历来被认为是一个支持民主制的作家，这有些奇怪，因为除了《切雷诺》之外，他写的海洋小说中都有一个船长的威权声音。但是，在《切雷诺》中，革命带来的只是新的压迫。梅尔维尔颠倒了肤色的等级观念，的确是挑战种族关系，但他的阶级意识仍然大致处于萌芽阶段。相对于白人船员和黑人奴隶没有找到共同平台的失败，更令人不安的事实是，无论是在阶级或种族之间或之内，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平台存在。(……)人民的声音不是简单地被压制，也不具有潜在的暴政。当人民的声音太分散而不能被表述，当一类人压制了另一类人，当不耐烦的读者期待从小说中得到更权威、更戏剧性的表演，哪怕他们像德拉诺船长一样自诩为“共和派”，这是，人民的声音就不存在了。
。。将其中一个船员描写为半人马怪兽，将船员和黑人都描述为动物，梅尔维尔采取了马基雅维利为领袖人物保留的“人与兽的双重形态”，将之运用于“圣多明尼戈号”上每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物身上。美国共和主义能否存活，要依靠具有德性的人民，因此当梅尔维尔将“圣多明尼戈号”上的动物乌合之众写成船上的“共和主义因子”，其反讽非常震撼。
。。“圣多明尼戈号”上令人恐惧的平衡政体既像佛罗伦萨共和国，也像威尼斯共和国。(……)《切雷诺》提出了一个可怕真理：人民都是马基雅维利笔下的君主，全世界都是佛罗伦萨共和国。
。。参照《利维坦》来读《切雷诺》，将进一步佐证这样的激进观点，因为在“圣多明尼戈号”上，“人类状况……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状态”。(……)在一个关于政治权威的关键部分，霍布斯将“人”这个词的词源追溯到“脸面”上，因为脸面能够在舞台上伪装，像面具一样隐藏着脸。以同样的方式，共同体是由“假面人组成”，因为“一个人就如一个演员”，在此基础上，个体能够“代表他自己，也可以代表他人”，不仅仅是作为转喻的人，而且“在许多情形下，代表不同的人”。有意思的是，霍布斯利用这个论据奠定了“公约”的权力，因为演员——尽管前后不一、矫揉造作、戴着面具——的确是“按照权威的命令行动”，依靠一个追求现实秩序而不是根本真理的权威，我们让渡出一部分权利，建构一个不可分割的主权，因为“四分五裂的王国不能立足”。
。。但是，梅尔维尔已经下决心要消灭面具。
。。对于梅尔维尔来说，领袖总会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政治代表虚假的制度，政治契约天生具有内在的缺陷，抛弃这些共和主义的虚构话语，最终将陷于党派纷争。在1799年和1855年，这样的派系之争以种族战争的形式呈现。
。。这一切都对诚实的政治话语构成了严厉的挑战。正如梅尔维尔在1838年写到，“这对一个人来说有什么用，即使他拥有洛克和牛顿等人的全部知识，如果他不知道如何与人沟通”。(……)我们不能从战争状态回到社会形成之前的人类状态。尽管德拉诺在女黑人自然裸露的身体上发现了纯粹的温柔和爱意，但我们后来得知，她们其实是成功的政治演员。
。。这个故事并没有在沉默中结束。梅尔维尔对政治现实的不信任，他不变的怀疑主义，促使他建构一套未来话语。他希望，在这套话语中，人们从对话中能够更加获益，某些真理并不必然处在话语之外。(……)身为作家，梅尔维尔想象出了一个未来的共同体，哪怕他没有为1855年找到一个连贯的故事。柯蒂斯非常喜欢《切雷诺》这个故事，但他最后还是忍不住抱怨，曾经写出杰作的梅尔维尔“现在做什么都太心急”。也许，正是柯蒂斯本人太心急。
。。“比希摩斯的话语”关于诗艺和文学、思想史、亚细亚现实观察，不定期更新，希望持续呈现一种文学传统和智识视野，也呈现当代中文写作者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