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12月29日澎湃新闻。
受访者何亚非，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外交部军控司副司长，驻美国使馆公使衔参赞、公使，外交部美大司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大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2016年，接受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聘请，担任该院高级研究员。
精彩抢先看
2016年，是中国外交继续秉持十八大以来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基本态势的一年，也是中国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日益增多的一年。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的顺利召开，彰显了中国对经济领域全球治理与全球发展合作的领导作用。
不过，同样是在这一年，由于世界经济复苏势头迟迟未现，各国面临发展压力越来越倾向于“自扫门前雪”，试图借助多边机制实现自身利益而相互争执不下的趋势越发明显。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现象”的陆续出现，都预示着全球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美联储早前宣布要加息，它宣布这是美国自己的事，特朗普对吸引资本流回美国也有自己的需要。”近日，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中国G20事务协调人、人大重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何亚非在接受澎湃新闻年终专访时以此为例谈及G20建设未来面临的挑战。
“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美国的利率和美元汇率会影响全球资金的流动走向。这种情况下，美国改变自己的货币政策时，是不是需要和其他国家通个气呢？”他说，“现在看来在实践中还是很难做到，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主要大国。”
而这是否预示着，进入2017年，全球化会进一步陷入倒退，甚至是遭遇“灭顶之灾”？何亚非评估认为，经历过全球化的世界已经无法退回到原先的孤立主义状态，但“我们这个（新）时代，全球化会经历很多变化，也会遭遇很多负面元素，这些无疑会改变全球化的框架。要想下一步推进全球化，我们确实需要新的思想”。
何亚非认为，中国以自身的经验和思想恰好能为这一变化过程贡献力量。“中国很早就提出了国内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出台了各种扶持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战略。与此相对，我们在国际上提出共同发展的理念，可以帮助缓解甚至消弭国际贫富差距，让全球化获得更广泛的支持。”
澎湃新闻：王毅外长此前提到，中国外交在2016年“勇于担当，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什么中国目前应该并且可以这样做？“引领”二字如何理解？
何亚非：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西方过去指导世界经济的指导思想，即经济新自由主义以及表现形式——华盛顿共识的崩溃和破产。实践证明，这种思想不仅无法在发展中国家起到指导经济恢复和增长的作用，而且由于对市场和资本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导致了金融衍生品泛滥、金融监管缺失、资本为了追逐利润无限制地膨胀，对美国自身也造成了次贷危机，并最终造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尽管很多西方国家并不愿意承认，但在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的力量和引领全球治理的能力下降了，它们的指导思想破产了；与此同时，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力量上升，而且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以及在强大的政治体制机制保证下坚持这条道路的做法，也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连续八年世界经济依然一片哀鸿、没有复苏迹象的情况下，大家都在期待中国利用自己成功的经验帮助全球治理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
在全球治理需要中国引领的时候，中国也意识到自己作为全球化大国的地位，站了出来，试图通过从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里提炼出的思想和智慧，拿出一套中国方案。因此我觉得王毅外长所说的“勇于担当”是非常准确的。在世界需要中国站出来发挥全球性作用的时候，中国以更强的意识和主动性，让自己的行动更加坚定。也就是说，世界各国有着对中国成为全球治理引领者的期待，再加上中国本身就在政治、经济、安全、军事等各方面是一个大国的客观事实，这使得中国引领全球治理正当其时。
因此，最近这几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主动引领全球治理的意识正在增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八大也对全球治理加以格外的重视，我觉得这个意识是正确的。
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发挥“引领”作用的重要成果，就是今年9月份成功召开的G20峰会。经过中国作为主席国的密切协调，我们取得了29项成果，其中大多数都是以前没有取得过的成果。这意味着中国作为全球治理引领者的效果已经显现出来了。
澎湃新闻：在一个变动的国际秩序中，中国如何定义自己的位置？这一定位有怎样的表现？
何亚非：对于这一点，中国的态度一向很明确。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和治理体系的维护者、建设者和支持者，不会搞推倒重来。
中国在这几十年来是现行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的重要受益者。中国的发展是“体制内”的发展，是在全球治理框架内，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条件才实现的。但同时我们确实也看到这一体系存在很多缺陷，它毕竟是历史的产物，受制于设计者们当初各自的利益考量，也不可能预见到全球未来发展所出现的新情况。这就导致这一体系必然存在缺陷，例如强权政治、对排他性军事同盟的过度依赖等等。
中国不会去寻求推翻国际秩序，自己另立一套，我们要做的是在维护框架的同时，对不合理的部分做出改革和补充。例如，中国倡导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就是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提出的改革构想。目前中国已经有70多个合作伙伴，将来这些伙伴关系会形成一个网络，为各国之间的合作提供平台，来共同取得发展和安全。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对待亚投行的态度。我们一直强调亚投行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补充。面对亚开行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缺口，中国愿意站出来倡导建立一个专门的融资平台，来解决这一问题，得到了普遍的欢迎。
这就是中国对待国际秩序的明确态度。中国希望遵守既有的国际规则，同时又希望在制定新的国际规则的时候能够吸引各国的广泛参与，让新的规则更加能够让各国受益。
澎湃新闻：从G20到现在的几个月间，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英国脱欧不断推进，以及美国总统大出人意料的结果。有人从中看到了反全球化的苗头，这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带来了怎样的挑战？
何亚非：“特朗普现象”的出现预示着全球化发生很大的变化，很多人将此称为“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好像全球化会就此陷入倒退，甚至遭遇“灭顶之灾”。我的看法不是这样。
尽管有美国主导的因素在，但全球化本身是各个国家努力的结果。经由全球化，已经形成了一个世界各国利益休戚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已经无法退回到原先的孤立主义状态。
举例来说，人们消费的几乎所有商品，零件来自世界各地，而组装则经常在另一个地方，哪一件可以明确说是某一个国家制造？就连美国的波音飞机，都只能说是在美国“组装”，而不是“美国制造”。我的看法是，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历史发展不是线性的，而是波浪型的，有反复、曲折。我们这个时代，全球化会经历很多变化，也会遭遇很多负面元素，这些无疑会改变全球化的框架。要想下一步推进全球化，我们确实需要新的思想。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独特的位置，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很多经验，这给了我们看待问题的独特的历史和现实的角度。中国很早就意识到全球化可能会发生变化，而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我们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思想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例如，中国很早就提出了国内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出台了各种扶持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战略。与此相对，我们在国际上提出共同发展的理念，可以帮助缓解甚至消弭国际贫富差距，让全球化获得更广泛的支持。此外，中国提出“合作共赢、平等发展、合作安全”的理念，这些都是中国可以在全球化新时期倡导的新思想。中国在全球化中的独特贡献已经开始显现并引起注意。
我认为，对待全球化的新时代，以及这个新时代中全球化发生的变化，我们要保持冷静、客观的分析，不要惊慌，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我们没有必要产生悲观情绪，因为人类社会总是不断从一个阶段走向另一个阶段，只有当我们走过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才会蓦然发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世界变了样，整个世界还是在走向前进的。
澎湃新闻：在中国的治理方案中，中国自身的利益和全球利益如何兼顾？如果发生矛盾，应该怎么平衡？
何亚非：中国自身的利益与国际社会的利益在总体上是一致的：我们都愿意世界能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都期待全球经济能够持续增长，都希望全球化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继续推进。
一些人经常说，中国为什么要重视甚至花钱援助别国的发展？我们自己不是也有贫困人口吗？我们当然可以自己发展自己，不考虑不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但这样的思路没有意识到中国在全球的责任，也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利益和全球的利益实际上是一致的。在全球经济发展持续不平衡、数据持续下滑的时候，对中国也会产生影响。试想，一个世界如果只有几个富国，一大批穷国，贫富差距很大，那这个世界是不可能平衡发展的，也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可以说是全球治理的创新型设想，它很好地兼顾了中国的自身利益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一带一路”的核心思想是“共同发展”，以政策沟通为引领，推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等。其中“政策沟通”这一项说明中国并不仅仅想通过“一带一路”实现自己的利益，或者仅仅是输出国内的过剩产能。确实存在一种思路是，我有一座钢铁厂，我把钢铁厂搬到你的国家，就叫帮助你发展了。但这不是中国的思路。中国和别的国家合作，首先考虑的是对方国家的发展战略，以及这些战略和我国战略中的利益汇合点，从这些点着手来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
澎湃新闻：以G20为代表的多边治理体系一向受到“执行力”不足的质疑，习近平主席在G20期间也提到不能让G20变成“清谈馆”而要成为“行动队”，2016年，在促进多边外交成果的落实方面，中国有哪些收获和心得？今后还将改进哪些方面的工作？
何亚非：要想保证成果的落实，首先要确保大国要有合作意愿——主要大国要合作，然后推动国际社会运用现有机制，包括联合国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货币金融机制、WTO为代表的贸易体制，以及各种区域机制来推动、落实这些决定。将G20的决定化为这些机制的行动方案非常重要，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年邀请了这些机构的代表参与峰会的原因。
其次，要保证议题的延续性。G20目前已经建立了“三驾马车机制”，候任主席、现任主席和前任主席之间的不断滚动，来对这一点提供保障。例如，现任主席国德国已经开始考虑汉堡峰会的议程。我们要保证德国人能够将中国杭州峰会的议题化为自己要提出的方案。德国人当然可以包括自己的想法，但也要重视既有成果的落实。这一“三驾马车”机制还是有必要继续坚持下去。
另外，体制性的安排要形成。例如，杭州G20提出，各国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这一点很“虚”，也很难直接执行。怎么加强？需要协调哪些政策？以及对“协调”应该怎么理解？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的杭州峰会决定，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秘书处起草一套可以用来衡量“加强协调”的指数。如果大家都接受，那以后每年就可以按照这个指数给各个国家的表现打分，通过这个分数就可以看出一个经济体是否在宏观政策上做到了“协调”。
当然，真正把G20建设成“行动队”，还需要一个过程。例如，美联储早前宣布要加息，它宣布这是美国自己的事，特朗普对吸引资本流回美国也有自己的需要。但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美国的利率和美元汇率会影响全球资金的流动走向。这种情况下，美国改变自己的货币政策时，是不是需要和其他国家通个气呢？现在看来在实践中还是很难做到，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主要大国，想要保证他们对G20的决策身体力行还是需要时间。（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集团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款2亿元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旨在把脉金融，钻研学术，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大众。人大重阳聘请了来自 10 多个国家的 96 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与 30 多个国家的智库开展实质合作。
目前，人大重阳被中国官方认定为 G20智库峰会（T20）共同牵头智库、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处、“一带一路”中国智库合作联盟常务理事、中国-伊朗官学共建“一带一路”中方牵头智库。2014年来，人大重阳连续两年被选入由美国宾州大学推出的、国际公认度最高的《全球智库报告》的“全球顶级智库150强”（仅七家中国智库连续入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