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市场导报·悦读茶坊】《民国是个“大浪漫时代”，所以生出一个胡兰成》、《中华人文精神的两大传统》
民国是个“大浪漫时代”，所以生出一个胡兰成
我大二的时候，常在书法社鬼混，认识一个农机系学长。这学长曾是佛学社的副社长，自学中医，又喜欢在社团办公室外的院子里种草药，故得到“神农”的外号。胡最早在台湾出版的《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我是经他介绍才知道的。
大学生读胡兰成，其实就是一腔浪漫情怀。即使有点别的，聊天时可以说得慷慨激昂，但说到底，也还是浪漫情怀。
当时中文系有一位王淮老师，教论孟与中国思想史，他是牟宗三的学生，上课既犀利又幽默，亦狂亦狷，对先秦思想极有见解。有一次，他提到胡兰成，过程内容已忘，只记得结论说：民国是个“大浪漫时代”，所以生出一个胡兰成。这话给我极深的印象，也产生极深的影响。
退伍后工作，认识至伟，他介绍我读《禅是一枝花》，而我当时眼中则只有钱穆的著作。因为知道钱穆是“读指月录，遂通禅学”后，才又对宋明理学和朱子学案有不同的领会，所以让我很想看看胡先生如何谈禅。想不到读后大受启发，凭着这一点深刻的感悟，我似乎对禅或对胡，都有一种理解的自信。
我一直认为，胡是禅不是黄老；相反的，南怀谨则是黄老而不是禅。这说法当然可以争辩很久，只不过，我现在也觉无所谓了，怎么说都行。
念研究所时，我特别喜欢海德格。海德格思想向来难懂，号称“哲学家的地狱”。但我用禅宗来理解海德格的“真理”或“解蔽”，得到很多理解上的捷径。或者，也可以说用了一种禅宗洁净的方法，理解了海德格。
后来论文写尼采，我也用禅宗来理解尼采的阿波罗和戴奥尼索司。这种援引如今看来有点取巧，也有点好玩。如果重来一次，我想不会这样了。
禅宗最不喜欢陷在形式里，他可以漂浮在形式里，游戏在形式里，但只要陷进去，不好的东西随之而生。为了跳脱这种陷溺，保持生机的活泼，禅宗使用各式各样的方法。
真的是各式各样的方法都可以拿来用......。易经的“变”，老子的“机”，儒家的“中庸”，佛家的“观”，连“喜反”也算其中之一。
若能不陷溺，即使实施共产主义，生活一样可以风和日丽，朗朗乾坤。若陷溺其中，礼教也真的可以吃人。
之后，每次跟人聊起新儒家，我最恨也最怕的，就是对方不知哪里学来一种“腔”。
说起康德，则说他不通透，没有明心见性。说起西方哲学，则说不相应，缺乏实修实证。学这些话头的人，常常就是最陷溺的人。话头说越多，越显得不用思想，越显得贫乏无味。
从前在南华，曾听龚鹏程说他很讨厌年轻人写起文章“胡腔胡调”的。我自己也曾经有“钱穆腔”，深知这是大病。凡有腔，就是陷溺，要赶快用禅宗的方法的跳脱，而其实所有跳脱的方法也都可以是禅宗。
读完你的文章，我觉得你这十几万字都出于真心感发，虽然我也有不同看法，例如，最明显的，从我父亲的经历，或我所看到的那一代人的传记，谁不在百死千难中安身立命呢？谁度过的生死危机或困顿流离，会比胡兰成少呢？这种时代的通性，若不被当成胡先生思想的特性，那就让事情有另一种说法的空间了。
不过，这一切都很好。我看你的书，更多时候是被一惊，精神被提了一下。左传说，魏文侯听古乐，昏昏欲睡。这几年，我对生活也陷入昏睡状态，看完你的书，全醒了。
（作者约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士。本文原是写给《天地之始·胡兰成》作者薛仁明的一封信。）
中华人文精神的两大传统
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一项重要贡献。中华文化从西周以来就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文化品格，而西方在公元以后形成的是以神为本的文化，直至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才高举起人本主义的旗帜，启发人不要做神的奴隶，要做人自己。它的思想来源是古希腊罗马文化，同时也受到16世纪以后传教士从中国传回去的人本文化的影响。
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有两个重要传统。第一个是“以史为鉴”。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强调历史经验的重要性。也正因为如此，我国的历史著作在全世界是最系统、最完备的，仅正史就有二十四史或者说二十五史，还有很多野史和辅助性历史资料。每个朝代政权相对稳定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修订礼乐，第二件事情就是修前朝历史。中国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就是通过“以史为鉴”总结出来的，是这个传统的一个成果。
商灭夏，周灭商，在历史上被称为“汤武革命”。夏商两代的历史给周王朝非常深刻的启示。以历史为借鉴，周王朝一开始就认识到一个重要的道理：“天命靡常。”天命并非恒常不变，不是获得了就可以一劳永逸，它是会因人而变的。那么，天命是如何变化的，又根据什么变化呢？《尚书》里记载了周人对历史的总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周人提出了一个重要观念——“敬德”，而且要“疾敬德”，国家治理者要努力地、快快地提升自己的德行。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特性，即决定命运和政权兴亡的不在于外在力量，而在于人自身德行的好坏。上天是根据民意来行事的，《尚书》里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等。“王者以民为天”。中国文化里的天不是简单地指天空的天，也不是一个造物主的天。天的含义很丰富，是自然而然天道的天，也是代表民意的天。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重点在于人不是受外在力量主宰的，而是靠自己德行的提升来行动。
中国文化中的第二个重要传统是“以天为则”。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中国人非常强调以天地为榜样，向天地学习。传统上用“德配天地”来赞扬孔子。圣人的品德能够与天地相配，与天地一样高明博厚。人绝对不能妄想去做万物的主宰，而要向天地万物学习。“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地是这样的广大无私、广阔包容。人们首先就要学习天地的这种品德。同时，天地也是非常诚信的。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人道是从天道学来的，天道诚，所以做人也要诚。
人不仅要向天地学习，还要向万物学习。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名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是要人们学习小草坚韧不拔的生命力。又有两句诗描写竹子：“未出土时先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这是用竹子做比喻，人们要学习它从根子上就要有做人的气节，地位再显赫也虚心谦下。中华传统文化中很多人提到要学习的物，就是“水”。古书记载，孔子遇水必观，非常注重向水学习，因为水的品德太多了。老子也说：“上善若水”。水总是往下流，普润万物，却从不居功自傲，也不要求回报；水能够包容万物，却没有自己的形状，而是随器赋形。这彰显了“道”的精神。
纵观近几百年来的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或社会的关系、人自身身心的关系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紧张，这与传统以人为本人文精神的式微颇有关系。现在亟须重振这种精神，正确阐释和弘扬中华文化中以人为本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将它贡献给世界。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据《人民日报》
本刊刊训：
在这里，激情碰撞文化，诗意表述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