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桂荣到王成忠，司法责任制该如何落地？
文/ 上里巴人
在讨论这两位法官之前，先说两个自己亲历的案件，两个民事审判中常见的简单案件。
第一个案件是买卖合同纠纷，原告拿着一份传真打印件的合同和两张增值税发票起诉要求被告支付货款，法庭审理后认为现有证据并不充分，因为原告即便能证明存在买卖合同关系，也没有货物交付的证据，无法证明履行了合同。对于交货情况，原告说自己是小公司有些单据保管不完善，确实找不到了，现在被告缺席是放弃自己的权利，法院就应该按照实际情况支持他们的诉请，而且如果他们没有交货为何会给被告开发票呢。尽管法官也相信原告应该已经交货，但法官并不是买卖合同的当事人，只能根据证据审查合同履行情况，证明交付是原告的义务，举证不能就应该承担相应后果。这种情况下，证据不能反映真实情况，法官应该怎么判？
第二个案件已经讲过多次，该案原告是个老太太，为儿子装修婚房请了个私人装修队，装修工程顺利结束的两个多月后，老太太把装修队告上了法庭，理由倒不是因为装修质量出了问题，而是老太太坚持说自己多付了被告钱，总价14万元的装修款，她声称付给装修队16万元，有包工头白纸黑字的收据为证。经过庭审的观察，法官确信在这起案件中原告并没有多付钱，而是被告开错了收据。这种情况下，证据不能反映真实情况，法官应该怎么判？
为什么一再强调法官并不好当，因为案情纷繁复杂，法官需要在层层迷雾中去还原事实真相，有的事实连当事人自己都记不清了，有的事实则是当事人虽然很清楚但却故意搅浑。在还原案件事实时，法官一要依靠证据规则，二要依靠多年经验形成的直觉。两种方式如何使用直接决定了案件结果，在前面第一个案件中，如果支持原告，虽然可能符合事实真相，但违反了证据规则；在第二个案件中，如果支持原告，虽然符合证据规则，但有违事实真相。
正是案件审理有这些难处，所以才需要给予法官一定的空间行使裁量权，让他们敢于去发现事实的真相，然而从引起热议的一些案例来看，无论是完全依据证据规则，还是依据经验，当案件超出法律的讨论框架，任何一起案件都可能成为悬在法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每一起案件背后都是当事人的权益，甚至是身家性命，所以法官行使裁判权时应该慎之又慎。即便作为一名法官，也认为当下行使裁判权应该受到必要的约束，而司法责任制是规范法官裁量的重要手段。
站在法官的角度，司法责任制虽然加重了法官的责任，但从一方面来说也是对法官的保护，因为司法责任制明确规定了哪些情形下才需要担责，即法官只有在故意违反法律法规的，或者因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应依法承担违法裁判责任。也就是说只要是审慎处理案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尽到了注意义务，即便最后出现了错案，那也只是专业能力问题，而不是枉法裁判。
但无论是两年前的 50 29320 50 14939 0 0 991 0 0:00:29 0:00:15 0:00:14 3152桂荣案，到这几天引起广泛热议的王成忠案，都在证实法官们对司法责任制的担心正在变成现实：司法责任制只落实了案件追究责任，并没有显现出对法官独立行使裁判权的保护。
首先，司法责任制下的错案要件与刑法中的民事枉法裁判罪要件和玩忽职守罪要件如何衔接？司法责任制规定应当承担违法责任的七种情形，是否是对民事枉法裁判罪和玩忽职守罪的解释？如果根据司法责任制文件对法官的案件进行了审查，并非属于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的错案，法官也无贪污受贿情形，是否还会构成刑事犯罪？
其次，司法责任制的错案认定程序与刑事追诉程序如何衔接？司法责任制中规定了错案追究的程序，也规定了法官复议和申诉的程序，但在王成忠案件中，并未看到法院有启动错案追究的程序，而是直接由公诉部门提起了公诉。在王成忠案件庭审中，公诉人的不专业也引起了不小争议，由其引发的问题是，由了解裁判规则的专业法官委员会来审查是否为错案是不是更加合适？
最后，在出现干扰法官独立办案情形时，应当如何定责？根据吉林法院庭审直播网站对王成忠案情的介绍，王成忠在办案过程中受到了法院副院长和其他干警的授意。如果最后王成忠罪名成立，那干扰判案的领导和干警是否也应该是民事枉法裁判罪的共犯，而不仅仅是根据司法责任制文件内部追责？
研究司法责任制，王桂荣案和王世忠案是两个绕不开的案例，不把两个案件的罪与非罪说透彻，责任制只能是自说自话，也永远打不开法官的心结。王桂荣和王世忠，一个刑庭庭长，一个民庭庭长，都是法院的中层领导，如果连他们都无法保障自己的权利，那其他众多普通法官对责任追究的恐惧就不会是事出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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