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为特朗普竞选总统与执政的首席战略顾问，斯蒂芬·班农是了解、主导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思想意识与政策走向最重要的人之一。本文通过分析班农的公开演讲、执导的纪录片等，探寻了班农思想的三大信条及其政策倾向。本文堪称是理解、分析、预测班农和特朗普、美国与中国、美国与世界的经典之作。
本文作者为格温·吉尔福德(Gwynn Guilford)、尼基尔·索纳德(Nikhil Sonnad)，原刊于2017年2月3日石英新闻网。现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实习员艾玮宁全文翻译，人大重阳研究员韩桦审校，刊于3月31日环球网。
唐纳德·特朗普想要美国怎样？他的支持者不知道答案，他的党不知道答案，甚至他自己也不知道。
如果特朗普主义真有某种政治愿景，那我们也不是去向特朗普提问。应该询问的人，是特朗普背后的秘密操控者、特朗普政府的首席战略顾问——斯蒂芬·K·班农。
班农出身于弗吉尼亚州的工薪阶层，曾在美国海军中服役。获得哈佛商学院的学位之后，他在高盛开始了投资银行家的职业生涯。班农曾在洛杉矶为高盛做媒体与娱乐方面的投资，之后创办了自己专注于媒体方面的投资银行。在运气（一场失败的交易留给他热播喜剧《宋飞正传》的股份）与敢于表达愤怒的特质的共同作用下，班农改头换面，成为了极右翼政治中少有的名人，编写并执导拍摄了多部越来越趋于保守的纪录片。
班农的影响力在2012年达到新高，当时他收购了去世的安德鲁·布赖特巴特创办的布赖特巴特在线新闻网站。班农在布赖特巴特运营了一档颇受欢迎的电台热线脱口秀，挞伐主流民主党人而追捧极端保守的人物。其中之一就包括了这档节目的常客——特朗普。他们由此建立了关系，并最终使班农谋划了特朗普的民粹主义的胜利，成功入主白宫。班农也最终就任政府最资深的职务——首席战略顾问（与白宫幕僚长雷恩斯·普利巴斯平起平坐）。
要确切了解班农将用新获得的权力做什么是不可能的。近来，他几乎不理会采访申请，包括我们的（白宫没有回应我们与他对话的要求）。但他作为一名保守的电影制作人和布赖特巴特新闻负责人期间的所作所为，当能揭示出他的“美国应该是什么样”的宏大理论。从大量的班农自己的公开发言中——包括讲座、采访、电影等，我们可以构建出在特朗普时代，他所希望实现的美国愿景的多个方面。
班农主义的三大信条
班农的政治哲学包括一个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要想成功需要的三个要素：资本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这三个要素互相深刻地关联着并且都至关重要。
班农说，美国正经历着一场“资本主义的危机”（他多次用了“危机”这个词，后面会详细解释）。资本主义曾代表节制、美国式的进取精神以及对基督教友的尊重。事实上，2014年班农在梵蒂冈的演讲中称，这种“受启蒙的资本主义”曾是使美国有幸躲过二十世纪“野蛮主义”的基本原则。
然而，从这个受启蒙的时代开始，一切开始变得糟糕（所以有“危机”一说）。这一下行的趋势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反主流文化。“二战后婴儿潮的这一代人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被宠坏的、最自私和最自恋的一代人。”班农在2011年的一次受访中说。
班农在其2010年编写并执导的纪录片《零代人》中，更加详尽地分析了这个问题。该纪录片通过一个个受访者，逐步展现了出生在二战后婴儿潮中富有、年轻的一代人是如何损害甚至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一代人在物质上的需求被他们勤勉工作的父母所关照、满足，而他们父母的价值观则是被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塑造的。这导致的后果就是这一代人抛弃了此前创造财富的美国价值观。这种观念的转变使得社会主义政策抬头，加强了对政府的依赖而削弱了资本主义。
这种社会主义的设想还成功地渗透进了美国权力机构的最高层。“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左派已经占据了如政府、媒体与学术界这些许多权力机构的主导地位。”彼得·施维泽，一位供职于班农的保守派智库——政府责任研究所的作家在《零代人》中说到。“正是由于他们处在这些有权力的位置上，他们才可以扰乱资本主义体制，并实施一个事先就设计好的、最终会损害资本主义制度的战略。”（当他谈到“损害资本主义制度”时，影片的镜头出现了放大的“路西法”一词，来自索尔·阿林斯基臭名昭著的墓志铭。）
班农的思想和言行背后，蕴含着他偶尔会提及的，十八世纪颇有影响力的爱尔兰政治思想家埃德蒙·伯克的政治哲学。伯克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书中提出，一个成功的社会，其基础不应该是如人权、社会公平与正义等抽象的概念。当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传统代代相传时，社会才能最好的运转。班农在恢复自由基金会演讲时提到，出生于二战后“婴儿潮”的那一代人丢弃了他们父辈所证明的行之有效的真理与价值观（民族主义，谦逊，父权/家长制，宗教），偏好于新的抽象概念（多元主义，性，平均主义，世俗主义），从而没有承担起伯克学说中的社会责任。
伯克和班农的共识在于，传统之火炬不能传递下去，就会导致社会混乱。
新自由秩序
自由、世俗又具有全球思维的精英一掌权，就修改了民主机制和资本主义体制，从而加强了精英对权力的把控力和谋取利益的能力。正如班农很久之前给他们起的一个绰号——“达沃斯党”，精英歪曲了资本主义的体制，正在掠夺各地中产阶级应得的财富。
这种剥削的模式在2008年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中发展至顶峰。在政府中全球精英的帮助下，华尔街没有将财富用于增加国内就业和商业发展，而是通过投机取巧谋取利益。当由此造成的泡沫最终破裂的时候，不道德的政府又继续将救助法案强加在勤恳工作的美国纳税人身上。
这就是班农2011年在恢复自由基金会演讲时提到的“服务于最富有人群的社会主义。”他说道：“除这些人以外，这个国家剩下的是有常识的、务实的中产阶层”。
这个国家还有“针对最贫穷人群的社会主义。”他补充道：“我们建立起了一个完全无以为继的福利国家，现在这酿成了一场危机。”
班农希望所有这些自由主义支持的“社会主义”能够结束。班农还为美国CNBC主持人里克·桑特利2009年那场措辞激烈、关于“挑水的人（支撑国家发展的人）和喝水的人（压榨人民的人）”的著名演说叫好。那场演说引发了一场关注减税、财政紧缩与宪法权利狭隘阐释的民粹主义运动，茶党也因此兴起。班农将茶党精神融入了他对民主党，也对共和党牺牲中产阶级的利益、任人唯亲、贪污腐败的批评之中。
“我们不认为在这个国家有一个正发挥作用的保守政党，我们确实也不认为共和党是这样的政党，”班农2013年在一个会议讨论布赖特巴特新闻的愿景时说道。“我们倾向于将华盛顿这座帝国之城、兴盛之城看作有两个集团或者说两个党派。一个是代表内部人士的商务党派，另一个是由内部交易和新兴贵族层组合，使华盛顿成为这个国家最富有城市的集团。”
简而言之，班农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导致了社会主义、中产阶级的痛苦，还使得当下这代人无法留给后代更好的未来，以完成伯克所说的社会义务。
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
那么美国人理应留给后代的传统究竟是什么？除“资本主义的危机”之外，班农最喜欢的词就是“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这是组成班农美国观的第二个元素。
班农2010年的纪录片《零代人》大篇幅描述了班农的“美国价值观”，其很大程度上与茶党的理想相符。但自2013或2014年以来，班农偶尔提及的美国价值观重点，已扩充至包括浓重的宗教元素在内。他认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成功运作，依赖于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则依赖于“犹太教—基督教价值”的存在。
对班农而言，资本主义不仅使美国打赢二战，还帮助重建欧洲，建立了美国治下的和平，他在2014年梵蒂冈会议上的演讲中指出。但只有资本主义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一个犹太教—基督教道德框架限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会成为一股有害、不正义的力量。美国经济衰退就是一个例证。
为重新恢复美国经济的健康运行，修补已经割裂的社会结构，班农希望资本主义能重新以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为支柱，他坚信此价值观使美国在历史上保持伟大。这种共同认可的道德体系，确保了商业投资不仅是为了人们自己的利益，而且也是为了本国工人与子孙后代的利益。
正如伯克的观点，人权与公民社会并不是从抽象的东西中得来，而是从传统中演化而来的。对班农而言，这种传统就是上帝。由人来作为真理与正义裁决者的民族国家最终会发展成为由暴君统治的国家。“遏制政府权力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上帝的教诲”，参演《鸭子王朝》的费尔·罗伯特森在班农2016年参与编写、执导并制作的纪录片《火炬手》里说道。这部影片充斥着罗伯特森所说的如果没有宗教基础，社会就会分崩离析的类似的格言警句。
需要注意的是，“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并不要求所有公民都必须信仰基督教。班农也并没有表现出想要废除美国宪法中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内容。毕竟这两条原则也是过去使美国成功的传统。他认为，开国先辈们是以犹太教—基督教传统而来的价值观为基础来建立这个国家的。
为确保整个国家都接受这些价值观，就必须通过重整民族主义，限制或者暂停涌入美国但不接受这些价值观的人。正是通过美国民族国家的价值观与传统至上——班农主义的第三个元素，美国就能够直接击中全球、世俗“建制派”的要害。
民族主义
除了使自己更加富有并使穷人更依赖于他们，全球精英也鼓励移民涌入美国。这拉低了美国的工资水平。移民劳动力提升了全球主义者以及他们亲密伙伴的企业收益，却让本国的中产阶级来教育、供养、关怀这些外国移民。精英主导的美好而多元的社会秩序反而来指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认为这些思想是不包容、偏执的。由于缺乏先辈们的道德“指南针”，这种社会体制在相对主义层面太飘忽不定，以致于在这种体制下，仇恨警察的混混、外国的罪犯以及潜在的恐怖分子的权利得到提倡，凌驾于普通美国人的权利之上。这使得城市变成了暴力的温床，危害国家安全。正如一名受访者在班农另一部纪录片《边境战争：一场针对非法移民的战争》中所宣称的，“右翼视（非法移民）为廉价劳动力，而左翼视他们为轻易可以赢得的选票。”
欧盟深陷于几乎为零的经济增长危机与金融动荡，正体现了一种由精英所治理的全球主义体制的灾难性命运。而这些精英并不向选举他们的 47 33532 47 15792 0 0 3885 0 0:00:08 0:00:04 0:00:04 3885公民负责。
“人民，特别是特定国家的人民，希望看到自己的国家有主权，希望看到自己的国家有民族主义，”班农在梵蒂冈的演讲中说。“他们不相信这种泛欧盟的体制，也不相信美国这种中央政府。”
民族主义因此成为一种机制，使得犹太教—基督教价值与传统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因为民族主义完全是包容并蓄的。这意味着民族主义将不同背景的人团结在一个共同的“美国”自我认知之下。民族主义消除了少数族裔的身份，强调“所有生命都一样重要”、“种族色盲”和反对平权法案。这一整套犹太教—基督教、民族主义的价值观，防止了少数族裔要求获得的特殊权利。例如，《零时代》将2007年的房市崩溃归咎于，因“黑人总是受伤害”的观念而导致的危害资本主义、人们对政府依赖的行为。与此同时，因为马丁·路德·金博士的人权观念以基督教为基础，纪录片《火炬手》就歌颂他是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典范。
自由派精英无处不在地强调多元主义与少数族裔的权益，以及对这些人群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限制了美国人共有的“美国性”。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民族主义式微，也会使得美国变得衰弱。这不仅适用于美国，也适用于其他西方国家。正如班农2016年在一次南加州茶党大会上所宣称的，“时髦人士、投资银行家和欧盟的那些家伙，正是使犹太教—基督教的西方在欧洲倒塌溃败的同一帮家伙。”
不接受这套价值观的人，在美国不应该受到欢迎。这一逻辑，构成了班农反对移民的基础。他认为，移民缺乏民主的“DNA”，会危害到社会。
“他们不是杰佛逊式的民主主义者，”班农去年指向那些从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前往欧洲的移民，据《今日美国》报道，班农说， “他们的DNA中，可没有延续上千年的民主观念。”这个逻辑或许证明了其关闭边境，防止拉丁美洲移民（即便他们通常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进入美国的道理。
代际理论
班农在梵蒂冈演讲时所提到资本主义的危机以及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受到的危害，这两件事并不是孤立的事件。班农认为这些事件是一种定期重复、循环发生的危机，而这些危机都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大规模冲突和战争。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四次大危机，”班农在恢复自由基金会上讲到。“我们曾经历了革命，我们曾经历了内战，我们曾经历了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正是美国历史上第四次大转折。”
班农的这种观点是基于尼尔·豪和威廉姆·施特劳斯的学说。这两位“业余”历史学家在1990年代提出了美国历史的“代际理论”。这一理论通过约80年的周期循环——大概是人类寿命的长度——来观察美国历史。豪与施特劳斯表示，在以80年为一个循环的周期中共有四个转折点，每隔20年左右的时间里，都有一种风气作为其特点。这四种世风分别是“崇高”，“觉醒”，“分裂”与最终的“危机”。
这种理论过于模糊不清，以致于不能被证伪，因此并没有被大多数的专业历史学家认真对待。但这种理论从表面看很有说服力，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描述了美国历史是怎样从最开始发展到现在的。
历史的代际理论如何符合班农的观点也很清楚了，即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的衰弱对这个国家有害。豪和施特劳斯认为，在最近的一次历史循环中，从战后时期（班农特别喜欢的时期）的“崇高”，发展至60年代激进主义的“觉醒”，再到由于“觉醒”的激进主义所导致的个人主义的兴起使得体制与共同的价值观开始“分裂”。这一历史进程将我们带入了现今的危机，即在美国革命，内战，大萧条/二战之后的第四次“转折”。
如何解决这场危机：大规模冲突
纪录片《零时代》中“转折点”占了很大的篇幅。“就像四季一样，每一个转折点都是必要的，”历史学家大卫·凯撒在这部纪录片中时钟滴答、太阳升起、蝴蝶破茧成蝶的资料镜头里说。“城市兴起，城市衰落；国家兴起，国家衰落。”他继续说道。
那么这场危机到底是什么？班农对危机的观点已经更深化了。2010年，他认为危机是由2000年代以来累积的债务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所酿成的。
“我们社会各个层级所累积的债务给美国造成了目前所存在的最紧迫的威胁。”2010年班农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不像全球变暖和卫生保健这些人为编造出来的危机，这（债务危机）是一场真正的危机，是一场会威胁到我们国家主权的危机。”
在2011年恢复自由基金会的演讲中，班农宣示了美国面临着“历史上第四次最严重的危机，”那时他似乎仍然在暗指这场危机很大程度上涵盖了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但这场危机的内涵却不止于此。通过将这场危机与美国独立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等事件相比，班农似乎认为美国正不可避免地走向暴力冲突。班农自己和其他一些有关他的言论支持了这种论调。
纪录片《零时代》采访的历史学家大卫·凯撒，也是施特劳斯—豪的代际理论的倡导者。最近他在《时代周刊》讲述了自己与班农之间的谈话内容，其中包括班农对代际理论的军事主义阐释：
“（我们之间）更具有警示性的第二次交谈没有出现在纪录片《零时代》中。班农对施特劳斯和豪的代际理论，对于国际和国内层面的意义已经清楚地思考了许久。在我们的谈话中，他不止一次地指出之前三次危机都包含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并且冲突的规模从独立战争、内战到二战，越来越大。因此，班农预见了一场规模更大的新的战争会成为当前这场危机的一部分，他似乎一点也不担心这种预见会变成现实。”
让我们顺着代际理论的逻辑思考一下：如果“崇高”的世风只能在一场“危机”之后出现，且“危机”必须是一场规模越来越大的战争，那么班农就得寻找一个现存的主要敌人。单是“达沃斯党”称得上是主要敌人吗？在这场战争中要对付的敌人还有谁？
2014年在梵蒂冈的演讲中，班农更进一步，“我认为我们正处于一场资本主义根基的危机中。其中最主要的是，我认为，是我们正处于一场对抗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全球战争的初始阶段，”他说。班农补充道：
“也许这跟别人相比有点激进了......我认为你们应该对极端伊斯兰采取非常非常强硬的立场......看看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们就会明白我们正处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中。”
班农的“反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全球战争”
正如班农2016年7月所描述的，第四次文明大决战——一场“全球存亡战争”将使“犹太—基督的西方”直面“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特别是对抗伊斯兰国。但是，威胁并不仅仅来自于伊斯兰国。
班农的言论以及他与包括帕米拉·盖勒、罗伯特·斯潘塞等反穆斯林活动家的关系，使人们在印象中觉得这场战争的敌人也许就是广义上的伊斯兰教。正如《布赖特巴特新闻》2014年报道的，对于“伊斯兰教对抗基督教的战争几乎从伊斯兰教创立之初就开始”这一观点 ，“博学广知的班农”（有些戏谑性的）以此为乐。班农之所以认可这个观点，是因为伊斯兰教是欧洲面对的比法西斯主义更加黑暗的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他所支持的其他观点还包括：美国一个宣传穆斯林具有良好形象的非盈利性组织是为恐怖主义打前线的组织；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背后是波士顿伊斯兰教协会的清真寺；美国穆斯林正试图以伊斯兰教法（沙里亚法）来取代美国宪法。
由于伊斯兰教已经根植在反基督教的暴力行为中，按逻辑分析，能确保美国的穆斯林不构成恐怖主义威胁的唯一途径就是确保他们尊崇美国宪法下的法治并接受犹太教—基督教的价值观。
“黑暗，达斯·维达，迪克·切尼”
班农的思想还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他的一些评论看似符合因果逻辑，其实含混不清，与任何更宏观的愿景都无法清晰的相适应。
例如，班农对《好莱坞报道》的麦克·沃尔夫说，“黑暗很好。”他继续说：“迪克·切尼、达斯·维达、撒旦——那（黑暗）就是力量。”再比如，据《每日野兽》新闻报道，班农认为自己是一个想要摧毁一切以及所有现今建制（当权派）的“列宁主义者”。
“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这个词语经常重复出现，这使我们确信班农并不崇拜撒旦。“黑暗很好”这句话又似乎意味着“在黑暗中”的感觉是不错的。接着引述他的话，“只有当自由主义者和媒体犯了错误，双眼被蒙蔽，无法认识到我们是谁、正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黑暗才会帮助我们”。因此，如果人们将班农当作一个达斯·维达式的人物，使他能更容易地建立起他所说的受启蒙的资本主义乌托邦，何乐而不为呢？
关于列宁主义者的言论，这似乎与我们目前了解的班农很相符：连保守的伯克自己都认为，在需要恢复旧价值观的时候，推翻当权领导阶层是站得住脚的。
因此，成为“黑暗”的反面力量所带来的愉悦和他对“建制”的极度痛恨再次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特别是班农对媒体的嘲讽，充满了对傲慢、充满优越感和天真的记者的痛恨。
去年十一月，在布赖特巴特电台的节目中，班农赞扬打进电话的听众和网站留言者的“洞察和见识”，同时对一个“自以为是”的纽约时报记者大加批判。该记者曾暗指，参加特朗普在密西西比州竞选集会的民众，估计连英国右翼民粹主义领导人法拉奇是谁都不知道。“120%参加集会的人都知道法拉奇这个“在全球民粹主义运动中受到人们崇拜的英雄是谁”，班农在节目中说道。最近，班农对《纽约时报》表示，“媒体应该觉得羞耻，所以要把嘴闭上，好好听听其他声音。”他还表示:“我希望你们能引用这句话——媒体现在就是反对党。他们不了解这个国家，到现在还不明白唐纳德·特朗普为什么成了美国总统。”
班农厌恶精英情绪的一部分也许来源于他曾与精英生活、共事。虽然班农经常会提到自己拥有哈佛和高盛的血统，但当他谈到作为精英的那段时间时，他把自己描述成“局外人”（这个词他早些时候曾用来描述他所代表的民粹主义运动），游走于特权阶级并发觉了精英阶层对普通美国中产阶级人民的险恶用心。例如，班农2014年在梵蒂冈的演讲中说：
“我在高盛工作的时候能看到，在纽约有些人感觉自己与伦敦人和柏林人的距离，要比他们离堪萨斯人和科罗拉多人的距离还要近。他们更有一种精英思维：是他们而不是其他人，将要掌控世界如何运行。我将告诉你们，欧洲、亚洲、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工人并不相信这种精英思维。这些工人相信他们自己知道获得体面生活的最好途径是什么。”
但是，班农这位广义的复仇者，还有他声称的要担当“被遗忘的”中产阶级传声筒的角色，隐含着对于冲突的深层偏好。班农对战争和暴力很着迷，例如，他频繁地提及在诺曼底的两栖登陆，或者是他在担任布赖特巴特首席执行官时，抽出上班时间为越南的武元甲将军撰写讣告。武元甲将军领导了越南独立战争，班农称之为“人类所有战争中最血腥最艰难的战争之一”。特别是班农纪录片的美学效果可以达到令人作呕的暴力程度。《火炬手》就是一部血腥的代表作。（这部纪录片里包含了至少6个铡刀落下的单独镜头，停留在核辐射受害者身上的画面以及纳粹毒气室大规模掩埋死者和许多伊斯兰国残暴的画面。）
这对特朗普总统及政府意味着什么？
甚至在2016年8月班农正式负责特朗普的竞选事务之前，他的思想就已经渗入了特朗普的竞选宣言中。如果有人质疑班农的观点会在特朗普政府中发挥什么作用，那么过去两周的时间回答了这个问题：总统的领导建立在班农世界观的框架之上。
特朗普的就职演说，基本上就是班农批判性话语的电子提词器版本。就职演说通常与向前看的乐观主义产生共鸣，但特朗普的就职演说满载了反精英的仇恨情绪。特朗普描述了一个班农主义的设想，“美国中产阶级财富都被从他们家中掠夺，然后在全世界进行再分配。”特朗普声称的“我们国家被遗忘的男男女女”，其实是模仿出现在班农的纪录片《零时代》里的描述。
特朗普还连篇累牍地批判“建制派”只保护自己，而不保护美国公民免受金融危机的危害。“并且当他们在我们的首都庆祝的时候，对于美国那些举步维艰的家庭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庆祝的，”特朗普接着说道，“虽然我们使其他国家变得富有了，但我们国家的财富、实力与信心却日落西山般的消失了。”
“美国第一”其实是班农经济民族主义的口号。特朗普“联合文明世界对抗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将其从地球表面抹去”的誓言，其实是西方对抗“伊斯兰法西斯主义”战争的思想经过提炼筛选后的版本。
还有更多的证据表明特朗普政府是建立在班农的思想之上的。特朗普曾说“《圣经》告诉我们当上帝的子民团结在一起，那是多么的美好。”“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被上帝保护着，”底特律和内布拉斯卡的孩子们“受同一个万能的造物主的恩惠而被施予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这些言论对于一个对宗教并不是很狂热的人来说，似乎有些奇怪。然而，如果语境是《火炬手》里班农所强调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上帝就会解体，这些言论就不奇怪了。
特朗普就职的最初几天就迅速颁布了一系列令人头晕眼花的总统行政令。这些行政命令由班农和白宫政策顾问史蒂芬·米勒起草，其中许多都包含了“‘为便于新闻发布’的部分，做出了（对新闻界的）夸张的要求。这在以往的行政命令中是不常见的。”鲍德温学院政府学教授安德鲁·鲁达勒威治（音）表示。
班农对伊斯兰教的观念似乎很可能影响了禁穆令的内容（禁穆令中包括“保护这个国家，禁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该行政令再次回顾了前文提到的为何移民不是“杰佛逊式的民主主义者”，并就如何确保美国的立国之本和宪法得到包括游客在内的入境者的拥护，提出了解决方案。在接受基督教广播网络的电视采访时，特朗普表示相对于穆斯林难民，要优先考虑接收信仰基督教的难民，并且指责美国政府过去一直优先考虑穆斯林难民而不是基督徒难民（但这一观点并没有证据来支持）。一些人认为（比较有说服力）特朗普颁布的禁穆令会带来风险，让伊斯兰国为招募人员而宣传的“美国正领导西方对全伊斯兰教发起一场战争” 的言论更具可信度。
新一届政府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墨西哥人如潮水般跨过边境涌入美国所导致的危险——也是班农观点“美国受到围堵”的主题。尽管犯罪学与移民专家表示，大多数证据表明移民总体上的犯罪率要低于本国公民，但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依然宣称“许多”非法移民“对国家与公共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那些主动与移民执法机构合作的“避难所城市”，只遣返被控有暴力和严重犯罪行为的非法移民，招致了班农主义式的批评：这些非法移民给美国人民和美利坚共和国的社会结构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或者说，非法移民并不接受美国的价值观。
最后，特朗普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个由“精英”所支持的多边贸易协定。这表达了对“美国工人”的特别尊重之情。这是班农主义经典的话题。
班农主义即将拉开帷幕？
班农欣赏象征主义的力量。这种象征性的力量曾贯穿于特朗普的竞选，现在也很明显地存在于特朗普政府的言辞中。毕竟，正如安德鲁·布赖特巴特给班农起了一个著名的绰号——“茶党中的蕾妮·瑞芬舒丹(演员、希特勒的御用纪录片导演)”，他很清楚地指出班农是一个宣传高手。同时，班农还是一位投机大师，从他职业不规律的变化就能看出来这一点。因此，特朗普就职演说和行政命令中所连续叙述的，可能仅仅是班农考虑在一段时间内激起民粹情绪的手段。这并不能反映出他要让美国产生巨变的真正计划。
当然也可能，班农正将特朗普带入他认为美国需要的“受启蒙的资本主义”以及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与民族主义的愿景。
我们无法得知班农想要的是这两种可能性中的哪一种，只有班农自己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但我们能够确定的是，一个明确表示且有强烈意愿希望“西方文明”再度暴力崛起的人，如今具有实现这个愿望的力量了。
（欢迎关注人大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集团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款2亿元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旨在把脉金融，钻研学术，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大众。人大重阳聘请了来自 10 多个国家的 96 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与 30 多个国家的智库开展实质合作。
目前，人大重阳被中国官方认定为 G20智库峰会（T20）共同牵头智库、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处、“一带一路”中国智库合作联盟常务理事、中国-伊朗官学共建“一带一路”中方牵头智库。2014年来，人大重阳连续三年被选入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推出的、国际公认度最高的《全球智库报告》的“全球顶级智库150强”（仅七家中国智库连续入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