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阅读】何亚非：亲历中国参与G20的国际博弈及未来展望
本文刊于9月24日环球网。
⚑ 编者按：9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第22期重阳论坛在京举办。本期论坛主讲人为第一任中国G20事务协调人，原外交部副部长、原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何亚非。他以“中国、G20和全球治理”为题，将中国在G20全球治理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峰会成果进行系统性梳理，阐述“中国方案”对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的重要意义，尤其是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能力对G20机制长远的积极的正面信号。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理事吴晓球，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处副处长牟锋等出席该论坛。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主持论坛。以下为何亚非发言实录：
非常感谢吴晓球副校长和王文院长，很高兴能够成为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的一员，感谢人大和重阳对我的信任和厚爱。今天王文院长让我做个讲座，讲讲G20和全球治理以及中国跟G20的关系，中国发挥了什么作用。这次峰会大家看到很多，我想从两个方面，从两个历史节点来看中国参与G20跟参与全球治理所发挥的作用。
这两个节点一个是2008年，一个是2016年，这两个节点是G20历史上两个重要的转折点，对G20，对全球治理来说是两个转折点，对中国来说也是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两个转折点，从两个角度来看。
因为都是我自己亲历，特别是前一个转折点是我自己亲历，刚才院长跟校长都讲了，我是G20中国首任的协调人，我是亲身经历，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讲一讲，来阐释一下这两个转折点对中国的意义。
原外交部副部长、原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何亚非在重阳第22期论坛发表演讲
➜ 2008年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这个对世界经济的冲击非常大，它给世界带来的就是让人们看到了金融如果不加以管理，资本不加以管理，不加以限制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过去我们在国际上处理经济问题或者经济治理模式，原来都是美国和西方的，我们叫经济新自由主义，叫New Liberalism。2008年这个New Liberalism被证明不行了，这套方式，这套理论不行，各国都在寻找一个新的能够指导我们国际经济，世界经济的一个理论和发展方式。
在这么一个历史阶段大家都非常困惑，而且担心世界经济会崩溃。这么个历史关口，大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美国，欧洲国家和中国开始琢磨一个事情，我们应该如何来合作应对如此重大的世界金融危机？来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那么这个我们要回顾历史，在2008年之前世界经济有问题，金融有问题，美元汇率出现波动，主要经济体之间汇率不协调，经济出问题，谁解决？七国集团，G7，G7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是西方治理，全球治理中的一个阶段，这是一个历史阶段。
因为西方主要经济体，主要发达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例也大，全球经济主要指导思想也是西方出的，经济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碰到问题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当然，也不能说2008年以前发展中国家一点声音都没有，我们如果回顾一下历史，2003年开始有了点变化，为什么说2003年？2003年是法国担任G7的主席国，G8也可以，因为把俄罗斯当时也吸收进来了。
但这个G7跟G8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俄罗斯基本上没有发言权，我们说G8其实还是G7，2003年法国作为主席国它出了一个什么主意？也算一大进步，他提议，请五个发展中大国在G7开峰会的时候一起来进行对话。
当时就请了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的五个国家领导人，当年是在法国的一个小镇埃维昂，就是我们喝的那个依云水这个镇里边开峰会，现在你去看还有个峰会的遗址在那，当时是中国国家元首，时任主席胡锦涛去的。
这是第一次开始有了一个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的对话，还没有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共同治理，还没有出现这个阶段，随后几年都是这个模式。后来人们讲是G8+5，这个模式一直延续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
那么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有些国家还是希望能不能用8+5？干脆不说8+5，13国或14国，法国就有这样一个想法，欧洲国家有这个想法。但是，这几年的实践中证明“8+5”是一个不平等的对话机制，为什么说它不平等？你是一个加出来的部分，它是在八国集团或七国集团开峰会的时候有一个时间段给你对话，你来吃个早饭，吃个中饭，是这么一个对话，实际上是个情况通报性质的，你发表意见，你讲五六分钟，七八分钟，每个国家也就OK了。
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心里是不高兴的，我们心里也不高兴，这不平等，你没有真正和我来讨论问题，到了2008年几个大国在讨论究竟用什么样的平台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家自然而然就说你这个“8+5”当然不行，七国集团更不行，大家就想到了“G20”。
G20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是1999年成立的，它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成立的一个财经渠道的对话机制，财政部长加上央行行长，十几个国家加上欧盟，20了，大家一起每年有对话，是个论坛，到现在我们再回头看这个论坛，它就是个论坛。当然，它的好处1999年的时候，考虑说需要一个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能够相对平衡的对话机制。G20的组成发达国家跟其它的国家是相对平衡的。
当时2008年时我为什么说历史出现了转折，选择了G20，就把G20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也就是把中国推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2008年的转折对G20，对全球治理来说，是一个从“西方治理”到“东西方共同治理”，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共同来治理这个世界，特别是“经济”方面，进入这么一个历史新阶段。
对中国来说，过去中国就是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体系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员，在政治、安全上都没有问题，在“经济”这个部分还是比较弱的。
G20起来以后作为应对金融危机最重要的一个机制，中国又是其中的核心成员，中国在“经济”方面，特别是对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就进入了一个决策的核心圈，对中国来说也是个转折点。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转折点的意义，我们要历史地看问题。
G20当时启用以后很快就面临一个重大的难题，金融危机席卷全球，金融危机当时来的非常迅猛，挡都挡不住，我们第一次峰会是在2008年11月中旬在华盛顿，美国首都开的，当时奥巴马已经选出来了，小布什还在台上，美国也是处于新老总统要交替的阶段，还是小布什主持的。
第一次峰会主要经济体就下定决心说我们要共同应对金融危机，要加强金融监管，要防止全球金融体系的崩溃，特别是美国要注意。而且那时候峰会很密集，2008年11月开的，2009年4月初在伦敦第二轮峰会又开了，第三轮峰会到2009年秋天，在美国匹斯堡又开了，三个峰会一个接一个，就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要提升市场的信心。大家没有信心了，世界各国对这个体系没有信心了，都处于恐慌的状态。
我举个例子，当时就出现了不少国家要破产，国家要破产的地步，过去都没有听说国家要破产，国家能破产吗？能破产，它债务负担很重，货币大幅度地贬值，它撑不下去了，阿根廷出现过这样的情况，这是个别案例。
在当时2008年，2009年出的时候，这时可能出现一批国家要破产，国际社会怎么办？特别是G202008年第一次峰会以后大家觉得这个机制很好，领导人开会，我们以后就是领导人开会了，所以定了一个“峰会”机制，对它寄予很大的希望。
大家面临一个国家有破产的情况G20要应对，那么G20大家开会的时候就想这个事情怎么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理论上讲它是国际金融出现问题的时候，收支不平衡出现危机时，要国际货币基金作为最后的贷款人，就像我们的央行，一个国家发挥作用一样，它是最后的贷款人，起这个作用的。
国际货币基金也没有碰到过这么大的危机，它的资金是不足的，首先就碰到了你的手头资金不够。我记得当时大概还有3000多亿美元，它的救助盘子3000多亿美元，我们是在第二届峰会，伦敦峰会的时候英国作为主席就碰到了这个难题，我怎么能够还是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我们要支持它，让它来应对金融危机，避免这些国家的破产。
中国在G20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时候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它的体现就在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的大国，很快要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大的，中国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世界经济出现问题时中国是不是处于一个中心的位置，是不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对国际社会非常重要，中国也是第一次体会到了历史给予中国这么大的责任，我是有亲身感受的。大家都把目光放在你身上，就看看中国怎么办，美国说我也没钱了，我金融快垮台了，欧洲国家都是债务很重，都说手头很紧，没有办法。
中国的外汇储备又比较多，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好一些，有些影响是后边出来的，都期望中国能够起中流砥柱的作用，你能够发挥作用，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你能够出资帮助国际货币基金，扩大它的救助基金的盘子。
第二次峰会英国就说要再增加5000亿美元，那增加5000亿美元就找中国，当时是布朗首相，反复找中国领导人，下面也天天派代表团到中国来磋商，正式恳请我们中国能够出面把这面旗子扛起来，中国来参与救助了。我觉得从中央政府来说当时还是下了很大决心的，面对这么大的危机中国发挥了什么作用？
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要不要出面来深入地参与这件事情？这也是需要我们有一个思想过程。中国过去参与并不是很深，而且不是发挥主要作用。现在事情的成败就可能取决于中国的作用，你处于这么一个关键的作用的时候，我觉得中国还是有全球主义的胸怀。
最终，我们还是认识到这个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很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是这么一种非常紧密的相依存的关系，到头来也会救我们自己，从中国的利益出发，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出发都应该这么做。
最后中国方面宣布，在峰会前就跟英国人说了，因为英国是主办国，我们愿意承担不多于10%，5000亿美元我可以承诺500亿，不要超过500亿就行，中国还是出了大力，10%。世界经济里面我们当时还不到10%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接近10%，我们现在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2%到13%。
中国人这个历史担当还是有的，第一次G20面对这么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发挥作用的时候，中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对G20来说是，对中国也是。
又走过八年，从西方治理到东西方共同治理，在全球这么格局变化过程中又走过了八年，G20经历了很多，因为2016年是第11次峰会，后来又开了7次，加起来一共10次峰会，这个世界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G20的命运是跟整个国际局势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
➜ 我们如果把镜头拉近到2016年，世界是一个什么模样，中国又是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我们来分析一下。经过这八年有几个背景、特点我们需要关注。
第一，世界经济自金融危机以来一直没有大的复苏，世界经济长期低迷，过去有经济学家说一个大的经济危机以后，金融危机以后一般需要五年，最多七年这个经济就恢复了，我们现在到了八年，过了八年，经济还是在非常缓慢的复苏，个别国家好一点，大部分国家还是遭遇到困难，这是一个特点。大家依然困惑，迷惑，为什么世界经济还是起不来。
第二，全球化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不少负面因素，这些负面因素催生了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思潮，它的代表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只是一种表现方式，为什么有逆全球化出现？因为全球化过程中间对西方主要经济体的蓝领阶层，工人阶级，对他们的冲击是比较大的。因为你产业结构的调整，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的调整，中低端的产业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现在连中国有些产业都要转移出去，这是一个经济发展的规律。
另外，随着技术革命的不断发展，真正需要这些中端技术的行业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少，总体经济是发展了，历史在进步，但这部分人确实对他们来说就业机会减少，收入也减少，财富也缩水，大家对全球化有意见。表现为美国大选现在比较奇特的现象，最近快要揭开谜底了，到底11月份会选出谁来。
现在美国大选反映的情况，就是在美国基层选民多数的这些蓝领阶层，对精英不满，对你代表政府，代表统治社会的精英非常不满，觉得没有能够保护他们的利益。英国脱离欧盟的公投是同样的情况，英国还有一个“移民”问题，这个移民问题也是全球化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要素，全球化你人员自由流动，这是一种资源，资源只有流动，对英国的冲击也很大，对英国的蓝领，包括部分白领都冲击很大。
它就归罪于欧盟，说英国不能听命于欧盟，干脆退出来。那英国又缺乏有战略眼光的领导人，就交给老百姓了，所谓把这些决策权交给老百姓，老百姓还是比较情绪化的，他没想到就脱欧了。下一步怎么走，我们现在还要看他们谈判怎么谈，这说明了反全球化力量的博弈在加剧。
这几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年，地缘政治的干扰在增加，地缘政治的干扰是大国关系的紧张，我们看全球几个重要的地区，中东，美俄一直在博弈，叙利亚，最近叙利亚谁空袭谁，都已经纠缠不清了，它表现的是大国的博弈，欧洲是乌克兰问题，也是美俄，也体现了俄罗斯跟欧洲国家的关系，南海、中美，大国的关系趋于紧张，地缘政治的干扰在增加。
中美关系这个关系越来越复杂，这些我们内部可以讲，2008年、2009年的时候，美国为什么会支持中国这些发展中国家有更大的发言权，支持用G20来替代8+5，甚至内部讨论是不是今后就不要G7了，七国都不要了，美国都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当时是这样的想法，后来美国的这种热情在减退，对中国的疑虑在加深，都是有关系的。
大国合作这种意愿的减少这对我们是个挑战，这样的情况下经济长期不好，逆全球化思潮在泛滥，大国关系紧张在上升，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G20下一步怎么办，能不能继续发挥全球治理首要平台这么一个重要作用？这个历史的责任又落在中国身上。
2014年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开峰会的时候，就决定中国2016年要当主席，2015年中国进入了三驾马车，G20有这个机制，三个，我们叫三驾马车，2015年中国开始进入了这个三驾马车。G20它是一个论坛，它没有一个常设的秘书处，它靠什么来推动它的工作？它是靠主席国，谁接任主席了，你就出面来协调，你来设置议题讨论，来设这些议题。它是这么一个一个峰会往下走，这个有一定的局限性，三驾马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领导力不足的现象。
中国从2015年开始进入三驾马车以后，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在中国身上，大家又来看中国了，这次看中国我觉得跟2008年时有很大的区别，这次看中国我觉得它有两个重要的期待。
一个是期待中国经济能够继续往前走，起码中高速发展，新常态下中高速发展，因为中国经济能够保持中高速增长，对世界经济的带动力是很大的。我们现在每年给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在30%左右，当然要看怎么算，是PPP算还是现行汇率算，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中国的这个贡献率很大，按国际货币基金的预测今年是3.1，中国起码有一个百分点，世界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是中国经济的贡献。第一个期待是中国经济能够继续稳定地往前发展，中国的经济转型能够成功。
第二个也许是更加重要的，期待中国能够给G20，给全球治理提供新的思想，具体的方案怎么办。大家没辙了，没什么想法，请中国来提供思想，提供方案的，这又是一个转折。2008年的时候是中国你能出钱，你能出力就可以了，现在是需要中国发挥“引领作用”，这个“引领作用”实际上是思想上的引领作用。
我们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在这次G20中，重点做的课题是发展议程，这就是个这次中国发挥引领作用很重要的方面，这个发展问题。大家知道世界经济增长靠什么？靠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靠什么？靠世界各国的全面发展。你这个发展几个主要经济体发展不算发展，光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也不算发展，我们研究亚非问题，只要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发展起来，这个世界经济永远不可能平衡。你不可能有可持续发展，一部分人富，一部分人穷，这个现象是个最大的问题。
我们在联合国体系里面一直主张要重视发展问题，G20成为峰会机制以后，我记得我们当时参与时中国就提出来要把“发展问题”列在议程上，你要考虑经济出了问题，究竟问题在什么地方？除了你金融监管出问题以外，你的指导思想就是有问题。世界经济的发展你没有发展中国家这一块是不行的，中国一直在推动，这次终于让世界各国能够看到，特别是主要经济体能够看到这个“发展”问题的重要性。
重阳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具体的数字，数据来支撑中国的说法。这个过去我们还做不到，我们过去只是从政治上呼吁，我们中国是代表发展中国家，我要不断地替发展中国家伸张正义，更多的是从这个角度，还没有理论上的支撑，现在我们要用理论上的支撑，这是发展问题。
经济增长靠什么？要创新，中国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来了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平衡”、“绿色”、“开放”、“共享”，“创新”放在第一位，这个不仅仅是对中国经济来讲如此，对世界经济也是如此，这是中国推动G20杭州峰会通过了创新增长的规划，创新我们放进去了。
全球治理怎么办？G20下一步怎么办，一直以来我们在说要把G20从应对金融危机的应对机制，从消防队要变成一个经济指导委员会，你变成一个长期经济治理的机制。用总书记的话来说，从过去侧重短期政策转向中长期政策，更多考虑制度问题，这次中国也发挥了引领作用，提出了很多想法。
有金融体系的改革，怎么样发挥SDR的作用，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怎么样来进一步促进全球贸易，自由贸易，自由投资，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这个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一开始我们就讲，而且每次都列在峰会领导人的宣言中间，都没有执行。我看这次在中国的推动下大家觉得这次应该采取点行动，不能光空谈了，不能变成清谈馆了。
➜ 今年2016年我不用多讲，因为大家看到了，我们重阳做了很多研究，也是T20的领头羊，中国这次发挥的作用是从思想上，从方案上起到领导作用的。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从一个“参与者”、“建设者”到“领跑者”“引领者”，这么一个地位的转变，但这个转变还在发展过程中，我们还要继续推动，继续努力。
回到全球治理这个话题，中央从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特别重视全球治理，而且这四个字“全球治理”也是这几年慢慢地映入老百姓的脑海，过去不太知道什么叫全球治理，你们在谈什么问题？现在开始知道了，因为这个是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发展中大国，社会主义的一个大国，我们要在历史上，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要对中国从大国向强国迈进的历史阶段需要发挥重要的重要力量，你不仅要参与，你要真正地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这个世界是一个地球村，这个世界不是中国自己可以独立发展，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立发展，只有走共同发展的道路才是一条光明的大道，全球治理你不想参与也不行，因为这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发展，关系到中国跟世界关系的变化，我们已经处在这么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它有一些描述，这些描述非常精辟，确实，我们是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中国是一个考验。中国我们完全有信心，也有能力来担当这个历史重任。
我今天就介绍一些情况，开一个头，有什么问题我们还可以讨论，时间关系，我就讲这些。（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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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 2013 年 1 月 19 日，是上海重阳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款 2 亿元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旨在把脉金融，钻研学术，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大众。人大重阳聘请了来自 10 多个国家的 89 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与 30 多个国家的智库开展实质合作。
目前，人大重阳被中国官方认定为 G20智库峰会（T20）共同牵头智库、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处、“一带一路”中国智库合作联盟常务理事、中国-伊朗官学共建“一带一路”中方牵头智库。2014年来，人大重阳连续两年被选入由美国宾州大学推出的、国际公认度最高的《全球智库报告》的“全球顶级智库150强”（仅七家中国智库连续入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