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中纪委这两份通报信息量很大！
先从昨天中纪委接连两则通报刷屏说起。
中午，贵州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副省长王晓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下午，财政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张少春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小微君注意到，这两则通报都透露了不少两人严重违纪违法的细节，其中颇有几点值得玩味。
先看王晓光。
57岁的他是今年4月落马的，此人长期在贵州工作，曾任遵义市委副书记、市长，六盘水市委书记，遵义市委书记，贵州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成员、副省长等职。
从他的仕途看，王晓光与落马的甘肃原省委书记王三运交际不浅。他做过王三运的秘书，两人都是山东菏泽人。且两人还是校友。
从此番官方通报也可谓刷新了外界对贵州这种欠发达省份官员的新认知。比如，王晓光“与多名女性搞钱色、权色交易”、“痴迷兰花，玩物丧志”、“热衷阅看有严重问题的境外书刊”等。
中纪委通报指出，王晓光主要违反了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的纪律，并罕见地使用了“德不配位，寡廉鲜耻”：
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政治信仰缺失，热衷于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拉票助选，封官许愿，不遵守外事工作纪律并造成恶劣影响，对抗组织审查；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大搞特权，违规公款豪华装修住所，大吃大喝，安排或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
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为他人职务提拔提供帮助；
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权为有关企业承揽工程提供帮助并约定收受好处费，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并获取巨额利益，向管理服务对象借用巨额钱款谋利，违规占用公共财物、损公肥私，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并同意收受干股，与多名女性搞钱色、权色交易；
违反工作纪律，违规推动国家明令禁止的高尔夫球场建设项目，干预司法活动；
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乐、生活奢靡，痴迷兰花、玩物丧志。
再看张少春。
他是今年5月被查的。此人长期在财政部工作，历任过财政部条法司、教科文司司长，财政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财政部副部长等职。
张少春在副部长的职位上干了12年。他的落马，据说对财政部、乃至整个财政系统都触动很大。
在此之前，国家统计局原局长王保安2016年落马，他曾担任财政部副部长。2017年8月，时任中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组长、财政部党组成员莫建成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审查。
从王保安到莫建成、再到张少春，这些高官的先后落马，也为财政部官员敲响了警钟。
中纪委通报指出，张少春主要违反了政治纪律、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的纪律，评价其“毫无党性原则”：
违反政治纪律，违规打探有关案情，对抗组织审查；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公款宴请；
违反组织纪律，在职务调整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违反廉洁纪律，搞钱色交易，收受礼品、礼金；
违反生活纪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小微君发现，两人违纪违法的细节虽有不同，但中纪委的通报都给两人定性为：党的十八大后典型的不收敛、不收手，甘于被“围猎”。
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铁腕反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但为何有一些干部依然不收敛、不收手，一再“触红线”、“闯雷区”？在小微君看来，一些领导干部之所以一步步滑向深渊，其思想意识的松懈和不健康心理是关键因素。
今天，小微君推荐人民论坛网的一篇文章，一起探讨部分领导干部贪污腐化的心理根源。
腐败行为何以产生？
人的行为受外部环境因素和诸如个体本身特点如人格、心理、情绪等的内部主观因素影响。就腐败行为而言，它是腐败主体在一定的心理因素影响与支配下利用公权力为自身谋私利的行为，是腐败心理作用于主体的结果。学界普遍认为，腐败行为是公共权力、腐败动机和腐败机会的函数，用公式可表示为：腐败行为=公共权力（物质条件）+腐败动机（心理条件）+腐败机会（制度条件）。
事实上，腐败行为是社会结构和个体心理的产物，其发生机理就在于，主体掌握一定公共权力并存在腐败机会的前提下，腐败主体由于自身思想上的松懈和心理上的扭曲而产生腐败动机，在这三者结合的过程中，腐败行为便逐渐产生。如果腐败的机会成本不变，腐败主体还会得寸进尺，继续钻营制度的漏洞、捞取更大的公共权力，从而使腐败态势愈演愈烈。
因此，对于领导干部贪污腐化的生成心理的考量不仅是必要的，更是重要的。
四种错误心理
那么，究竟是哪些心理因素导致了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一再“触红线”“闯雷区”？
一是侥幸心理。侥幸心理是大多数涉案人员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倾向。领导干部在腐败动机的驱动下，努力将“公器”变为“私权”，进而从中牟利。在此过程中，大多数领导干部都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此种侥幸心理又可具体分为：案发前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侥幸心理、案发中“法不责众”的规避心理和案发后“大赦天下”的翻身心理。这些侥幸心理都是基于领导干部对自身能力的超常预估和对反腐形势的错误预判，使其在心理上为自己开脱。
二是麻痹心理。麻痹心理意指领导干部由于自身的麻痹大意、马虎不经意或缺乏警惕性而被他人“公关”，最后产生腐败行为。由于“暗箱操作”“潜规则”的客观存在，行贿人员会为了获得一定的利好而“围猎”领导干部，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领导干部麻痹大意或警惕性不强，则很容易落入行贿人员的圈套，成为“猎物”。归根究底，麻痹心理的产生还是领导干部自身思想意识松懈的结果，是由于他们没有时刻保持警惕，从而使得歪风邪气有机可乘、有隙可钻。
三是自负心理。自负心理是由于领导干部没有清楚的角色认知加上“官本位”思想作祟，而导致他们产生一种高高在上、自满自负的心态。从角色分类上讲，领导干部事实上是作为公仆而存在，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由于传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以及权力本身的诱惑，导致有些领导干部缺乏清楚的角色定位，自认为自己属于特权阶层、高人一等，进而觉得捞取个人利益是理所应当，最终导致有些领导干部滑向了腐败的深渊。
四是补偿心理。有些领导干部在看到部分商人“锦衣玉食”的生活状态后产生心理失衡，从而产生腐败心理，进而导致腐败行为。一些领导干部由于自身角色认知的错误，认为自身劳苦功高而没有获得等值的回报，从而采取非法手段谋取私利以作补偿，以期改善自身的心理不平衡状态。
如何有效预控？
习近平曾强调：“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就腐败官员而言，必定是思想意识滑坡在前，腐败行为发生在后。因此，要有效预控腐败，必须从引导领导干部养成健康的从政心理开始。
首先，要加强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补足精神之“钙”，坚定理想信念，是党的凝聚力、战斗力的源泉，也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更是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正所谓“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对于领导干部而言，理想信念的动摇和滑坡会导致其宗旨意识的淡薄和服务意识的缺位，进而导致其最终走向贪污腐化的不归路。
其次，强化领导干部培训，增强其使命与担当意识。历史经验表明，通过加强领导干部的教育培训可以增强其使命担当与责任意识。尤其是十八大以来，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党政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不断增强，贪污腐化之风渐弱。在教育活动过程中，应当注重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和公仆意识教育。
第三，引导领导干部养成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和高尚雅致的兴趣爱好。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有积极与消极、健康与不健康之分。通过分析涉案领导干部的堕落轨迹发现，很多领导干部都有自身的兴趣爱好。无独有偶，其中大多数兴趣爱好都是消极而不健康的，这就给了行贿者以可乘之机，他们投其所好，积极“围猎”，很多领导干部都坠入了行贿者的圈套。领导干部要养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情趣和兴趣爱好，不为权色所动、不为金钱所淫，如此，方能不被“围猎”。
最后，实现文化倡廉，净化政治生态。就腐败行为而言，廉政文化和政治生态是两个重要的自变量，它们对腐败行为的产生和预防起着重要作用。在个别党政机关的官员社交中，事实上存在一定的“亚文化群”，总体看来，这种“亚文化群”更多是一种非健康和非正常的从政氛围和政治生态，它们事实上是官场上流行的“潜规则”。一方面，要通过廉政文化共育、廉政资源共享、廉政价值共识和廉政文明共建来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实现文化倡廉。另一方面，要通过强力惩治腐败、抓住“关键少数”和全面从严治党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实现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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