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年关伊朗骚乱蔓延，推荐这一系列伊朗实地走访手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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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7-2018年关前后，一周内多个伊朗城市爆发民众游行，并引发暴力冲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贾法里1月3日称，该国游行示威引发的骚乱已经结束。伊朗国内民生问题被认为是此次游行示威发生的导火索，而外国势力的插手也受到外界关注。那么，一个真实的伊朗究竟是什么样的？2012年2月9日－16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受邀第一次赴伊朗，观礼伊朗革命日33周年庆典。当时，美伊战争的传言阴云密布，王文边走边写，在《环球时报》、FT中文网等重要媒体连续发表了十篇伊朗手记，真实记录了德黑兰的局势。《伊朗十记》写成七个月后，王文再次发表了两篇关于伊朗的深度思考。@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分上、下两组文章，向您推荐这一系列伊朗实地走访的亲历手记，本文为下篇。相关12篇文章的链接:《伊朗十记》、《伊朗人为何比中国人更有民族自豪感？ 》《后<伊朗十记>，伊朗是观察世界的凹凸镜》（点击即可阅读） 。
七、以色列与伊朗的涟漪
在伊朗的第五天，我碰上了以色列驻格鲁吉亚、印度使馆的爆炸案。以色列第一时间指责是伊朗所为，伊朗则反咬是以色列自己人干的。在伊朗外交部，一位参赞气愤地说，这就是以色列“苦肉计”，他们以前常这么做，为的是打造悲情，制造伊朗与中东国家的紧张关系，强化西方对伊朗的政治压力。但这种计策太“拙劣”，现场没有以色列人伤亡。以色列想以这种方式与伊朗斗，是占不到什么便宜的。
那种咬牙切齿的劲儿，就像伊朗与以色列有着不共戴天的世仇。但这又是一个错觉，正如误以为伊朗是邪恶的国家一样。
在亚马逊网站，几个月前出版的《在狮子的阴影下》（In the Lion‘s Shadow）一书非常畅销，讲得是二战中伊朗辛德勒的真实故事。一位叫阿卜杜勒·侯赛因·萨尔达里的伊朗驻法国外交官，在1941年冒着巨大风险躲过盖世太保的眼线，签发了1000多本犹太人护照，大概救出了2000到3000名伊朗犹太人。
阿卜杜勒·侯赛因·萨尔达里
撰写这本书的是伊朗裔美国人法里博尔兹·穆赫塔里。他估计是受了伊朗电视剧《零度转向》的启发。2007年，这部电视剧在伊朗电视台热播，讲得就是原型来自于萨尔达里的故事。当时国际上一阵热议，因为总统内贾德不久前刚说完“要从世界地图里抹去以色列”。
一位记者追问当时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的内贾德疯狂言论与《零度转向》的关系。内贾德的回答是：“我们热爱所有的人民，我们是犹太人的朋友，今天有许多犹太人在伊朗活得很自在。”《零度转变》编剧兼导演法特希也公开表示：“伊朗人民一直客观地将普通犹太人和以色列政权区分开来。”
在我这样的第三国人看来，那些话恐怕不能视为谎言。
阿拉伯国家常常指责什叶派的伊朗不包容，很偏狭，但事实是，伊朗是世界上犹太人数量最多的伊斯兰国家。在伊朗，波斯人仅占66%，阿塞拜疆人占25%，库尔德人占5%，除了犹太人外，还有阿拉伯人、巴克台里人、洛雷人、俾路支人及土库曼人等少数民族。很明显，这是一个“多民族成色”很足的国家，超过绝大多数穆斯林国家。
常识告诉我，伊朗对待其国内犹太人的态度，不会低于对待其他少数民族的平均值。而史料也记载，早在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时，居鲁士大帝征服巴比伦，就下令遣返了4.9万犹太人。
伊以关系真正变坏，是1979年霍梅尼革命以后，伊朗认为，以色列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走狗”与工具，以色列是“毒瘤”，于是才有了两国交往“冰河期”。换句话说，波斯人与犹太人交往了2700多年，真正交恶的无非就是最近的30多年。他们彼此间没有战争与其他武力冲突，历史上更多的是文化与宗教往来。
霍梅尼
我有点怀疑，这些年，伊朗与以色列除了双方高层过把嘴瘾的狠话之外，相互之间的民族隔阂，是否比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之间更深？这两天，就是为了名古屋市长的一句否认南京大屠杀，中日邦交40周岁的生日都大有不过的趋势。
换句话说，即使中日的“婚姻”已接近于“金婚”，但双方过得并不开心；而以色列与伊朗连恋爱都不是，双方都放了要对方死的狠话，但内心却常有涟漪之波。毕竟，有多少人知道，包括以色列前总统卡察夫、前国防部长莫法兹等许多以色列精英，都是来自伊朗的移民。伊朗可是不少犹太人高层的祖国啊。
对于伊朗人来说，以色列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了解以色列，远甚远其他阿拉伯国家。一位外交官跟我说，2006年、2009年以色列曾与黎巴嫩、巴勒斯坦两次冲突，都被“打败了”，以色列的军力根本不行！过去半个世纪，阿拉伯人屡屡败给以色列，但伊朗人不信这个邪。
伊朗人的自信或许是有理由的，虽然以色列有核武器，但以色列国土面积小，没有战略纵深，对于伊朗的导弹打击，以色列没有还手之力。那么，为何以色列有一些“喊战”的声音，一位伊朗学者说，那是他们的政治表演，他们像向欧美施压，制造“如果欧美不动手，以色列将会出手”的假象。但以色列远未到灾难临头的地步，为何要引火烧身呢？他说，据我可靠消息，以色列是否进攻伊朗，远还没有进入议事日程。
八、德黑兰的屋顶
宁静的屋顶，柔和的月光，朦胧的人影，懵懂的恋情，在小说《德黑兰的屋顶》中，伊朗裔美国作家马赫布·萨拉杰用清新笔触，讲述了1970年代德黑兰青年在夜幕降临后站在屋顶大喊，表达反对政权、向往自由的故事。2009年，这部小说出版后，被翻译成数十种文字，让全世界的反伊朗者心有戚戚。
我在德黑兰，看到的市貌与小说里的差不多，有欧式的咖啡馆、西式的着装、西方来的电器与汽车、美国的音乐，但从没有听到屋顶上的呐喊，这多少让我有一些茫然。一些欧洲人读了高行健小说后再来中国，同样会发现一些相似之处，但肯定也会有找不到“灵山”的茫然。
德黑兰街景
不过，有一次，在伊斯法罕闹市区，两位衣着时尚的年轻情侣走近作为外国人的我，悄声用英文说了两遍：“这里没有自由！这里没有自由！”然后暗暗挥舞V字手势快速离开。我问一位伊朗学者，伊朗到底有多少反对派？他回答，大概1%－2%，其他都是政权内的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两者主要差异是对西方的态度，共识则都是维护伊朗体制。
1997年，改革派哈塔米当选总统，提出与美国的“文明对话”，一度缓和了伊美关系。但“9·11事件”后，小布什总统迅速将伊朗划为“邪恶轴心”，否认伊朗选举的合法性，指责伊朗庇护“基地组织”支持巴基斯坦“恐怖主义行为”，这等于煽了以哈塔米为首的改革派一个耳光，伊朗国内保守派趁机上台，伊美关系急转直下，恶化至今。
在伊朗革命日天，巴列维王宫门票免费，许多当地人前来瞻仰1979年霍梅尼革命时推翻的老国王的故居。有当地人说，伊朗人多多少少有点怀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伊朗的全盛时期。不过，当问及是否愿意回到巴列维王朝那样西化、与欧美国家亲密无间时，三位德黑兰人都迅速回答：“不！”
怀念巴列维的思潮在流行，主要是因为2011年底以来西方的新一轮制裁，多少让伊朗人感觉到水漫脖颈。2月中旬，美元兑伊朗货币里亚尔的官方比率是1：12100，但在购物时，商场通常都以1：17000来折合商品的美元价格。伊朗实际失业率已高达20%，通胀率达成40%，远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在德黑兰，1公斤羊肉的价格是25美元，干巴巴的馕每个1美元，稍像样点的餐馆人均消费至少20美元，但德黑兰普通人的月薪不过300－500美元。这样的经济状况多少让城市居民有对内贾德的抱怨声，所以才会出现一半左右听众以退场的方式表达对内贾德革命日演讲的现象。不过，对于西方的制裁，我们在德黑兰的司机是乐观的：“制裁下的生活虽然很难受，但我们伊朗人早就习惯了。”
的确，被西方制裁了30多年，德黑兰隔几百米就有烂尾楼；离机场不远的霍梅尼墓修了10多年，仍只完成了一半；马路多是双车道；高楼、新楼不多；没有像北京王府井、上海淮海路那样的购物中心，最繁华商业区多数是百余平米左右的商铺，商品种类也不多；大多街道两旁都有明沟，淌着山上雪水或污水；路上跑的汽车基本都相当于中国国内10万元左右的中低档车。对习惯了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中国人来说，这些街景很容易让人想起15年前的中国。但一个事实是，人口1600万的德黑兰，仍是西亚最大、全球第19大城市。
在伊朗的每一个小时，我都能小本子记下观察到的细节，各种关联式也在脑海中生成：引进西方文化≠向往西方体制，对政府表达不满≠反对现存体制，反对体制者≠伊朗主流。
这些复杂的不等号，美国人似乎并不懂。30多年来，他们对待伊朗的方式是简单而粗糙的，植下的只能是伊朗人心中的西方仇恨，就像1960年代中国人内心的“打倒美帝”一样。很少有美国人相信，让“美帝”变成“美丽帝国主义”的路径，从来不是靠强硬或制裁。欧美想以制裁、战争威胁、依靠一些反对派的方式让伊朗“变天”，就像当前想颠覆毛时代的中国，结果应是可以想像的。
“西方主义”的思维局限，很难让欧美人辨识“体制依赖”、“民族复兴”、“生活抱怨”、“自由主义”等内容在伊朗民众心中的成色。至少我看到的许多伊朗裔美国人的作品中，呈现的仍是那种迎合西方逻辑的后殖民主义语径。
想一想居住美国的那些中国异见者写的小说、杂文与中国观察，就可以明白，它们内容只是观察的一个角度，但不足以让西方人全面了解真实的中国。所以，《德黑兰的屋顶》也只是其中观察伊朗的一部分，西方人了解伊朗恐怕需要更多的视角。
九、唯一信得过中国？
不得不感慨，伊朗第一次让我有种明星的感觉。15年前，一位在本国从事机械修理的美国朋友志愿到兰州教英语，受到了市政府、大学老师与学生的热烈欢迎，他受宠若惊与我说了同样的话。一国国民对于外国人的情感与偏好，整体上会与该国的财富与发达水平相关。虽然中国一些知识精英不一定认同此判断，但我在伊朗的确享受到了15年前这位普通美国人在中国的礼遇。
在革命现场，乌泱泱人群的前排伊朗年轻人看到我们这些新鲜的外国面孔进来，都兴奋起来，狂叫、蹦跳，振臂高呼，眼神里闪烁着光彩，有的还喊“中国！中国！”走在伊朗大街上，常会有许多伊朗人来搭讪，知道我们来自中国后，都伸出大拇指，希望合影。在伊斯法罕四十柱皇宫，一个学生旅游团在合影后，用鼓掌演绎了一段感谢辞；一位头巾店老板知道我老家是浙江义乌，激动得想拥抱。他指着自己店里的头巾说，至少1/3都是从义乌进的货，每半年去一次。一位德黑兰商人用“商品民主”一词高度评价中国，没有“中国制造”，全世界哪有那么多人能平等享受物美价廉的商品呢？在航班上，空姐放下工作想与我聊中国话题；在大巴扎，商户们走出商铺招呼着“你好！”中国人在伊朗的名声的确不错。
随团年龄大一些学者也感慨，过去被人问国籍的顺序一般是，日本人？新加坡人？台湾人？香港人？然后才有可能是中国人。现在则变成倒装模式。看着东方面孔，对方首先会问“是中国人吧？”不出国，真的很难知道中国崛起的显性效应。在那些发展中的、经济仍然有困难的国家，这种效应会更明显。
我问一位伊朗官员，谁是伊朗的朋友？他答，中国、土耳其。“俄罗斯呢？”他答，俄国曾入侵过伊朗，不可信！“那委内瑞拉呢？”答：委内瑞拉一国寄托于一人，不确定性太强！但中国与伊朗从没有历史过节，是可交的朋友！这算是给我的经历安了个官方说法。
但有意思的是，有些中国人对伊朗缺乏必要尊重。在德黑兰入关处，我听到有中国人抱怨入关慢，“难道还怀疑中国人想移民伊朗不行？谁会愿意呢？”嫌穷爱富的中国人有时情不自禁地会把坏毛病带到国外，就像随地吐痰、显摆炫耀等毛病常被外国人诟病一样。
其实大可不必，中国与伊朗有太多相似性，中国不必觉得比伊朗高明多少。
从历史进程上看，中国与伊朗都是文明古国，2700年前波斯文明兴起并扎根于伊朗高原。中国与伊朗是全世界仅有的、其文明在本土延绵不断的2个国家。2000多年前的波斯文与古汉语，同样会被当下的伊朗人与中国人识别。这一点西方文明、非洲文明、印度文明都无法做到。中国人与伊朗人有必要为两国文明的伟大生命力而干杯。
从民族情感上看，中国与伊朗都有沉重的历史悲情。历史上，两国的东、南、西、北都受过外族的入侵，尤其是近代以来，两国觉醒的民族意识更放大了内心的历史怨恨，强化了自我的民族认同。这种认同一方面体现在独立自主、民族复兴的梦想追求上，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两国主流社会尤其是精英层，对欧美双重标准人权指责的不满，以及对美国所谓的普世价值带有浓重怀疑意识。
从地缘政治看，中国与伊朗都陷入了复杂的、天生的地缘宿命中。两国都没有美国那么幸运，美国只有两个邻国且都是相对弱国，但中国与伊朗却有两位数的邻国，且大都有制衡力量，地缘环境极其复杂，对两国政治家的纵横捭阖能力是极大的挑战。稍有不慎，国家就会面临被外界肢解的危险。我数次听到德黑兰人说，巴林、阿塞拜疆原来都是伊朗国土，这种耿耿于怀很像不少中国人说外蒙古、外兴安岭以前都是中国国土一样。民族的危机意识，中国与伊朗应当有心理共振。
从西方战略看，中国与伊朗是被锁定在一起西方尤其是美国战略视野的对立面的。比如，2012年1月刚刚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唯独将伊朗、中国视为在中东地区、东亚地区的战略对手。对于中伊两国体制的颠覆与浸透，西方国家也有相当的战略共识。中国与伊朗的精英层也有战略共识。
当然，中伊两国的矛盾同样存在。伊朗实行全面与美对抗的外交政策，与中国和谐世界的战略、“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对美方针，是格格不入的。伊朗对华的石油出口常常存在着苛刻的要求，这些要求远高于其对希腊、土耳其、叙利亚等国的优惠。伊朗战略逻辑中仍认为，中国对伊朗的需求，远高于伊朗对中国的需求。中国迄今有几十个“战略伙伴关系”，但至近还没有与伊朗商讨过类似关系，这些都是限制中伊关系进一步走近的深层矛盾。
在伊朗期间，曾一度曝出伊朗总统内贾德将于3月访华。第二天，副外长拉明·麦赫曼帕拉斯特向笔者透露，内贾德总统如果能成行，那将是中国对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支持与鼓励。目前是中伊关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国际体系正在迅速转型，如果中国与俄罗斯能够团结起来发挥更多作用，世界将是另外一种模样。
中国肯定不会与伊朗联合反美。那么，伊朗希望中国未来的发挥怎样的作用？或许伊朗的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资深教授穆罕默德·卡马尼的话有一些代表性：伊朗希望能与中国寻求更大的战略和政治合作。虽然他们认为，中国不可能为了伊朗而反美，但伊朗希望中国能够扮演更重要的政治角色，毕竟中国的经济已羽翼丰满，只有政治的全球崛起才能真正插上腾飞的双翼。
十、观察伊朗的另三种视角
“被妖魔化的伊朗”，这是笔者所在访问团结束伊朗之行后的一致感受。有意思的是，这些年，有不少第一次来中国的美国议员、学者、记者在短暂游历后也会发出“被妖魔化的中国”的感慨。我承认，访问肯定是浮光掠影，不可能深入了解，但类似的巧合恰恰说明，欧美媒体在报道意识形态差异较大的国度时存在着偏差，甚至是误导。许多时候，这些误导成为主宰全球的霸权信息。
伊朗街头庆祝2015年7月伊朗核协议达成
我们不可能所有人都去一趟伊朗，就像不可能所有西方人都来一次中国。于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情感偏好，便会造成令人担忧的负面现象。根据皮尤的调查，中国人越来越不喜欢伊朗了，不喜欢的比率从2006年48%上升到2010年的60%。西方媒体对伊朗的“妖魔化”报道，被国内媒体大量转引，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倾向于跟随西方逻辑，认为伊朗是一个专制、封闭、混乱、非理性甚至是流氓、邪恶的国家。
比如，近月来，我几次听到个别学者、媒体人在思考“伊朗如果攻击美国本土，该怎么办”的问题。仔细研究发现，这几位朋友可能都看了一篇被中国互联网广为转载的、标题为“伊朗想袭击美国本土”的文章。实际上，那只是美国情报高官的一定揣测与炒作，中国媒体却将其作为事实来报道。为什么不用常识想一想，伊朗怎么可能会采取这种“自杀”行为呢？在强大的西方传播力面前，我们的一些知识精英正在丧失基本的常识。
现在看来，无论是中国媒体，还是中国学者，以其相关政策研究人员，都需要超越西方视角，寻求于更独立的思考、更谨慎的判断。在此，笔者简要提供除西方逻辑外的另三个视角，以供参考。
一是伊朗视角：综合伊朗官方的看法，伊朗是一个自由、民主、独立、有尊严的国家，政教合一的体制相对完善。目前的全面反美战略是被美国压迫所为，得到民众的拥护，也得到中东许多国家的支持。伊朗意味着伊斯兰复兴的标榜性力量，其发展模式对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周边一些长期受美国压迫的穆斯林国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在伊朗人看来，伊朗是一个和平国家，追求和平利用核能是伊朗的基本权利与尊严。伊朗不仅是一个区域大国，且在全球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伊朗的价值观是有别于西方的独立存在。
诚如伊朗著名学者扎比胡拉·萨法在《伊朗文明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一书所说，自古以来，伊朗就为世界做出诸多贡献，比如基督教礼拜日的仪式、耶稣诞辰都是来源于古波斯的光明神；伊朗是最早主张思想自由的国家；善待犹太人；发明了象棋；创造了中东最早的灌溉系统；打造了沟通东西方贸易往来的丝绸之路最关键的一段；发明的税法至今影响世界，等等。在这个视角中，伊朗完全是一个正面、积极的国家存在。
二是世界视角：美国研究文明史的知名教授詹姆斯·库尔思曾说，世界文明正在从现代全球文明向轴心文明时代转化，这些在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轴心文明，主要分布在中国、印度、伊朗什叶派、伊斯兰逊尼派中。这些文明的共同特点就是，对以美国主导下的现代全球文明进行抵制。从这个角度看，伊朗什叶派抵制美国，只是世界新文明时代的一个突出特征而已。在这个特征中，美国有时被认为是普世文明，有时反而也被认为是只有实力、没有文明的大国，甚至是反文明的国家，一个恶魔般的改革者国家，是真正文明的大敌。
从当前形势看，2011年“阿拉伯之春”推翻过去许多亲美政权，多少有这些成分。无论如何，伊朗仍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以来最稳定的区域之一，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这个视角上看，伊朗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加之伊朗是中东的心脏，可以算是一个转型中的新兴国家。
三是中国视角：伊朗是中国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是牵制美国及西方国家制衡中国的重要外部力量。但伊朗核问题也会使中国陷入困境，激化中国与西方在世界观、价值观上的差异，对中俄关系的作用也非常微妙。总体而言，伊朗是西方完全主导世界的“全面不服从力量”。就目前局势而言，如果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在这一轮博弈中不幸被“征服”，那么，伊朗势必会成为西方国家下一个征服目标。如果伊朗的石油定价权被西方控制，全球油价上涨，中国将会受到巨大冲击，中俄形成的战略“准同盟”关系也将受到分化，那时俄罗斯有可能将在石油问题上与中国进行更激烈的博弈。
从这个视角看，如果说朝鲜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更多地局限在东北亚，那么伊朗对中国的意义则是全球性的。因此，如何利用好伊朗，既坚持伊核问题上一贯立场，又保持与伊朗的合作关系；既坚守对和谐世界的构建，又能够与欧美国家合作竞争，是中国未来急需要破题的重要内容。
十一、伊朗人为何比中国人更有民族自豪感？
自从2年半前来过一次伊朗后，我就希望能够再来一次。这个国度的迷惑力今天终于“得逞”了。尽管它的街道有一些陈旧，也看到过一些处在贫困中的民众，而且它对美国的强硬立场我也很难苛同，但我的内心告诉自己或许应该更深刻地思考一些伊朗内容。
一出机场，来接我们的德黑兰大学教授汉森姆就开始对这两年来伊朗的变化大加介绍，还大力地推崇德黑兰城市的“huge(巨大)”。我与同事J说，他们怎么能有这么多自豪感呢？要是中国人接外国人的话，会这么说吗？
这可能是一种好奇心吧。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乌斯说过，有时候历史学家的好奇心完全是被大帝国的崛起所激发的。这位生于公元前2世纪汉尼拔征战意大利时期的伟大历史学家，曾经记述了早期罗马帝国的历史，尤其是记述布匿战争而成就了他的学术史地位。他自述道：在不到53年的时间里，整个世界就臣服在罗马的无可置疑的权威之下。对于这样一个过程，一个人，无论多么平庸和冷漠，怎么可能不产生探究的好奇心呢？
伊朗人觉得，伊朗已经是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
这种崛起的惊讶的确足以让任何一个历史学者着迷。当年希罗多德写阿黑门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阿拉丁·朱威尼写蒙古帝国的闪电般崛起的《世界征服者历史》一书都曾表达过这样的惊讶与好奇。我这位本科学古代中国史的人，应该跟古代前辈历史学家们的感觉时是一样的吧。我觉得，我的好奇问题必须要从那些只能从古代伊朗文明根源中去挖掘才能找到答案。
伊朗人的深厚的民族自豪甚至文明自信看上去是超越现实基础的，甚至有种超越未来感。从1840年以来，尤其是1919年以来，中国过度式的自我批判和否定，对目前中国人的民族心态影响深远。比如，大多数中国国际关系专家会很坦诚地说，中国虽然在崛起，但最多只是一个地区大国(regional power)。即使再崇拜毛泽东的老百姓恐怕也很难有底气说，中国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世界大国。但是伊朗人不一样，上一次，我在首都德黑兰、古都伊斯法罕不止一次听到有伊朗学者反问，中国经济总量都已是世界第二了，怎么不是世界大国呢？伊朗就是一个世界大国，伊朗的能源控制与影响力可以覆盖整个世界，这样的能力只有世界级强国才能拥有。
在一些务实主义的中国人看来，这或许是某种不自量力的狂妄，甚至导致其目前国际处境窘困、被欧美国家制裁数十年的根本原因。这种看法应该是对的，因为中国人骨子里就讲究“好汉不吃眼前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没有任何中国人愿意干像伊朗那样看似鸡蛋碰石头似的“傻事”。
历史应该也证明了这种观点。同样是1979年，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艰辛历程，没有爆发过战争，坚持和平地发展，与西方国家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迂回博弈，却又不撕破脸面。同年，伊朗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霍梅尼伊斯兰革命，与欧美国家的关系却单向化为连年的制裁与反制裁，还进行了一场死伤无数的、悲烈且残酷、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中国和伊朗，同样拥有古老文明、区域内国土面积最大、号召力一度最强的两个国家从1970年代末开始了不同的民族命运。
但历史就像一张唱片，不只有A面的阐释，还要有B面的解说。20多年前，中国也曾受欧美国家的经济联合制裁，两三年以后，这种制裁就被彻底突破了，这可以理解为中国外交灵活与妥协艺术的表现。但伊朗人却在欧美制裁中恍然间生活了30多年。2012年号称欧美国家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制裁来临时，伊朗朋友却回答：30多年我们都过来了，我们还怕多一次吗？
所以，当我们论述对外来冲击的承受力，与伊朗人相比，中国人是缺乏底气的，中国人对外部的互联网价值、金融冲击、能源波动、贸易投诉甚至外界舆论批判的承受力，都很难令人满意。尽管我们的承受力目前也在不断累加，但我们现在已经深深地陷入了全球化的旋涡中，让我们不得不如履薄冰似地关注外界尤其是像美国这样超级大国的一举一动，甚至他们的一言一行。我们在乎外界反应有时甚至超过对国内老百姓自己的口碑，于是，很多时候，中国都有种“内外交困”感。
30多年前，巴列维时期的伊朗与西方的关系如胶似漆，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却是如临大敌。但现在的两国处境再次印证了那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道理，21世纪初的伊朗与西方关系磨刀霍霍，生怕擦枪走火，而中国与西方之间却是相互依赖，甚至同舟共济。
我问过好几位伊朗人，其中有官员老百姓商人，为什么中东那么多国家，只有你们伊朗人那么反美？在回答中，他们的眼神与语调通常充满着坚定、坚持与坚强，“他们那些国家是完全地投降给西方，没有尊严”、“我们需要平等与尊重”、“只有我们是拥有独立外交的国家”等等，听着这些言语，会很容易明白，30多年来当代伊朗史的核心词句其实就是“尊严需求”。
这种需求不正是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在生理、安全、情感和归属需求都得以满足之后的更高一个层次的需求吗？如果可以这么理解的话，那么，恐怕任何人都不应小觑伊朗这个国度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爆发力。因为马斯洛的最高需求“自我实现需求”正好排在“尊严需求”之后，就看伊朗人是否能够坚持着自己的“尊严追求”了。
相比之下，过去30多年当代中国崛起史很大程度上却是夹杂着自豪与憋屈、混搭着进取与妥协、揉合着狂放与隐忍的历史。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从国家发展的一个横截面找到各自需要的骄傲或自卑、欢乐或愤怒、得意或不满，这种复杂的五味杂陈或许只有通过中国人自己的深度品茗才能得出文字上的答案。
从这个角度看，伊朗的发展可以成为中国发展的一面镜子，这镜子可能是凸的，照出中国崛起的成绩、沉稳甚至伟大；也可能是凹的，照出中国现状的痛苦、摇摆甚至窝囊。但也可能是一面平镜，大家彼此平视，彼此借鉴。这种平视或许比中国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平视更容易一些，因为中国人对欧美国家的仰视、欧美国家对中国人的俯视带有差不多200年的历史惯性，不容易纠正。中国与伊朗的相互平视，中国人却拥有主动权。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多发掘伊朗人的历史与文明源头开始。
十二、被小瞧的伊朗文明
自从去了伊朗后，我深深地被这个国度的魅力所"迷惑"了。去了欧美日多个发达国家，这种感觉还从来没有过。尽管它的街道有一些陈旧，也看到过一些处在贫困中的民众，而且它对美国的强硬立场我也很难苛同，但我的内心告诉自己或许应该更深刻地思考一些伊朗内容。
可能是一种好奇心吧。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乌斯说过，有时候历史学家的好奇心完全是被大帝国的崛起所激发的。这位生于公元前2世纪汉尼拔征战意大利时期的伟大历史学家，曾经记述了早期罗马帝国的历史，尤其是记述布匿战争而成就了他的学术史地位。他自述道：在不到53年的时间里，整个世界就臣服在罗马的无可置疑的权威之下。对于这样一个过程，一个人，无论多么平庸和冷漠，怎么可能不产生探究的好奇心呢？
这种崛起的惊讶的确足以让任何一个历史学者着迷。当年希罗多德写阿黑门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阿拉丁·朱威尼写蒙古帝国的闪电般崛起的《世界征服者历史》一书都曾表达过这样的惊讶与好奇。我这位古代中国史专业的学士、世界历史专业的硕士、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方向的博士生对伊朗的好奇，应该跟古代前辈历史学家们的感觉时是一样的吧。
自从去伊朗后，很多好奇心引发的疑问一直在"骚扰"着我每天的国际新闻报道工作，也在"催促"着我能够早日实现再一次的伊朗之旅，以寻找到解除好奇的归宿。我觉得，我的好奇问题必须要从那些只能从古代伊朗文明根源中去挖掘才能找到答案。
中国学者姚继德曾统计过，从1900年至2007年的一百余年间，中国学术界各学科出版和发表的伊朗研究论著总量达到了1603部（篇），"在东亚地区各国的伊朗学研究中可能是最多的"。据称，中国在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大学和西南大学、中山大学还有五个伊朗学的研究基地，但是真正要在图书馆的书架中找到一些伊朗研究书籍，并不是那么方便。相比于其他国家，伊朗的文献实在是少得可怜，完全没有面对美国、日本、欧洲研究时那种汗牛充栋、无所适从的感觉。
在北京大学和国家图书馆还是能找到一些伊朗或波斯方面的书籍，但是整体上看，伊朗研究更像是一门"隐学"，而不是与目前伊朗国际热点地区相称的"显学"。从1979年以来，伊朗政治、经济、社会、对外战略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学术研究上却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就像水一旦不流动，就会发臭，学问一旦与现实脱节，就变成了"文献学"，甚至"死学"。这是我行前在图书馆泡了一段时间后的直观感受。
伊朗研究有可能成为"死学"的最大信号莫过于对伊朗文明的漠视。比如，有一部封面上写着"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世界文明史》(200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主编马克垚教授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世界历史学家，但三卷本数千年文明将近1500页的世界文明史记述，波斯文明只有区区6页。这种现象同样在美国学者的著作中显现，由爱德华·伯恩斯教授等撰写的、60多年来被重印10次左右的《世界文明史》一书中，对伊朗的文明记述同样在重复着这样的漠视。
文明是唯一的、最大的人类组织。它的大超过城市、超越国家甚至超越一个大帝国。对于文明的淡化，潜在的逻辑就意味着对一个重大群体文化习俗、特征、历史重要性乃至于现实存在感的抹杀。我不敢肯定，对伊朗文明的漠视背后是否有些"学术阴谋论"的味道？最大的"学术阴谋论"莫过于"西方中心主义"在世界历史叙述中的渗透，仿佛整个世界历史都是由西方创造的。而这本身就是西方"学术软实力"、"思想软实力"的隐性基石。
我在之前的各类书籍中，很难找到伊朗或波斯文明的影子。在现代史之前，历史学家阿达·博兹曼曾发现了5种文明，即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拜占廷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马图·梅尔克的12种文明中，其中7种已消亡，有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拜占廷文明，还有5种一直延续至今，包括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只要稍微了解一些波斯帝国伟大与雄伟的人，很难想像，波斯文明为什么没有被划入到这些大分类中。
或许大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传世之作 《历史研究》中可以找到一些答案。他认为，波斯文明应归于两类文明：一是卫星文明。为了与成熟文明划出明确的界限，卫星文明是文明系属的分支代表，与"独立的"文明密切联系在一起。在汤因比划分的33种文明中，独立的文明有诸如埃及文明、爱琴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等等。而卫星文明则包括有如密西西比文明、赫梯文明、伊朗文明等。在他看来，伊朗文明先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萌芽，后是叙利亚文明的卫星文明，在其世办诸文明的成长阶段，"波斯文明"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开始，到了公元19世纪就结束了。
二是流产文明。在汤因比看来，流产的文明可以被界定为：其追随者在开始时试图扮演某种特殊的角色，但遭到了失败，后来某个其他文明的追随者却成功地扮演了这个角色。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这两个起初竞争的文明头一个便消失了。它要么彻底销声匿迹，要么留下了一点支离破碎的残余。在他看来，当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伊朗文明就被彻底希腊化了，然后"试图缔造新的文明时就流了产"。
前伊朗国王巴列维
伊朗(波斯)文明真的是卫星文明、流产文明吗？我曾就这个问题问一位波斯语专家，他推荐我去翻阅一下前伊朗国王巴列维(1919－1980年)回忆录《对历史的回答》。那本书里写满了这位已故的伊朗最高统治者对祖国的真切独白与内心纠结，以及对过去曾经亲密盟友西方的反思。我愿意把这些关于西方人伊朗历史观的话抄写一遍：
“西方人从来也不了解我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被忽视。当我们重新进入现代觉醒的行列之中时，我们只是地理上的十字路通道。我们仅仅是东方通道上的一名卫士，是没有内在价值的原始荒原。她的重要性只体现在政治现实之中。我从未否认这些现实，但是永远也不理解英国和美国为什么不能承认伊朗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我们生活在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土地上，它把近东和印度联系起来，而且我们是西方对付俄国人世代梦想取得在波斯湾和印度洋暖水港的楔子。
西方对伊朗历史缺乏兴趣，不理解波斯(古代和现代的波斯)同西方国家有什么不同。因此，我个人对历史的回答必须从我的祖国三千年波斯文明史开始。这部文明史被曲解了，其结果导致了伊朗试图进入20世纪的失败，也许预示着我认为是朋友和盟友的国家更大的失败。”
写这些话时，巴列维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他开篇就写道，写这本书是"如同和时间赛跑"，"我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高烧、发冷和剧痛。在奎尔纳瓦卡，医生最初诊断是肝炎和疟疾，最后才确诊为我的淋巴癌可能复发了。"1979年初伊朗发生了霍梅尼革命。1月16日，巴列维国王出走，先后在埃及、摩洛哥、巴哈马和墨西哥等国流亡。9月16日，他在墨西哥完成了《对历史的回答》第一稿。10月22日到美国治病。两周后，伊朗民兵占领美国驻伊大使馆，把50多名美国人扣作人质，要求引渡国王，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伊朗人质事件"。接着，巴列维又从美国前往巴拿马，再往开罗，得到了时任埃及总统萨达特的政治避难权。1980年7月，巴列维病逝于开罗。
《对历史的回答》一书不厚，在约10多万中文字的自述中，这位少时曾在瑞士留学多年的老国王真切地记述着伊朗由于天生地理劣势与历史包袱的沉重带来的国家悲情，以及自己纵横捭阖于欧美、苏联以及国内摩萨台政治势力之间、致力于伊朗独立自主国际地位的艰辛。
正如巴列维所提及的，伊朗地缘政治的优势与弱点在于，位于欧洲和亚洲、印度次大陆和非洲的交叉路口。三面环海——北面的里海、西南的波斯湾和南面的阿曼湾；三面环山——厄尔布尔士山脉几乎贯穿北部边界、西边是扎格罗斯山脉，东南部是俾路支山脉，西北——东南的边界轴线上是山地和盐碱沙漠。中部地域是空旷而又贫脊的，人口、财富、文化几乎都集中在周边的省份。这就是为什么波斯那么多年来的首都都建在边缘有大城市的重要缘故，也是波斯在过去2000多年常受到外族侵略却又能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的地理护佑因素。
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列维感叹道，要保持这样一个国家的统一，领袖要以他的活力、雄心壮志和聪明才智，有时是坚定的智慧。但许多时候，外国与公开入侵伊朗，再与内部阴谋相配合，"所造成的创伤就会非常严重"。
地缘很大程度着决定一个帝国的成败与悲情。伊朗地缘政治的险恶是偏隅欧亚大陆边缘方位的欧洲、以及两面邻海、南北弱国的美国所难以想像的。怀着这种基本的地缘认知，再稍微摆脱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观来读巴列维这本小册子，我内心对伊朗文明的敬意与同情油然而生。（2012年9月15日 在游历伊朗7个多月以后）
前文请参见：【深度】年关伊朗骚乱蔓延，推荐这一系列伊朗实地走访手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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