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领导干部为什么会抑郁？
2018年10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郑晓松同志因患抑郁症于晚在其澳门住所坠楼身亡。
据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6年间，全国共有 243名领导干部自杀，其中约半数被明确诊断为抑郁症。
据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6年间，全国共有 243名领导干部自杀，其中约半数被明确诊断为抑郁症。对于看起来“风光无限”的领导干部突然因抑郁症自杀，很多人或表示难以相信，或觉得不可理解，或认为另有隐情。但是从精神学的角度来看，自杀本身作为一种异常行为，70%左右都是由于抑郁症或其他精神障碍引发的。因此，领导干部自杀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现象，也应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心理现象。从心理学的角度深入剖析领导干部的抑郁症现象，这不仅是尊重事实和维护领导干部队伍形象与公信力的需要，也是为在领导干部队伍中开展心理预防和干预工作提供方向性参考。
情绪本是一种自然的反应，但是当不得不进行有意识的控制，甚至表现出与真实体验截然相反的情绪时，情绪过程就成了一种“劳动”，这种劳动会对个体的心智资源造成极大损耗，长期的情绪劳动会导致个体的情绪失调，并且诱发不同程度的身心健康问题。笔者通过分析发现，领导干部因为其职业的特殊性经常要经历情绪劳动的考验，他们的情绪表现与内心的情绪体验经常性脱节，消极情绪堆积严重，积极情绪透支过多，但又缺乏主动、有效的调节，最终导致情绪性的心理行为问题，甚至罹患抑郁症以及其他严重的心身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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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劳动视角下领导干部抑郁的成因分析
在任务、矛盾、冲突等工作层面常“心烦”。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语境中，领导干部拥有着支配和调度资源的权力，甚至是一个单位乃至地区日常运转的主导性力量。因此，领导干部常被视为一种强势的、优越性群体的代名词。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干部的处境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经济社会改革步入快车道，新形势、新任务 层出不穷，作为领导干部必须肩负起改革发展的历史重任，工作任务重、事务头绪多、群众期 待高、绩效考核全覆盖、执纪问责零容忍……所有这些对领导干部而言意味着权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压力相应也就有多大。过去令人羡慕的领导干部，现在不得不与各种细碎的矛盾、纠纷打交道，工作节奏快，工作负荷重，加班加点 成为常态，还经常处于担心犯错的被考核焦虑之中。另外，上级高要求与工作低自主、付出与回 报不成比例、忙于工作而无暇照顾家庭等现实性的因素导致领导干部的现实性心理冲突也比较 多。工作压力大与心理冲突多相互交织，导致很多领导干部经常感到“心烦”，典型地表现为经常体验到紧张、焦虑、烦躁、郁闷等消极情绪。
在沟通、协调、激励等人际层面需“笑颜”。 作为领导干部上行沟通、平行协调、下行激励是其日常工作的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在上下层级关系鲜明的行政权力运行体系下，工作中的人际导向明显比岗位导向、任务导向等更重要，人际关系理不顺，工作推进的难度就会增加，甚至遭遇阻碍。为此，各级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要特别用心地做好“角色扮演”和特别谨慎地“经营”人际关系，除了要把握好身份和言语分寸之外， 还需要知道在什么时候表达什么样的情绪，当真实的情绪体验与所需表达的情绪不同时，还要配合对方的情绪状态，努力笑颜以对，表现出 “好的情绪”，否则上级可能会不高兴、平级可能会不理睬、下级可能会不配合，导致工作很难开展。为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始终按照“高情商”的要求，努力自我控制和自我激励，调动和表现出积极情绪。但事实上，这种积极情绪经常是通过意志控制强迫自己表现出来的，而非内心真实的情绪体验。如上所述，在领导干部的日常工作中，烦心事很多，但不能表现出“心烦”，因为这是负能量，会影响队伍的士气，会让人觉得自己的情商不高，会影响自己作为一个“成功者”的形象。 而人际导向为主的工作模式下，领导干部又要以热情、饱满、激昂的情绪状态投入其中，努力做到情绪配合、情绪感染以及情绪激励，将积极情绪作为日常工作中的主要情绪表现。于是，久而久之，他们形成了压抑消极情绪和表现积极情绪的情绪模式，外在的情绪表现与内心的真实情绪体验脱节，陷入经常性的情绪劳动状态，导致不同程度的情绪失调。
在压力、情绪、心态等自我层面善“自控”。 情绪失调并不仅仅存在于领导干部群体中，而且情绪失调本身也不会直接诱发抑郁症。加剧情绪失调，甚至最终诱发抑郁症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来自自我层面—完美主义倾向，自我要求高，事业心和责任感强等，拥有这些个性特质的领导干部通常自律性特别高，有很强的自控能力，隐忍、 克制能力更强，很少向外人暴露自己的真实状态，包括情绪。于是，即便是情绪劳动严重超负荷，他们也不会表现出来。压力再大也是自己默默承受，情绪不佳独自消化，努力通过超强的意志力化解或掩饰问题。他们或者不善于表达，或者不愿意表达，即便是对自己最亲近的人也有可能极力掩饰，更不用说主动倾诉和调节了。从情绪的基本规律看，越是压抑消极情绪，人越可能变得消极。他们试图通过压抑和克制情绪来“避开烦 恼”的努力，最后却导致情绪从失调走向更加严重的紊乱，进而形成抑郁症。此时，在超强的自控力和意志力作用下，他们依然可以掩饰住自己的严重抑郁状态，不表现出来，不影响日常的工作表现，除了严重失眠外，他们几乎可以做到不让身边人（包括亲人）看出任何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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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情绪劳动导致的“非典型性”抑郁症
如果长期情绪劳动的状态出现在一个善“自控”、不善于表达和向外释放的领导干部身 上，情绪失调就会严重很多，最终可能诱发抑郁症。但是，从抑郁自杀的个案分析来看，这些领导干部的抑郁症现象又多属于“非典型性”抑郁症，即隐性抑郁。在领导干部群体中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
微笑型抑郁症。这类领导干部表面有说有笑，甚至给人以开朗、热情的情绪假象，但事实上他们内心深处却常感非常压抑与忧愁。他们的微笑其实不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实感受，而是出于“工作需要”“面子需要”“礼节需 要”“尊严和责任的需要”等而伪装出来的。这类领导干部可能白天还有说有笑，晚上就突然自杀，让人感到非常突然和难以置信。
激越型抑郁症。现实中，这类领导干部可能会变得一改往日耐心、平和、友善的风格，变得容易动怒，甚至因为一点小事而大发雷霆，让人觉得很强势和不可理喻。其实，容易被激惹和动怒是一种痛苦和压抑的释放，有时是一种内心渴望寻求帮助的信号，其本质仍然是情绪低落、难以自持，折射出对现实的不满以及渴望摆脱的心态，有时也是一种对抑郁情绪的掩饰。
疑病型抑郁症。这是一组与躯体感受密切关联的现象，出现这种情况的领导干部长期遭受肌肉酸痛、头痛、背痛、胃痛、胸闷心慌、神经衰弱以及睡眠等问题的困扰，但通过医学手段却又检查不出器质性病变。这实际上是在不自觉地设法用肉身的痛苦来代替精神的痛苦，希望借此吸引家人、领导、同事或医生的关注，是内心压抑和痛苦的外显表达。
上述三种抑郁症均未表现出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与一般意义上的抑郁症相去甚远，因此在领导干部自杀前，可能并未被身边的领导和同事觉察到，有的甚至连家人都未觉察到。前文所提到的领导干部本身的自控力强是导致他们隐性抑郁的重要原因，为了面子、形象和自身发展，他们在尽最大努力压抑和掩饰内心的痛苦、无助和绝望，直到最后崩溃式的爆发，选择将死亡作为解脱自己的方式。理解了领导干部抑郁症的这种非典型性，也就回答了公众对领导干部毫无征兆的突然抑郁症自杀的质疑，同时也为领导干部抑郁症的预防和干预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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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抑郁自杀悲剧的心理预防与干预
抑郁自杀现象折射出建立领导干部心理健康保障体系和心理危机干预体系的必要性。尽管领导干部抑郁自杀现象在整个公务员队伍中属于少数的极端个案，但此类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部分领导干部的心理状况存在与当前的形势、任务不适应的问题，因此，关注和重视领导干部心理健康，建立领导干部心理健康的维护和促进机制，是确保各级领导干部在改革快车道中能够顺利实现心理转轨，进而奋发有为、扎扎实实做好服务改革发展大局各项工作的必要举措。
强化认识，提升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意识。 领导干部情绪劳动作为一个现实普遍存在，需要注意的是，很多领导干部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劳动形式的挑战，或者即便正在经历情绪劳动的困扰却不知如何是好。即，对自身心理状态缺乏觉察，不知道或不愿意承认自己因情绪资源透支过度而出现心理困扰。从目前的状况看，由于对心理健康的认识不足或不当，在领导干部群体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病耻感”和“病忧感”，即觉得心理健康出问题是一种耻辱以及担心因为“心理有病”而不被信任或影响到未来的升迁。鉴于此，应该关注和重视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问题，围绕领导干部工作的特异性，加强心理健康知识的科普，引导领导干部正确认识心理健康，正确看待在现实挑战下心理状态波动的必然性，增强领导干部根据情绪、睡眠、饮食等的变化及时、准确进行心理健康自我评估的意识和能力。
聚焦自助，增强领导干部的心理调节能力。 结合领导干部情绪劳动的特点，充分关注领导干部对心理调节的高私密性需求，以强化领导干部自我心理调节为重点，开展系统性的心理服务。具体包括：（1）为领导干部提供专业、实用的心理健康评估工具，尤其是情绪健康度评测、压力与个性关系评估等方面的心理评估，帮助领导干部提升自我认知和准确自我评估；（2）向领导干部传授抑郁、焦虑等常见心理行为问题的识别方法以及释放情绪、舒缓压力、改善睡眠等方面的心理调节方法，帮助领导干部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及时化解心理困扰，降低心理风险；（3）定制开发领导干部心理健康自助服务系统，满足领导干部在心理调节方面的个性化、私密性以及便捷度的需求，通过在线平台，为领导干部提供即时的实用心理调节服务，让领导干部在自主调节效果不佳时可以通过在线系统实现辅助调节。
及时干预，建立领导干部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体系。抑郁自杀悲剧之所以会发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心理危机干预机制的不健全。当领导干部感觉深陷心理困扰无法自拔时，都或多或少有寻求帮助的意愿。遗憾的是，由于心理健康工作模式的不健全，当他们想要求助时，却获取不到匹配的服务。因此，需要探索建立领导干部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体系。借鉴“中央国家机关职工心理咨询热线”的操作经验，依托第三方专业的心理科研和服务机构，进一步扩大心理咨询与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覆盖面，保证心理服务的专业性、保密性以及可获得性。
建立机制，着力改善领导干部的心理工作环境。心理工作环境，指的是个体在工作中感受到的各种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影响。领导干部由情绪劳动诱发抑郁现象的发生，与心理工作环境不佳有紧密关系。针对领导干部工作的现实特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改善领导干部的心理工作环境：（1）建立领导干部的岗位胜任力建设机制，开展针对性的教育培训，提升领导干部胜任工作所需的知识、技能，尤其是沟通协调能力以及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应对能力等，增强领导干部对工作的胜任感；（2）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包括容错机制，既体现对领导干部的工作的高标准、严要求，又充分考虑领导干部工作的现实因素，确保考核的科学性，适当降低领导干部的被考核焦虑，尤其是降低因某些不可控因素的被考核及问责所唤起的持续性焦虑和无助感；（3）建立领导干部交互支持与成长机制，促进领导干部之间的经验交流与传承工作机制，通过搭建平台和建立常态化的交流机制，帮助领导干部建立一个融经验交流、智慧碰撞、心理支持于一体的工作支持系统，在推动核心工作的关键时期，借助此机制为领导干部提供心理支撑；（4）建立领导干部与落实领导干部带薪休假和强制休假制度，确保领导干部能够通过休息从长时间或巨大的压力当中及时舒缓和松弛下来，并且能够有时间陪伴家人和照顾家庭，降低因工作生活难以兼顾所导致的心理冲突。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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