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年关伊朗骚乱蔓延，推荐这一系列伊朗实地走访手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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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7-2018年关前后，一周内多个伊朗城市爆发民众游行，并引发暴力冲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贾法里1月3日称，该国游行示威引发的骚乱已经结束。伊朗国内民生问题被认为是此次游行示威发生的导火索，而外国势力的插手也受到外界关注。那么，一个真实的伊朗究竟是什么样的？2012年2月9日－16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受邀第一次赴伊朗，观礼伊朗革命日33周年庆典。当时，美伊战争的传言阴云密布，王文边走边写，在《环球时报》、FT中文网等重要媒体连续发表了十篇伊朗手记，真实记录了德黑兰的局势。《伊朗十记》写成七个月后，王文再次发表了两篇关于伊朗的深度思考。@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分上、下两组文章，向您推荐这一系列伊朗实地走访的亲历手记，本文为上篇。相关12篇文章的链接:《伊朗十记》、《伊朗人为何比中国人更有民族自豪感？ 》《后<伊朗十记>，伊朗是观察世界的凹凸镜》（点击即可阅读） 。

一、在去德黑兰途中的反思

刚才走进这架伊朗航空公司的飞机机舱时，同行者S与我几乎同时惊叹，“飞机还挺大的嘛。”其实，这架飞机也够不上A380的级别，是属于3－4－3座位的正常的国际航班大小。感叹伊朗的飞机大，主要是因为半个小时前我们在候机时都一致认为，这可能是一架“小飞机”。

顿时，我发觉，对伊朗这样受争议的中东、发展中国家的轻视与不了解，可能是浸透在中国人的骨子里，以至于我们看到的东西很多时候会超出我们的想像。

行前在家准备行李时，我与家人说：“我挺紧张的。”

“你可一定要小心啊。我们都盼着你平安回来呢！”

“我指的紧张不是那种害怕不安全的紧张，而是行程没有准备充分的紧张”。我答道。

虽然这几天我恶补了一些伊朗知识，但是对伊朗陌生感的慌张仍是明显的。这与我去欧洲、美国和日本那些发达地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像我这样的国际新闻人，报道欧美日就像是吃饭一样，而评论伊朗就像是嗑药。这个药只适合于特定情况下才“嗑”，比如战争、冲突、恐怖主义事件。但报道美国、日本、欧洲时的新闻却很宽泛，从娱乐体育到政治经济，从社会文化到军事地理，在这些信息偏好下，中国人对美国日本的了解，许多时候甚至强过对新疆西藏的了解。

行前我搜了《环球时报》过去10年的报道资料，发觉大约90%关于伊朗的新闻都与对美博弈、战争、以色列、恐怖主义、危机、威胁等负面关键词有关，关于文化、经济、社会的少之又少。我相信，这不是特殊的环球时报现象，而是出乎中国读者偏好而出现的中国媒体“争议国家偏执症候群”。这些国家还包括伊拉克、古巴、朝鲜、利比亚、委内瑞拉等。在许多中国人看来，“脏乱差”基本上就是争议国家的主题。而这些国家的争议又基本上来自于对美冲突，以及欧美媒体对它们的报道。换句话说，我们的国际信息潜意识与美国的逻辑是相似的。

我在行前的几个小时发了一条“要去伊朗采访”的微博，一小时内就得到了上百条的评论，但几乎一半以上都在祝福我要平安。我非常感激这些微友的关心，但这个现象不正说明，在我们的潜意识中，伊朗是一个不安全的动荡国家吗？

到机场前的2小时，我在办公室。小T送来样子，我说不用给我了，我准备出发去机场了。她的送别词提醒了我：“我许多去过的朋友都说，伊朗比想像得好得多”。此前，一些中东问题专家也这么告诉我。这也唤起了我五年前采访一位阿拉伯人时的记忆，他向我抱怨，你们中国记者老喜欢用“中东动荡”这个词，其实，所谓的动荡只是非常小的区域和很特殊的时刻，中东绝大多数地方都很安全，很详和。

这段回忆的唤醒让我一下子羞愧与自责起来。我们这些国际新闻人在无意识中当了欧美日等国家的“宣传部干事”，我们每天做得工作大量地转引欧美日媒体的报道，效仿欧美日的媒体口径，拷贝他们的思维逻辑与话语表达，久而久之形成了对欧美国家的“显性崇拜”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隐性歧视”。比如同样是民众上街抗议，在欧美国家我们会称之为“（违法的）骚乱”，而在发展中国家我们就称之为“（正义的）革命”；同样是大规模的犯罪审判和警察枪击，在欧美国家是“（正常的）法治”，在发展中国家就是“人权侵犯”或“专制统治”。

我不知道这种偏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几天前，澳门大学吴枚教授发我一篇她的研究成果，主题是“符号竞争”。她认为，现在舆论信息本质上是“符号”，在全球舆情的“符号市场”上，每个观点、报道内容都是产品，而中国是“知识赤字”，我们全盘引进由欧美媒体日常制造的符号，渐渐地，我们不知不觉地就被“洗脑”了。这样的判断与研究看似有些“左”，但仍是有价值的。

在价值观日益分裂、甚至左右两派之间变得没有公约数的中国舆论场，这种趋从——如果不是“屈从”的话——欧美软实力的“符号”弱势，是我们当下所必须自省的。

波斯拜火教

“符号趋从”导致我们很难确立基本的“自主判断”，更奢谈自信。一出事，我们的第一反应就从消极、负面、肮脏的方向去思考。就像两天来王立军案发生后，出现了两种版本，一种是“叛逃”，一种是“抑郁症”，但绝大多数人都会下意识地选择相信前者，尽管没有人真正知道真相是什么。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争议国家，我们在骨子里就认为那是一个动荡的地方，一出事肯定是坏事，但我们有没有想过他们可能有优秀的文化、平静的生活、高度的自由、典雅的文明呢？就像这几天我读扎比胡拉·萨法写的《伊朗文化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时，惊讶地发现，古伊朗文化对整个阿拉伯世界甚至西方世界文化的发展都有些奠基的作用，比如基督教的“礼拜日”、圣诞日、复活节的确定都来源于古波斯文化中的光明神崇拜。

我们对伊朗的意识存在太多空白了。这些天，凡是我与朋友谈起要去伊朗，对方都会很羡慕的样子。我知道，所有人都偏向于认为，伊朗是很难去的国度，但有谁会想过，伊朗在2011年夏季开始就已签署成为中国的旅游目的国，是属于中国人落地签的国家了呢？有多少人会相信，去伊朗的签证比去美国要容易呢？

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会有这样的反思，可能是这架让我感到“很大”的伊朗飞机给我的灵感。此时，“空少们”送吃的来了，我开始仔细观察伊朗空少们，和欧美差不多的外貌、制服、专业的英文，还有丰盛的食物，我知道，我先前又小瞧他们了。我暗暗告诉自己，我对伊朗的“意外之旅”可能刚刚开始。（此文记于2012年2月10日北京时间凌晨1点38分　在伊朗航空IR801－35H座位。）

二、能读《洛丽塔》，而且“闷骚”

如果有人提醒你，到伊朗不要随便拍照，尤其不要拍女子，那么他一定错了；如果西方媒体里在报道伊朗是一个“压抑、封闭的国度”，那么西方媒体错了；如果你在伊朗真听了别人劝告或西方媒体，那么，你就的大错特错了。

到德黑兰的第一天，我曾“大错特错”过，看着“波斯女子多为美人胚”的传言得到验证，但我却一直没有“下手拍照”，直到当天午餐，有四个时尚大方、衣着艳丽的女孩坐在我餐桌附近。我至少犹豫了五分钟才敢问：可以给你们拍张照吗？对方的回应速度是我的300倍，1秒钟后，她们就配合地摆出优雅的姿势，尽情“享受着”我与随行朋友们的镁光灯。从此，在伊朗任意拍美女，成了我们这些外国人游伊朗的重要内容，而且我发现，几乎所有伊朗女子都会爽快地答应被你拍，还示以最美的笑容。有时“偷拍”被发现，对方也会立刻笑一笑，有的还会摆个靓丽的姿势。这要是换成在中国，可能很多女孩会皱眉、警惕或者迅速离开。

拍照只是我们“伊朗艳遇”的开始。接下来的“好事”还有：伊朗漂亮的女外交官来接待我们，当有人夸她时，她用流利的中文笑着回应：“要不要给你介绍一个伊朗女朋友啊？”一下子让人联想起在中国国内男女之间相熟后的调侃。年轻伊朗司机用非常有限的英文单词量非常有限向我表达：有几个女朋友，“很烦恼”，还手舞足蹈地笔划了一些荤段子，讲得眉飞色舞，还指着怂恿我偷拍边上一位丰满的美女。

不到一天，我从盗听途说、西方媒体、在中国仅有的几本伊朗书籍中学到的，几乎都是错的。那本翻译成中文的英文热销书《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把《洛丽塔》的意义引申到受极权政府统治的伊朗，但我在一个小书店就轻易地发现放在显眼位置的《1984》，还有什么书比它更批判极权社会呢？

我又想起了临行前，采访团里一位女学者问伊朗驻华大使，要戴怎样颜色的头巾，怎么裹之类的问题。大使笑答：无论什么样的头巾都行，只要围在头上以示你的尊重即可。在德黑兰，头巾仅仅是一种习惯，它掩不住伊朗女子黑袍里面总有色彩鲜艳的衣服首饰，也掩不住保守外表常潜藏着奔放的内心。

伊朗女性可以戴鲜艳的头巾

1979年霍梅尼革命以后，伊朗不再有女歌手，没有酒吧，关闭卡拉OK，娱乐业夜生活大大畏缩。社会交往中，即使在伊朗最开放的首都德黑兰，男人也不可能与女人哪怕是握手般的“接触”。如果有男女奸情，一旦被发现，理论上会被判刑处以绞刑。

但是当地人说，你不会性压抑。在法律上，你可以临时结婚，只要谈妥，一两天也行，只要你是穆斯林，且对方是寡妇、离婚或单身。“还有妓女存在！”这是一位伊朗外交官坦率地向我承认的：“我们在扫黄，但是你知道，那是人性的一部分嘛，很难治的。”

德黑兰的确没有夜生活，人们一点都不寂寞。夜晚八九点的城市，仍然熙熙攘攘，甚至堵得水泄不通。大家在忙着“浪漫”。我的朋友F告诉我：“有许多男男女女开着车上街，错车相遇，彼此看上眼了，发生一夜情也是很正常的。”所以，在德黑兰，私人诊所非法堕胎的生意不错，性用品也很畅销。

于是，在伊朗的第一天，我就想起一个文章标题：“伊朗：一个‘闷骚’的国度”。我想写的不是作为政教合一社会的伊朗“堕落”，而是想纠正伊朗“极度保守、沉闷、封闭”的成见。

我信奉眼见为实，在德黑兰、伊斯法罕的大街上，我到处看到牵手、拥抱、促膝相爱的情侣。男人会向你大喊“哎，朋友”，有的还指着某部汽车的大车尾箱与你调情：“你看，那是詹妮芙·洛佩兹（好莱坞性感女星）的屁股”；很多女孩见到我们这些外国人会微笑、招手甚至主动搭讪、要求合影。浪漫、优雅、激情这些仿佛只适用于法国、美国的词，我认为同样是适用于伊朗。

伊朗街头，情侣牵手很常见

在伊朗几天，一起来的朋友常感叹印象与现实中伊朗的反差。“伊朗女人要比阿拉伯国家的妇女热情与开放得多”，这是集体共识，尽管后者在印象上更世俗化。在中东驻站数年、同行的知名媒体人马晓霖的感慨很经典。他说，“伊朗人内心埋藏的荷尔蒙，丝毫不比地下的石油少。”

这样的描述在历史与学术上也能得到回应。在伊斯法罕的四十柱皇宫，半裸女的壁画存在了400多年，这在其他穆斯林国家是无法想像的；在一本名为《伊朗》的旅游书籍中，正文前的第一页就是一副波斯美女照，图片说明是：“伊朗是什么？”“就是女子那黑色头纱下火热的心。”

其实，只要重温一下伊朗史，就会发现，伊朗人的“闷骚”其实更是一颗矜持和不屈服的民族性格。过去1000多年，伊朗先后被阿拉伯帝国、蒙古、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俄国征服或入侵，屡屡遭受其他民族从未经历过的悲情与壮烈。但是，这样一个国土的东、南、西、北方都曾经受过外敌进攻、被数次亡国的民族，他们的文明、文字、民族文化却从未中断，在原地生生不息。

千年来，伊朗国土四周的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文明都在惨烈的冷兵器征战中失踪绝种了，但唯独伊朗屹立不倒。如果没有一颗内敛坚忍却又充满韧劲、渴望强大自由的民族精神，哪个民族能在如此历史纵横中延绵不断？想到这些，再探讨它是全球唯一一个与世界超级大国美国全面对抗的地区大国，也就不会太困惑了。

三、狂热与有序

在伊朗革命日，我最初半小时的感觉是恐惧。我就站在距主席台正前方约30米处的观礼台上，前面是伊朗总统内贾德即将演讲的地方，身后则是一望无际的人群。官方宣称，有200－300万人参加聚会，可能没那么多，但目力所及之下，尽是人群与伊朗三色国旗舞动的海洋。

整齐划一的伊朗革命卫队三军仪仗队

在观礼台与主席台之间，是整齐划一的伊朗革命卫队三军仪仗队，还有围在四周的众多聚会者，多半都是一二十岁的小伙子。观礼台1米多高，我每次往下看，台下孩子们就会热烈地招手喊叫问好，要求对他的标牌照相，牌上大多写着“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或是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与霍梅伊的肖像。我俯身握手时差点被拉下观礼台，幸好被身边人拽住。但几十个孩子再次涌来，在古兰经音乐的伴奏下，边笑边嚷着要与我握手，那仿佛是一种演唱会中天皇巨星的感觉，但作为“稳定是硬任务”的中国人来说，我的脑海中飞快地转着：万一有踩踏、挤压、骚乱、恐怖主义事件怎么办？边上维持秩序的警察怎么那么少？怎么办？怎么办？

但担忧没有发生，伴着震耳的呼喊与舞动的标语、肖像、国旗，我有点像上世纪60年代北京天安门集会的中国人一样，开始与那些伊朗人产生了似曾相似的内心共振。

在内贾德演讲前，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据称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革命日现场游行。他的讲演极富鼓动力，“这个月这一天是我们的光明日”、“我们是胜利者”、“伊斯兰会战胜一切”，每一句都迎来响彻大地的群众回应。每到高潮处，直升机便飞过主席台，向全场数十万人群散下鲜花。哈马斯与伊朗的亲密关系，在此刻显得沌然一体。

大约11点钟，内贾德的出现使台下出现了巨大的骚动。内贾德先是做了一番宗教祷告，几分钟后陈述他的政见。刚开始时人们还在听，伴着内贾德魅力极强的演讲词藻而呼喊，但当内贾德开始讲道，“我们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我们每年都取得重大的成就”、“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是伊朗”等时，周边的人群开始慢慢散去。演讲大约40分钟后，一半左右人群都已离开。快结束时，在离主席台最近的内圈，原本上万聚会者竟只剩下光溜溜的百余名革命卫队仪仗队及少数围观者，以至于我可以走下观礼台，单独靠近内贾德不到10米的台下拍照，而仪仗队也无一人阻拦。

我问随行的伊朗外交官：“数十万民众来聚会，但总统演讲还没结束却走了那么多，是否说明许多伊朗人拥护霍梅尼，但对内贾德的政绩不满呢？”这位外交官支吾不清，只是说：“演讲快结束了，想走的人可以走啊。……广播很远，他们在路上也能听到。……总统也不忍心让他的人民听太久。”但同在观礼台的当地记者悄悄透露，其实内贾德是在“吹牛”，伊朗哪有他说的那么好啊。内贾德演讲刚完，革命卫队仪仗队立即原地解散，完全不顾其他领导人还在做聚会终场的祷告，便稀稀拉拉地混入散场的人群中。

这场纪念1979年霍梅尼发动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33周年的庆典就这样喧闹中开始、悄然中的结束，分不清到底哪个是高潮，倒是让我冷静地思考那些混乱与拥挤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宗教热情与政治秩序。

同行的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所长黄平说，那不是宗教的狂热，只是人民群众“觉得好玩”，有种娱乐庆典的色彩。人是社会动物，需要群居，需要仪式来释放自我情绪，寻求认同与归属，所以伊朗的自杀率、抑郁症远远少于社会发展指数全球最高的北欧国家。

但宗教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呢？政治动员力？形式走过场？或者根本就没有深入人心？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可能只能留待宗教政治学去探究，作为一个游历观察者，我所知道的仅仅是，33年来，伊朗每年都有几次类似数十上百万人的集会，几乎很少发生踩踏或其他伤亡。如果可以比较，或许会得出这样意外的结论：伊朗人街头政治的参与规则与秩序意识，许多时候优于欧美国家在足球赛、罢工、大型集会动辄就会出现的骚乱、踩踏与斗殴。西方许多媒体将伊朗这些场景视为“嘈杂、混乱与无序的社会”，但我却认为，更应当从这些大型群众聚会的背后，探索伊朗人特殊的政治景观与独有的生活秩序。

四、内贾德比奥巴马安全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走到伊朗总统内贾德那么近的距离。这个被一些美国媒体称为“世界上最危险的人物”，并非那么戒备深严，对人民的控制力也不是那么严格。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事实。

伊朗前总统内贾德

在伊朗革命日，一共有四道安检关卡。在当地外交官的陪同下，我没有受到任何检查就过了前两道，后面两道的安检也是在观礼人群的拥堵中“蒙混”过关。有同行者感叹，警察真自由散漫啊，这么大的庆典安检竟是如此地马虎。没错，我就是这样没被摸过一次、测过一次地进入会场，站在了离内贾德演讲台直线距离30米左右的观礼台上。

大约四小时的庆典，内贾德的演讲占了约1/3。同样是几十万在场听众，内贾德演讲台前没有任何安全玻璃挡着，不像2008年奥巴马总统就职典礼演讲、2011年“9·11事件”十周年的讲话，都是在防弹玻璃后面进行的。

离内贾德最近的，除了一批革命卫队的依仗兵外，就是一群群躁动的小青年。大家把这个革命日当狂欢日来过，节日到了他们认为“最枯燥的”演讲部分，青年们就纷纷无聊地退场而去，以致于最后20分钟，我跑下观礼台，用手机开始录内贾德的模样与演讲的抑扬顿挫，那个距离就相当于他站在三层的露台上，我就在楼下抬头观望，而依仗兵、周围隐形的“安保”对我根本熟视无睹。一年前，我在五角大楼边上散步，随便拍了些地铁站边的小宣传画，结果不到10分钟之内，受到了荷枪实弹美国大兵的三次盘问，两次要求把相机里的照片打开给他们看。

我研究生的专业是世界政治，专门上过美国政治的课，我可以找到无数的学术论据证明美国比伊朗更民 主、更自 由、更法治、更繁荣。但就在我拼命拍内贾德的瞬间，所有的论据都无法说服我，内贾德的确比奥巴马更安全，即使在各自的国内也是这样。

德黑兰人还告诉我，他们知道内贾德的许多“内幕”：他住在哪条街，住着近半个世纪久的老房子，三居室，开着老爷车。有当地人还炫耀，曾在街上看到内贾德自己开车，自己还别了他一下，然后哈哈大笑。

三年前，全世界人都羡慕奥巴马，这个移民黑人的后代如何实现“美国梦”，短短从政12年之间就当上了总统，但几乎没有人知道，内贾德也是铁匠的儿子，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身世、身高与相貌，他的成功不也是一个“伊朗梦”吗？两者的区别可能是，内贾德49岁当上的国家一把手，而奥巴马是47岁。

如果还要找两者区别的话，或许还有：内贾德至今还是一个穷小子，他的存折里没有什么存款，他拒绝住进豪华的总统官邸、拒绝使用总统专机，“始终与人民在一起”的竞选口号在他过去6年的任内坚持的还算可以，所以2009年他以62.63%的选票连任成功，但奥巴马的“改变”在哪？今年还能有像2008年那么高的得票率吗？还真是很难回答。

我不是内贾德的拥趸，我只是说一些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在西方媒体中没有报道过的事实。这些事实还表现在行政机构，我去过美国、英国、日本的外交部，当然还有中国的，到上述国家的外交部大楼，可以看到站岗的警察，需要登记，给你配带出入证，进去后不能乱拍照。但伊朗外交部是一个由9座楼组成的院子，像中国的某类职校，我没有看到保安，不需要换出入证，走在大院内，一路走一路拍。

的确，如果站在“普世价值”的角度，我们有无数理由痛斥伊朗这个国家的偏执、疯狂、非理性甚至还有邪恶轴心、流氓国家，但下一问题是，这是谁告诉你的？你亲眼见过吗？伊朗的“意象（image）”再次证明了传播学中的“信息贫瘠论”：即使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我们对事物的看法依然是不充分的、不全面的，我们还倚重于那些具有强大浸透力的信息源了，以至于我们思想与观念的贫瘠丝毫没有强于一百年前，甚至古代。这里的悬念是到底哪里来的强大信息源呢？

在德黑兰市中心几乎是唯一一个的购物大厦里，我们看到了伊朗被制裁30多年后难得见到的琳琅满目商品。随团的一位朋友情不自禁地感慨：这哪是朝鲜啊，比朝鲜好多了！我于是问，谁告诉你要把伊朗与朝鲜相提并论的啊？

“哦，不是嘛？”他反应过来，“他们不都是美国的敌人吗？”

五、美国实力VS伊朗尊严

在德黑兰，我至少5次问伊朗官员、媒体人、学者、普通老百姓，为什么穆斯林国家中只有伊朗那么全面反美？得到的回答竟出奇的一致：“我们是独立的、有尊严的国家！”类似关于“尊严”的回应我时时遇到，在号称“伊朗硅谷”的帕德布科技园，我追问一位科技官员核计划的事，他激动得说：“为什么美国、以色列有那么多核武器没人追问，伊朗和平利用核能就会被质疑呢？”

在伊朗国家电视台，英语新闻部主管侃侃而谈伊朗媒体人追求真相、塑造国家软实力的责任感与事业心。然而，当问及一些新闻报道悖论，比如前一天革命日内贾德总统演讲未结束，就有半数民众离场，作为国家电视台，是否会报道这个真相，还是选择国家利益，向世界传达伊朗人民团结一致的画面时，艾玛德同样变得激动。他说画面就在那里，观众自有判断。伊朗没有新闻审查，西方媒体的报道理念有很强烈的双重标准，等等。

这些一碰就着的激动，让人怀疑伊朗人是不是有点“小国沙文主义”的味道？

问题是，伊朗是小国吗？可能在爱称自己是“大国”的中国人看来是这样，但中国人不会去想，伊朗的面积是西欧8国(英、法、西、葡、爱、比、荷、卢)的总和，人口与德国大体相当，在世界上国土面积、人口恰好都排第17位。首都德黑兰是西亚最大、全球第19大城市。2010年伊朗GDP在世界排名第26位。所以，我在德黑兰谈起战争的问题时，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伊朗不是伊拉克，不是阿富汗，我们没有那么容易被征服。”

的确，我坚信，伊朗还不是南斯拉夫，不是利比亚，也不是海地，不是巴拿马。我的感觉是，如果美国真要进攻伊朗，那伊朗很可能就是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70年代的越南，美国可能会赢，但占不了什么大便宜。

事实上，整个国际关系理论都应该为伊朗与美国的对抗而改写。因为，在世界历史上，敢和“全球老大”对抗的，都应该是“列强”级别的。但在西方视野里，伊朗显然不是。顶级国际政治学家巴里·布赞在其代表作《美国与诸大国》中，连一次伊朗都没有提。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论也没有分析伊朗。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几乎所有美国大战略家的书籍中，伊朗的篇幅都少得可怜，甚至可以用“提几次”的等级来形容。

西方学术大师思考的都是从17世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的西欧史、大西洋史，最多也就是掺杂进日本的亚太史，穆斯林世界没有进入研究重心，伊朗更不在他们的研究视野。“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蒙蔽了他们的眼睛。

所以，美国人从没料到，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如此“小”的力量敢与我叫板，就像他们从未预测到冷战会以苏联解体的方式结束，金融危机会大规模的爆发，中国会崛起得如此之快一样，西方学术的短板在过去20年里被暴露得只剩下的一条遮羞的内裤了。20年来，美国人先躺在“历史终结”的胜利床上晕睡了十年，再被拉登的恐怖主义力量折腾了十年，这其间只是把伊朗视为一个“邪恶轴心”和“邪恶”力量。这样的帽子除了折出美国新保守派的狂妄之外，就只剩下无知了。

但伊朗远比美国显得更有逻辑。主管中东事务的伊朗副外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布杜拉希扬明确对我说，2011年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可以视为继1979年霍梅尼革命、伊拉克民众反抗萨达姆、巴勒斯坦人民寻求尊严与独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伊斯兰民众觉醒运动。他们寻求宗教尊严以及相对于西方霸权的民族独立，认为“伊朗是所有中东国家的榜样”，应当像伊朗那样寻求于伊斯兰的自我解赎与尊严。

这是我从没有听到过的逻辑。在这个逻辑中，新保守派在美国的“无知”显然在奥巴马时代继续。美国似乎没有意识到中东国家的社会觉醒，还想继续主导中东局势，干预各国国内政治，变相地花穆斯林的钱，美国与穆斯林世界的矛盾加重几乎是必然的。用阿布杜拉希扬的话说就是，“在尊严与屈服面前，我们只能选择尊严。”

或许美国人真该听听另一位伊朗外交官与我的聊天，他说，2000多年来，虽然伊朗的东、南、西、北都曾受过外敌入侵和征服，但伊朗人的威胁主要是西方。加之霍梅尼革命后的伊斯兰崛起，伊朗更希望摆脱美国消费主义、资本主义、世俗主义的霸权。伊朗人并不仇恨源于西方的现代文化，但反对西方尤其是美国那种居高临下、预设立场式的谈判与教训。

在革命日的现场，我真的感受到“尊严”在伊朗人中的含义。一望无际的人群中，除了霍梅尼与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外，最多的标语就是“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在约四个小时的集会中，这两句口号喊得最震耳欲聋。或许还有人会批评我，在苏联、在伊拉克、在利比亚，这样的震耳口号都有过，结果是怎样？

好吧，那我只能说，走着看吧。但一定要记住，“伊朗VS美国”是在中东地区的一场“小冷战”，双方的博弈不只是实力之争，而是“美国实力VS伊朗尊严”。尊严有时会让实力加分，就像是让运动员吃了兴奋剂、让馒头加了添加剂一样，人们会说那是公平竞争不允许的，但问题是国际政治博弈什么时候公平过呢？

六、即将到来的伊朗战争？

2012年伊始，美国著名学术期刊《外交》刊发了以“攻击伊朗的时刻到了”为题的长篇论文，斩钉截铁地认为“要么现在发动进攻，要么以后遭殃”。这篇文章引起了随后一个多月欧美学术界、媒体界的跟风，后者纷纷断定2012年是伊朗问题决定性的一年。欧美对外发动战争向来遵循“粮草未动，舆论先行”规律，伊朗战争似乎真的要开始了。

但笔者在伊朗却丝毫没有大战来临的紧迫感。在德黑兰市北的厄尔布尔士山，许多当地人在滑雪嬉戏，山顶欣赏城市全貌的茶餐厅里人满为患；上下班高峰街道拥堵程度比北京上海有过之而无不及，加油的车辆一字排开上百米但没有加塞；各个博物馆里游客熙熙攘攘，偶尔还能见到成群结队的中小学生；电影院外常看排队进场的观众。在伊朗第二大城市伊斯法罕，傍晚的闹市区摩肩接踵，不少商店的生意都还不错。

曾在2003年战争前夕呆在伊拉克的朋友告诉我，如果要备战，特征至少有：三步一岗，两步一哨，空中不断有战机驶过，街上常会有装甲兵团调来调去，警报有时也会响起。享受长期和平的中国人对备战已经没有记忆了，正如我们在德黑兰感受到的一样。

在德黑兰，我问一位生于美国但在伊朗工作的电视主持人，战争发生了，你会怎么办？她笑着说，你这是FBI的问题啊。然后慢条斯理地解释，美国不会那么做，那样做不符合常理。伊朗的位置现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战争会让整个世界陷入灾难，美国不会这么愚蠢。不只一位德黑兰民众也都这么想，美国对战争的口头呼喊大大高于实际行动，所谓“战争阴云”只是舆论战。

目前美国人伊朗划了两条红线，一是伊朗拥有核武器，二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但现在远没有到那个时候。伊朗不会寻求于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连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那么困难时，伊朗都没有封锁过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更不会主动封锁。内贾德反复宣称，伊朗不会寻求于拥有核武器，和平利用核能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的。一位在伊朗多年的中国企业家也承认，伊朗缺少发展核武器的决心。所以，美国远没有找到突袭、进攻或发动一场大规模对伊朗战争的理由与准备。

反美主义者会认为，伊朗有没有核武器，不是伊朗而是美国说了算。美国想打，谁都挡不住？但美国真想打吗？五六年前，伊拉克战争刚偃旗息鼓，就传闻会有伊朗战争，当时中国驻伊朗人员一度都准备撤退了。但伊朗战争始终就像“狼来了”一样，喊得越多，反而更不会让人相信。

道理很简单，伊朗是“狼”。如果灭了伊朗，阿拉伯世界就不需要美国及其军火，就会赶走美国。美国只是“驯狼”，而非“杀狼”，美国想扩大伊朗威胁，制造阿拉伯人的恐惧，永远保持中东世界的平衡。只有失衡时，美国才会动手，比如1991年萨达姆的疯狂。

由此看，美国的伊朗政策只是全球“离岸平衡手(off-shore balance)”战略的一个浓缩。就像平衡中国与日本、印度与巴基斯坦、北约与俄罗斯，不能万不得已，平衡伊朗与阿拉伯世界将是美国中东政策的长期核心。当然，它现在对伊朗做的，无非只是以压促变，通过制裁强迫伊朗屈服，让它变乖一些，变老实一些。

接下来的疑问在于，这些对伊朗的制裁有用吗？英国《独立报》在年初刊发过一篇题为《制裁只能深化伊朗危机》的文章，其中指出：“将伊朗妖魔化只能说明，以色列及其右翼美国盟友对伊朗政权更迭而不是德黑兰核计划更感兴趣。”文章还提到，“制裁令伊朗人陷入穷困，50万儿童死于制裁”。事实上，制裁引起的非人道主义后果还很多，比如，伊朗30年来无法更新航空设备，导致机型老旧，25年来15架民运飞机坠毁，1700多人丧生。

就像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古诗，在德黑兰，我看着该有钱的照样有豪车名牌，而街上走的不少貌美姑娘黑袍里露出的裤、鞋又显得陈旧、过时，一种辛酸感不觉而生。美国的制裁，到底是制裁谁呢？

美国人会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在反对伊朗的“独裁”。伊朗是否独裁，权且不论。但“独裁”不会利于平民的福祉，“制裁”同样不会。国外的强权与国内的强权，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真是困惑思想者的政治学悖论啊。

后续请参见：【深度】年关伊朗骚乱蔓延，推荐这一系列伊朗实地走访手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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