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视障女性提出这样的问题，她能获得的答案往往是：进盲校，毕业之后去做“盲人按摩”，或者干脆“找个好男人嫁了”。绮婷曾是广东省残疾人游泳运动队的职业运动员，先后参加过广州市锦标赛、全国锦标赛、广东省运动会等比赛，获得过5项冠军和4项亚军。退役后，她又通过了自由潜水员考核，成为国内第一位持证的视障潜水员，并作为游泳教练培训更多的视障者。肖佳是继绮婷之后，国内第二位考取潜水证的视障潜水员。同时她也以“中国首位盲人化妆师”的身份受到外界关注，一边为视障女性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一边通过自身的影响力和专业能力，持续推动社会对残障群体的关注。在女力的这场线上分享会中，绮婷和肖佳和我们分享她们的个人故事和工作经历，以及她们为改善残障女性境遇所做的行动。并探讨当性别和残障议题交织，哪些问题可能被我们忽视，又有哪些方向需要我们做出努力。PS：文末有播客链接，不要错过。
分享嘉宾一
肖佳：中国首位视障美妆师，非视觉美学创始人，受残障影响女性中国网络CNWAD前任协调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创业典范女性人物。举办中国第一届残障女性领袖训练营、视障女按摩师反性骚扰工作坊，参与撰写《十个残障与女性的故事》《残障女性反家暴案例集》等。
我叫肖佳，14岁的时候因为视网膜色素变性而失明。我其实算是中途失明，之前眼睛还是很好的，还是美术生。到14岁的时候，我慢慢从教室最后一排坐到了第一排，到最后都已经看不清黑板了。甚至到了会考的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填答题卡了，当时考试需要用2B铅笔去涂格子，我当时就只能看到那张纸，感觉纸上的颜色全都是粉白的，甚至连粉色都可能只是我印象中的感觉。
那个时候因为对残障人非常不了解，也从来没有见过盲人，所以我就觉得这种状态是没有办法上学的。我觉得如果是大家对视障有了解，包括今天来听分享的朋友，你们可以像火种一样去给身边的人传播关于残障的知识。因为很多人没有接触过残障人，如果突然间出现视觉障碍，就会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做很多事情了。
说回我当时的状态，如果当时我能得到一些支持，比如说利用一些光学的放大镜或者是电子放大镜，我其实还是可以参加高考的，但是由于那些信息都缺失了，所以最后只能辍学在家。
辍学在家的这三年里我一直都是一种很绝望的状态，我曾经在家里疯狂地吃，长胖到150斤。直到有个人说“你家液化气罐卖多少钱”，那个时候我才突然觉得是不是应该减肥了。从那个时候我开始接触瑜伽，可以说瑜伽贯穿了我的生命。我现在也在做非视觉瑜伽，心态上可能就变得好一点，不然我可能提到视力障碍就会歇斯底里。
我想我也不能总待在家里，说不定我可以当一个瑜伽教练，我当时其实也考了国家一级健美操教练员指导员证书，甚至跆拳道黑带一段我也达到了，但是因为视力的原因，求职时都被拒绝了，我其实都不敢告诉别人我有视力障碍，所以我在带领学员上课的时候，老板就会发现我没有去纠正学员做错的动作，也和学员没有眼神交流。虽然当时我说我是严重近视眼，但是当了一两个月教练之后，就被撤掉了。
那个时候，什么可能我都去尝试了。
在收音机里听到了视障人士可以用电脑之后，我立马开始用起电脑来，之后我才发现原来上网的盲人有这么多，他们的职业也很多样。有做广播的、有做速录的，还有的人做其他一些让我向往的职业。当时我想要不然就开始写小说。后来别人说“你还那么小，才16岁，你得去上学”。我以为是学文化课，但其实是去读盲校，教学内容全部都是按摩。
我在盲校读了三年。这三年的时间让我去做了按摩的行业。但在我的工作过程中，我工作的实际内容和我在学校接受到的教育是脱节的。在学校里我学的是治病救人，但是在社会上，因为盲人没有办法获得卫生部认定的医师资格证，所以就算进医院也是名不正言不顺。
大部分视障人毕业以后，哪怕中专学三年按摩，大学学五年按摩加起来一共八年，出去之后还是在按摩店里面做一个保健按摩师，不被去允许做医疗。所以最开始我出去工作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的性骚扰的问题，这个可能跟我们在按摩场所的工作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这触发了为什么我后来要去关注残障女性，去做反家暴反性骚扰，包括去做视障女性的按摩师工作坊。因为这背后也是性别的问题。
这个社会就是一个性别不平等的社会，我们作为一个女性，又有视力障碍，遇到事情躲都躲不了。有一次我被关在屋子里面，客人说他吸毒了，说你要是不给我按下面，我就把你的店都砸掉。
当时我真的特别害怕，他就抓着我，扯住我的头发，也扯破了我的衣服，好在我最后跑出去了。但是当我去跟我的那些同事讲这件事时，所谓的老鸟都会安慰我，说如果想做这个行业的话这些是很正常的，要我必须学会忍耐。或者是建议我想点办法，比如可以先口头答应他，但是说得去洗个手，用这种方法借机让自己脱身。
那个时候就会给我一种特别无助的感觉。我后来写过一个防狼手册，就讲过做按摩师的经历，我感觉身为一个视障女性我好像没有任何的选择，我只能做这个工作，这个工作空间对我来说又是这么的不安全。所以我特别不想做这件事情，一直想逃离。最后我就决定不打工了，自己回来开店。
肖佳参加联合国妇女署反对性别暴力“点亮橙色”仪式
回家之后我开了自己的店，自己开店可以决定店里的装修，我的店看起来是一个大通铺，一眼看到底，而且我店里摆了很多人体解剖图，我还穿了医生穿的衣服。为了安全起见，我七十多岁的爷爷一直陪着我，但是他总不能一天到晚都陪我，到了下午六点多他就要回家吃饭。
爷爷一走，我干脆就把店关了，我很害怕，也不知道这是不是PTSD。但是我觉得晚上就关店是个正确的决定，因为有一天晚上九点左右的时候，有个喝醉酒的人疯狂砸我的门，我觉得真是超级不安全。还有一次我辛辛苦苦挣了大概2000多块钱，也被小偷全部偷走了。
即使我一直在家，父母可以照顾到我，但这些所谓的照顾在遇到危险情况时都没有办法帮助到我。那时我还不太会使用盲杖，盲校是不怎么训练我们如何使用盲杖的，盲校是一个封闭的学校，怕担责任，所以不会让盲人自己出来独立活动，虽然盲校有独立性训练，但是我们不被允许单独出行，所以这些能力非常差。
后来开始上网，就认识了我的老公蔡聪，也是一位视障人士。他跟我说，看不见也可以出来，拿盲杖就可以。受到他的影响，我就自己开始学习用盲杖。
当时爷爷跟在我后面，我拿着盲杖就开始学会自己独立出行回家，到了家门口以后我特别高兴，很有成就感。
我跟爸爸说，我终于可以自己走回来了。
但是那个时候爸爸说：“佳佳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就好了，但你这个样子影响不好。”
爸爸的话让我很伤心，可能他觉得如果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眼睛看不见，我未来会嫁不出去。从小我和爸爸的关系非常好，但当时爸爸的话是让我觉得我做的很多事情他似乎也不能完全理解。我失明之后以后遇到了很多的限制，我没有办法独立做一件事情，当我做到的时候，我的成就感他不能理解。
从那开始我们俩的矛盾就很多，因为后来我想来北京，我想去找这些我心目中像神一样的盲人们，我觉得哪怕我没有工资，我就看着他们，我就觉得我能学到很多，我太向往他们的生活了。
我提出这个想法之后，遭遇了全家人的反对。说我和男孩不一样，一个女孩子又看不见，连出门都很困难。当时我真的是被全家人围着骂，然后我就哭，但是哭的同时也偷偷买了一张火车票，他们没办法，就让我走了，我就来北京了。
之所以开始学化妆，是因为看到了一篇残障女性写的文章，这篇文章给我感触很深，作者是一个轮椅姐姐。我在看那篇文章的时候都哭了，就是因为我联想到我自己。这个姐姐说她从来没有化过妆，也不太照镜子，但有的时候很想做一个女人。但身边从来没有人会觉得她是一个女人，他们觉得她是一个残障者，配不上那么美丽。她穿的衣服都是家人的，混搭着爸爸的裤子和哥哥的运动鞋，衣服也就那么一套。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冲突，因为我也认识一些女权主义者。她们会说化妆是在物化女性，是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或者是粉红经济。但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已经落后了太多，所以如果能让我刷眼影或者换新衣的话，可能就是一种先进，因为我们太缺了。有时候健全人是看不到残障女性的这种层面的需求的。那篇文章也戳中我的渴望，我觉得我看不见以后好像也没有办法化妆了。因为我从事了公益领域的事情，我有机会出入更多场合，包括去人民大会堂。有时候我和同事穿着运动鞋就去了，但当一个参会的人从我旁边走过的时候，我就会闻到香水味，就想到她肯定化了妆了。那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没有办法跟她们融在一起，虽然我们都是女性，这种感受还蛮难受的。
后来我就举办了视障女性化妆的活动，活动举办是举办了，但是很糟糕，因为化妆师在我们脸上化完妆之后，虽然别人说我们像明星，但是什么技巧也没有学到。就像是一次性送温暖，拍个照就ok了。那个时候我就想要是我自己会化妆就好了，我也一定要教会更多和我一样的姐妹化妆，我就开始到处找视障人怎么化妆的，在网上也找了一些文字的化妆教程，然后就开始在网上乱买一些化妆品。我也不担心我化得怎么样，先化了再说。那时候我化得很糟，眼睫毛都化成了苍蝇腿，但我还是坚持化，不论我去参加什么活动，我都化。结果有一次被华文图书馆的一个老师看到了，她说这个小女孩她挺爱美的，但不太会美。她就给我介绍了一个美容顾问，让我去听这个顾问的化妆课。那个时候我怀孕大着肚子去上课，虽然说怀孕不能化妆，但我还偷偷练习，反正练完以后就把妆卸掉。在练习的过程中，我就总结出了非视觉的化妆方法：不需要依赖眼睛，而是更多根据皮肤的感受来化妆，用手贴着脸的方式来完成稳定的化妆动作。
后来有一个新加坡的艺人采访我，她很好奇非视觉的化妆术，要跟我学化妆。我教会她之后，她在出租车上也可以化妆了。
有一次一个主持人问我对生孩子的看法，他说“你和老公看不见，你是不是很害怕孩子生出来眼睛不好”。我说我没有这样想，在生孩子之前我就想过这些问题。首先残障它可能是一个缺陷，如果说有足够的支持的话，它恰巧也是一个特点。如果我的孩子真的跟我们一样看不见，我们至少不会让他走那么多弯路，比如不停地就医，影响他的教育。我们不能断定说一个人看不见了以后，那他的人生就一定是悲哀的。如果是这样，那很多先天有残障的，就停止了让更多可能性发生的尝试。
一开始我真的很害怕，我怕把孩子生下来之后，ta无法承受爸爸妈妈都看不见这件事，因此而自卑。直到我看到一个英国老爷爷，他也是眼睛看不见，但他在中国教盲人学英语，他说他的妈妈也是盲人。我就问他：“那你会恨你妈妈吗？”他觉得很奇怪，说：“我为什么恨她，我很爱我的妈妈，我为我妈妈感到骄傲。”所以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能给孩子的是什么样的价值观和教育，而不是其他的。
分享嘉宾二
毕绮婷：国内首位持证视障自由潜水员，中国首位参加自由潜水比赛的视障潜水运动员，视障游泳教练，广东省游泳队退役运动员，残障社群“融趣无障碍”创始人之一。
大家好，我叫绮婷。我的经历大概跟佳佳差不多，我14岁的时候完全失明，当时去医院听医生的建议保守治疗，家人还抱有希望，找了很多医生，吃了很多药。但没想到，用药用了半年，不但没有效果，还因此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最后去到了广州中山眼科医院检查，医生无奈下了“死亡通知”，已经无法挽回了。
当时我的家人受到了第二次沉重的打击，因为在十几年前，我还是婴儿的时候，已经被诊断出右眼视神经萎缩。我的视力算是中途失明，但是右眼是先天失明，我从来不知道用双眼来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这个过程中每个视障者经历的一切我都经历过。
刚失明的时候，当时我一直在家消沉，对于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很绝望。到了2015年，消沉了一段时间的我想：我不能一直在家待着，做一条咸鱼，该翻身作人了。我和我的家人讲，我想找点事情做。
之后，我的家人带着我去到盲校、残联，也问了一些过来人，大多都会说这样一句话：“你看不见，除了做按摩你还能做什么？”让我感到很难受。
这一句话给我的打击特别大，因为我从小就觉得我可以做到很多事情，现在也是，以后都是，我认为我的人生可以有无限可能，而不是只能做按摩。
后来去盲校考察了一下，确实跟肖佳讲得差不多。我还记得我妈妈跟我描述过，盲校门口保安的那种眼神，特别看不起人，用我妈的形容词来讲就是“狗眼看人低”。后来我就决定不会去上盲校，有这样歧视的氛围，封闭的环境，对于我来说是无法安心学习的，也似乎看不到有什么好的发展和希望。
再后来，经过残联的推荐，我有幸去到了广州的残疾人体育中心参观，在当时，有一个项目的运动队在招新，正处于选拔阶段，我决定去试一试。
那是一个游泳项目，我见到了游泳队的教练，教练了解了一下我的情况，因为我的身高和体格优势，还有能吃苦精神，给游泳队的教练留下了好印象。在训练了一两个月之后，教练就决定把我留了下来，我从此开始了游泳运动员的生涯。
我过了两年多的泳队生活，在不长的运动员生涯里，除了艰苦枯燥的训练，也先后拿到过一些名次。除此之外，我还学会并掌握了扎实的游泳技能和基本的独立生活能力。
但长远来想，泳队的生活让我感到枯燥、封闭和不自由，主要围绕着训练、比赛、失败和胜利，然后又再次训练、再比赛、再失败或胜利而生活，令人沮丧。由此往复，犹如一个走不出去的循环。我想我的未来总不能围着这一个圈转，而且，运动员到了一定年纪，要么会因为体能下滑，或者因为受伤而被迫退出运动员生涯。那离开运动员的生活该怎么办呢？
绮婷在广州市游泳锦标赛上获奖
2018年，广东省运动会结束后，我再次考虑我的未来该怎么规划，在还没有思虑周全的情况下，我执意退出了游泳队，回到了家里打回原形，又过上了咸鱼的生活。我的家人对此感到惋惜和不解。在脱离了那种枯燥乏味的训练生活后，我感觉整个人轻松了很多，但是“未来该做什么”这个问题又会萦绕在我的生活中。
回到原点，最后在对未来的迷茫中虚度光阴吗？不行的。
社区里的社工服务站，有一些社区工作者时不时会来上门慰问，其中有一个社工给我推荐了一个培训项目，是广州融爱和北京融易咨询（国际劳工组织中国分支）联合举办的一个残障人士就业培训项目——融易成功之路残障青年职业生涯发展培训项目。因为这个项目，我才接触到了一个更大的残障群体。我之前在运动队训练的时候，根本没想到全国会有8500多万残障人士。进入了残障圈之后，我才发现我不是一个孤独的个体，原来还有很多人跟我一样以各种残障的身份生活着，同时也还有很多人和我刚失明时的那样，处于一种无望的状态，很自卑，很需要鼓励。所以我就决定成为一个支持别人、鼓励别人的人。从失明到2020年这段时间，我从来没有过一个人独立出行，也没有系统学习过独立出行的技能，每次出门全靠家人亲戚朋友陪伴同行，其他人因疫情被困家中限制出行的情况，对于我来说基本没有影响，或者说基本不可同日而语。从2020年2月到9月，我陆续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培训和活动，其中一些线下活动会要求参与者独立到达活动地点。当时我提出后，家人都极力反对，他们拿各种各样的理由去阻止和劝导我，甚至是拿一些听说过的可怕案例恐吓我，比如说人贩子会将人拐卖到穷乡僻壤的地方，给那些娶不到老婆的老光棍生孩子，只要被拐卖到那种地方就永远都回不来，也永远见不到自己的亲人。很多人对于视障者独立出行常常持有质疑和过分担忧的态度，害怕视障人士在独立出行的过程中受伤，也从来没有想过给予尝试的机会。我们只能是极力去证明自己，就为了给他们这些对视障人士有偏见的人看。视障者是有独立出行的能力的，只是需要通过一些机会去练习去试错，如果人们对视障人士独立出行这件事抱有鼓励尝试和支持探索的态度，我想我们的生活会因此变得更加独立自由和有尊严。后来我还是坚持要一个人独立出行，有一次，我要参加的一场持续10天的培训，家人坚持把我送到活动地点才肯放心回去。培训期间，我和一位同期培训的同学相约，两个人拿着盲杖悄悄到了外面去逛街。逛完回来之后，我打电话告诉了家人我出去玩的事情，他们听到后一开始非常惊讶，后来就慢慢转变态度，对我能一个人出行这件事感到很欣慰。
参加这次培训，某种程度上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启蒙，我对独立出行和未来的工作都有了一定的规划。我也学会了一些职场技能，编写简历、面试技巧，也具备了基本的职业素养。但我发现，在我投了好多份简历之后，都没有回音，我感到很迷茫，在想我学了那么多东西，为什么还是没有回报。
那时，我已经听说过中国首位肌肉病潜水员方坚则的故事，他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肌肉病患者，经过了几个月的努力，成功考取了有障人士潜水员证书。我想，我作为一名有过专业运动员经历的人，应该也可以做得到。于是，我就去联系了方坚则和教授他学习潜水的教练，当时我也没有抱太大希望，但没想到，教练比我想象中的要亲切和热情，我也和教练在线下见了面。他们表示，因为我游泳运动员的身份，很认可我的能力，觉得可以试一试。绮婷穿着潜水服
方坚则考的是HSA国际有障人士潜水资格证，而HSA的考核要求里面有一条，要求潜水员辨认潜水表上指针的方向，也就是说，需要用到视觉去完成这个操作，对于我这个视障人士来说是做不到的。所以，我没办法去考取HSA，这是事实，也不能说是歧视。教练给出了一个建议，可以尝试学习另一种潜水——自由潜水。
在学习的过程中，教练和我一起尝试着摸索出一套专门教授视障人士的教学方法，通过触摸加上语言的描述讲解潜水的动作和技巧。在教练的指导下，我很快的掌握了潜水的基本技能。但有一个难题，自由潜水员的一个重要技能就是水下救援，学会去看护自己的潜伴是每个自由潜水员必备的技能。在五米深的水下，把一个昏迷的落水者救上岸，如果是普通人，可以直接看到落水者的位置，并且直接游过去。但对于一个视障人士来说怎么办呢？在水下面看不见，也没有可参考的声音参照，怎么判断落水者的位置呢？后来，我们想到了一个办法。我们用一个能发出很大声音的火警铃在水下进行定位，再给火警铃增加了防水措施，就做成了一个水下发声装置，把发声装置固定在落水者的身上，以此方式，我通过听着发声装置的声音去判断落水者的位置，经过几次实操训练，结果证明这个方案是可行的。通过几个月的学习，我在2020年12月4号成功通过了basic free diver一星基础自由潜水员的考核，成为了国内首位持证的视障自由潜水员。之后，我又在想，我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位视障的游泳教练，去教授其他的残障人士学习游泳呢。我调查过一圈发现，视障人士好像普遍缺乏或极少能有机会接触到体育运动，我在想，体育运动不应该只有运动员或者健全人才能不受限制地享受，所有人都应该拥有运动带来的健康和快乐。国家一直都在提倡全民健身，残障人士一个也不应该被落下。因此我和我的潜水教练合作，开创了一个项目“泳者100”，专门去教包括视障者在内的残障人士学习游泳。这个活动已经举办了十几期培训，累计教会了三十多位残障人士学会了游泳，掌握了基本的自救技能。现在我们这个项目还在持续进行中。在我成为自由潜水员之后，我也尝试去参加自由潜水的竞技比赛，已经参加过由中国最大的自由潜水培训机构“ONE一潜”举办的两场自由潜水比赛，成为了国内有史以来第一位以视障人士身份参加潜水比赛的运动员。当时除我之外，来参加比赛的其他运动员都是健全人，他们对于视障者参加比赛这件事是持开放态度的，这让我感到很欣慰。自由潜水还有一个分支叫做人鱼舞动，对于女性来说是建立自信和美的一项运动。很多普通女性，比如说产后妈妈，她们都在这项运动中感受到了自己身体的美，建立了自信和自身的价值。我想残障者也应该如此。现在，我在学习和理解人鱼舞动游动的技巧和美，自己总结经验，打算未来教其他的残障女性学习。肖佳同学应该算是第一个。Q&A
能展开讲讲“残障女性的女性身份不可见”这种说法吗？
当我们去深入了解残障群体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世界上其实有三种性别：男人、女人和残疾人。残障人士的性别往往是不被看见的，如果一个男性有视力障碍，他走路肯定会比正常人更慢，特别是如果要是需要有人牵引的话，他会被认为不符合社会性别对于男性所谓“阳刚之气“的定义。当一个女性有视觉障碍时，也会被认为不美丽、不好看。
那视障女性在被作为女性看待的时候，实际上被看见的是什么？是生育价值。只有在作为生育工具时，视障女性的女性特质才会被看见。为什么我说受残障影响的女性不光是残障女性，也可能是生出残障孩子的母亲，因为社会会苛责是母亲子宫的问题，而不会去想是不是爸爸的问题。
我生孩子时候医生建议我去做能不能生正常孩子的基因测试。我很清楚这种基因筛查就是不准确的筛查，除非我筛查出来有缺少染色体的疾病，而且这种筛查只是一个几率，我要几率有什么用呢？但还是很多人替我操心，认为我视障就会生出有问题的孩子，我的子宫就变成了罪恶的子宫。
日常生活中我们能怎样更好地帮助残障女性？
视障女性的性别被无视之后，很多人会认为"帮助"是大于视障女性一切需求的。比较明显的案例就是“坐轮椅拿这个东西不方便不如我喂你“，或者有一个成年男性会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像抱小孩一样把我们直接抱走。之前是因为这件事情我还吵过架。有时候很难界定这到底是一种帮助还是一种骚扰。
实际上我们就会认为，如果这个时候你感觉到不舒服了，就可以当面指出来，把这些事情说出来。
视障女性在家暴或者性骚扰的问题上，也会遇到一些特殊困境。
视障女性大部分是都是在做按摩的工作，她们的困境就是来源于很难去选择其他职业，给视障人士的教育培训就只有很少的几条路。但是按摩行业都是在密闭空间工作的，存在非常严重的性骚扰问题，发生几率要比其他工作场合高十几倍以上。
视障女性要反抗也很困难，有时候被骚扰了，报警肯定都弄不清楚这个人是谁，自卫也很困难，使用武器都不知道捅哪里。这种密闭的空间，视障女性的这种遭遇是会要严重许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