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工作一直都是女权社群里备受关注的议题，女权主义者也经常会在讨论这个议题时感到撕裂和焦虑。性工作到底是不是工作？它是纯粹的剥削还是一种赋权？除罪化和刑罪化到底要怎么选？“罚嫖不罚娼”会是终结性剥削的工具吗？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来自《Revolting Prostitutes（反叛的妓女） 》（点击此处阅读本书序章🔗），这本书的作者莫莉·史密斯（Molly Smith）和朱诺·麦克（Juno Mac）是两位性工作者，她们整合了自己身为女权主义者、性工作权利倡导者及性工作者的多重身份，评论分析了世界多个地区针对性产业和性工作的政策法规，同时也对性工作议题中长期有争议的问题进行了精彩、严谨、犀利的批判性思考。
本文整理自书中的第六章《人民的家园——瑞典、挪威、爱尔兰和加拿大》，作者在这一章批判了广受好评的“罚嫖不罚娼”的北欧模式，用贴近性工作者的视角，展现了北欧模式的真实面貌。相信阅读此文能够让我们对性工作本身有更丰富、具体的认知，也更有能力想象社会政策对个体施加的影响。
全文篇幅较长，分为上下两部分推送（点击此处阅读上篇🔗），本文为下篇。编译过程中有删减和缩略。
（有条件推荐阅读完整英文原作。公众号后台回复【反叛】可获取下载链接。）1、没有妓女被逮捕，这是真的吗？
北欧模式的第三个关键原则是卖淫非罪化。可实际上，在每一个实施北欧模式的国家，对性工作者的刑事定罪都被保留下来了。
在法国，北欧模式的支持者大肆宣扬北欧模式实施一年来的显著成效，他们声称有近千名“嫖客”被逮捕，并且同时强调对妓女实现了零逮捕。然而，这与Wendy Lyon发现的情况有些不同。虽然禁止拉客的国家法律被废除了，但仍有各种市政“消灭卖淫法令”导致街头性工作继续被逮捕。
当爱尔兰实施北欧模式时，立法者拒绝允许性工作者在其客户被逮捕时保留身上的现金。这意味着当客户被逮捕时，警察会把性工作者身上所有现金作为“犯罪所得”而没收。对性工作者来说，这是一种事实罚款。
在挪威，哪怕在性工作者已经“被除罪”了好几年，街头的性工作者仍然经常被罚款。根据挪威法律，如果性工作者拒绝向警察说出自己的住处地址，就会被处以罚款。而如果说出了自己的地址，又将被驱逐（一般在同一天）。黑人妇女不成比例地优先成为这类执法的目标。尼日利亚街头工作者Eunice告诉Amnesty（大赦国际）[1]：“顾客们知道，如果白人女孩受到伤害，警察会做点什么。但他们也知道警察不会做任何事情来帮助黑人妇女。”大赦国际对于挪威性工作者人权境况的报告🔗：https://www.amnestyusa.org/reports/the-human-cost-of-crushing-the-market-criminalization-of-sex-work-in-norway/大赦国际的Catherine Murphy说：“毫无疑问，挪威正在发生的事情对最边缘化的性工作者产生了最不利的影响。她们是被警察追捕最多的人，是最有可能遭受暴力的人，是有最可能无家可归或被驱逐的人。妇女受到的影响最为强烈。”
当然，对边缘化群体的过度治安管理并不是仅由北欧模式造成的问题。世界各地的警察部队已经将某些人群作为欺凌、勒索、盗窃和攻击的目标。但他们的权力是通过他们法律赋予的执法权和执法合法性培育出来的。反卖淫法加强了警察的权力，使其能够以破坏妓女的生存方式为由来强行干预她们的生活。
来自加拿大的土著性工作者Sydney展示了警察的投机主义心态，警察会利用任何机会在街上骚扰性工作者， 她回忆说：“当时我手里拿着一根点燃的香烟，他们问我话，说你想做什么，朝地上丢烟头吗？如果你敢这样做，我们就让你把地上所有的香烟都捡起来。”
总部设在蒙特利尔的性工作者权利团体Stella的工作人员Jenn Clamen指出：“如果和北欧政府一样，把警察和执法部门视为‘救世主’，实际上只是给警察的武器库中提供了新的工具用以攻击这些社区。”
2、室内性工作的刑事化
几乎在所有采取北欧模式的司法管辖区，合租公寓的性工作者都会被定罪。在挪威奥斯陆，一名性工作者因与两个朋友合租而被以经营妓院的罪名起诉，尽管法院承认她选择合租的主要动机是寻求安全。
在瑞典，警察在公寓里盯梢，以“捕获”成对的性工作者。在北爱尔兰，当北欧模式实施时，首先逮捕的是一名客户和三名性工作者，在这场表面上目标是为了抓捕嫖客的突击行动中，这三位性工作者被发现共用一套公寓，最后她们以运营妓院的罪名被捕。
爱尔兰在2017年3月实施了北欧模式，2017年7月，两名移民妇女在凯里郡的特拉里小镇被判定为卖淫罪。租用房屋的Florina被判定允许房屋被用于卖淫，尽管法庭接受她没有从这种设置中获得“物质或经济”上的好处。她的朋友Mihaiela被指控“使用同一地址进行卖淫”，并被定罪和罚款。
一些著名的北欧模式倡导者嘲笑性工作者想一起工作的想法。例如，卡特中心的一名高级人权顾问声称“为了安全而一起工作”只是“经营妓院”或“拉皮条”的黑话，并补充说“皮条客称自己为性工作者是为了图方便”。
而在现实中，性工作者共用一个公寓是非常正常的。如果你曾经因为想要节约住房成本而合租——或者至少享受室友的陪伴——你应该就能理解为什么性工作者可能想要合租公寓。(这里有一些强烈的非人性化的暗示，即性工作者是另类、陌生和不可理解的，所以这些正常的、人之常情的顾虑不适用于她们）。
这也是一个明显的安全措施——许多其他类型的工人都在使用。一些北欧模式的倡导者甚至也承认，她们从事性工作期间也曾以这种方式合租。著名的活动家Rachel Moran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我接到一个电话邀约......我会使用我认识的女性卧室，并向她们支付使用房间的费用，这是很常见的做法。我自己也通过这种方式挣钱 。”
多年来，Moran一直是全球最积极的北欧模式宣传者之一：她曾与政治家们交流并在联合国发言；她的故事被其他倡导者用来说明为什么需要北欧模式。在这样一个充满矛盾和对抗的背景下，莫兰不经意地承认，她不仅与其他工人共用一个公寓，而且她“以这种方式赚钱......”
任何现在的性工作者如果发表这样的评论，都会被Moran以及她帮助引入的法律视为皮条客而受到谴责。我们并不想对Moran进行类似的抹黑，更令我们痛苦的是这种言辞背后的伪善：Moran花了数年时间为之奔走的爱尔兰性禁令法律，惩罚的正是她自己讲述的这些行为。实际上，受到影响的还有那些“更有同情心”的女性，她们并没有从分享房间中获取任何经济利益，单纯只是出于友情 (爱尔兰的北欧模式将对“开妓院”的处罚增加了一倍，监禁时间从一年提高到两年)。
当然，要接受质问的不仅仅是Moran。所有北欧模式的倡导者或许都应该解释，她们是否认为将莫兰作为妓院老板起诉将对社会带来福祉。如果不是，为什么她们这么乐于推动法律，使许多其他性工作者仅仅因为做了和她一样的事情而遭遇起诉。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甚至以“双人”形式出售性服务——即宣传三人行——也会使性工作者触犯触犯法条。2018年5月，性工作者David和Celia这对已婚夫妇在爱尔兰因以这种方式共同工作而被判定犯有妓院经营罪。虽然勉强免于入狱，但每人仍被罚款600欧元。73岁的Terezinha于2017年7月因在爱尔兰经营妓院而被起诉，法院接受了经营过程中没有胁迫的说法。Terezinha只是租了一个公寓，让自己可以在那里进行性交易，并与另一名性工作者共同承担房租。Terezinha在法庭上感到十分痛苦，她通过法庭口译员发言，陈述自己是为了支付儿子的巨额医疗费用，出于绝望才选择从事性工作的。她在爱尔兰呆了四天，只见过一个客户，赚了80欧元。法院将这80欧元作为罚款，法官命令她将这笔钱捐给一个帮助性工作者的妇女组织。3、驱逐与逼迁
在北欧模式里，警察认为破坏商业性行为本身就是好事，并经常对性工作者采取“曲线救国”的策略。在瑞典，将房子租给性工作者的房东可能会因“促进 ”卖淫而被定罪，这些政策让性工作者生活的不稳定性和无家可归的风险都有所增加。
法律直接推动了对性工作者租户的驱逐。挪威警方甚至开展了专项行动来驱逐性工作者，警察告诉房东，如果他们不驱逐被警察标记为性工作者的访客，他们就会面临被起诉。似乎是为了故意消除人们对这一警务策略目标的怀疑，警方给它起了一个名字——无家可归行动（Homeless）。
2015年，奥斯陆的性工作者游行集会呼吁保护性工作者人权
和那些被拘捕的嫖客支付的罚金相比，性工作者遭遇驱逐时所付出的经济损失要多得多。被驱逐之后，性工作者不仅会失去她缴纳的押金，她当月缴纳的租金也不会得到补偿。任何有同理心的人应该都能想象，突然变得无家可归和失去一大笔钱，都不会帮助任何人摆脱卖淫。而且这种措施与北欧模式的立法精神背道而驰，北欧模式将妓女统一视为性别暴力受害者，但谁会认为驱逐受害者又是合理的呢？
Mercy是挪威工作的一名黑人性工作者，在2013年至2014年间，她被以这种方式驱逐过三次。有一次，她在外出购物时被有效“驱逐”——房东换了锁。她不得不乞求房东允许她取回自己的财产。另一位性工作者Mary说“有时他们只给我们几分钟的时间让我们离开......我们会失去我们已经支付的钱”。
Eunice说：“有人给我几分钟时间离开我的公寓，我没有时间去拿所有的东西，最后不得不去睡在火车站。”埃斯特说：“警察给了我们二十分钟的时间离开。当时我们正在煮汤，我们不得不把锅拿到街上去。”2014年，9名黑人性工作者向奥斯陆警方报告，她们被一名冒充警察、 手持砍刀的男子强奸和殴打了。在她们报案后的几天，她们的房东在警察的提醒下将她们赶出家门。大赦国际与数十名以这种方式被驱逐的妇女进行了访谈，发现绝大部分都被给予一天或更少的时间搬走，她们每一个都是黑人。无家可归者行动不再是一场个别行动（不是因为警方意识到它很可怕），而是因为驱逐黑人性工作者的工作已经“主流化”了，成为了奥斯陆警方的日常工作。4、驱逐出境
驱逐出境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对性工作者的驱逐尤其残酷。在加拿大，性工作者团体Butterfly说，移民妇女经常被移民执法部门无限期地拘留，一些人在里面度过了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她们在里面受到“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被一堆虚假的指控和虚假的证据来定罪”。
Butterfly报告说，一名移民性工作者因为逃避家庭虐待搬去了朋友的住处，然后在她们两人共同居住的公寓里遭遇了嫖客的袭击。当警察到达时，他们立即逮捕了她的朋友，因为怀疑这位收留她的朋友是人口贩子，同时还逮捕了这名性工作者，因为怀疑她非法工作。最后这两名妇女都遭遇了驱逐出境。北欧国家的警察经常利用性工作的报警求助来驱逐她们。一名妇女在向警察报告了一起使她头部严重受伤的暴力事件后，被警方认定为性工作者。当天她就被要求从奥斯陆出境，但因为伤势过重，她难以成行。
2014年，奥斯陆的三名尼日利亚性工作者在家中遭到持枪抢劫，这些妇女去了一个紧急庇护所寻求庇护。过了几天当她们回到家中时，却被警方逮捕并驱逐出境。她们持有有效签证，没有逾期。
将那些因为遭遇暴力而引起注意的人驱逐出境，是一种非常暴力的执法方式，不应该被视为正常或者合法。2017年伦敦一名移民妇女在报告强奸案后，她被移民执法局威胁驱逐出境。这一案件被曝光时，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全国的强烈抗议。然而，在采取北欧模式的国家，这些早已成为性工作者的日常，但这在北欧依旧是鼓舞人心和女权主义的。在我们看来，没有人应该被驱逐出境。但是警察甚至违反了他们自己的规则，将有合法居留权利的性工作者驱逐出境。瑞典当局经常驱逐来自其他欧盟国家的移民妇女，理由是性工作构成“对公共秩序和安全的威胁”或者“采取不诚实的维生手段”。
从北欧被驱逐的性工作者中，大部分都是黑人妇女，但这并不是巧合。北欧模式的出现源于对黑人性工作者移民的种族主义焦虑。在挪威，黑人性工作者被遭遇了严重污名，她们被歪曲成暴力和极具侵略性的人群。
“有很多关于‘街道氛围世风日下’的讨论。大多数都是针对尼日利亚妇女......有政治家说被这些妇女接近是多么可怕。这些妇女被当作需要被清理的垃圾。媒体的报道是关于“黑人妓女”造成“街道上的不道德行为”。这就是主要的焦点。
——“Amnesty International, The Human Cost.”
将合租的性工作者定罪，对性工作者使用罚款和驱离，以及极其粗暴地对其驱逐出境。这与北欧模式“完全取消对性工作者定罪”的说法不相符。事实上这项法律保留、增加和加强了许多迫害性工作者的工具，达到了通过刑法或民事措施来骚扰、起诉、逮捕或伤害性工作者的结果。而当性工作者是黑人时，这些工具被执法者使用得特别麻利。
这最后导致的结果是性工作者有充分的理由躲避警察，而警察搜捕性工作者的行为也被淡化成猫鼠游戏。这种戏谑残酷到令人不寒而栗。作为活动家，警察、政治家和女权主义活动家都在问我们：“在瑞典，妓女怎么会有危险呢？就算嫖客只是对她们有点粗鲁，只要她们愿意报警，警察也会逮捕他啊？”
我们的答案是：在北欧模式下工作的性工作者仍然有很多东西需要担心。如果她是一个移民——即使是有签证的移民——她今天就可能被逮捕并被带到驱逐中心。如果她的名字出现在她分享的公寓的租约上，她会被起诉。如果这样报警求助会使她立马无家可归，或者导致被起诉，她不会报警。
Dorothy是加拿大的一名移民性工作者，她谈到了这种恐惧如何影响了她的行为：“他们（劫匪）把我们当成了赚钱机器。我们在一个星期内被抢劫了四次......我们不能报警，否则，我们会有更多的麻烦。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警察（在他们最终逮捕并拘留了我之后），但他们并不在意。”
当性工作者有绝望的、紧迫的理由躲避警察时，她们就极易受到暴力伤害。这些人知道他们可以攻击、抢劫或者袭击她们，而主动报警则意味着还会在遭遇被枪口抢劫的基础上还要冒着无家可归的风险，所以她们不会与警察联系。在这样的制度下，性工作者就是坐以待毙。
正如我们在讨论需求时指出的那样，当性工作者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时，像中介和皮条客这样的第三方会受益。例如，当性工作者在租房方面面临法律障碍时——如北欧模式下的情况，那让另一个人作为与房东的“中介”是有意义的自保方式。这种关系是一种权力极不平衡的关系，如果“中间人”要求每月支付300英镑，性工作者就不得不向他和房东付钱，如果她不愿意或无能为力，他可以很容易就把她赶走。挪威政府写道，在瑞典，妓女们对皮条客的依赖性可能增加了。因为需要有人在背后安排交通和住宿，以便不被发现。
性剥削和性贩运是女权主义者包括性工作者活动家都关注的重要问题。有一些处于虐待关系中的妇女，被其伴侣胁迫卖淫。还有些性工作者遭到那些承诺给她们提供工作的人胁迫而被迫卖淫，还必须向他们支付部分或全部收入——通常是为了偿还因偷渡而产生的债务。
那“北欧模式”是否会让这些妇女的处境得到改善？
请记住，性工作者和性贩运的受害者之间没有简单的二元划分，她们都在使用我们在本书中曾概述过的安全策略。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她们都在拼命赚钱，有人是为了购买毒品、安抚有暴力倾向的伴侣或施暴的皮条客、有人是为了给房东交租或寄钱给需要抚养的家庭成员，有人则是受到人口贩子的剥削。使妓女的生活更加艰难的政策也会同时让那些你认为是“性贩运的受害者”的生活更加艰难。回想一下本章前面引用的挪威政府报告，那份报告提到北欧模式意味着卖淫者现在必须“更努力地工作”。这适用于所有在挪威从事性交易的人，对于那些身处最严酷的剥削环境下的人而言，她们也更不会成为例外。挪威政府关于北欧模式的另一份报告更直截了当地指出：最受伤害的人是“吸毒者、精神病患者和被胁迫的妇女”。
而且，如果在北欧模式下，被剥削的移民性工作者去找警察，她也会被驱逐出境，而她因出境而借的债务也并不会一笔勾销。正如提交给瑞典议会的一份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当妇女被警察注意并发现缺乏合法的居留依据时，她们往往......被立即驱逐出境，而警察并不会调查她们的背景、迁移过程的故事和居留原因......这意味着有关人口贩运的重要信息已经丢失。”如果这些妇女试图通过“退出计划”（详见上篇）寻求新的就业机会，她可能会被告知，获取帮助的条件是她必须立即放弃性工作（意味着立马断掉现金流）。而且她很可能害怕寻求“退出计划”的服务，因为担心向任何“官方”透露自己的处境都会导致她最后被驱逐出境。因此，她就必须继续从事性服务—— 无论是在胁迫下还是完全出于自愿——同时客户的数量在减少，轮班的时间越来越长，工作也越来越危险。那如果北欧国家的商业性行为的市场缩小了，这一切就值得了吗？这真的意味着在卖淫活动中被剥削被贩运的妇女越来越少吗？这种想法的问题在于，刑事定罪与否并不是任何国家性产业规模的关键性决定因素。看看美国，如果刑事化是一个国家性产业规模的关键点，那美国的性产业就会很小 。正如第五章所详述的，在美国许多州对购买性服务的惩罚程度远远超过北欧模式（当然，性工作者本身以及经理、房东、出租车司机和同事，都可能被卷入起诉），但美国依旧有一个巨大的性产业。所以重点并不是性交易入刑与否的问题，而是贫穷和人们是否有获得资源的能力的问题。当一个国家没有社会安全网，或者社会安全网将一些人排除在外时，那那些无家可归或为支付医疗费用而挣扎的人很可能为了获得住房或药物而去卖身。没有合法居留身份的人在进入主流劳动力市场或维护自己的劳动权利都会遇到重重困难。身在这样的处境时，一些人就会去从事性工作，也多多少少都会面临具有剥削或虐待性质的工作条件 。但解决方案不是将商业性行为定为犯罪；如果是这样，美国就不会有人口贩运。相反，是要确保人们能够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资源，包括安全的移民权利和移民工作的权利，以及可以维护自己的劳工权利而不必担心被驱逐出境。事实上，瑞典的政策制定者并不清楚该法律取得了什么成果。关于性工作产业正在缩小的说法通常具有误导性，因为这些判断的根据通常只基于街头性工作。1999年后，斯德哥尔摩的街头性工作确实短暂下降了， 但随后又回升了——法律可能只是加速了向室内工作的过渡，而互联网已经为这种过渡提供了便利。“今天，在瑞典不可能经营妓院。”一名警察向反性工作活动家Janice Raymond吹嘘道，而她不加思辨地反复传播这一说法。事实上，据警方称，斯德哥尔摩的妓院数量已经急剧增加。2009年 ，他们估计该市有90家泰国 “按摩院”(提供性服务)；到2013年，这个数字变成了250家。瑞典的政治家们抱怨性产业的“复原力”，他们提到2003年一个县的街头卖淫活动增加了一倍多。与“废奴主义”的说法相反，瑞典政治家说“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可以用它来消除卖淫，但北欧模式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表明什么是社会可以接受的”。唔，由此可见，北欧模式的效力并不完全是倡导者所宣传的那样，性交易并不会因它而消失。世界各地的反卖淫警察都会驱逐性工作者，起诉她们，并把她们驱逐出境。然而，只有在北欧国家，这些做法才会被想象成是一项女权主义的成就。特别是对瑞典来说，作为一种社会改善的形式，清洗国家中的不受欢迎的人，一直是瑞典国家认同的一部分。二十世纪初，“人民之家（folkhemmet）”的政治理论这一思想成为瑞典国家建设的基石。国家的角色就像一个“好父母”，引导其后代远离越轨行为和堕落。所以妓女成为“国家”中的坏分子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除了妓女，还有什么能成为这个家庭里的典型威胁呢？一直以来，少数群体也被看作是对瑞典家庭模范性的破坏者：吸毒者、艾滋病患者、变性人。瑞典这个“民族大家庭”在历史上对这些群体的所做所为，描绘出了一幅瑞典社会控制图。瑞典以人民之家的名义开展“社会卫生”，1975年之前有21,000人被强制绝育。被绝育的人中有90%是被认为是“低级的、反社会的、有着高危性行为......滥交或弱智的”妇女。在20世纪90年代，瑞典政府未经审判就监禁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其中一些人被监禁了多年——90%的人是性工作者和吸毒者。
如今，瑞典政府承接了这份历史遗产。2009年，一位左翼党政治家指出，瑞典历史上对艾滋病的惩罚性措施有助于建设一个“干净的瑞典”。在2013年之前，跨性别为了得到法律意义上的性别身份，ta们必须要接受强制性的绝育手术。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要严厉的反毒品法，让瑞典出现了毁灭性的毒品死亡人数……归根结底，只有“理想”、规范的瑞典公民才能被认为是负责任的、理性的，才可以以独立但又遵循家庭规则的方式来照顾自己。
2、是保护北欧模式？还是保护性工作者？
对于被“人民之家”（社会秩序的乌托邦）的想法所诱惑的女权主义者来说，瑞典模式代表了女权主义者们的梦想。我们听到了一连串对瑞典模式对性工作者的“非刑事化”的赞美。英国女权主义团体Object说，“北欧模式将那些出售性行为的人完全非刑事化，同时提供支持服务以退出卖淫业”，而北欧模式信息网络的Meagan Tyler博士说，这项法律，“基本上取决于一个法律框架，即所有卖淫者都非刑事化，所以对任何卖淫者都没有刑事制裁，但买春、拉皮条和开妓院都是刑事化”。
当有人在Meghan Murphy网站的评论区提出北欧警方进行的“无家可归行动 ”时，这位多产的反卖淫女权主义者感到困惑：
“你能不能至少解释一下......警察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要搜捕和骚扰性工作者，这与北欧模式有什么关系？你提供的文章似乎与 ‘无家可归者行动’有关——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也不明白它与北欧模式有什么关系。”多年来，Meghan Murphy为倡导北欧模式写下了几百篇文章。但是她不知道“无家可归行动”，这说明女权主义者对性工作者的经历缺乏明显的、典型的好奇心。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支持北欧模式的Banyard在她的《皮条客国家（Pimp State）》一书中写道：“对运动者来说，让‘罚嫖不罚娼’的法律模式得以实践不意味着任务已经完成。相反，女权主义者还应该把重点转向撬开法律的全部潜力，包括敦促对立法本身的修正。”
既然说到了修正，读者可能会想，《皮条客国家》是否会承认“无家可归”中性工作者们被抓捕、起诉、驱逐出境的经历。
而事实上，Banyard对北欧模式的唯一批评是：“例如，在瑞典，2011年，为性支付的最高刑罚从6个月增加到1年的监禁。这些问题——法律有时对客户执行得不够，或者惩罚太轻。”
另一位反性工作的活动家对听众说：“当然，在北欧模式下，没有人出售性服务被定罪，但我们却被不断告知，她们被事实上定罪，我不确定这意味着什么。”当大赦国际的报告出来时——充满了像Mercy、Mary、Esther和Eunice这样的妇女对定罪、驱逐和遣返的声音。英国运动团体Nordic Model Now简单地对此评论说，“北欧模式是有效的，应该继续保持下去。”北欧模式与创新性的社会民主理念紧密相连。因此，当其他国家在瑞典的基础上实施北欧模式时，他们也会利用其自带的女权主义光环——即使这样的赞美是名不副实的。在加拿大，2014年出台了C-36法案——或《保护社区和被剥削者法》（PCEPA）。该法律（将嫖娼和发布广告定为犯罪，同时保留了对妓女的大部分现有处罚）凸显了多重政治意涵，对性工作的敌意退潮了，翻涌起来的是一种别样的诗意。保守党议员乔伊·史密斯（Joy Smith）以发自内心的同情心谈到了一位年轻的性暴力幸存者，这位幸存者激励她为制定该法案而奋斗，她赞美她为一个“一个活生生的、有呼吸的、美丽的、有灵魂的人”。这确实是一种令人钦佩的情感（毕竟意识到妓女也有灵魂确实也需要一点时间），尤其是与保守党同事唐纳德·普利特（Donald Plett）的话相比，他说：“我们不想让妓女的生活安全，我们想消灭卖淫。这就是该法案的意图。”2013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五，一名妇女（要求不透露姓名）在艾伦花园公园参与集会，手持标语支持多伦多性工作者及其权利。（Mark Blinch / THE CANADIAN PRESS）C-36的其他支持者将问题归结为“社区伤害”，如噪音、阻碍交通、骚扰居民、“不卫生的行为”，以及性工作者对学童空间的侵占。再一次，“终结需求 ”（详见上篇）的理念显示出了它的包容性，它给多种政治意识形态都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在这次辩论中，Joy Smith再次宣扬她的女权主义资格：“这个法案是......历史性的，是进步的。在加拿大历史上第一次，被贩卖的妇女将不会被当作讨厌的人，她们将被有尊严地对待。”此后不久，11名移民性工作者在渥太华被捕并被驱逐出境。尽管女权主义者说她们优先解决的是针对受害者的暴力问题，也就是解决性交易对性工作者造成的伤害，但令人震惊的是，这个面具经常滑落，我们再次看到，“消灭”性工作者的目标和“对社区的伤害”的幽灵驱动着这些政策。对于那些了解性交易中的暴力的人来说，这些政策的实际目标是很明确的。至于这些法律吹嘘的对男性性权利的惩戒作用。随着对性工作者频繁受伤的证据的出现，以及性产业规模几乎没有减少，热衷于“保护北欧模式品牌”的反卖淫女权主义者越来越多地将社会对性工作态度的转变作为法律成功的关键指标。在法律刚实施时，大多数瑞典人并不支持它。近二十年来，大多数人都支持。正如Banyard所写，“这种态度的转变是《性买家法》的核心。它在法规中的存在，以及它在实际中的执行，是塑造了社会群体新的社会观念。”这种说法显然指的是，法律的效果是建立了一个更新潮和更女权主义的规范，即瑞典人不再认为“为了性而购买服务”是可以接受的。在提出这一论点时，北欧模式的倡导者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样的调查显示，现在有更多的瑞典人认为为性行为付费是不可接受的，但同时也显示有更多的瑞典人认为出卖性行为也是不可接受的。大多数瑞典人，特别是妇女，希望看到妓女被罚款或监禁。当反性工作的女权主义者为所谓新的社会观念的形成而庆祝时。也要注意到，这种所谓的新观念不仅要求惩罚嫖客，其实也要求惩罚妓女，那这看起来还很女权吗？正如退休学者Robert Fullinwider所写的那样，“意见的转变使大多数人赞成将卖淫的方方面面都定罪，这表明性购买禁令已经向社会植入了一种新的规范，这是事实，但......这可能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应该感到安慰的规范。”性工作者活动家经常注意到，反卖淫运动是一个欢迎男性女性主义者大放厥词的地方。“好男人”为反卖淫的政治行动付出劳动，以增强自己的男子气概。但这些表面上与女权主义有关联的运动也可以被一些相当男性沙文主义的想法所推动。“一个真正的男人应该为得到他的女人而付出努力，可以是为了爱，为了彼此取悦，为了生育，或者是为了打发时间，而不是为了钱。去找妓女是欺骗，是有辱人格的，是可鄙的，是不可理喻的。妓女是为失败者准备的。”这种对“真正的男人”的看法，对“妓女”的嘲讽——更不用说“真正的男人”应该 “得到他应得的”性和女人的想法——很难证明瑞典政策制定者的女权主义资格。吹捧警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其他自我认同为“女权男”的男人建立起友好的政治环境。警察因贫穷、受虐待的妇女伸张正义而被吹捧成英雄，他们就是阳刚之气的象征，而其他男人也可以把自己投射到“英雄”的警察形象里自我陶醉，同时那些男性反卖淫运动者也可以利用这些政治手段，彰显自己作为男人的文明和先进 (毕竟“妓女是为失败者准备的”)。在瑞典提出这项法律的政治家特别点名了瑞典男人的女权主义资格，声称这项法律的出台是因为“瑞典男人对卖淫有不同的看法”。通过倡导“结束需求”的法律，男人将父权制的责任转移到“坏男人”身上，并在谴责这些男性叛徒侵犯人权和迫害妇女行为时感到高人一等。但虚伪的是，真的只有“坏男人”会伤害性工作者吗？反性工作运动同样也会对性工作者造成严重的侵犯和物化。反卖淫的女权主义者允许男人们向性工作者投掷肉便器、婊子、精液垃圾箱等严重污名，还将称之为女权主义式的分析。正如性工作者Charlotte Shane所观察到的，反性工作的女权主义让男人们不断地陶醉于对性工作者的口诛笔伐，同时又让他们享受着赞美，甚至还可以给他们颁个普利策奖。与此同时，反卖淫的女权主义者把注意力集中在“皮条客和嫖客”的虐待和剥削上，而忽略了或默许了警察、房东和移民官员的类似虐待行为。如果你想寻找任何关于在执行“北欧模式”司法管辖区发生的逮捕、没收金钱或残酷驱逐性工作者的报道，那真的要搜索很久。记者Joan Smith在2013年前往瑞典报道sexköpslagen（北欧模式），并调查警方干预卖淫是否让妇女变得更加危险时。她自信地说“我采访的所有瑞典警察都坚持认为这是一个怪谈”。她的文章开篇和结尾都是和一名警察坐在一辆警车里，通过车窗来观察性工作者。很难想出比这更好的方式来概括“监狱式女权主义”[2]的定义：跟随警察、坐在他的座位上、分享他的位置并复制他的目光来观察世界。很明显，Joan穿的不是那些遥远的、显然没有声音的女人的鞋子。男女之间的权力差异是一种结构性失衡，性工作者和警察之间的权力差异更是如此。瑞典女权主义评论家Gunilla Ekberg写道：“那些支持卖淫的人当然会忽视男女之间的权力差异——但监狱式女权主义者在忽视和加强警察与妓女之间的权力差异上面也是不遗余力。”在试图消除她们在性交易中看到的性别不平等时，这些女权主义者有意或无意地加强了国家伤害妓女的权力，这种结果也正是父权制想要的。女权主义者们陷入了僵局：如果挑战父权制的性产业会加强父权制的国家权力，那我们到底要我如何继续我们的事业呢？事实上，我们很容易想象出一个没有男人买春的世界——只要因为每个需要卖身的人都已经拥有了她们所需要的资源。我们可以通过让妇女不那么贫穷来努力创造一个更加女权的世界，而不是通过支持暴力国家的父权权力。忽视或支持国家权力使得像Mercy, Mary, Tina, Eunice这些女性的声音被漠视了。主流化的女权主义对直接的国家暴力（罚款、逼迁和驱逐出境）以及由于国家未能保护她们而遭受的暴力——保持着视而不见。当记者写道，北欧模式“使出卖性行为的妇女不再入狱”，运动组织重复声称瑞典的法律“对性工作者完全非刑罪化”时，那些北欧国家中主要是黑人移民的性工作者被定罪或被驱逐的故事都不见了，女权主义者也很难因此得出任何其他结论。正如我们在关于移民与边境的章节中写到的，驱逐出境是对人权的侵犯：人们被迫从他们的家庭和朋辈关系中剥离，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出生地。然而，即使在左派内部，驱逐出境的不公正有时也会被视作是一个不容易讨论的话题。 尽管声称是反性工作的运动自称自己十足激进，但对边境问题的分析却很少出现在类似的宣传中。对某些人来说，边界和移民的问题似乎太过永恒且不可改变，所以认为为此设置议程是徒劳的。作为性工作者和女权主义者，我们不接受边界及其执行不可避免或不可改变的说法。我们也在努力实现激进的女权主义，希望能够在废除边境线、资本主义和性产业的同时，而不对性工作者造成伤害。很多人用“性产业将永远存在”或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这些说法来为放弃创造没有性产业的世界来辩护，这确实是很糟糕的陈词滥调，也是一个无力的借口。边境的问题也一样，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它很难改变而拒绝倡导和讨论。
在这一章中，我们试图既谈“理想的”北欧模式，又谈真实存在的北欧模式。真实存在的北欧模式包括对性工作者的伤害，当它的倡导者拒绝承认或试图解决这些伤害时，他们揭示了他们对性工作者安全的最终漠视。但是，即使“驱逐出境、赶出家门、罚款”的问题被解决了，那个“理想的北欧模式”也仍然会伤害性工作者，而且对最边缘化的人伤害最深。因为任何使性工作者更贫穷的政策也会使她们更不安全。正如泰国性工作者团体Empower所指出的，定罪讨论的是我们可以从性工作者身上夺走什么。如果你真的关心社会上最边缘化的人，为什么不先从考虑能给她们什么开始呢？[1]大赦国际对于性工作者人权境况的说明：https://www.amnesty.tw/news/1932[2]监狱式女权主义（carceral feminism）：由女性主义社会学家伊丽莎白·伯恩斯坦提出。监狱女权主义假设暴力是由孤立的个体造成的，对个体的惩罚和放逐是唯一和最好的选择，它将性骚扰和性虐待定性为“异常”的行为而不是系统性的暴力，因此它致力于制定更强势的法律、政策和程序，增加警务、起诉和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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