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市场导报·悦读茶坊】杨荫杭，一代法学大家的气节
回溯民国初年，彼时军阀林立，战乱频仍，但随着辛亥革命的燎原之势，民主与法治的观念深入人心。堂堂中华涌现出一大批坚持法治梦想的知识分子，他们蔑视权贵，宣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杨荫杭就是其中的一例。
说起杨荫杭这个名字，也许有人会觉得陌生。但说到杨绛的父亲、文化大师钱钟书的岳丈，恐怕是无人不晓。然而，纵观其生平，他更是一位杰出的法学家，一位不畏强权的忠肝义胆之人。其一生，足以堪称刚正不阿的典范。
报国然无门，法治树人心
杨荫杭，字补塘，清光绪四年（1878年）出生于无锡书香门第。杨荫杭在年轻时就读于北洋公学。当时的北洋公学由外国人把持，常在生活上压迫求学的中国学生。在就读期间，部分学生因对伙食不满而掀起学潮，外国人因此开除了一名带头闹事者。杨荫杭并未参与此事，但他看到许多学生慑于外人淫威，噤若寒蝉，血性上涌，愤而挺身说：“还有我！”结果也遭到了开除。经此一事，年少的杨荫杭深刻认识到外国人对国人的压榨，争取民族独立这一思想在他的心中扎根。
被北洋公学开除后，1898年杨荫杭转入南洋公学，因成绩优异，杨荫杭于1899年被学校送往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在日本时，由于学习了西方的思想理念，杨荫杭更加坚定了要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决心。而此时，受到在日的孙中山、黄兴等人的革命影响，杨荫杭也开始产生革命的想法。1901年，他利用暑假回无锡探亲的机会，在无锡鼓动一批进步青年组织励志学会，入会者有四十余人，公推裘廷梁为会长，秦鼎臣、俞仲还为副会长。他们更是在埃实学堂以讲授新知识为名，宣传反清革命。
后来，杨荫杭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卒业，回周后任上海《时事新报》编辑，同时在中国公学、澄衷学校、务本女校教课，并经常在《大陆月刊》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革命。
由于杨荫杭的影响越来越大，他的举动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准备将其逮捕。于是杨荫杭被迫再度出国，于1906年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法律。在美读书期间，杨荫杭意识到，在专制的封建国家中，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根本无从谈起国家的振兴。他深刻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抓住了法律维系社会稳定的本质。因此他毅然投身法律学习，希望用西方的民主法治来改良腐朽透顶的封建制度，挽救贫穷落后的中国，就此竖立起为之毕生奋斗的法治梦想。
在学习法律期间，他成绩杰出。卒业时他所作的硕士论文《日本商法》，得到了导师的赞赏，被收入这所大学的法学丛书。几年后杨荫杭学成归国，先在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后来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在上海中报馆担任编辑并从事律师事务，发起创立了上海律师公会，开始了自己的法律征程。
气节岂可折腰，名器怎能假人
辛亥革命之后，经过清末状元张骞的推荐，杨荫杭就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之职。在杨绛的怀旧作品中，有一篇题名为《回忆我的父亲》，杨绛以明丽流畅又不乏诙谐的细腻笔触，向读者叙述了父亲的生平事迹。透过朴实无华的文字，我们能了解到一名出身于封建家庭的法学大家的气节。
文中提到杨荫杭的做事风格：“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名器”者，古时指“名号与车服仪制”，代表着一个人的身份及尊严。杨荫杭认为，不能因为一些利益而做有损气节的事情。
这一做事原则在杨荫杭为官期间得以充分体现。1913年因宋教仁案而引发的“二次革命”失败时，张勋卷土重来占据南京，江苏士绅联名登报拥戴欢迎。杨荫杭的某下属擅自把杨荫杭的名字列在了欢迎者的名单中，以为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事，名字既已见报，杨荫杭即使不愿意也只好默认。而杨荫杭认为“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他立即在报上登了一条启事，申明自己没有参与此事。
对于这样的不通世故，杨荫杭自己是明了的，他学着一位朋友的语气对女儿们讲：“唉，补塘（杨荫杭的字），声明也可以不必了。”随后杨荫杭语气一转，补充道：“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 say no（敢于说不）！”
做人如此，做事更是如此，而执法则特为尤甚。杨荫杭是无锡人，北洋政府有“本省人不能担任本省官职”的规定，因而他在江苏任职不久后被调到浙江省，仍任高等审判厅厅长之职。
浙江有一个恶霸，凭着自己与浙江省的督军有裙带关系，在乡里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甚至行凶杀人，百姓苦不堪言。被害人家属忍无可忍，决定上诉，地方法院审理后呈报省厅，杨荫杭依法审结案件，收集证据，最后提笔判处这一恶霸死刑。这一判决一下子捅了马蜂窝，各方势力要求杨荫杭更改判决，甚至连浙江省的省长屈映光也出面说情，要求杨荫杭予以减刑，杨荫杭的回答铿锵有力：“杀人偿命，不能宽宥。”
屈映光没有办法，就向当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告状，幸亏当时袁世凯机要秘书张一簏与杨荫杭是同窗好友，从中为杨荫杭说情，袁世凯才亲笔批了“此是好人”，并于1915年将杨荫杭调到北京了事。
忠义铸法胆，强项对公侯
被调到北京后不久，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而倒台，黎元洪上台执政，杨荫杭随即被任命为京师高等检察厅长。
1917年春，刚刚成立不久的津浦铁路管理局（设在今天津北站）曝出一件全国性舞弊丑闻，本来只需120万元就能购得的火车货车车厢，担任正、副局长的王家俭与盛文颐，竟然花了430万元的租金与洋商签订了15年的租赁合同。
原来1916年7月，许世英以内务总长兼任交通部总长之职，开始大批裁减交通系人员。旧交通系成员借津浦铁路局购买机车收受回扣的案件，牵连到交通次长王黼炜收取巨额佣金。旧交通系雷光字、曾鲲化奉命查办，指出许世英严重贪污渎职。文官惩戒委员会本想拖延化解事态，但雷光宇、曾鲲化极力要求从严究办，并制造社会舆论，使当局无法回避事态。。此案一经曝光，天下哗然，杨荫杭身为京师高等检察厅长开始介入调查。有人揭发时任交通总长的许世英也牵扯其中，严重贪污渎职，杨荫杭二话不说，直接传讯许世英进行调查，并将其拘押至看守所，此举一出，顿时名噪一时。
像交通总长这样的高官被扣押，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政府要人纷纷向杨荫杭说情，要求特许保释。许世英被拘传那天杨家的电话整整响了一夜。杨荫杭坚持自己的“法治”抱负，认为任何人犯法均需追究，绝不能像封建时代那样“刑不上大夫”。
国务总理段祺瑞想挽救许世英，但进入司法程序之后，段祺瑞对于公开干预司法颇有顾虑，两次收回抗议检察官的草拟命令。杨荫杭区区一个检察官如何与整个北洋政府抗衡？司法总长张耀曾在杨荫杭准备查处许世英时就出面干预过，要求其停止侦查。杨荫杭没有理睬。张耀曾恼羞成怒，在杨荫杭传唤许世英的第二天就停止了杨荫杭的职务。而后司法部又呈文给总统，以检察官“违背职务”为由将京师高检厅检察长杨荫杭、检察官张汝霖停职，并交司法官惩戒委员会议处。
虽然杨荫杭坚定立场、毫不让步，结果也没能尽如人意。之后，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许世英却被国务会议宣告无罪。有关此事的结果，在杨荫杭之女杨绛的文集中有所体现。
许世英受贿被捕，在1916年5月。国务会议认为许世英没有犯罪的证据，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许世英宣告无罪，他随即辞去交通部长的职务。我想，父亲专研法律，主张法治，坚持司法独立；他小小的一个检察长———至多不过是一个“中不溜”的干部，竟胆敢拘捕在职的交通部总长，不准保释，一定是掌握了充分的罪证，也一定明确自己没有逾越职权。他决不会顺从国务会议的“宣告”，不会承认国务会议有判决权。我不知这个案子是如何了结的，可是我料想从1917年到1919年秋，我父亲准是和北京的行政首脑在顶牛。1919年他辞职南归，没等辞职照准。
杨荫杭无辜受处分的事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申报》更是十分活跃，它在报道“高检长杨荫杭因传讯许世英交付惩戒”的新闻时，将司法部请交惩戒的呈文和杨荫杭的申辩书全文同时刊出，引起社会一片哗然。
对于自己被停职的结果，杨荫杭愤慨不已，随后离京南下，回到家乡无锡，甚至因为过于忧愤重病一场。坚持了半辈子的法治梦想就此破碎了。
法治梦难圆，律人亦律己
作为一个法官，杨荫杭有理想、有素质、有魄力，还有关系。他和司法总长是同学，袁世凯说“此是好人”。在社会上他更是享有清誉，可谓权高、位重、声隆。他是最有条件坚守司法独立的。但现实结果是，杀恶霸不成，抓总长不成，换院长虽成，但结果更坏。他的失败揭示了一个基本道理，即仅仅依靠职业法官，无法完成司法的历史使命。袁世凯虽知“此是好人”，但当时的现实是，袁作为一个大军阀必须依赖和仰仗小军阀，政治家们的政治决策是由实力决定的，而非由公道良心决定。
宦海浮沉数年的杨荫杭对中国当时的现实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但是他不愿同流合污，多年来坚持自己的理想与抱负，虽多次遭受艰难却越挫越勇。
民国时期的司法部门与所有官府一样，黑暗腐败，贪污受贿成风。有一个法官在开庭时总要带着一把装满了酒的茶壶，喝酒审案。杨荫杭十分气愤，他同另一位有正义感的律师陆棣成，联名向司法总长写了一个呈文，要求撤换这个酒醉糊涂的法官。而后，上海地方法院调来一个院长。经了解，这个糊涂法官曾在美国因为伪造支票而被判过刑。
面对如此荒谬和黑暗的现状，杨荫杭一人又能做什么呢？经历许世英案的打击，他决心退出官场，立志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国法制事业作出贡献。因此，他做了自认为系“自由”职业的律师，依然保持了自己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做派，不见钱眼开，不唯利是图。
在他做律师的时候，有一次一家银行保险库内巨款失窃，明明是银行经理监守自盗，却诬告是两位管库职工所为。杨荫杭知道后十分气愤，义务为这两位职工出庭辩护，不取分文。而一个驻外领事由于私贩鸦片的案情败露，想请杨荫杭为他辩护，派秘书陈某再三上门请求，并许以重金相酬，杨荫杭却坚决不予受理。
当时也有律师向当事人索取贿赂：两支雪茄就是两百元，“一记耳光”就是五百元。杨荫杭出于义愤，自告奋勇为请不起律师的穷人辩护，但有时也会遇到一些并不贫困、打胜官司后赖掉律师费的人。据杨绛回忆，其父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律师费被赖掉。她笑父亲，作为一个律师，却连自己的权益也不会保障。
在做律师之余，他收藏古钱、古玩、善本书，钻研音韵学，抗战时期做不了律师就在大学里教《诗经》，在庙堂之上与江湖之远之间进退随意，于专业职业与学问爱好之间游走自如。除了精通法学，杨荫杭还是一位诗人，爱读杜诗，于音韵学钻研很深，把各时代的韵书一字字推敲。
胸怀正义心，横眉千夫指
杨荫杭不只是帮别人打官司，自己吃官司的时候，也能应对自如。
“九一八”事变之后，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各地展开，其中之一就是学校学生走上街头募捐。苏州也不例外。当年苏州各学校都组成小组，穿梭在小巷深处，市民也总是慷慨输捐，但是有些学生的募捐形式却引发了很大的争议。
1931年11月19日，苏州美术专科学校的第七募捐队到庙堂巷杨荫杭律师家募捐，门房通报进去，杨荫杭正好在家，就叫门房拿了几个铜圆给他们。结果这些学生嫌少，就叫两个女同学强行进去强要加添。这举动惹怒了杨荫杭，据这些学生的说法，就是杨荫杭“高声怒叱”，“该律师怒跃而前，挥拳掷掌，破口大骂，斥余辈为（盗匪）”。于是，第七募捐队就上告到救国反日会，希望他们帮自己出头。11月23日在《苏州明报》上刊出了一封苏州学生救国反日会致杨荫杭律师的公开信，给杨荫杭施加压力，警告他“以后改正自新，勿再作无理之举动，切记切记”。这个救国反日会说他们是为抗日英雄马占山募捐的，讲了许多堂堂正正的大道理，意图指责杨荫杭律师缺乏救国热忱，甚至“有妨救国运动，而于国际旁观者，实为最耻最辱之事”。
这份来自苏州救国反日会的指责一下子将杨荫杭置于不利的地位。于是11月24日，《苏州明报》广告栏里刊出一份《杨荫杭启事》，是杨荫杭对此次事件的公开回应。
为抗日救亡募捐，固然是一件好事，然而，不能因为正义性就使用不择手段的行为。应捐人本来就是自愿，出多出少，都是一份抗日爱国的心，不能因为“房屋之巍峨，装饰之奢丽”就必须相应地拿得更多，杨荫杭实在是无法忍受他们一脸正义面孔的骚扰，忍无可忍才怒火中烧的。如果信中描述得不错，杨荫杭“怒跃而前，挥拳掷掌，破口大骂”，对于一个律师来说，已经很失态了，正好说明这个第七募捐队的作为是如何使他怒不可遏。
学生做事，往往凭一时意气，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以为只要自己站在正义的一边，别人就应该积极配合。孰料别人也有自己的烦恼，有自己的生活，名声显赫并不等同于家财万贯。
1930年，杨荫杭的大儿子宝昌因病去世使他相当悲痛，而那几年也正是杨荫杭收入不景气的几年。杨绛的回忆录对其父这段时间的窘迫也有所描述。
《大光明》在1930年12月初刊出《美专募捐之刺激》，谈到美专与杨荫杭的冲突，颇有持平之论。文章说：“募捐应捐，双方都属赤心勇义之行为，自应互相谅解。故不论任何方面，其态度似应恭逊揖让，始足以言仁义。美专同学，经此刺激，自当有以自省也。”
半生从律政，思想聚精髓
杨荫杭博学多才，从事律师职业之余又做报人，发表了许多范围广泛的文章。其中，法学类占有相当的比重，成为我们研究近代法学发展时应当注意的文献。
这些文献记载了很多杨荫杭先生的思想，比如由杨先生之女杨绛教授整理主编的《老圃遗文辑》，其中不少观点谈到当时移植西方法律制度过程中一些“食洋不化”的现象。例如，在发表于1924年的系列短文“读律余谈”中，作者对于继承时效、刑事程序、律师等问题都有颇具兴味的议论。他称“司法改革以来，最不惬人意者，莫如检察官垄断诉追权”。他认为这种制度“最不合中华之习惯与中华人之心理”。
自唐代以来的旧法虽含国家追诉之意，但从未设专司起诉之官，“告发、告诉悉听人民自便，实与英美之法相近”。而由国家垄断追诉，若遇检察官渎职懈怠，则受害人“除饮恨吞声之外，更无他法”。
杨荫杭对当时司法改革中对日本法的亦步亦趋提出了批评：中华法政人才以出于日本者居大多数，故中华人之食日本法，如日本人之食鱼，生吞活剥，不暇烹调。
所谓“国家追诉主义”，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1937年日军侵华，杨荫杭一家逃难避居香山。十一月妻子病故，更是对杨荫杭人生的一大打击。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化，1938年避居上海，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1941年将职位转让与钱钟书。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杨荫杭因脑溢血逝世，终年67岁。
作者简介>>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毕业于天津大学法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全球经济治理、宏观经济、创新与产业政策、国际经济法等，在相关研究领域发表多篇论文与研究报告，著有《非常法史》、《法眼看民国》。
来源：2018年2月27日山西市场导报法院文化周刊
本刊刊训：
在这里，激情碰撞文化，诗意表述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