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论】罗思义：为什么说西方国家也能从中国经济模式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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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思义系前英国伦敦经济政策署署长，现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本文为英国经济学家罗思义就“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推出的系列文章的第4篇，其他三篇为：第一篇《中国的改开成就有哪些“世界之最”？》，第二篇《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跟马克思有什么关系？》，第三篇《抛弃错误的增长核算法，西方花了150年才转向马克思的立场》。文尾附有相应链接。本文刊于 7月9日观察者网。
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增速低于1929年后同期增速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取得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相反西方深陷国际金融危机泥潭不能自拔。后者2008年遭遇了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此外，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尚未完全得到克服，西方经济体增长缓慢的形势仍将继续。2007-2017年，西方发达经济体GDP年均仅增长1.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新平庸”。
由此带来的累积效应是经济长期持续缓慢增长，而非个别年份缓慢增长。正如图23所示，截至2017年年底，距国际金融危机的前一年——2007年10年，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代表的G7集团增速慢于1929年大萧条后同期增速——1929-1939年G7集团GDP总增长15.90%，2007-2017年则仅为10.9%。西方经济体这种极为缓慢的增长形势必然加剧政治动荡——2016年特朗普违背美国绝大多数建制派意愿出人意料地当选美国总统,并在正式就任总统后导致美国社会陷入严重冲突；英国非理性脱欧；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甚至德国这种传统上一直保持稳定的国家一度面临组阁危机。中国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经济形势说明了什么？
图23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正如上文所述，亚当·斯密创建的现代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而且也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虽然马克思注意到斯密没有看到的许多影响深远的问题，而且纠正了斯密的个别观点，但马克思是继承而非推翻斯密在《国富认》开篇所点出的基本框架。此外，西方计量经济学提供的数据印证了马克思/斯密分析的正确性。那么，为何边际主义经济学无视马克思与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以及西方专家在这一领域所论述的事实呢？
原因是，揭露事实不符合资本主义的利益。凯恩斯在《通论》指出：“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是被过分夸大了。”62马克思则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即得利益，更确切地说阶级立场，意味着真理将因支持错误的意识形态遭到忽视。”当然，马克思被证明是对的，而凯恩斯则错了。
个人创业
斯密、马克思与现代经济学的研究结果，不被边际主义经济学接受的原因很容易解释。要使资本主义合法化，必然就得宣称，拉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力量是资产阶级。因为边际主义经济学不喜欢谈阶级，因此将“资产阶级”这个词汇改头换面为“个人创业的主力军——个人企业家”，但本质并无不同。
据称，个人创业在推动进步和确保供需平衡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问题是，斯密/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与经济增长成因实证研究，与“个人创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的说法完全不同。相反，正如上文分析所示，实际研究显示，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按重要性递减顺序排列是：体现中间产品/流动资本增长作用的劳动社会化/劳动分工细化，全球化的作用，固定投资/资本密集型生产呈上升趋势，劳动力技能改善，科学技术进步的主要力量——研发投入。总之，实证研究导致马克思和习近平主席得出结论——工人阶级是提高生产率和增长率的最重要因素。因为这样的结论对资本主义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资本主义不得不创建一套经济理论宣称“个人企业家/资本家是提高生产率和增长率的最重要因素”。
问题是，这一理论不符合事实，据此理论制定政策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只重视短期供需变化，却忽视供需平衡时经济如何发展这个更重要的问题，边际主义经济学剥夺了自身准确了解经济如何增长的能力。正如下文所示，边际主义经济学创建的经济理论不符合事实，这一点有助于解释西方经济体无力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原因。
这个理论问题很容易得到检验。如果个人创业是拉动生产的最重要因素，那么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应超过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个人创业属于TFP的一部分。但正文上文所述，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太小——TFP对30大发达经济体和30大发展中经济体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仅为2%和9%。即使个人创业有助于增加TFP增长的整体贡献率——这是完全不合理的，因为这意味着科技进步、经济规模与其他因素在TFP增长中没有发挥作用。事实上，个人创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小。
作为个人创业发源地的美国，显然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形势。TFP增长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确高于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虽然它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远低于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增长。如图24所示，1990-2016年资本投入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为48%，劳动力投入为31%，TFP为21%。正如上文所述，这符合二战后整个发展阶段的研究成果：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中间产品，其次是固定投资，然后是劳动力投入，最后是TFP。
鉴于美国是世界科技最发达的经济体，没有理由认为所有TFP增长都源于个人创业，但即便如此，这也意味着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个人创业的4倍。也即是说，即使以美国为例，“个人创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的说法，也不符合事实。事实上，有必要指出，资本投资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TFP的两倍多，劳动力数量投入（劳动工时）的作用和TFP一样——劳动力投入的总体作用显著高于TFP增长。此外，美国TFP增长率高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因此，个人创业的作用甚至小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
图24
总之，因为作为既得利益者/阶级利益的代表，边际主义经济学不得不隐瞒经济发展事实。但这将带来不可避免的结果：基于这种错误的经济理论确保经济增长或者解决经济问题，将不可避免地遭受失败。正如下文所示，这导致西方陷入新平庸。
索洛的错误得到纠正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索洛上世纪50年代创建的西方增长核算法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没有区分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即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没有区分劳动力数量与劳动力质量。
索洛犯的另一个错误，是用资本存量，而非资本在一定时期内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测算资本投入。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索洛所犯的错误是用资本存量而非资本服务分析资本投入。
1994-2001年经合组织、联合国与美国统计机构正式用新的经济增长成因测算方法，纠正了索洛的这些错误，这在乔根森所著的《为何联合国、经合组织与美国正式改变其经济增长成因测算方法？》有详细分析。而边际主义经济学用了150多年的时间才接近马克思和斯密的分析。但令人担忧的是，部分中国媒体发表的文章仍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索洛的错误的经济增长成因核算方法。
米尔顿·弗里德曼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总体框架，二战后试图挑战源自于斯密与马克思理论框架的边际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当属米尔顿·弗里德曼。他将攻击目标对准凯恩斯，他的攻击点是试图推翻“投资占经济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与“资本密集型生产呈上升趋势”的分析。正如上文所述，这也是对马克思/斯密理论框架的直接攻击。因为这个问题不仅关乎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到凯恩斯理论的正确性与否，而且也关乎中国改革开放与新结构经济学，因此值得详细分析。
弗里德曼之所以专门选择将他的攻击重点放在“资本密集型生产呈上升趋势”这一点上，是因为凯恩斯曾指出经济动荡加剧对这种趋势的影响。正如弗里德曼在《消费函数理论》指出：
弗里德曼借助美国经济数据，以反驳李嘉图、马克思到凯恩斯源自斯密的经济分析。他为此专门写了《消费函数理论》这门书64，以推翻凯恩斯等人的观点。
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试图通过西方计量经济学家进一步的实证分析，反驳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凯恩斯的分析。这些现代计量经济学研究结果确凿地证明，弗里德曼犯的一个错误是依赖美国而非全球经济数据，而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凯恩斯所作的“资本密集型生产随着经济发展呈上升趋势”的分析则是正确的。
弗里德曼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是他没有核实，美国是一个例外，而非总体或国际趋势。他错在仅以个例为准，而没有进行全面的国际比较。正如作为反凯恩斯的大将，新古典主义的罗伯特·巴罗（RobertBarro）就主要经济体的研究结果也不得不总结指出：
当然，这只是印证了马克思/斯密以及上述相关最新经济研究成果，也充分印证弗里德曼是错误的，而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凯恩斯所作的“资本密集型生产随着经济发展呈上升趋势”的分析则是正确的。
凯恩斯
上节谈到，弗里德曼试图攻击凯恩斯与斯密、马克思等人的理论框架，结果事与愿违。尽管如此，弗里德曼仍有值得肯定的一面，至少他明白这个问题的意义所在。该问题是为何不管是从经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践角度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仍然深陷新平庸的原因。
弗里德曼费尽心机攻击“资本密集型生产呈上升趋势”与“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的分析，是因为凯恩斯指出，投资占经济比重呈上升趋势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投资下降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会日益严重：
或者，正如凯恩斯指出，这意味着产出和就业越来越依赖于投资水平：
但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确保必要投资量以维持有效需求的自动调节机制是不存在的。即萨伊定律所宣称的“供给能够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说法是错误的——在这一点上，凯恩斯得出的结论与马克思70多年前得出的结论一致。凯恩斯总结道：
简言之：
“个人进行的储蓄行为——可以被说成是——今天不用餐的决策。但这一决策并不必然导致一星期或者一年以后用餐或者买双皮靴的决策。”69
用更专业的术语来说，就是：
“老式说法的错误在于根据个人的储蓄行为便作出似是而非的推断，认为也会使总投资增加相同的数量。”70
任何投资缺口都会被我们熟知的“乘数效应”放大，最终产生更大幅度的经济周期波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依靠乘数的一般原理来解释为什么占国民收入相对微小比重的投资的波动会造成总就业量和收入的波动，而波动的幅度远远超过投资波动本身。”71投资结合消费的这种波动，反过来会决定就业：“消费倾向和新投资的数量二者在一起决定就业量。”72
西方陷入新平庸的根源
上述实证分析证明，投资调控问题成为西方经济体陷入新平庸的决定性因素。但要了解这一点，就有必要明确指出，西方经济体增长放缓并非仅仅是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因为西方经济体经济放缓已有数十年。因为后一种趋势容易被短期经济周期波动掩盖，所以图25为大家呈现按照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西方发达经济体GDP年均增长率——用长期移动平均线是为了消除纯粹的周期波动影响，以利于看清基本趋势。可以看出，西方发达经济体GDP年均增长率从1980年的4.5%，分别降至2002年的3.0%、2016年的2.0%。过去36年的数据显示，西方发达经济体GDP增速下降一半以上。就更长时间的数据而言，如美国一样，他们增长放缓的时间更长。
图25
当然，用较短的时间段来分析趋势，会体现出更大的波动，但不会改变西方经济体趋势。图26呈现的是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西方发达经济体GDP年均增长率。可以看出，西方发达经济体GDP年均增长率从1966年的6.9%，急剧放缓至1988年的4.0%，2000年的3.3%，2016年的1.7%。按照5年移动平均线计算，1966-2016年西方发达经济体GDP年均增速下降超过70%。
图26
美国经济
对所有西方主要经济体的详细分析显示，他们都呈现同样的趋势，即这种严重放缓是普遍趋势，没有例外。为避免文章过于冗长，所有西方经济体的详细图表将不会一一呈现，但由于美国是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将把其作为代表性的例子来说。图27呈现的是按照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美国GDP年均增长率。可以看出，美国GDP年均增长率从1969年的4.4%，下降至1978年的4.1%，2002年3.5%，2017年的2.2%。也即是说，美国经济放缓已超过半个世纪。
图27
为何凯恩斯不被西方经济体接受？
鉴于前面章节曾详细分析了何谓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过去数十年西方经济体经济严重放缓的原因显而易见。理论上，这样的放缓是由于拉动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劳动分工减少造成的。这确实是1929年后大萧条爆发的关键原因——这一时期以美国斯穆特-霍利关税为象征的的贸易保护主义，严重抑制了国际劳动分工。
但现阶段的贸易保护主义，与美国出台的一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比如针对太阳能、洗衣机、钢和铝等征收高额的保障性关税），与20世纪30年代的超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也没有证据证明，反映中间产品增长的劳动分工过程已经逆转。因此，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不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西方经济体持续缓慢增长是受到全球化崩溃或国际劳动分工中断的根本性影响。
但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二重要因素的固定投资形势却截然不同。图28呈现的是西方发达经济体净固定投资（总固定投资-资本折旧）占国民总收入（GNI）比重比较。西方发达经济体投资水平下降显而易见。
最新数据显示，西方发达经济体净固定投资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从1973年的13.4%，下降至1979年的12.1%，1989年的9.9%，2000年的7.7%，2006年的6.9%，2015年的4.1%。也即是说，西方发达经济体净固定投资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下降近70%。因为资本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二重要的因素，固定投资严重下降必然导致西方经济体经济严重放缓。
图28
美国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呈下降趋势
通过分析美国数据可以清楚地看清这一进程，因为美国数据时间跨度较长，并非仅仅是二战后数据。图29呈现的是1929-2016年美国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比较。发展曲线显而易见。1933年大萧条最严重时期，美国净固定投资为负，即美国折旧消耗的资本大于新增的资本——美国资本存量实际上是下降的。
二战期间的1943美国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出现空前增长，达到14.8%——因为投资激增，美国经济经历了戏剧性增长，从二战爆发到1945年，美国GDP总增长91%，年均增长11.3%，这是美国历史上增长最快的时期。
二战后美国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有所下降，但在1966年达到10.9%的峰值——这正好与二战后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相吻合。此后五十多年，美国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降至2.1%的低点，直到2016年才仅升至3.8%。1966-2016年，美国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下降了近三分之二。鉴于资本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二重要的因素，美国经济严重放缓不可避免。
图29
西方实施凯恩斯的部分政策遭受失败的原因
过去数十年西方经济体净固定投资严重下降，导致其经济增长严重放缓，并不可避免地陷入新平庸。但问题是，为何西方经济体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扭转这种局面呢？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了解形势，甚至不需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二十世纪西方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凯恩斯理论角度来看，很容易解释。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原因，当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形势时，西方经济体实施了凯恩斯的部分政策，但拒绝实施最重要的部分——这是为何西方经济体陷入缓慢增长，且增速慢于1929年后增速的原因。分析这个问题也清楚地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优于西方经济体。
正如上文所述，凯恩斯认为经济波动的关键在于投资变化。他根据这一分析得出意义更为深远的结论——财政赤字作用——这一问题的分析拉大了他与边际主义经济学之间的距离。但原因显而易见，边际主义经济学并不愿意承认凯恩斯的结论。
除了财政赤字政策外，西方经济体愿意接受凯恩斯的结论之一是，当经济存在严重问题时，应实行低利率政策。2008年至今长达10年之久，西方所有主要央行都在实行超低利率，利用量化宽松降低利率，而这直接源自凯恩斯的分析：“资本边际效率相对于利率的波动可以被用来解释和分析繁荣与萧条交替的行进。资本边际效率相对利率的波动，可以用来描述和分析繁荣与萧条的交替。降低利率的目的是削减借贷成本，提高利润，从而增加投资吸引力，刺激投资需求。”73更确切地说，凯恩斯认为，在现代经济中，投资资金基本上来源于借贷，超低利率的目的是为使贷款更便宜，使投资更有利有图、更有吸引力。
反过来，量化宽松政策的必要性，源自于凯恩斯认为只依靠纯粹的市场力量，利率不会降到足够低水平的事实。或者正如凯恩斯指出：
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所有主要央行（美国、日本、欧盟）都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也即是说，凯思斯的政策仅得到部分实施。
某种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
尽管凯恩斯支持低利率，但他并不认为单靠低利率就能克服投资下降带来的影响。因此，凯恩斯得出结论，这就需要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此，凯恩斯认为，控制投资水平应由政府而不是私人部门承担：“我的结论是，我们不能把决定当前投资总量的职责放在私人手中。76因此，有必要设法‘由社会控制投资量’。”77
但如果政府决定当前投资总量，那么凯恩斯会得到如下结论：
“单靠银行利率政策带来的影响不足以决定最合理的投资率。因此，我设想，某种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将是确保充分就业的唯一手段。”78
凯恩斯指出，“某种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并不意味着消灭私营企业，而是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协同合作：
“这并不排除政府当局和私人主动性合作的一切折中和馈赠的形式……但除调节消费与刺激投资必须由中央控制之外，更多的社会化经济生活则没有必要……当然，确保充分就业所需的中央控制，会扩大政府的传统职能。”79
显而易见，凯恩斯设想的经济结构是决定现时投资量的重任不能交予私人手中，政府应发挥设定总体投资水平的作用，但不能所有生产资料都国有（即不是1929年后苏联所推行的模式）。
凯恩斯所设想的经济结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存在，因为在那是由私人资本设定投资水平。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经济体接受了凯恩斯的财政赤字和量化宽松政策，但拒绝他的“某种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的建议。如果设定投资水平脱离私人资本控制，那么资本主义制度将不复存在！
相信大家现在已经对中国经济结构有所了解，虽然大家是通过凯恩斯经济学而非马克思主义框架角度了解的。“抓大放小”的政策（保留大型国有企业为国有制，放活小型国有企业为非国有/私有制），加上放弃计划经济，意味着中国经济不再是管制模式，但政府在必要时可启用宏观调控手段，包括设定投资水平，正如凯恩斯所主张的。
宏观调控和投资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的经济结构，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决定性的优势这一事实，《华尔街日报》准确描述道：
“大多数经济体可以用两种方法来促进经济增长：财政和货币。中国有第三种选择……加快投资项目的审批流程。”80
这种经济结构的优势显而易见。比如，2016年初中国经济增速创28个季度新低——回顾当时的国际背景，当年是西方经济体，特别是美国经济增长极为低迷的一年。当时中国推出政府投资计划，同年4月政府投资同比增长23.7%。这有助于确保适当的经济增速。
作为一种连锁反应，这种增长刺激了私人投资，同年11月低迷的私人投资开始加速。这说明，新自由主义所宣称的”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存在挤出效应，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的利益是是相互对立的"的说法是错误的。相反，中国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刺激私人投资，即在中国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是相互补充的，而非相互对立的。
显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立的经济结构，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也接近于凯恩斯所设想的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下，中国不是用管制手段调控经济，而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正如上文所述，中国可利用政府投资避免投资严重下降（为避免经济过热，中国也可减少投资），解释了西方陷入新平庸的原因。但为何西方不使用这样的手段避免其投资严重下降，并导致陷入新平庸呢？
原因在于政治层面，源于西方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国家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实。凯恩斯所设想的经济结构，或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对西方资产阶级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此外，政府资本而非私人资本调控总体投资水平的局面，对坚持私人经济利益必须占主导地位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此，虽然这种手段可克服新平庸，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准备实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凯恩斯是西方经济学家，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却令他们不可能实施凯恩斯的政策，甚至在2008年面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时，他们也不愿意接受大规模政府投资，某种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的理念。相反，中国应对危机的措施远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接近凯恩斯所设想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因为允许政府控制投资率和某种程度的投资全面社会化，因此需要利用凯恩斯所分析的政策工具，而这是美国和欧洲国家所不能的。尤其令人讽刺的是，虽然凯恩斯明确希望拯救资本主义，但结果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无法运用他所建议的工具，反倒是中国能。邓小平和陈云的设想不符合凯恩斯的框架，但凯恩斯的设想在邓小平和陈云的框架内可得到灵活实施。
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
这些也明确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媒体所宣称的“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因为中国近40%的投资是由政府实施的，而没有哪一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能做到如此。正如上文详细分析所示，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抛弃了1929年后苏联模式推行的管制经济。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可以没有顾虑地同时利用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正如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申：
或者正如习近平指出:
具体来说就是：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全会决定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第二，关于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
习近平主席就后一点指出：
全会决定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83
用更通俗的说法来说，就是正如习近平2015年9月首次作为国家主席访美之前接受《华尔街日报》时指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84因为独特的经济结构，中国可以同时运用‘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和‘看得见的手’（政府宏观调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没有这样的结构。
这种运用“两只手”而非西方纯粹依赖私营企业之手的实际效果，可在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所取得的空前成就，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表现远优于西方国家中看出来。邓小有一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也即是说，对于中国来说，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只要有利于中国经济，都是“好猫”。但西方只坚持私营企业才是“好猫”，导致他们陷入新平庸。
概括来说，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印证了中国经济手段和理论的正确性是一个正面例子，而西方经济体陷入新平庸则是一个负面例子。
国际影响
现在可以清楚地知道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取得胜利的原因。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仅是过去五个世纪存在的第三种主要经济模式，前两者是资本主义经济和1929年后苏联建立的管制经济。中国的这一经济制度并非为推翻马克思主义，而是为回归马克思主义。回归马克思主义为十九大强调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此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证研究，均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可确保中国没有问题与危险。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危险是美国新保守派可能寻求实现推翻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如果美国新保守派真得逞的话，那么这对中国乃至全人类将是一种打击，并且中华民族将遭受沉重灾难，正如前苏联所发生的一样。这将是中国乃至全人类的灾难。
鉴于此，十九大强调要采取各种措施进一步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时强调：“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85这也凸显了2018年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政治意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应指出的是，除对中国自身的影响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乏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正如习近平在2017年10月召开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86但问题是，大多数国家都不信仰马克思主义。那么，其他国家能否机械照搬中国经验？
对这一问题的答案需要分两部分来回答：
·首先，中国的实践成就会鼓励其他国家。其他国家不能照搬中国，但可以借鉴中国经验；
·其次，虽然改革开放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发展而成的，但运用西方经济学术语也能解释。
下举例说明：
·马克思是在斯密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他自己的理论，但并没有推翻斯密最重要的结论。
·这也说明，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凯恩斯理论框架内很容易理解。
·与中国改革开放理论相一致的新结构经济学，也可在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框架框架内得到解释。事实上，林毅夫已经指出过这一点，这使得新结构经济学在西方得到更广泛的理解。
综上所述，虽然改革开放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框架内发展而成，但在其他理论体系中也能得到解释。因此，在采纳马克思主义框架之前，其他国家很可能已领会改革开放理论。
根据中国自身经历，很容易看清国际形势。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引领和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核心力量。但中国共产党从未说过，它是引领和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唯一力量，反而呼吁与中国一切爱国力量携手合作。现在，除了政府对政府关系，中国共产党还组织与许多国家的政治团体大规模对话。比如，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吸引了来自世界上120多个国家近300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
但正如上文所述，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得到实证研究证实，即其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其他主要的经济和政治流派在他们准备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之前，事实上已经开始接纳中国改革开放理论。因为这种合作案例可以团结海内外一切爱国力量，中国共产党可以与其他国家的其他流派与经济框架进行合作，为他们提供实证分析帮助。事实上，后一过程已经在行进中：
·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失败日益明显，导致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济框架的兴趣日益增加。比如，非洲一些国家就表现出了相当的兴趣。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非洲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就公开承认，其正在向中国学习。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自借鉴中国经验后，其经济便开始快速增长。还有一些特例，比如虽然印度不承认借鉴中国，但事实上用行动表明了立场——印度总理莫迪任命中国问题专家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为首席经济顾问并非偶然。
·正如上文分析所示，发达经济体陷入经济持续低增长的新平庸的累积效应，导致其内部政治动荡和两极分化加剧。这在2016年达到顶峰，同年G7集团GDP同比仅增长1.4%。这不可避免地引发政治动荡——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与英国脱欧。2016年极为低迷的表现后，2017-2018年发达经济体必然出现周期性复苏，2017年G7集团GDP同比增长2.0%便是明证，但这不足以稳定政治形势——围绕特朗普当选总统的政治冲突仍在持续；英国脱欧公投导致的混乱仍在继续；德国政治动荡蔓延，甚至一度难以组阁；意大利大选无政党赢得多数议席。这种情况必然导致这些国家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以及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兴趣日益增加——这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欧洲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波兰采用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发展战略理论。因为西方发达经济体陷入新平庸，中国经济政策的吸引力将日益增加。
鉴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兼具中西经济理论优点，其他国家应尝试借鉴中国经验。
结论
最后，让我们回到起点。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87……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88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事实充分印证了习近平的话。意即：
·改革开放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改革开放是回归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理论帮助中国取得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成就，这不仅惠及中国，而且惠及全人类。
·马克思主义理论符合经济发展事实，这是为何改革开放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理论促成了改革开放，这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未切断中国与其他经济理论与流派的联系，而是坚持实事求是。可以说，它是忠于事实的最具连贯性、最具发展性的理论框架。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证明，经济结果与经济理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四十年不仅是中国实践成果的胜利，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
62.见凯恩斯《通论》第283页（2013年版）。
63.见米尔顿·弗里德曼1957年所著的《消费函数理论》第5页。
64.“库兹涅茨对1899年以来美国储蓄的研究显示，尽管实际收入大幅增长，但储蓄占收入比重并没增加。根据他的研究，美国储蓄占收入比重和整个期间是一样的。”，节选自米尔顿·弗里德曼1957年所著的《消费函数理论》第3-4页。
65.见罗伯特·巴罗与夏威尔·萨拉伊·马丁2004年所著的《经济增长》（EconomicGrowth）第15-16页。
66.见凯恩斯《通论》第31页（2013年版）。
67.见凯恩斯《通论》第27页（2013年版）。
68.见凯恩斯《通论》第28页（2013年版）。
69.见凯恩斯《通论》第210页（2013年版）。
70.见凯恩斯《通论》第83页（2013年版）。
71.见凯恩斯《通论》第122页（2013年版）。
72.见凯恩斯《通论》第30页（2013年版）。
73.见凯恩斯《通论》第144页（2013年版）
74.见凯恩斯《通论》第31页（2013年版）。
75.见凯恩斯《通论》第64页（2013年版）。
76.见凯恩斯《通论》第320页（2013年版）。
77.见凯恩斯《通论》第325页（2013年版）。
78.见凯恩斯《通论》第378页（2013年版）。
79.见凯恩斯《通论》第378页（2013年版）。
80.见欧乐鹰(TomOrlik)2012年5月29日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3674004577433763683515828
81.见人民网2013年11月16日报道“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16/c1024-23560847.html
82.见习近平2013年11月9日讲话“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83.见习近平2013年11月9日讲话“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84.见韩村乐(CharlesHutzler)2015年9月22日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DespiteSlump,China’sXiJinpingPledgesEconomicReforms》：https://www.wsj.com/articles/despite-slump-chinas-xi-pledges-economic-reforms-1442894460
85.见习近平2016年7月1日讲话《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节选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37页。
86.见习近平2017年10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87.见习近平2012年11月17日讲话《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88.见习近平2012年11月17日讲话《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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