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的银行怎么合法放高利贷
如果我告诉你，有个地方存款年利率高达10%，但是借款利率也高达50%甚至更高，你可能会下意识地反应到，这不就是前些年国内纷纷暴雷的P2P吗，但是这在巴西却是银行业的常态。
21.91%的贷款利率你还敢借吗？这可是月利率，大约相当于年利率977.51%（月利率计算采用复利），借1000一年后归还10000，看到这称其为高利贷并不为过吧。
根据巴西央行于7月公示的境内79家商业银行的个人信用贷款利率，有56家银行月利率在3%以上，而在10%以上的更是多达21家！反观国内，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划定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新利率红线被定为4倍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以今年7月一年期LPR利率是3.7%为例，也就是说年利率超出14.8%的贷款即可被定义为高利贷，超出部分利息不受司法保护。然而在巴西央行公布的名单中，79家银行里仅3家银行的年贷款利率低于14.8%。即使是风险程度最低的住房按揭贷款，各银行提供的利率也是令人望而生畏，名单涵盖的12家商业银行中，贷款年利率在7.6%-15.33%不等，而国内此项贷款利率普遍在4.9%左右。如果按最低的贷款利率7.6%来计算，同样的30年期50万贷款，在巴西贷款的利息支出相较于国内增加了40.5万。
2022年7月巴西各行住房按揭贷款利率
那么为什么巴西银行的贷款利率如此之高呢？究其原因可分为以下几点：
极高基准利率
资本过度集中
银行高坏账率
极高基准利率
央行基准利率作为为金融产品估价的重要数据，它的上涨也必然会造成存贷款市场上的利率上涨。以5月央行基准利率（Selic）为例，5月份利率为12.75%，同期基于该利率的储蓄存款（Poupança）利率为7.84%，而另一大重要存款参考利率——银行同业存单（CDI）利率为10.52%，后两者的利率决定了存款的收益，也就是银行为吸收存款产生的利息支出。由此看来，既然银行获取存款的成本如此高昂，那么贷款利率高居不下也就不难理解了。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巴西央行不惜损害经济活力，也要制定如此高的基础利率呢？答案在于当前社会的高通货膨胀以及为了稳定货币汇率。当社会产生高通货膨胀时，为打压物价，央行会通过提高利率来减少货币供应以达到降低消费的目的，借此控制通货膨胀，简单来说如果存款能获得更多回报那么人们就更倾向于储蓄而非消费。另一方面，由于巴西出口创汇产业单一且制造业薄弱，当大宗商品（农、矿产品）出口受到打压时，投资者往往对巴西经济环境缺乏信心，造成可能的资本外逃，而巴西央行为稳定汇率会采取加息政策以吸引海外资本，减少外汇流出。
在巴西工党执政期间就常维持高利率政策以稳定物价和汇率，甚至发生2008金融危机后，基准利率也仍维持在8.75%及以上，而同期代表美国的美联储利率一度低至0%。此后由于受新冠疫情早期各国央行为刺激经济向市场过度投入资金，巴西央行在此期间也将利率降至2%。各国如此大规模的货币“放水”直接造成之后一系列的通货膨胀问题，巴西由于社会经济基础薄弱更是首当其冲，巴西央行又被迫于2021年5月重新开启加息周期。至于巴西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如果本篇文章反响较好，我在之后的文章会详细说明，欢迎大家点赞、转发，激励我创作更多文章。
资本过度集中
无论你在巴西的任何一座城市，除电子银行外，仿佛永远只有5座银行映入眼帘。事实也确实如此，巴西银行业有5头大象，分别为巴西银行、联邦储备银行（Caixa）、桑坦德银行（Santander）、布拉德斯科银行（Bradesco）和伊塔乌联盟银行（Itaú），根据巴西央行的数据，这“五大行“在全国共441家信贷机构中，占据了72.6%的信贷份额以及63.1%的营业收入，此外，还占据了超过80%的存款总额和超过90%的营业网点。
造成这一现象的起因是上世纪90年代发生的国有银行私有化浪潮。伊塔马尔·佛朗哥政府为挽救被恶性通货膨胀摧毁的经济和一众陷入经营危机的银行，推出第8个经济复苏计划，即“雷亚尔计划“，该计划总结了前7次失败的教训后将重点放在控制公共开支、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并将资金所得用于偿还公共债务上，因此经营困难的国有银行在当时作为一项棘手的不良资产，也就被列在私有化进程当中。1995年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HC）当选总统，他很好地继续推进前任政府的经济计划，在7年的任期内，他将私有化这把大刀砍向这些国有银行，于是私有制银行得以大肆兼并这些银行来扩大自身影响力，其中也包括外资银行，最终形成了如今五家独大的局面。这五家银行中仅Caixa为完全国有，巴西银行为公私混合制经营，Santander 则为一家总部位于西班牙的外资银行。FHC政府任下的私有化虽然将大量国有资产贱卖，放任私人资本兼并最终造成金融资本过度集中化，但是值得一提的是，“雷亚尔计划”最后成功控制住恶性通货膨胀，为此后巴西经济的再次腾飞奠定了基础。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全球金融机构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同时，经营不善的银行成了其他银行的猎物，由此在巴西开启了第二波银行兼并浪潮。2008年，Banco Real被Santander 收购，成为当年最大的银行收购案之一。同年，Unibanco被Itaú 收购，促使Itaú成为巴西最大的私有制银行。2009年，Nossa Caixa被巴西银行合并。2015年，汇丰银行（HSBC）因未能取得足够市场份额决定退出巴西市场，其业务被出售给Bradesco银行，它的退出直接使得无人能挑战“五大行“的行业地位。
图为2007-2017十年间巴西银行业集中度变化
银行高坏账率
所谓坏账就是经认真核实，确认无法收回的贷款，计为银行的损失，其占总出借金额的比例为坏账率，可以说坏账率就是银行的生死线。那么巴西的银行坏账率是多少呢？同样是根据“五大行“的统计数据表明，2022年企业贷款坏账率为4.2%，个人信贷坏账率为5.9%，而业内人员分析，银行的坏账率不能超过2%，这表明巴西银行业经营已经受到不良贷款影响。反观国内，中国银行业当前的整体坏账率为1.75%，与之相比巴西的一众银行在风控管理水平上严重不如中国。
缺乏符合信贷资质的借款人是造成高坏账率根源。中国银行业低坏账率的关键在于与政府的高度绑定。尽管从2004年开始，国务院批准了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为试点的股份制改革，增加社会资金在银行股本上的比重，但是国资仍是中国银行业中说一不二的力量。高关联性的政企关系使银行得以承接大量低风险的政府融资项目，因而维持了较低的坏账水平。巴西的银行业经历过私有化以后，大量公共事业的融资需求转向了仍为国有的政策性银行。以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银行（BNDES）为例，该行于2022年为符合条件的融资项目仅收取不到7%的利率，这一利率甚至低于银行存单收益率。政策性地执行低利率换来的是庞大的客户需求，BNDES已经与除零售业外巴西所有的大型企业和地方政府建立了业务关系，毫不夸张地说，你在巴西见到的任何一处工地前的公共预算告示牌上，一定有这家银行的标志。
难以在低风险的融资项目上取得突破，商业银行只好在中小信贷市场上展开争夺，在激烈的竞争压力下，“五大行“也被迫开始放宽信贷审核以求维持市场份额。这些举动虽然有利于获取占人口比例高达50%的中低收入人群（家庭月均收入不及2800雷亚尔，约3500人民币）的市场，却也大大增加了不良贷款的发生率，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国家商贸委员会主持的一次信贷调查中发现，有近28.6%的贷款发生实质性违约，而其中大部分产生于中低收入人群的个人信贷。熟悉中国P2P和网络小额贷款的朋友估计会因其快速简易的审批和放款流程产生深刻印象，这一模式同样被各信贷机构复制到巴西，如今你也可以轻易在网上搜索到贷款广告并且非常容易获得贷款或申请信用卡。这一模式的的主要推动者是急于快速抢占市场份额的新兴电子银行。2016年5月右翼总统特梅尔执政后，为恢复巴西经济，立刻着手贯彻他的经济自由化的执政理念，在上任同月就命令国家货币委员会（CMN）开放电子银行的成立，并放松在金融领域的监管，在实体经济萧条的大环境下，放高利贷无疑成为资金的又一去出，于是此后新成立的电子银行和网贷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从客观上，电子银行的确能够挑战“五大行”的“垄断“地位，为金融服务提供更多选择，但也因其过于激进冒险的扩张策略而埋下风险隐患。以Nubank为例，作为拉丁美洲最大的电子银行，其市值在IPO首日就一举成为拉美地区市值最高的银行。然而该银行2022年一季度财报上却录得4.51亿美元的亏损，其原因之一就是高达4.2%的坏账率，而另一家小型电子银行Banco Original 的坏账率更是高达13.1%，而“五大行”之首的Itaú联盟银行坏账率仅为2.5%。
2019年，电子银行Banco Neon被巴西央行关停清算
尽管于2002年，巴西最高联邦法院就规定借贷年利率上限为12%，但这一利率并未得到严格执行也不可能得到执行，以至于此后在2020年发生十分荒诞的一幕。2020年，为减轻借款人在疫情期间的负担，巴西参议院通过关于下调借贷利率的提案，根据该提案，于2020年3月至2021年7月发生的所有债务利率上限不得超过30%，而这一法案相当于变相承认了目前巴西借贷利率远超12%的现实。
从以上角度观察，尽管当前信贷利率如此高昂，银行也并没有从中获取高额利润，从它们的财报中也能验证这一结论。以Itaú 联盟银行的财报为例，该行在2021年实现净利润268.79亿雷亚尔，然而相比于该行2.12万亿雷亚尔的总资产而言，资产回报率仅1.27%，虽说这一表现勉强处于行业平均水平，但与该行63.55%的贷款产品平均年利率相比，还是令人大为震撼。
银行作为现代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更有效率地配置资源来创造社会财富并从中牟取利益，可以说从根本上就与社会经济活动息息相关，只有当社会积极发展时才能实现更大的价值。因此，尽管是私有制银行，也应该肩负一定的社会责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以敲骨吸髓式地榨取社会来实现利润的方式只会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损害，最后高高在上的银行也会受到损害。
我认为，在当前右翼鼓吹经济自由化这一政治环境下，缺乏政府监管并非意味着不需要监管，缺乏行业变革也并非意味着不需要变革。政府放松监管的前提应该是行业能保证更严格地自我监管，避免陷入一松就乱的尴尬局面。此外，一场银行业的变革更是迫在眉睫，银行应该以提高贷款审批门槛、降低不良贷款率为目的，以此逐步降低贷款利率进而提高自身的竞争力，最后促使全行业达成共识，下调贷款利率，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这才是能最终促进经济正向可持续发展的良方。
原创作者：梁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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