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李巍：对中美贸易逆差发难，势必成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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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中美经贸关系获得了飞速发展，从起初微不足道的双边往来，发展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一对经贸合作关系。中美经贸关系始终嵌入在中美战略关系的宏观格局之中，中美战略关系始终构成了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最大外部力量。
20世纪80年代，中美延续了从70年代开始的战略合作关系，这导致中美经贸合作出现了一个十年左右的“蜜月期”，美国不仅年年无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而且积极鼓励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包括无障碍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构成当时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正面外部环境。
20世纪90年代，中美战略合作关系因冷战结束而逆转，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需要大幅下降，而双方在人权问题上龃龉不断，中美经贸关系开始波折丛生，美国在知识产权问题和最惠国待遇问题上都给中国极大的压力，同时在中国入世问题上设置了很多障碍。与此同时，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发现了巨大的市场机遇，成为维护中美经贸关系的正面力量。在中美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仍然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完成了与美国的入世谈判，中美经贸关系在曲折中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进入21世纪，小布什政府将战略重心放在全球反恐，中美关系又迎来了一个战略机遇期。与此同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释放了中国的市场潜力，中美经贸关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发展。而奥巴马政府执政的八年，美国虽然制定了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但事实上，在金融危机的压力下，美国仍然迫切需要中国帮助完成美国主导下的全球治理议程。美国虽然也试图通过TPP在经贸问题上压制中国，但这一构想始终没有成为现实。中美仍然在各种压力与困难中攀升为全球最大的一对贸易伙伴。
特朗普上台之后，特别是经过2017年一系列的战略试探和战术博弈，中美战略格局的变化正影响着中美经贸关系。近期，美国先后发布由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由美国国防部起草的《国防战略报告》。两份文件都有大量涉及中国的内容，并将俄罗斯、中国等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明确指责中国采取一系列“掠夺性”经济政策来谋求相对于美国的竞争优势。
从这两份报告来看，如今的美国政府内部倾向于认为中国在多个领域、多个层次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面对美国国内复杂多变的形势，特朗普也难以不去迎合这一新的变化。这意味着，在特朗普当政时期，美国有可能将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威胁由小布什时代的恐怖主义调整为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竞争。这意味着，在冷战结束之后一度消弭的大国权力政治有卷土重来的迹象。在此背景下，对中美贸易逆差发难，势必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抓手。
对于贸易失衡问题，美国往往赋予不恰当的政治色彩，甚至过度政治化。过去四十多年间，日本和中国先后在美国的贸易失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出于政治原因，美国对与日中两国的贸易失衡，抱有绝对不同的界定。1976年至1996年的二十年里，日本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年均占比为40%，最高曾占美国当期贸易逆差的80%以上。但是，日本毕竟是美国盟友体系中的关键成员，还以多种方式给美国缴纳巨额“保护费”，安抚美国的不满情绪。但在美国一些人眼里，美中关系和美日关系有着本质的区别。《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视为要挑战美国主导秩序的“修正主义新兴大国”，而不是追随美国的小伙伴，美中贸易失衡因此也绝不像美日贸易失衡那样，是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的“家务事”，可以凭借“技术性”的调整来加以改善或被“善意忽略”。在当前美国战略界一些人看来，美中贸易失衡是作为一种“异质力量”的中国采取与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截然不同的国家主义模式来进行“不正当”经济竞争的结果，而这不是通过“技术性”调整可以解决的。
不仅如此，在美国战略界一些人看来，中国所推行的人民币国际化，特别是最近不断推出的以人民币计价的石油期货，将严重危及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从而使美国的收支失衡更加难以持续。随着中国实力不断接近美国，当前是美国对中国采取经济高压政策的最后机会。
但难以改变的事实是，作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和作为世界第一大科技大国和金融大国的美国，经贸关系依然高度互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双边贸易中，中国确实获得了制造业收益，而美国也获得了巨大的金融收益。而且，美对华贸易逆差中有将近一半是由美、日、韩等跨国公司贡献的。
美国政府如果真想从根本上减少美对华贸易逆差，要么大幅减少从中国进口单纯的制造业产品，要么切实照顾和满足中方购买美国科技产品的需求。显然，对于这两个选项，美国政府要么难以做到，要么不愿做到。可以预见，在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背景下，今后美国针对中国采取保护主义等贸易对抗举措的可能性会进一步加大，尤其是将进一步在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上设置障碍，进一步收紧对中国企业收购美国科技公司的国家安全审查。中美经贸关系可能面临更多的波折。但是，美国若采取贸易对抗举措，并无助于美国减少对华贸易逆差，只会损人而不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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