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要带头讲信用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自古以来，信用重于泰山。现代社会，领导干部的信用尤为重要。有人说，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有人说，现代社会是信用社会；还有人说，廉明政治是信用政治。而要建立信用经济、信用政治、信用社会，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讲信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因为领导不仅决策、管人、用人，而且也“领导”社会潮流，影响社会风气，其言谈举止，历来在社会诸多领域起支配和导向作用。朱镕基总理在《政

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切实加强社会信用建设，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范”。这不仅是对建立市场经济新秩序的要求，也是对领导干部讲信用的要求。

所谓信用，《辞海》的解释是：遵守诺言，实践成约。除此之外，“一诺千金”、“言必行，行必果”、“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等等，无不表明信用的内涵与庄重。以此为鉴，看领导干部的言行，不能不承认，某些干部失信，已成为党风政风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有的擅长“作秀”，有言不由衷的“脱口秀”，有画饼充饥的“口号秀”，有劳民伤财的“工程秀”，有无中生有的“媒体秀”……。典型的如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之流，对媒体大谈特谈“我最大的心愿是在未来5年内解决尚未解决温饱的160万人的贫困问题”。正是他，鲸吞人民血汗高达5000万元以上，古人斥责的“口言善、身行恶”由此可见一斑。有的惯于造假，假政绩、假数字屡禁不止，随着“升官”的需要，假文凭、假学术、假新闻，也在一些干部中流行开来。有的直接参与经济欺诈，随意违约、制假售假、偷税漏税、赖账不还等行为，有多少是由地方或单位的领导发端，又有多少受地方或单位领导保护、纵容！

干部失信，后患无穷。政治上，最大的恶果就是失信于民。群众的信心、信仰、信任、信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部的信用。一个地方、一个单位，领导干部失去信用，会直接导致群众信心不足、信仰迷茫、信任丧失、信赖殆尽。苏联解体后，原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谈到，苏共党建最大的教训是“说一套，做一套”，有时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原苏共党内一些干部的豪言壮语与特殊化现象、脱离群众现象及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形成了鲜明对照和强烈反差。“说一套、做一套”，实际上就是信用缺失，就是失信于民，其恶果已人所共知，并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殷鉴不远，不能不察。经济上，干部失信，使经济秩序特别是市场秩序混乱，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市场经济就不能健康发展。”文化上，信用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尺，诚实守信

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社会起表率作用的各级领导干部，如果不能带头弘扬诚实守信的美德，本身就是对精神文明的一大损害，对社会风尚的一大污染，也是对人民群众的一大误导。

干部失信，恶果累累，后患无穷。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高度，从建立先进文化的高度，带头讲信用、守信用，做诚实守信的模范。

讲信用就要讲正气。在社会道德层面，正气包含了信用，信用体现了正气；信用并非正气的全部，但讲正气者必定讲信用。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弄虚作假、愚弄百姓等现象，实际是一种歪风邪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是一种官场浊流。一个心怀浩然正气的党员干部，是不齿于这类“鬼把戏”的。党员干部带头讲信用，首先要带头讲正气，讲党性，把信用与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联系起来，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时还要讲人格，讲廉耻，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在道德评判上，视口是心非为卑鄙，视弄虚作假为下作。这样才能为信用缺失打下道德屏障，使领导干部带头讲信用获得必要的道德基础。

讲信用就要讲实效。信用的建立与务实的作风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信用最基本的要求是言与行的统一，表与里的统一，虚与实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信用缺失也表现为实效缺失：“虚活儿”过剩，“干货”不足；做的与说的严重脱节，结果与许诺背道而驰。领导干部带头讲信用，必须带头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发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随着各级干部文化素质的提高，经过多种学习培训，相对于“做功”而言，干部的“唱功”日趋见长，现在的关键是锻炼和提高“做功”。是否守信，承诺固然重要，但关键还在于怎么做，怎样把美丽的承诺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群众看干部固然要看他怎么说，而更重要的还是看他怎么做。即使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有些事情一时做不到，但只要真心诚意地去做了，只要具有求真务实的作风和精神，群众一般还是理解、谅解的。所以，各级干部要力戒夸夸其谈、哗众取宠，把心思用在务实上，在办实事、求实效上多下功夫。

讲信用就要讲民主。在现代政治范畴，现代信用与封建帝王将相所讲的信用不尽相同。封建帝王的信用主要受制于人格，它以个人的人格、喜好为基础，如果帝王不喜欢、不高兴，可以随意对信用本身不讲信用；现代领导干部的信用则主要受制于制度，它以民主政治为基础，信用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是社会平等的体现，受民主制度的约束。这不是个人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领导干部起码的责任和义务。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对领导干部来说，讲信用就是对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尊重，就是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相互平等的体现。领导干部讲信用，主要是对人民群众守信用。而领导干部能否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人民群众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一个领导干部，如果视群众为群氓、如草芥，那他断然不会对群众讲信用。“我欺瞒了你，你奈我何？”“我愚弄了你，不照样升官？”这正是某些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者的卑劣灵魂。因此，领导干部讲信用，必须牢记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牢固树立民主意识，坚持以民为本，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信用义务，充分尊重群众要求信用的权利。

讲信用就要有监督。讲信用首先靠自律，但事实证明仅有自律还不够，何况有些人并不自律。领导干部带头讲信用，从根本上还是要靠制度，因为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只有把自律与他律结合起来，把个人修养与外在约束统一起来，才能使诚实守信蔚然成风。当前，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对领导干部的信用监督机制。这种机制由多种要素构成，首先是组织人事等有关部门有必要尽快建立领导干部的信用记录或信用档案，作为衡量干部作风的重要依据。在经济领域，我国已有信用调查公司，对企业和个人信用状况进行记录，为经济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报载，北京中关村科技园区要求进驻的企业必须有良好的信用记录。这些做法值得向组织人事部门推广，选用提拔干部应当考察其信用档案，拟用干部必须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其次是群众对干部的信用监督。干部的信用主要是对群众的信用，干部是不是守信用，群众最清楚，要通过既切实可行又畅通无阻的渠道，多让群众对干部的信用“资质”进行评判，不能将此“仅作参考”，而要让它在“关键时候”起关键作用。第三是上级对下级的信用监督。在目前体制下，有的干部对下负责缺少信用，对上负责却惟恐不及。他们不怕群众监督，但最怕上级“动真格的”。在信用监督问题上，上级不仅大有可为，而且责无旁贷，上级监督下级，往往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就要求为上者既要有身体力行的自觉性，又要有明察秋毫的敏锐性。对下级的信用调查与评价，不仅要看他对上级的信用状况，更要深入群众了解他对群众的信用状况。如果将这几种办法结合起来、多管齐下，必将对领导干部带头讲信用起到有力的督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