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没有从经济危机中学到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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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资产管理公司（Verde Asset Management ）的首席经济学家丹尼尔（Daniel Leichsenring）说，巴西这次的经济危机导致2015年GDP下降3.5%，2016年再次下降3.5%，但是巴西并没有从经济危机中学到任何东西。
“我们浪费了这场危机，我们甚至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他在评论下届总统必须设法解决资源分配冲突的难题时说。
丹尼尔还表示，现在占主导的思想是“国家能提供一切”。
该经济学家引用了5月份发生的卡车司机罢工的案例，这造成了短时间内的资源短缺，并影响了生产和贸易。令他印象最深的，不是罢工本身，而是大部分人对这次罢工的支持。据调查机构Datafolha的调查显示，87%的人表示他们支持罢工。
“这绝对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罢工导致人们的日常生活无法正常进行、还造成物资短缺等各种问题，但他们居然还支持罢工。”他说，“国家的环境如此恶劣，以至于人们愿意支持任何他们认为是在反对政府的示威活动。”
丹尼尔说，“这个国家有非常大的财政问题”，“迫切的”需要减少公共赤字。“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了，”他说，这里他指的是高额的初级赤字，以及与GDP相关的总债务的爆炸性增长。
但丹尼尔也强调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使得经济更难以以更高的效率流动。 根据他的说法，“目前的宪法创造了一种经济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激励措施不能使增长保持一致。”
丹尼尔认为，在1988年宪法颁布的30年后，巴西已经无法发展，也无法解决财政问题。“我们的债务问题持续存在，”他说，“这是一个经济前景彻底失败的社会。宪法的提案在自由和权利等领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还有一些收入分配方面的进展。”
话锋一转，他表示，尽管是无意的，但宪法产生了功能的失调，他援引了建立政党和工会的自由。“让我们来看政党的问题。显然创立政党成为了每个人的最佳选项。获得党派的基金，在电视上播放广告——它简直成了一桩生意。”
他说，本意是在更具公开性和代表性的抗议的时代，保证党派组织的广泛性，但这最终创造了“一种非常不当的激励结构。”
“绿色”资产管理公司（Verde Asset Management ）的经济学家路易斯（Luis Stuhlberger）说，“我们公共部门的社保金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收入集中计划。我没有相对地研究过这个问题，但巴西的社保金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收入集中计划之一。”比如说，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的社保金远远高于私营部门雇员的社保金。
“整个社会都在为此提供资金，”他说，“正是这些才使我们无法进行改革，而且从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笔巨大的代价。”
在谈到下届政府的前景时，丹尼尔（Leichsenring）说他希望在2019年“看到尽一切努力避免增加税收负担、优先解决财政问题的一系列政策”。要做到这点，必须削减费用。“这意味着要对一般的养老金和社会福利进行审查，消除特权，并尝试进行一些让我们的制度更合理的税制改革。”
经济学家还重申了该国财政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巴西没有时间再犯错误了。在这种形势下，最好的尝试是批准特梅尔总统提出的社保改革项目。“这个提案不一定会有奇迹，但肯定是一个突破。”
据他所说，下一任政府如果在已经讨论过的政策中做出重大区别，将会丢失重要的改革”蜜月期“为以后推行改革造成困难。
关于目前两极分化的政治环境，丹尼尔认为，在未来，他并不期待会有很好的政策得以实施，但却有可能会出现很糟糕的政策。他指出，问题在于中间派的道路无法解决巴西的财政问题，因此在未来，对公共债务和增长都会有负面的影响和风险。
如果波索纳罗（Bolsonaro）赢得大选，令人担忧的是他与国会的关系将会如何，即使他的经济顾问与议员们的分歧得以克服，最终也将会是全面反对传统政治。
有相当一部分中间派要与跟政府合作，但这会阻碍对宪法的改革。
至于哈达德，他希望工党能够向更具向心力，但是在处理财政问题上有明显的不足。除此之外，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巨大风险，比如劳工方面。
关于财政问题，我们需要避免目前占GDP的77.3%的负债再持续增长，需要调整计划避免负债增加到100%，甚至120%。届时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就是，国家宣布无法偿还债务。“我们曾见过这件事发生。”他回忆道。
“这对经济来说是残酷的，搅乱了所有金融体系，破坏了所有家庭和企业。”
另一个就是通货膨胀的增加，“如果不解决问题的根源，就会以另一种形式付出代价，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为了提高国家的增长能力，Leichsenring认为，必须提高竞争力至关重要，实施包括开放经济和提高税收系统质量等措施。在政治领域，他认为改革可以解决代表人和被代表人之间的“鸿沟”。他表示，“必须减少竞选支出。推进降低区域投票成本的道路。”
Leichsenring预计今年的增长率接近1.5%，并预计明年有2%到2.5%的增长。他说，一种乐观的观点是，经济将保持平稳增长。他研究了经济脆弱指数，该指数在年中达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之一。
一种判断方法是评估由于某种失调而导致增长周期中断的可能性。该指标考虑了更多的周期性变量，除了其他因素如外债占GDP的比例、储备和GDP的比率和流动账户的数据，还有例如与中央银行的目标相关的通胀率，与潜在GDP（不会引起通胀压力的因素）相比的增长速度，以及经济中闲置的水平等。
Leichsenring说，唯一比较大的漏洞是监察。通胀方面比较平稳，流动账户赤字很低，经济中的大量闲置，这些都有利于增长周期的延续。他说：“问题在于，如果不解决税收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有可能引起其他各方面的问题。”再次表明了政府面临的公共账户失衡问题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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