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文斌：历史的回音，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读《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有感
今天推出杭州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杜文斌的荐书稿《历史的回音，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读〈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有感》。
《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推荐人：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第四检察部副主任
杜文斌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二十世纪前三十年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时代，西方列强不断侵略蚕食瓜分中国，把中国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那个年代也是探索中国独立自主和民族复兴答案的年代，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前仆后继、奔走呼号，用鲜血和生命探究救国真谛，最终由中国共产党人迎来了必成燎原的真理火种——马克思主义。
《火种》一书用详实的史料、全新的视角让读者仿佛置身于那个跌宕起伏的大时代。救亡图存之路是那么的艰难，洋务运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都以失败告终。但是，在一次次的试错中，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推动了历史车轮的缓缓前进。洋务运动的工厂轰鸣中诞生了进步的无产阶级，维新变法的公车上书让人们知悉了宪政理念，辛亥革命的炮声炸碎了腐朽的清王朝，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启蒙了大众的心智，五四运动的奔走呼号唤醒了四万万同胞的爱国赤诚，一步步未走完的路都成为了后来者前进的基石。后来者沿着基石拾阶而上，终于离自由的火种越来越近,这就是《火种》为我们展示和描绘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前世今生。它让我们愈加坚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胜利，不是偶然的、侥幸的，而是必然的、唯一的，也让我们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或者理论，能够指引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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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因为其科学性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信中曾分析百年前中国诸多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彼时的变法均是在改革细枝末节，却忽视了科学理论的探索。“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在青年毛泽东看来，要做“动天下”的领导者，通过学习探讨修炼深厚的基础，真正领悟“大本大源”至为重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起来，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解释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正确方向。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真理。中国共产党人正因为从开始就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才实现了“先动天下人之心”、再革天下之弊，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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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因为其人民性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听取部下关于共产党领导二七罢工报告时曾对身边人说：“我想和共产党合作，你们却不赞成。你们自高自大，自认为有军队，有广州地盘，瞧不起共产党，而实际上共产党力量比我们强的地方很多。我当年开始搞革命时策动群众，少则百、八十人，多不过几千几百人。你们看共产党发动群众斗争，动辄就是几千几万，甚至几十万人。二七罢工就是例子。就这一点看，我们不及共产党。”孙中山先生寥寥几语却深刻揭示了国民党与共产党路线的本质不同，国民党人走的仍是军阀路线，专注的是扩张军队与抢占地盘，而共产党走的是群众路线，专注的是贴近群众和发动群众，在党十分幼年时期的1924年，党就可以发动几十万铁路工人开展二七罢工。时至今日，群众路线仍是共产党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传家宝。坚持人民至上，中国共产党就能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站在最广大人民这一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持人民至上，中国共产党就能始终拥有面向未来、面对挑战、永立潮头的不竭动力；坚持人民至上，中国共产党就能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民心当作最大的政治，把人民作为执政的最大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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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因为其时代性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永葆青春，关键就在于不断解答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在井冈山斗争极端困难的背景下，不少革命者悲观失望，提出了点“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同志深入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与现实状况“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资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就要到来。”进而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口号，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景和希望。毛泽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革命形势，系统研究各种社会矛盾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创造性地运用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性的原理，由此得出中国革命有利用敌人弱点在农村首先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斗争所作出的新结论，是马克思主义时代性、民族性的集中体现。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法治中国建设谋新篇、开新局实践中，以厉行法治的坚定意志、奉法强国的雄才大略、依规治党的远见卓识，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独创性和集成性意义的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检察工作开展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这是对检察机关的信任、更是期待，检察机关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加强监督履职，不断规范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一是以科学性为指导，坚持调查研究，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构建政治建检、党建统领的大格局，确保检察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全面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支持和服务保障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增强检察工作服务保障“两个先行”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二是以人民性为指导，坚持司法为民，践行“数字赋能监督，监督促进治理”，牢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根本标准，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做到两对“四个不让与让”，促进检察工作自身高质量发展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品质检察理念与司法文明建设的深度融合。三是以时代性为指导，坚持与时俱进，践行“2435”战略体系，对标“四个杭州、四个一流”要求，坚决扛起“两个担当”，努力建成政治建检、高质量监督、检察现代化的三个“检察之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的实践真理做出掷地有声的“检察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