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人民大学校长帮你读懂“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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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伟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本文刊于8月21日微信公众号“紫光阁”。原标题是《从“初稿”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理论提出深刻挑战和历史性要求。在回答一系列挑战和要求的探索中，政治经济学在中国获得了极大进展，对中国的实践产生重要影响。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决定》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强调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以此来总结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实践。

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述，从提出“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明确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再到强调需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原则，构成不断深入的逻辑体系，展示了基于中国改革发展实践的、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充分自信，概括了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和突出特征。

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原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和历史观的要求，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根本要求，更是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同志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这就点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生产关系运动规律的学说，生产关系运动规律只能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揭示，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源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要求及其变化。决不能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运动割裂开来，或脱离生产力发展孤立研究生产关系，使政治经济学陷入空泛；或脱离生产关系本质，片面强调生产力，使政治经济学研究失去根本。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在分析中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历史运动中，认识生产关系演变运动特征。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无科学方法和正确历史价值取向，也无存在和发展的必要。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从根本上来说只有通过解放和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并逐渐实现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超越，才能得到历史的证明。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无充分的历史根据，也无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否则，就会偏离中国的客观实际，也会偏离社会主义本质要求。

二、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原则是正确认识改革实践的关键，是推动改革的基本动因，更是评价改革的根本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改革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重要历史内容，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对于改革的实践经验总结，无疑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实践，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历史要求，也构成其基本使命。而要正确认识改革，则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原则。一是改革作为生产关系的变革，作为制度创新，其根本动因只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要求。否则，就会使改革偏离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二是根据生产力发展要求把改革理解为生产关系的变革，理解为改革一切束缚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缺陷。否则，就难以正确把握改革的实质和使命。三是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和评价改革绩效的根本标准。否则，就会偏离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会使我们失去对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自信。

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和难点：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根本在于统一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机制。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毫不动摇。这既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根本特征，也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改革实践的根本突破，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深入研究、总结和发展的重要命题，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一是统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机制，在理论上面临两方面传统的否定。一方面是正统西方经济学的传统，在西方经济学中，只有资本主义私有制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机制。另一方面是马克思的理论传统。在马克思看来，市场机制只能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统一，不仅不能与任何形式的公有制兼容，而且不能与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制兼容。力图统一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理论与实践，既是对西方正统经济学传统的否定，也是对马克思传统理论观点的突破。二是对计划经济国家体制转轨理论与实践传统的突破。自传统的斯大林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在理论与实践上确立其统治地位之后，针对其缺陷，相关国家自上世纪50年代先后展开了多种改革，都是力图在不改变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结构和实现形式的基础上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进而同时获得公有制下的制度公正和市场竞争的资源配置效率，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未能获得成功。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难题也正在于如何统一公有制与市场机制。这就涉及到如何不改变公有制的根本性质而又能满足市场经济机制对所有制的基本要求。

二、经济运行机制改革的主线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从经济体制上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又一重大推进。一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二是必须认识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对我国几十年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转型，重要的特点在于，在所有制改革与市场机制培育的统一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不是把所有制与市场机制割裂，而是从基本制度和运行机制的结合中推进改革，在此基础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机制逐渐形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们党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伟大创举”。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难点在于真正完善市场经济秩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改革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包括市场经济的内在竞争秩序和外部环境秩序。内在竞争秩序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企业产权制度；另一方面是市场价格制度。前者是市场竞争的主体秩序，回答谁在竞争；后者是市场竞争的交易秩序，回答怎样竞争。外部环境秩序也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市场竞争的法治秩序；另一方面是市场竞争的道德秩序。

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坚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实际上，政治经济学所要处理的基本问题，就是协调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就是研究如何有效地以最低成本化解多种发展摩擦，调动多方面积极性，缓解和减轻发展与解放生产力的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一、激励和约束机制的统一。这既是调动积极性方面的基本问题，更是转轨中的我国面临的特殊问题。改革说到底是权责利在制度上的变革，其重要原则便是三者的相互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最需防止的是权责利三者的脱节，使得有权力的人可以不负责任，履行责任的人不能获得相应的利益，因而既无效率又无秩序。权力脱离责任的约束不可能有秩序，责任脱离利益刺激不可能有效率。这里涉及的主要是企业治理结构问题。

二、调动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积极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关注的特殊问题之一。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调整和政策演变，重点便在于缓解这一矛盾。这里涉及的主要是政府治理结构问题。

三、努力缓解改革发展的阻力。调动多方面积极性的应有之义便是化解各方面的阻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总结也能够总结的中国经验，是为丰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的中国智慧。包括改革、发展、稳定三者间关系的协调；增量改革与存量调整关系的处理；改革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之间的均衡；发展的重点与全局的统一；政策的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衔接；等等，都需要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予以明确。这些既是我国改革发展实践的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实现共同富裕是调动积极性的根本利益原则。允许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的客观要求，逐渐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落实共享发展理念，归结起来就是两个层面的事，一是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二是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实现这一原则，必须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在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基础上，统一协调按贡献、按要素和全要素效率分配的激励机制。在政府、企业、劳动者三者初次分配关系上，在地区、城乡、产业之间的分配结构上，在城乡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上等方面，从制度、机制、政策上予以协调，切实统一效率与公平，切实在有效推动发展的基础上更充分地体现“共享”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

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发展思想：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一、“中等收入陷阱”的出现是经济发展中的客观历史现象。一方面，“中等收入陷阱”对于战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并非“伪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经济背景是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条件发生的根本变化。习总书记指出：我国已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阶段，矛盾和风险比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时更多更复杂。

二、“中等收入陷阱”发生的深层原因在于发展理念的偏差，尤其是创新力不足，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力的不足、发展方式转变滞后，发展严重失衡，公平与效率难以协调。一是发展方式转变滞后，首先源于技术创新能力低，产业结构难以升级缺乏竞争力；二是经济制度创新滞后，政府与市场关系不协调，市场竞争力不足，秩序不完善、不公正，政府干预过多，市场失灵领域政府又严重缺失，缺乏公平竞争的动力保障；三是法治制秩序滞后，对市场经济竞争中的私权缺乏保障，对政府的公权缺乏有效约束和规范；由此便产生普遍的“寻租”，资源配置从根本上脱离市场效率原则，而是根据寻租强度配置资源，既无效率，也无公正。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努力转变发展方式，切实使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扩大转变到效率提升。为此，必须在发展中贯彻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是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破解发展难题，实现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总对策。

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哲学观变革：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新常态下转变发展方式和克服经济失衡的关键。中国经济失衡的矛盾，主要方面在于供给侧：一是约束条件的变化，供给侧产生了严重的不适应；二是生产者竞争力严重不适应新常态；三是经济结构缺乏升级的动力和空间。

二、新常态下经济失衡的深层原因集中于供给侧结构性失衡。经济下行主要原因在于创新力不足和国民收入分配扭曲，导致投资和消费需求疲软，潜在的通胀压力主要源于成本推动，因此，解决矛盾的根本也在于供给侧。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新常态下宏观调控方式的深刻变革。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不同，出发点是以生产者为对象，不是以消费者为对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二是落脚点在于推进结构调整，不是强调总量效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供给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

四、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西方供给革命。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难以从根本上克服与社会化大生产的根本冲突，政府与市场调节的矛盾难以协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创造了制度可能。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的是结构效应，而在西方的正统经济理论和政策看来，政府调控主要是总量，不应包括结构。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针对的是生产者，而西方正统理论和政策反对直接干涉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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