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金融战或将来临，中美金融实力大剖析，建言未来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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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7月6日中美贸易战的“第一枪”或将打响，分析大多认为还需警惕贸易战会逐渐演化成为货币战、金融战。因此，做好金融强国的战略布局是非常重要的应对之策。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研究员卞永祖、助理研究员陈治衡共同在2018年第3期《当代金融研究》杂志发表文章，认为金融是成为现代世界强国的必要工具，并从三个角度来探讨影响中国崛起的国际条件，提出金融强国战略布局的几点建议。本文原标题是《金融视角下的中国崛起：概念、条件和战略》。
摘要：通过对历史和相关理论的梳理会发现，金融是世界强国的重要支柱和必要条件，是成为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但是在金融和世界强国的关系方面，研究成果并不多。完善的金融体系不仅通过提供有效信息与风险分散手段，提高了金融活动的参与意愿，促进了资本积累和生产率提高，而且，金融也对增强国家软实力有重要意义，强大的金融体系能够有效整合国际资源，是当今世界强国的必备条件之一。因此，我国实现“强国梦”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金融的巨大作用。
”纵观近现代世界强国的崛起过程，金融是崛起的重要支柱和必要条件，因为完善的金融体系不仅可以促进科技和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通过金融可以快速的控制本国疆域以外的资源，尤其在全球化以及互联网技术普及的背景下，这种能力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所以说金融本身既是一个国家的硬实力，也是软实力。本文试图以金融的视角，来审视大国崛起过程中所应该具备的资源和能力，并从如何发展为金融强国的角度，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
回顾世界近代历史可以发现，许多国家自身在禀赋上并不占据绝对优势，却能够在大国竞争中脱颖而出。事实上，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表现在能够有效利用本土的资源，历史上的强国往往通过直接和间接动员疆域内外的各种资源为其目标服务。
“世界强国”（great/ major power）的概念被学者们广泛使用，其定义却不明确。本文试图提供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定义：相对于普通国家，世界强国在资源配置能力上拥有绝对优势，其所能直接和间接支配的资源远超过本土所控制的要素禀赋。
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引发了人们对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讨论。较早期的思想家提出了基于“硬实力”的思想，强调主权国家及其军事实力是国际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其他因素对综合实力的影响都是通过军事实力表现出来的。比如，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论主要讨论了经济与军事的动态关系，及其对国家兴衰的影响；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强调经济是决定大国兴衰的主要因素，而战争是世界强国保持经济优势地位的最终手段。冷战结束前夕，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家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新概念：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分工与贸易深化，国家间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通过战争解决彼此分歧的成本大大提高，新形势下，经济、科技、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软实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对最优国策的选择产生影响。
金融手段在执行国家任务中既是“硬实力”的助推器，也是“软实力”的最重要手段。战争中发行国债，调动国内外资源支援战争，就是金融手段充当硬实力助推器的实例。在软实力方面，金融也有着独特优势。列宁提出，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期，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生产资本）相分离，金融资本通过海外资本输出完成“对世界的直接瓜分”。此外，布罗代尔也将金融发展的重要作用引入世界经济史分析，他认为将欧洲经济与其他地区区分开来的主要因素在于欧洲拥有证券交易和各种形式的信贷工具的优势，这些金融安排帮助欧洲国家完成贸易扩张并掌控国际货物流。
在现代西方理论中，对金融的研究往往囿于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要素禀赋决定了最优的金融结构，忽视了金融对一个国家整体发展所具有的强大推进力。事实上，金融是任何一个世界强国所必须具有的战略工具。
一方面，发达的金融系统有利于全球范围的资源整合。在金融的助力下，世界各国经济的整合度提高，政策当局可以通过金融安排改变国内经济结构，并影响其它经济体相应地改变经济结构。
另一方面，发达的金融体系也是信息聚集中心。金融的重要作用之一是提供信息，在当代信息社会中，这是一种无形的优势和实力。居于金融中心的经济体能够更及时地掌握真实信息，控制和传播有效的信息流能够有利于在国际金融市场及更大舞台上取得话语权。
通过金融工具调动国内外资源服务于国家长期战略发展目标，金融可以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技术进步，及关键性产业升级，从而加速国家实力的增长。
金融体系最为重要的三大组成部分分别是货币、银行与非银行金融中介及金融市场。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发挥资金融通功能，通过提供信息与分散风险，提高储蓄与投资意愿，促进资金流入最有效率的部门，同时为技术创新提供融资，进而促进了长期的经济增长。经验研究表明，单纯的物质资本积累并不能解释长期经济增长，金融只有促进生产率的提高才有可能有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
金融中介通过收集经济信息，利用存贷息差收入或服务费用收入等价格信号将信息搜集与分析的成本显性化，激励与投资决策相关的有效信息的搜集和发布，让投资者更容易识别生产效率最高、盈利能力最强的企业和最有头脑的企业家，动员闲置资源进入到有利可图的行业与企业，提高了公众的储蓄热情和投资回报率，进而提高了整个经济体的生产率。
从国际视角看，强大的货币金融体系利于提升本国在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中的地位。当一国拥有强大的金融体系时，其他国家的经济行为主体将为了经济利益而借助该国的金融体系实现其金融目标。强大的金融体系不仅能够吸引国外资源服务于国内产业调整，而且有助于介入国外相关投资项目，成为国家实力的倍增器。
金融的保障功能具体体现为，当未被充分预期和防范的风险发生时，金融工具调动国内外资源有序调整相关经济金融活动，避免损失进一步扩散形成经济危机,甚至带来社会政治危机，减轻国家实力受损的程度。
目前英美传统经济学说中较有影响的解释是欧文·费雪的债务—通缩理论和伯南克等的金融加速器理论。这两种理论均认为，金融活动对经济周期存在正反馈机制。当经济处于繁荣阶段时，金融摩擦较小，金融活动旺盛，金融体系可以正常发挥其发展功能。当经济状况下滑时，企业的盈利能力恶化、资产净值下降，债务—通缩理论认为：债权人或债务人会出售部分资产以清偿部分债务，导致资产价格下跌，企业待偿债务的实际价值上升，更加难以维持经营，陷入恶性循环。
金融体系在不同开放程度下发挥作用的渠道是不同的。对于一个小型开放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其国内利率水平与世界水平同步变动，提供边际增量融资的主体是国际金融市场。在遇到不利冲击时，如果该经济体的金融体系能够说服国际金融市场仍以符合冲击性质的合理价格向其融资，则其表现必然强健；如果其金融体系向国际金融市场释放混乱信号，导致国际融资犹疑不前，其表现势必疲弱。对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发展中经济体而言，为其提供边际增量融资的主体是国内储蓄，金融体系是否强健则表现为其动员国内资金的能力是否强大。
所以，金融对于大国的崛起是必备条件。从金融的视角看，需要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透明高效的金融市场、公正的监管部门以及强大的货币体系和机构投资者，构成了健全金融体系的硬件基础，而该体系对国家利益的认同感，是大国崛起的基本动力。
不同于对一个国家内金融体系的研究，学者们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研究相对并不系统，张应华认为，“国际金融体系包括国际汇率体系、国际收支调节和国际储备体系，以及国际间货币金融政策的协调。其核心是国际货币体系，以至于学术界对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之间没有进行明确的区分。”缺乏对于国际金融体系深入研究的原因，在于现行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主要体现了美国霸权。美国学者马克·威廉姆斯认为，“作为金融霸权国,美国利用美元霸权、投机资本、衍生金融工具和其背后的政治霸权、高科技力量确立了自己的金融霸权地位”。毋庸置疑，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内的话语权是支撑美国世界霸权的重要基础。因此，从金融的角度看，中国的崛起也离不开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内话语权的提高。
从国际的角度看，有哪些金融条件会影响到中国的崛起，我们并不局限在国际金融体系内讨论，本文的研究将从三个角度来探讨影响中国崛起的国际条件：国际货币体系角度、国际金融监管角度以及国际金融市场角度。
国际货币体系主要涉及国际货币及储备货币、汇率机制国际收支调节、和国际货币合作的形式与机构等。世界经济主要经历了金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牙买加体系。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便获得了金融霸权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货币体系呈现“一强多元”的格局，美国向有限金融霸权过渡。但牙买加体系使得浮动汇率合法化，黄金逐步退出国际货币，这让美元成为纯粹的信用工具。美国得以发行美元换取世界的商品和劳务供国内廉价消费，然后又用国债换取流出的美元供军事开支、对外援助和长期投资而获得国际权威和巨额增值回报，付出的只是作为美国信用凭证的美元和国债以及微薄的国债利息。美元本位制的内在缺陷使其具有不稳定性和脆弱性，美国长期的低利率、过度消费、投资投机膨胀、储蓄不足和产业空心化必然导致信用泡沫的破裂，从而引致危机爆发。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多数学者认为这虽将削弱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但仍难以撼动美国经济和美元的霸权地位。
正因如此，中国在经济地位和影响上升的同时，在国际经济体系的互动过程中的主导权力度仍然相当薄弱。从外汇储备货币来看，加入发行特别提款权（SDR）后人民币的影响力升高，自2016年第四季度起逾60个国家和地区有人民币外汇储备。但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外汇储备。
同时，美国仍然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贸易经济体，具有世界上最发达的金融市场，美元的国际结算和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短期内难以改变。
而美元主导地位使得中国陷入出口导向体制，外汇资产价值受到美元贬值以及汇率影响，削弱中国货币和金融自主权。中国是世界上第大的外汇储备国，当美国通过美元贬值来对外转嫁危机的时候，中国往往会承受着巨大的安全成本，对美元的单方面支持也使自身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在政治上，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日益明显，中国将巨额的外汇储备投入到美国金融市场，有可能成为中美关系的关键性战略制约。
随着经济发展，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区域性货币的地位逐步提升。在牙买加体系中，国际储备实际上包括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等国际性货币以及黄金储备和SDR，储备货币多样化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安全和经济平稳发展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货币环境。金砖五国崛起所带来的机遇以及地区合作所形成的联盟关系成为“相互依存式主导权”，意味着更多通过制衡进而推动世界多极化而避免单极主导。二十国集团机制已成为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平台，以此推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虽有艰巨性，亦有可行性。
目前，美国政府仍掌握金融霸权，美国金融资本掌握金融信息和衍生品设计主导权，并固化和传播美国话语范式，章玉贵（2012）认为发展中国家只有培育比肩美元和高盛的金融工具，才能使美国真正坐下来与其商谈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纳入SDR对中国的金融改革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人民币国际化新的起点。陆磊、李宏瑾（2016）认为，今后应进一步推进包括金融在内的全方位深层次改革,真正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顺利实现新常态下的结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和中高速经济增长，这是顺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保障。
学者对于监管理论的研究，也都大多局限于国家内部，国际监管的方式以及机构设置大都来源于实践。对于国家内部的金融监管机构来说，在成立之初都会有明确的权利和责任，但是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却不同，早期部分机构在成立之初并没有国际金融监管的功能，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他们的任务发生了变化，从而具有了国际金融监管的部分功能，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了世界清算银行以解决德国战争赔款问题，在该问题解决后，其职能不断拓展，现在已经承担了大量的银行清算业务，并定期举行央行行长会议，协调各国的金融政策，促进合作。
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国际金融监管的漏洞开始出现，各国之间金融监管协调的问题开始凸显，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变得非常有必要，1974年年德国赫斯塔特银行和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倒闭加快了这一进程，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随之成立。该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国际金融标准制定机构，它的主要职责就是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并制定金融领域的相关监管标准。鉴于其成员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影响力巨大，其制定的标准和发布的规则也越来越受到包括大量非成员国在内国家的重视和遵循。
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主要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成立，中国在这些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中的影响力与我国当今的国力并不对称。比如，中国虽然已经成为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成员，其经济实力早已经超过了十国集团中的大多数国家，但是在该委员会中的影响力仍然不及它们。
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提升，不仅促进了各国金融监管的发展，更促进了国际金融监管的协调和合作。上世纪90年代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经济危机，促成了七国集团于1999年成立了金融稳定论坛，来讨论国际标准机构的职责和工作。2008年的金融危机促成了G20领导人首次峰会的召开，并激发了人们对于加快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的紧迫性。在次年第二次领导人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决定将金融稳定论坛升级为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从而保证能够在更强有力的制度基础上促进全球金融的稳定。当前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非常迅速，已经逐步形成了国际货币管控、国际证券管理、国际银行业管理、金融稳定问题和风险控制等一系列的监管规范，几乎涵盖了所有国内金融监管所能够涵盖的监管范围。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正式国际经济组织不同，二十国集团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一种新的非正式对话机制，这一机制的成立也充分表明，西方发达国家难以自己解决全球金融的监管问题。作为二十国集团的创始国和重要成员，中国在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突出作用。2016年杭州领导人峰会上，通过了包括《二十国集团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的议程》在内的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不仅要求加快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架构的改革，也提到了加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的发言权和参与度，以及支持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客观上有利于国际金融体系的完善。
总体上看，二十国集团的成立，让中国在国际金融监管机构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这也是我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的反映，不过我们要客观看到这种作用。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掌握着历届峰会大部分议题的设置权。比如，在匹兹堡峰会上，中国希望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改革列为首要话题，但是欧盟在吹风会则把该问题仅列在了倒数第二位，实际上直到多伦多峰会上这个问题也没有最后达成一致。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在国际金融监管事务中占主导地位也是不争的事实。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理论界普遍认同资本自由流动可以改善全球资源配置、并可以使资本流出国与流入国都从中收益的理念。新自由主义思潮涌动以及在国际组织如IMF与OECD的推动下，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放松了金融管制，比如取消利率上限、放松市场准入和营业限制等；发展中国家也通过一系列的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吸引外资步伐，客观上推动了金融开放和自由化。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与金融产品的创新消除了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时空障碍，金融交易与结算得以低成本、大规模的进行，极大地推动了金融全球化的进程。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业呈现出国际化、自由化、交易规则统一化、市场一体化、资本虚拟化和信息全球化等诸多特征。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跨国企业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由于具有人口、基础设施、制度等各方面的优势，中国成为吸引外资的主要国家之一，如下图所示。外资大规模流入，不仅促进了中国工业企业的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也极大促进了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包括银行、保险、证券、投行以及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外资金融机构和中介机构进入我国布局设点，带来了资金、管理经验和技术。同时，也促使我国政府完善金融监管，大力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减少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初步建立起一个更加具有竞争力、透明的金融体系。
金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资本流动全球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我国经济与金融政策的独立性。目前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有限，随着人民币加入SDR篮子后，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将来新的发展阶段，这也对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一个国家无法同时满足货币政策的独自自主、资本的自由流动与汇率的稳定三个目标。我国的宏观金融政策组合属于“货币政策部分独立+管理浮动汇率+有限资本开放”，提高资本开放水平势必使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制度的独立性面临着挑战。
金融全球化加深了全球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的程度，也客观上造成了金融风险在全球的蔓延，冲击着我国国内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他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往往对其他国家存在着外溢性；大国的金融危机也有可能造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中国金融规模发展非常迅速，具有明显的粗放式发展特征。同时，金融全球化发展迅速，一个国家金融能否在全球化过程中拥有更大的话语权，除了来自身实力之外，是否占据先发优势也非常重要。2008年金融危机对世界主要经济体都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但是美国能够率先实现经济复苏，强大的金融实力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金融正处在由“大”到“强”的发展时期，既面临难得机遇，也充满挑战。
金融市场，是资金供求双方运用金融工具调节资金盈余的活动的市场，传统的金融市场包括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银行、保险、证券业都出现了丰富的金融产品及大量的产品交易，这里我们将银行、证券和保险的发展一并纳入金融的大市场进行分析。
截至2016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为232.25万亿元，负债的总额为214.82万亿元（见图3.1）。其中，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五家大型商业银行资产占比37.29%。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的余额为140.42万亿元，各项贷款的余额为106.6万亿元。
证券业方面，截至2016年末,沪、深两市共有上市公司3052家,较上年末增加225家,其中新股发行248家,退市23家。上市公司的总市值为50.77万亿元，在市场上的流通市值为39.34万亿元（见图3.2）。“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公司数量保持较快增速。截至到2016年末,“新三板”挂牌公司总数达10163家,新上市的公司数量为5034家。
相比之下，保险业的规模较小，目前仍处于朝阳阶段。但近年来保险行业的资产规模也不断扩大,保费收入增长速度较快。截至2016年末,保险业总资产15.12万亿元(见图3.3)。其中,财产险公司的总资产为2.4万亿元;人身险公司的总资产为12.4万亿元;再保险公司的总资产为2338亿元;资产管理公司的总资产为426亿元。全年实现保费收入3.1万亿元。
宏观来看，我国经济增速保持平稳,产业结构继续优化；投资增长缓中趋稳,国际收支总体平衡。2005年以来，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4%逐年增长，并在2015年达到8.4%，在短短十年之内规模增长大（见图3.4），已经超过了美国、英国两个传统的金融大国（同年金融附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7.2%与7.22%）。
在金融视角下，稳健良性的金融体制需要有金融监管的规范与约束，，强而有效的金融监管是中国崛起的关键。根据黄达先生对金融监管的内涵的分析，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复合词。从狭义方面来看，金融监管是指金融主管当局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约束、管制，是他们依法稳健运行的行为总称。从广义方面来看，除了主管当局的金融监管外，还包括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与稽核、行业自律性组织的监督以及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督等。无论从狭义还是广义上来看，我国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金融监管体制。
目前，我国监管的模式以“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为主。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合并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由“一行三会”变为“一行两会”。因为各行业的特点不同，专业需求不同，为了便于对金融风险的防范，我国采取这种区分行业的监管体制。目前，学术界对于金融监管理论的主流理论有：社会利益论、金融风险论、投资者利益保护论以及管制供求论与公共选择论。我国实行“一行两会”模式，所依据的就是金融风险论。该理论的出发点是关注金融风险，具体做法由权威机构对金融业实施监管，以确保金融体系的整体安全和稳定。重点关注金融风险的原因有三个方面：首先，金融业是高风险的行业。行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外部，行业的负债率很高。金融业的参与者为了获取更高收益而采取资产大量扩张的方式，这种方式会使得行业的负债率高升和不稳定性增加。当资金支撑不足时，则会产生系统性危机。其次，金融业有连锁效应。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金融工具依靠信贷连接起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当任一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引起连锁反应，甚至可能造成区域性甚至世界性的金融动荡。最后，金融的风险会直接影响到货币制度和宏观经济的稳定。
十九大报告提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同样是以防范金融风险、维持经济稳定为目的的双支柱调控框架，其理论支撑依旧是金融风险论。在双支柱调控框架下，货币政策调控依旧是央行把控货币“总阀门”的常用的方式，如公开市场业务、控制法定准备金率和贴现政策。“宏观审慎”管理最早出处于《巴塞尔资本协议III》。由于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使得国际监管者、学术界和业界对于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视空前增加。一般来说，宏观审慎的目的是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降低在经济上升期系统性风险的积累，同时增加经济下星期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以保证金融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以及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由于目的的特殊性，能发挥出决定性作用的主体普遍是各国的中央银行。
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不仅需要有监管体制，管理框架，还需要对金融信息服务体系进行监管。目前，我国的金融信息服务体系依靠机构的服务支撑，机构使得网络信息服务与实体产业、资本市场连接起来。因此，对于金融信息机构的监控也是重要的环节，必须高度重视金融信息的收集与网络搭建。对于金融信息服务监控的理论依据是投资者利益保护论。在现实中，大量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这种不对称性会导致交易的不公平。拥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不仅会依靠优势为自己某的利益，还会将风险或损失转嫁给信息劣势方。这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影响。
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金融机构以提高国际竞争力采取混业经营的模式，传统的行业经营界限变得模糊。我国金融业是以“一行两会”为主的监管模式，在监管的过程中彼此相互独立。在行使监管的过程中会导致监管重复或监管空白情况，不仅增加了金融监管难度，同时降低了监管的有效性。目前，我国金融监管主要是行政手段，监管力度无法与法律法规相比。立法的滞后使得监管机构无法在金融业务发展前预测可能存在的风险，因此对金融业务的监管实际上只是处于密切关注的状态而非实际的金融监管的态度。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虽然不断完善，但是如今所面临情况的复杂性、隐蔽性都比2008年的时候更为严峻。我国的金融监管处于深度改革期，金融全球化给我国的金融监管带来了严重挑战。
金融的国际影响力主要体现为一国金融参与国际金融资源的整合与配置、参与国际金融规则或制度的制定以及对金融交易定价等方面的影响力。我们将金融市场按照在市场行为中的不同职能和路径进行如下三分类：进行直接融资的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间接融资的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
直接融资金融机构
直接融资金融机构包括投资银行和证券评级机构等。作为银行主导型国家，我国在直接融资领域起步晚，尽管我国经济近年来快速发展，但是，无论从经济发展的市场化程度还是从证券市场发展的规范性、规模来看，都与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从宏观来看，截至2016年底，我国证券公司总资产合计5.79万亿元。而美国高盛集团的总资产5.85万亿元，我国投资银行业的整体规模相当于一个高盛集团。资产规模小导致我国投资银行抵抗风险的资本金能力不足，在面对突发风险时的应变能力不足；同时也限制了投资银行开拓新业务的能力，制约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而从微观来看，选取美国高盛、摩根士丹利与我国总资产规模最大的中信证券的经营数据对比（见图1），截至2016年底，高盛的总营业收入为2142亿元，净利润518亿元；摩根士丹利总营业收入为2422亿元，净利润420亿元；中信证券总营业收入380亿元，净利润80亿元。不难看出，无论是在营业收入还是净利润上，中信证券与美国先进投资银行都有较大差距。
间接融资金融机构
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跨国银行在我国直接投资的辐射区域不断扩大，截至2015年，跨国银行在中国设立1044家营业机构，净资产从1991年的27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15年的3511亿元，增长130倍。
一方面是跨国银行“走进来”，另一方面是我国银行“走出去”。尽管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面临着综合竞争力不强的困扰。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17年~2018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瑞士和美国分别处于第一位和第二位，中国则排在第27位。尽管我国综合竞争力相对较弱，但是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力名列前茅。根据全球权威杂志英国《银行家》发布“2017年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表1）。
金融服务中介对比
金融服务机构是指为金融体系稳健、高效率运行服务的机构。我国的金融服务机构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全球竞争力不强，国际话语权不足。本文重点从评级机构和会计师事务所的角度来分析对我国崛起的国际条件。
在国际评级机构中，标普和穆迪共占据了全球市场超过80%的市场份额，惠誉占据了约14%的市场份额；从覆盖范围方面看，世界已经拥有信用评级的银行和非银行企业中，标普的评级分别覆盖了37%和66%，穆迪的评级分别覆盖了其中的80%和78%，惠誉分别覆盖了其中的27%和8%。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美国的三大评级机构占总量的比重都超过了90%，国际信用评级行业具有高度垄断的特点。
社会审计对会计信息质量控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会计师事务为主体的社会审计对金融运行影响很大。在中国，会计行业受到政策支持，获得初步的发展。但是，国际四大会计事务所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并且这种差距正在逐渐扩大。
综上所述，我国资本市场正在逐步开放，我国缺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服务机构，不仅导致服务市场规模缺失，同时国际金融机构会使得我国金融发展受到限制。
金融话语权现状分析
国际金融话语权体现在许多方面。第一，本国货币在国际贸易与资本项目结算使用比例和认可度；第二，本国政府在国际社会自由表达金融思想与政治立场的权力；第三，本国政府参与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和修改的权力；第四，本国政府主导国际金融资产的市场定价的权力；第五，本国政府在与其他国家的博弈中的金融影响力；第六，本国能否获取最大化国际金融利益的能力。近年来，中国在打造国家金融话语权方面有所成就，例如亚投行的建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但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在部分金融产品定价以及金融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仍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是目前全球最主要的两大国际金融机构，但目前中国在这两大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却不高。首先表现在投票权上，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几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保持在第一位，但中国的投票权份额分别为6.39%和4.42%，排名虽在第三位，比重却仍然不高。
在今年刚结束的两会上，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也提出将继续推进金融业改革和开放。中国未来在国际社会上也将发挥更大的金融影响力。
一国的制度安排为其金融发展提供了基础，但金融发展自身对于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发展中，金融的力量在一国兴衰中的作用更多的体现为金融机构的健全、金融工具的创新和金融市场的完善。回顾世界近现代史，建设金融强国是成为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中国要实现经济由大而强的转变，离不开金融业的发展作支撑。
第一，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认识金融对于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制定金融强国战略，提高我国金融行业的国际竞争力，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将建设金融强国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以把握经济金融现状的基础上，从战略角度和国家层面对金融强国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借鉴国际先进的经验，推进相关规划和政策的出台，包括目标和重点任务、相关指标体系的设计、实施步骤和时间表等，以满足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需要。
加强金融监管部门的统筹协调，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抵御经济波动和外部冲击的能力。充分发挥现有的国内国际监管协调机制，例如金融稳定委员会的作用等，统筹协调跨境与国内监管、“一行两会”监管、中央与地方监管，还要与网信办协调金融信息的监管，以及与财政部协调地方债监测等；加强对金融舆情的监测和把控能力，发挥智库的功能，发挥意见领袖在金融舆情中的引导和纠偏作用，防止由负面信息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第二，加强金融科技实力，提升金融综合服务能力，以技术创新延续金融实力。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移动互联网市场，也是最大的移动支付市场，以此为基础的金融科技优势突出，更具有竞争力。
需要具备不断创新发展的能力才能成为并维持国际金融强国的地位。以发展科技创新作为推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核心动力，替代日渐式微的人口红利。加大金融领域的科学技术创新，依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优化资金配置、强化风险管理、保障金融系统安全，拓展市场的广度和深度，以保持我国在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国际的领先地位。
第三，夯实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保障金融市场的高效运行和整体的稳定。
从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角度看，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软环境建设都要共同发力，强化金融产业的链条，推动更深层次的金融改革。在建设的期间，要高度重视金融基础设施在制度变革中的基础性作用，将之作为金融改革的战略方面稳步推进。硬件方面，要加强支付清算系统、征信系统等建设；软件方面，要完善金融法制、定价机制等建设。针对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投资大、见效慢的特点，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同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同时理顺体制机制，打破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加强不同部门、不同市场、不同区域间的协调配合。
金融的发展需要有信用体系支撑，这是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的前提。通过公开透明的信息流动才能达成信用保证。具体而言，在社会信用环境和服务体系建设方面，要建立统一的金融信息大数据平台，发挥其在金融信息获取分析和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培养出一批专业性强、特色鲜明、拥有自身优势的本土金融信息服务企业，并推动其“走出去”，逐步提升中国的金融信息服务行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第四，人民币国际化，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提升在国际金融组织中的话语权。
金融的核心是货币。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与境外经济体进行货币互换，在国际贸易中使用人民币为结算货币，拓展离岸人民币交易市场平台，提高经常项目下人民币的结算比例，扩大货币互换国的数量和规模，更多地在境外发行以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金融债和企业债；实施稳定的货币政策，维持汇率的稳定，使人民币成为更广泛的国际储备货币；有利于货币的多元化进程和优化国际货币格局的多元化格局，从中争取到更大的金融话语权。
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参与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推进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联合广大非话语霸权国开展与话语霸权国的对话、沟通和博弈，在决策机制、治理结构、贷款职能和资源分配等方面取得突破；充分利用区域性的金融合作机制，如“金砖国家”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央行的合作机制等，通过积极参与、增加出资比例或援助等方式，提升金融话语权的微观空间；倡议建立新的多边合作机制，如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增加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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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