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程诚：“一带一路”中非发展合作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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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非洲”频频成为世界各国媒体的头条。事实上，中国与非洲的合作仅仅是提供“援助”吗？“援助”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一带一路”真的是到处撒钱吗？西方国家真的如”好的基督徒”一般无私帮助非洲吗？或者说，援助真的可以拯救非洲吗？这些问题都是国际发展学科的研究问题。
程诚博士接受了西方国际发展研究的系统学习，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八年的时间里，游历非洲近十个国家、旅行数十万公里、调研了近百个中国企业项目，对以上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或者说是中国的答案。
如果说中非发展合作建立了以无偿援助为主的20世纪50、60和70年代，及以收缩调整与深化改革为主的80、90年代，那么自21世纪初，中非发展合作就进入了全面发展、独具特色而又震惊世界的新时代，也就是本书研究的主要时间段。
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尝试，挫折、调整和高潮，中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对非发展合作模式，即利用金融手段，协调各类资源，在不过多增加国家财政压力，并且促进中国自身发展的同时，发挥中国的特长，来促进非洲的发展，从而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总方针，如林毅夫所言，就是利用“中国有什么”和“中国了解什么”，将贸易、投资和发展合作结合在一起，与非洲实现“互通有无”。从中国方面来说，维护和推进这一合作模式的主要工具就官方开发金融（ODF）。当代的中国对非开发金融工具包含着以下几种资金形式：预算援助、无息贷款、优惠贷款、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股权投资类开发金融，以及使用政府资源促进对非洲国家生产性领域投资的各种金融支持。
在中非合作的过程中，中国将自己比较成功的经验有机地与非洲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在为非洲国家提供无偿援助的同时，通过“造血金融”的模式推动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受到非洲国家的欢迎。“造血金融”机制在非洲的广泛采用从根本上改变了非洲发展筹资的结构，突破了非洲发展的瓶颈，直接带来了非洲过去十多年间经济的高速增长。
可以说，中国在对非交往中广泛使用以互利共赢为导向的“造血金融”模式，对西方长期执行而又效果不彰的“输血金融”进行了扬弃与超越，为“一带一路”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树立了“南南合作”的全球典范。
国际合作领域的高校研究者及智库
推动国际合作的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
关心国际大事和“一带一路”的读者
林毅夫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及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世界银行原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非洲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大陆，非洲的发展关系着非洲国家的社会、政治稳定及12亿人的幸福，也关系到频频出现的人道主义危机的消除和欧美国家自己的社会和族群和谐。欧美发达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给非洲国家提供过数以万亿美元计的“输血式”援助，不仅收效甚微，还加深了非洲国家的发展依赖。本书探讨了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如何以“一带一路”和中非发展合作为平台，践行“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造血式”发展合作新理念和新举措。从本书中可以了解到“中国智慧”和“中国道路”将会助力非洲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解决就业和贫困问题，最终实现梦寐以求的繁荣。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程诚博士在该书中对于发展援助所带来的问题以及开放金融的造血机制等均作了非常系统的分析，我认为这是一本对于我们理解如何通过创新型的开发金融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很有价值的书。
王燕 世界银行前资深经济学家，乔治·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
本书的作者能够在独立研究的基础上正确地指出经合组织官方援助的弊病，指出南南合作需要更加宽泛的“发展合作融资”，其中包括各种以发展为宗旨的股权和长期债权投资，这与我们的建议不谋而合，非常难能可贵。能够看到这位青年学者的杰作出版，我感到非常高兴。
程诚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
2012—2013年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问学者，并获得CARI奖学金；2014—2016年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计划（非常驻）研究员；2016年起，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下设的“Made in Africa Initiative”邀请，为卢旺达、科特迪瓦、多哥、吉布提等非洲国家进行国家工业化方案和产业园设计工作。
研究方向是开发性金融、国际发展、中非关系、发展经济学、中国企业国际化。在国内外发表期刊论文十多篇（含合著）；在中国、美国、印度和非洲多国报刊上刊载中英文评论性文章五十余篇；曾担任中央电视台、CGTN和凤凰卫视等的节目特邀评论员。
自2010年起从事国际发展研究，并在十余个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国家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田野调查工作。
键盘上敲下第一行字的时候，我正在北京飞往西部非洲的红眼航班上。此行，我将先向西南飞越亚欧大陆，经停于东非古国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再转机继续往西南方向横穿非洲大陆，最终降落于西非几内亚湾的科特迪瓦共和国的阿比让市。可能与大众了解的有所不同，埃航的班机早就已经被国人“承包”。从商务舱到经济舱，稍微起雾的舷窗上映出的大多是老老少少的中国脸，少数的非洲人也大多数是往返中非之间进货的商贩和青年学生。中国工程师、民工大爷和金融高管们挤满了整个机舱，一起前往这个古老而美丽的遥远大陆，其中相当一部分可能长期生活在那里。不同于帕瑞尔·马卡姆(Beryl Markham)
著有《夜航西飞》。始终充满清冷味道的冒险之旅，中国人的“夜航西非”充满了世俗的烟火气息。就这样，一百多万中国人的生活与非洲发生了共振，距离和背景产生的强烈反差感可能就是最初让我对中非关系着迷的原因。
我的非洲之旅始自八年前开始的博士研究生活。自那以后，我先前往美国学习国际发展专业（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而后逐渐拓展自己在非洲的足迹：从城市与乡村，到几乎无处不在的中国人建设的各种工矿和基础设施项目。加入中国人民大学之后，在继续研究中非发展合作，特别是金融领域合作之余，我还利用自己的所学所长为非洲的发展和中非合作从事一些智力咨询的工作。此次西非之行，我就是和来自各大学、院所的同事们一起，来为科特迪瓦这个前法国殖民地国家设计工业化总方案，以及工业园的规划方案。而在此之前，我和我的同事们已经为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卢旺达、乌干达和多哥等国政府提供了同样的服务。“中国在非洲”的叙事，从最早的小商小贩和低价商品，到前些年的筑路搭桥和厂矿投资，现在终于也走到了产业规划设计的较高阶段，开始与欧美发达国家一起竞争智力产品的投入了。
总有人问起“国际发展”研究的是什么，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投入极度不足，其表现就是与中非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愿景完全无法匹配的智力支持能力。要知道，欧美大多数一流高校至少都会设立国际发展或者发展研究的硕士项目，为从世界银行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提供了很多“新鲜血液”。那么，究竟什么是国际发展？这门学科的意义是什么？中国与非洲在国际发展的研究角度下如何解读？这些便是我这本书的主体内容，也是我博士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
这本书既为迎接即将召开的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而编辑出版，同样也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寄希望于为广大学生提供中国化的国际发展学科参考书，也为研究同好梳理这一学科最为前沿的理论成果。我一直以为，相比高屋建瓴的发展经济学和静水流深的发展人类学，国际发展只能算是“匠人之学”，其中往往只能产生“专家”而不是“学者”，因为这一学科非常难以从经验事实当中归纳出理论，多数著作只是达到实证研究的水平，而难以达致理论推演的水平。也因为这一学科往往与实践结合得极为紧密，需要学习大量的技术性知识和规范，以便直接参与到具体的发展项目当中。假若我的粗浅观察属实，那么就让我做这么一个匠人吧！我希望能够把这一学科、这一问题一点一点地分拆开来，希望可以让普罗大众加深理解，希望莘莘学子和学界同人可以获取新的知识，不断推进中国在国际发展领域和中非合作领域的研究与实践。
这序言的最后几行字，写于离开阿比让的班机上。同行的乘客中，中国人和科特迪瓦人各半。我的舱位一边是来自广西的淘金大叔，另一边则是来自福建的年轻妈妈——她不满周岁的小宝宝被大叔逗得呵呵直乐。起飞前最后查看手机，微信传来两条消息：一条是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确认成立，中国拥有了自己的专业的发展合作机构；另一条则来自还在北京的同事，她通知我今年可能要开启东非某国工业化方案的新工作了。
这趟非洲之旅，以夜航开始，而朝霞似乎就在不远之处。
程诚2018年3月14日于埃塞俄比亚航空ET934航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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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