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行而不辍，未来可期
今天，《检察日报》公益周刊以《行而不辍，未来可期》为题，大版面报道了杭州公益诉讼工作。
杭州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作为2020年度全国检察机关优秀办案团队，全力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交出了令人满意的高分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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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爱无碍’让残障人士放心出门。”2021年全国两会，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的“杭州经验”被写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
这是浙江省杭州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在2020年亮出的“成绩单”之一。这支大部分由80后、90后组成的公益诉讼团队，在一次次创新探索中，迎难而上，接续奋斗，全力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交出了令人满意的高分答卷。2021年1月，该部门获评2020年度全国检察机关优秀办案团队。
让爱“无碍”的探索者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
2022年，亚（残）运会将在浙江杭州举行。举办国际性赛事，考验的不仅有体育场馆的运动设施，更有城市每个神经末梢的无障碍温度。抓住打造无障碍环境建设全国标杆的契机，2020年初，杭州市人大启动专项执法检查，杭州市检察机关顺势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主要涉及附属于市政设施的盲道被违规占用或破损缺失、人行天桥未配套设置无障碍设施等10种类型，并由此探索无障碍环境建设系统治理的新路径。
“我们把所有法条都捋了一遍，发现国家标准规定有，但职责划分还是笼统。于是我们把强制性、倡导性规定区分开来，再结合‘三定’方案，彻底摸清楚后，把责任明确到相应行政机关。”该院第六检察部主任周姝带领同事们一头扎到浩如烟海的法条和规定中。“比如无障碍天桥，按照国家标准无障碍设计规范规定，人行天桥桥下的三角区应安装防护设施，同时要设置提示盲道，不然盲人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容易撞上去。但实际工作中，杭州天桥很多，必须搞清楚每座桥建造的时间节点。”周姝说，因为根据天桥建造的不同时间，适用当时施行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律法规和相关建设标准会产生不同性质的责任。而且，还要区分是设计环节还是施工环节所产生的问题，据此再来督促职能部门落实监管责任，包括给予行政处罚、责令改正等。
从“有没有”到“好不好”，在该部的统一组织与指挥下，杭州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不断深化，从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再到专项治理，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
2020年8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残联副主席吕世明专门赴浙江省检察院调研，称赞这项工作是“全国范围内检察机关系统化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的首次探索与实践”。随后，无障碍环境建设检察公益诉讼由杭州市推广到整个浙江省。
看得见的“障碍”在消除，看不见的“障碍”也在得到改善。
今年1月，该部继续深入调查研究，聚焦出行、办事、文化等公共场所信息无障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将检察公益诉讼从无障碍设施拓展延伸至信息交流领域，并专门下发《关于在信息无障碍领域深化公益诉讼监督的通知》。“这是工信部和中国残联正在力推的工作，检察公益诉讼开创先河，真是及时雨！”吕世明称赞。
截至今年3月底，杭州检察机关排查发现信息无障碍建设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线索12件，涉及医疗急救系统不具备文字信息报送和文字呼叫功能，残疾人、老年人智能技术运用困难，人行横道信号灯未设置声响提示装置，残疾人停车优惠无法适用及有关景点、核酸检测点等违法问题，制发诉前检察建议7份，督促纠正违法点16处，各项整治在进一步推进中。
“等”外不“等”的实践者
对于公益受损难题适时出手
“大家经常在杭州检察公益诉讼群里讨论一些时事热点问题，比如绿化带占据消防登高地影响消防救援，高空坠物等等。”该部副主任毕克来说，“大家对于‘等’外探索的积极性很高，希望通过公益诉讼解决群众生活中的痛点难点。”
2020年上半年，杭州市连续发生多起因道路限高设施限制延误医疗救援的事故。
“医疗、消防救援车辆的高度一般在多少？”
“为什么村道上会设置这么低的限高杆？”
“限高杆的设置有没有法律依据或行业规范？”
“限高杆的监管部门是交通运输部门还是所属乡镇街道？”
……
群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同年7月，该部在与相关职能部门沟通、详细梳理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在全市检察机关部署开展“限高、限宽设施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重点针对乡道、村道出入口的限高架等限高、限宽设施进行排查，共排查限高、限宽设施124处，发现98处限高架存在阻碍消防和卫生急救等急救车辆通行的隐患，涉及41个乡镇街道，制发检察建议34份，并推动浙江省检察院部署全省性专项行动。
此后，为实现精准监督，该部又会同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多次组织论证研讨，创新性提出智能限高架改造方案并经试点后成功投入运行，服务社会治理现代化。
在行政公益诉讼新领域探索的同时，杭州检察民事公益诉讼新领域探索的步伐也未停歇。
2020年初，余杭区检察院向杭州互联网法院提起首例公共卫生安全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销售“假口罩”的被告承担三倍惩罚性赔偿，共计人民币82万余元，诉讼请求获法院判决支持。赔偿款被转交全国性公共卫生类社会公益基金组织，专门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的公共卫生公益事项支出。
2019年底，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积极稳妥探索安全生产、互联网侵害公益、个人信息保护等领域公益诉讼工作，更为杭州检察公益诉讼的新领域探索提供了制度依据。
“在新领域探索时，我们始终坚持‘积极稳妥’的原则。”毕克来表示，“以安全生产、公共安全、生物安全、网络侵害、个人信息保护、文物和遗产保护、妇女儿童及残疾人权益保护、国防军事以及扶贫等新领域为重点，及时关注因现有行政执法存在困难和短板、难以有效解决的公益侵害问题，适时出手，不等不靠！”
据统计，2020年，杭州市检察机关共立案审查公益诉讼案件859件。其中，新领域行政公益诉讼案件128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案7件，探索的领域向个人信息保护、特殊群体权益保护、公共卫生安全、安全生产、文物保护等延伸。
涉网公益诉讼的先行者
主动融入数字化治理大局
近日，中共浙江省委印发法治浙江建设规划（2021-2025年），其中明确提出“创新完善涉网公益诉讼实践”，杭州检察互联网公益诉讼作为涉网公益诉讼的先行者，前景可待。
“我们院是省院确立的全省唯一‘互联网+公益诉讼’试点单位，这里便是我们‘互联网+公益诉讼’的创新实践基地，是我们宣传和展示互联网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成效的‘窗口’。”该部检察官助理庞赛向参观者自豪地介绍。
身处“互联网之都”，该部主动融入数字化治理大局，积极稳妥开展互联网检察公益诉讼探索和先行。2018年，在该部指导下，拱墅区检察院针对网售“三无”减肥胶囊行为，向杭州互联网法院提起全国首例互联网民事公益诉讼案，此后，在食品药品安全、英烈保护、个人信息保护等领域案件办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拓面。
2019年，该部指导西湖区检察院对网上销售侮辱董存瑞、黄继光烈士贴画的行为，办理全国首例向互联网法院提起的保护英烈名誉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案件通过公开庭审的方式进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后来被载入央视纪录片《中国司法》。
“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言行应有边界，任何人都不得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的事迹和精神。”周姝表示，“我们希望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警示教育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全社会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的良好风尚。”
2020年，该部在总结办案经验的基础上，发布全国首份互联网检察公益诉讼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杭州检察机关共办理互联网公益诉讼领域案件467件，其中包括督促查处存在线上食品安全隐患的餐饮企业500余家；索赔网络销售有毒有害食品、伪劣产品的惩罚性赔偿410万余元；督促收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政处罚86万余元；督促清理网络平台及个人下架侮辱英雄烈士、伟人形象及不当使用国旗、国徽等违法商品340余件。
“互联网违法行为具有智能性、隐蔽性、多样性特点，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备、调查取证困难是我们在办理这类案件时的难点。”周姝表示，“我们也是不断地在探索，一方面通过与法院的沟通协调，争取就互联网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形成更多共识，另一方面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互联网案件取证效率和能力。”
在互联网案件办理中，杭州检察机关运用研发的“检察区块链取证设备”，对涉案网店的店铺信息、经营情况、举报人购物记录、询问情况进行视频存证，固定的证据得到杭州互联网法院采信，为区块链技术取证标准提供了示范样本。
开设“支付宝公益诉讼举报”小程序，拓宽野生动物保护、钱塘江保护、保健品治理等领域公益诉讼线索来源；研发“检察区块链取证设备”，破解取证固证难题；推进“公益诉讼E平台”建设，构建杭州互联网公益保护“驾驶舱”，公益诉讼诉前赔偿、诉前磋商、文书送达、圆桌会议等工作均可在线办理……
该部不仅利用App、区块链、远程视频等信息化技术破解互联网案件办理中线索收集、取证固证等难题，还设立公益诉讼研究中心、长三角检察公益诉讼创新联盟，以专家论证、个案咨询、课题研讨等方式充分研究论证案件中的疑难问题，形成专家意见，保障案件办理的精准性、专业性。
一件件“首例”案件掷地有声，以案件办理、制度构建、技术支撑为一体的“互联网+公益诉讼”的杭州样板正逐步形成。
春潮涌动，处于钱塘江畔的杭州市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勇立潮头，继续为检察公益诉讼探索、实践、奔跑。
来源 | 检察日报
作者 | 范跃红 何彦泓
编辑 | 何驭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