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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吴晓求: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及与金融的关系

江西财经大学 人大重阳 201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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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2018年10月28日出席第二届“赣江金融论坛”暨“改革开放40年:金融与实体经济”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本文由吴晓求教授授权@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发布。



人民大学是我的母校,上午我代表人民大学向我另一个母校江西财经大学复校40年表示了祝贺。在致辞中我谈到了大学的灵魂。大学肩负着重要使命,这个重要使命就是除了经常说的人才培养外,很重要的还有源源不断的思想创新功能。一个大国不仅仅表现在GDP规模上,更重要的表现为思想的创新上。思想丰盈的民族一定是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因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产生了诸多对人类进步和人类文明有着重要影响的思想家。


现代社会,肩负着这样的责任和使命的是大学。一所大学必须要保持内心淡定。内心的淡定是一种智慧,是一种富有责任感的自信。大学不能浮躁、不能急功近利。伟大的大学都有一种淡定的气质,它从容而坚定,坚守自己的使命。大学精神的核心是探索真理、追求正义、维护公平。我知道江西财经大学有一个很好的校训,就是信敏廉毅。这个校训体现了江西财大的精神追求,培养有理想、有情怀、有担当的人。


我不是一个说教家,更不是一个演说家,我是一位金融学的教授,对大学精神的理解是我观察社会变化后的一种感悟,我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空洞的说教者。现在我来讲讲有关金融的问题。


金融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都是变化最快的学科,这是因为金融的内在结构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是因为金融与科技有更紧密的结合。在未来,科技将全面而深刻地影响到金融,将会在相当多的层面提升金融的功能,改变金融的业态,改善金融的结构,扩大金融的服务空间,提升金融效率,从一定意义上会颠覆传统金融。


正因为金融有这个特质,所以金融的边界正在迅速地扩展。我们要深刻地理解金融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变化。作为一名金融学的研究者和教师,每天都要有深刻的危机感。如果不善于观察,不终身学习,不了解金融未来变革的趋势以及不知是何种力量在推动这种变革的趋势,我们就无法把握金融演进的规律,就会被这个社会淘汰掉。未来金融的现代化、国际化和科技化是基本趋势。


实际上,我想说的是,金融教学一定要教给同学们未来。我是一名金融学教授,同时也是全国金融教指委副主任委员,我总是在忐忑地去思考中国金融学科以及金融教学的未来。科技在颠覆金融,我们现在教的这些内容不少都停留在过去,难以胜任未来。我们要系统、完整、全面地理解金融学科的发展以及人才培养的重点,必须改善我们的师资来源结构。传统意义上的金融学教师已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如不改变,终将在被淘汰。这样的教师教出来的学生是难以符合金融实践的需要的。金融学科需要大量数学专业、计算机专业、信息科学等学缘的师资,因为金融的边界无限扩张,传统金融业态变得越来越不那么重要。虽然今天仍然很重要,但是从未来的角度看,很多都变得不重要了。


举个例子。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影响到金融岗位的就业要求。AI对金融的影响力会超过很多领域。如果有一个大数据平台,还有高速计算能力,再加一个对政策变化规律的识别,把这三个叠加在一起,再让它读一下全球金融市场变动的历史,这些信息集合在一起,运用在金融中,那将对财富管理人才就业提出严峻挑战。金融的功能,传统意义上主要是融资,未来要走向风险管理和财富管理。如果集合了这些特征的人工智能,我们的基金经理能战胜它吗?


我们要了解这些变化,了解我们面临的巨大压力,这就是危机感。危机感是人类前进的动力。深刻的危机感主要来自于对未来的洞察。成就来自于过去。一个人总是沾沾自喜,他一定是沉浸在过去。一个人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如若他有危机感,那是因为他看到了未来的挑战。有危机感,看到了未来的挑战,你就始终会站在一个新的制高点上。历史上,无论是思想家还是科学家,之所以能成为大家,那是因为有危机感。他们在引领社会的进步,在引领人类前进的方向。


我希望中国人民大学和江西财经大学的同学们有这样的深刻的危机感。有深刻的危机感,有对未来深刻的洞察力,知道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就能根据我们前进的方向。当然这需要修炼、学习、积累,人的思想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基于未来洞察力的危机感,那就是忧郁症了。我们不要把危机感和忧郁症联系在一起。


我是一个有危机感的人,因为我知道我的知识结构有重大缺陷。我经常会和我认为有才华的人聊天,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人的思想一定要开放,哪个地方不清楚,就向这个领域有研究的专家学习。聊天是最好的学习。聊着聊着你就明白了,你把众多专家的精华集于一身。


坦率讲,我取得的这点小小成绩与人民大学金融学科的氛围有密切关系,与人民大学金融学科团队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这个团队是僵化的、凝固的、落后的、偏执狂的,那就麻烦了。这个团队淡定从容、结构多元、开放包容、与时俱进。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所有这些都来自于危机感。


学术研究特别是人文社科研究,要有一个开放的视野、广阔的胸怀,不能有妒忌感。你千方百计把别人搞下来,你也上不去,有本事自己努力超过他,这是最好的。为什么说我热爱人民大学?是因为人民大学有很好的传统。我在人民大学80周年的时候,有记者对我进行了访谈,问我对人民大学的评价。我说,如果让我重新选择大学,我仍然会选择中国人民大学,我始终认为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是因为人民大学那种包容的文化、那种开放的精神。在我所在的财政金融学院,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没有告状的。我是反对告密文化的。


说远了,我开始讲中国经济发展与金融这个主题。


改革开放40年,我们国家发生历史性的变化。我们永远要记住1978年。这一年,对中华民族来说,是历史转折的一年。多少年来,我们都在探索中国发展之路,期间经历了不少弯路,之前的探索都不太成功,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场民族浩劫。我们将会永远记住这个历史浩劫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1978年,我们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发展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40年来最伟大的一次会议,从根本上拨乱反正,调整了中国前进的航向,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实际上,1978年是中华民族崛起的起始元年。1978年,对我们国家来说,要永远铭记它。对我们人大和江财两个学校来说,都是在1978年复校的,我们具有共同的命运。


总结改革开放40年,实际上就是总结中国走向复兴之路的经验,并将之传承下去。这个经验就是邓小平同志说的这几句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闭幕的时候,特别强调人民的利益为宗旨,把这些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的经验。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获得了人类历史上辉煌的成就。在一个10多亿人口的大国,在计划经济体制如此顽固,计划经济的观念如此深入骨髓的国家,能够全面系统地推进经济的市场化改革,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成就。我们在座的年轻学生不了解其中的曲曲折折和巨大困难。我1979年入江西财经大学学习,1983年到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每个青年学生都沐浴着那个时代思想解放的阳光雨露,改革开放和振兴中华成为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座右铭。


40年前的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封闭的国家,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小康、自信、开放、正在迈向现代化的国家。40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其中有很多的曲折,但沿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没有变。


1978年,中国GDP是2400多亿人民币,2017年的GDP接近83万亿人民币。人均GDP1978年大概只有两百多人民币。按当时的汇率,应不到100美元。今天人均GDP折合成美元接近九千美元。从人均不到100美元到现在的9000美元,这是什么概念?40年两代人改变了一个国家。


40年改革开放,首先是思想解放。对中国来说,思想解放特别重要,它能爆发无穷的生产力。中国之所以长期落后,是因为没有解放思想,人们的思想被禁锢。思想是一个民族进步的源泉。没有思想的解放、没有思想的进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没有源源不断前进的动力,就没有技术进步。不要以为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与思想解放没有关系。它们之间有密切关系。思想解放了,才会科学地看待失败,才会有科学的容错机制。一个国家没有容错机制社会就不可能有创新,也不可能发展,谁也不可能天生就正确的,一次失败都没有。思想解放包括容错机制。看待一个人,不能仅仅看他是否成功,要正确地看待失败。


这里,核心是你不要用公器、公权力去谋私,公权力谋私就是腐败,必须坚决反对。如果用公权力为社会创新、改革,如果失败了,我们要容错。有时候追责机制也要有科学的界定。如果没有容错机制、没有一个正确的衡量标准,过分地追责就会让人变得无所适从,人们就不干事了。不干事,社会怎么进步,财富怎么创造。中国40年经济社会取得的成就与这些都有密切关系。那个年代是有容错机制的,敢试敢干,虽然走了一些弯路,但中国发展了,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深圳就是一个案例,成为中国最具有竞争力的经济体,有极大的创造力。


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相适应,中国金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金融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当然,对中国经济贡献排第一的是体制改革。40年来,我们冲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解放了思想,焕发了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改革开放之初,虽然生活仍很贫困,但内心很充实、很快乐,是因为有追求、有希望,因为我们知道未来的中国是光明的、是有前途的。在解放思想的时代,人们都在追求理想。所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首先是解放思想,首先是冲破计划经济的束缚,焕发人们的积极性,个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高度融为一体。个人有成就了,也推动了国家发展,国家的成功也有每个人的努力。在那样的环境下,你能不高兴、不快乐吗?所以,我经常在想,我们这代人感谢改革开放40年,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舞台,尽情地展现才华。


第二是开放。中国经济发展与开放有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资金是非常稀缺的。中国的外汇储备1978年只有1.67亿美元,今天中国外汇储备维持在31000亿美元左右。当时,外汇奇缺,经济建设没有资金。怎么办?开放。开放是改革最重要的动力,只有开放才能让改革找到正确的方向。所谓找到正确的方向,就是如何与世界经济体系融为一体。2001年加入WTO就是要把中国的经济纳入全球经济体系之中,参与公平竞争,不搞垄断,不搞壁垒,在规则范围内参与全球竞争。


开放在当时中国人的意识里面是很困难的。我们有很多帽子,过去有很多帽子工厂,一不留神就给你来一顶,帽子压死人。我们的前辈冲破重重阻力,打开国门,推动开放。我记得为了露天煤矿的开发引进资金,小平同志亲自出面接待外方投资者。那时资金奇缺呀。开放就要有胸怀,人家是来赚钱的,你不能不让别人赚钱。开放也要守规则。加入WTO是一个标志,中国经济体系得以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参与竞争。


开放给中国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这个活力来自于竞争。竞争给了我们信心。我们发现,跟外国人竞争没有什么问题。中国人很勤劳也很聪明,一些东西看看就会了。当然知识产权保护很重要。事实上开放给了中国人巨大的信心。我最不喜欢看清朝的片子,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老拍披着辫子的戏。那是一个极其愚昧的时代。有什么可以展现的?男人披着辫子是封闭和愚昧的代名词。能不能拍一拍开放后中国人的精神风貌。那些披着辫子的戏都是愚昧的戏。我们今天之所以有自信,是改革开放带来的。通过开放,发现中国人是完全可以参与国际竞争的。所以,开放给中国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增强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一个民族是要有自信的,但这种自信是理性自信,不是盲目自信。理性自信是通过竞争形成的。这是40年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第三是人才。这与中国的大学教育有密切关系。说实话,1977年开始的高考,中国大学培养数以千万计的人才。这些人才与改革开放同行,他们充满着理想,经历了思想解放的洗礼。思想上没有束缚。他们拥有共同的理想,就是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这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有这样的人才,这个国家能不建设好吗?这一代进行了全方面的探索,其中建立资本市场、建立深沪交易所就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探索。从小港村的探索到到国有企业的改革,从价格改革到股份制改革等等。如果人们有思想的束缚,这些能做到吗?进行这样的探索是要有无私无畏的精神的。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有一大批科学家,也是这些年培养出来的,从最高端的航空航天、卫星发射、信息科学、生命科学和现代制企业等等,都有了全方位的进展。所以,人才很重要。这个年代培养出的人才,不但有一种探索精神,而且没有思想禁锢。


前面三个原因是根本性的。当然,第四个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中国金融的发展对中国经济进步的贡献。经济的发展是通过资源配置来完成的,经济的增长也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完成的。金融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虽然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不同的金融结构下,金融资源配置的机制和特点不同。


经常有人会问,金融对中国经济究竟做了什么贡献。这个问题很大,大到我们要认真研究中国经济与金融的发展模式。今天中午有位校友给我提了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他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M2如此之大,但没有引发通货膨胀?这个问题本身非常有意思,有巨大的内涵,里面包含了中国经济增长与金融之间复杂的关系,也包含了中国经济金融模式的丰富内涵。



对中国货币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与价格变动的关系,是一个复杂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经济增长中,中国货币发行制度起了独特的作用。这与中国外汇结售汇制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货币发行有密切关系。我们非常巧妙地运用了这样一种金融资源去推动经济的增长,M2的快速增长有货币政策的因素,更有这个国家特殊的金融结构的因素。中国M2中相当部分的是因为外汇占款带来的。贸易规模、贸易模式、外汇增长、外汇模式以及基于外汇储备模式的货币发行机制,到经济增长之间,实际上存在一个清晰的逻辑链条。我们很好地运用了这种逻辑。过去经济增长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善于运用金融杠杆。运用得好可以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不要把金融杠杆妖魔化。金融的本质就是杠杆。金融就是运用杠杆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


我们要防止的是,金融自身过度使用杠杆。我们并不必然反对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杠杆效应。如果不理解这个原理,你就不理解现代经济结构下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你就会把金融看成是非常消极的机制。今天这个主题:“改革开放40年:金融与实体经济”,是经过我审定的,是想让大家认真研究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一个时期以来,我们过分狭隘地理解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以为这种关系就是金融要为企业提供融资贷款服务,不管这个企业好与坏,不管风险有多大。这是非常错误的认识。


我们要深刻理解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杠杆关系。我们要防止的是金融体系的过度杠杆。防范的是金融创新远离实体经济。我们决不反对来自实体经济需求的金融创新。我们必须创造出一系列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创新,包括杠杆的运用。


40年来,中国经济从2400亿人民币到近83万亿的规模,平均增长速度超过10%,金融资产的扩张要比这个增长速度快多了。1978年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210亿人民币,今天居民储蓄存款超过70万亿,从210亿到70万亿,这背后增长多少倍,肯定比经济增长速度快。从金融资产规模看,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只有1000多亿人民币,现在360万亿。从1000多亿到360万亿,金融资产的增长比经济增长的规模以及经济增长的速度快得多。


这里有个指标很有意思,这个指标叫经济的货币化率。1978年是0.3左右,现在到了2.1。还有不少金融指标与经济指标相比较,都是金融的速度是经济增长速度的1.5到2倍。面对这种变化,究竟是出现了金融泡沫,还是说这是金融深化的表现?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都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我们不要把金融看得那么附庸、那么消极,实际上金融对经济的影响力起着越来越主动的作用。小平同志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实际上他是在强调金融的主动作用,在强调金融改革的重要性。只有通过改革开放金融才能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才能提供更高效率的更好质量的金融服务。


中国金融的结构正在发生很大变化,这个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有深刻影响。证券化金融资产的比重在提升。金融结构有很多说法,其中最核心的是金融体系中金融资产结构状况,因为金融所有的功能都是通过金融资产或金融产品来完成的。现在证券化金融资产,股票和债券加起来大概在110万亿到120万亿之间,从最窄的金融资产口径看,证券化金融资产的占比接近50%,最宽的口径也在30%左右。


基于金融结构的变化,中国金融的功能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金融开始逐步以融资为主,过渡到财富管理和融资并重的时代。金融功能的变化意味着中国金融体系在升级。资产结构和金融功能的变化,导致金融风险发生变化。过去的金融风险是单一的机构风险,中国金融脱媒的时间非常短,脱媒的力度有限,所以,在相当长时期里,中国金融的功能是非常单一的,主要表现为融资,投资功能严重不足。所以,很多人理解金融与实体经济只是一种融资服务关系,是有历史原因的。


实际上,从2010年开始,中国金融的脱媒速度在明显加快,进而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发展。我们不要看到当前股票市场有波动,就没有信心。这是市场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金融市场化脱媒趋势浩浩荡荡,是一个历史趋势,因为社会需要多样化的资产匹配,人们已经不满足于一个无风险的收益。市场需求推动着脱媒的加速,市场由此发展起来。


最近几年,科技的进步使金融脱媒的速度大大加快,从而改变了金融业态。脱媒的加快以及技术进步的影响,中国金融业态开始由银行类金融机构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单一金融业态慢慢过渡到第二金融业态和第三金融业态并存的时代。我理解第二金融业态就是脱媒后的资本市场,第三业态就是Fintech,特别是互联网金融,其中又以第三方支付为代表。第三金融业态是金融业态的进步。


从这个变化就可以看到,金融的边界在无限扩展,它变成一个没有边界的领域。基于这样一种基本趋势,中国要维持未来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增长,我们必须进一步推进金融改革和开放。中国金融改革的重点有三个:


一是继续推进金融结构的市场化改革,大幅度提高证券化金融资产的比重,大力推进资本市场发展;


二是要推进金融的科技化;


三是金融的国际化。要把中国的金融特别是资本市场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如果其金融不是国际金融中心,那只是一个区域性大国。一个全球性大国的重要指标就是金融是否是国际金融中心。


按照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对未来的构想,到2035年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国家,2050年建设成现代化强国。我认为,到2035年之前,中国金融市场一定能成为全球新的金融中心。


我要告诉各位,中国金融体系的现代化、中国金融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对未来的中国极其重要。它会从根本上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会从根本上推进中国法治社会的进步。我们现在与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法治社会,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新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会从外部强烈地推动中国法治的完善,就像加入WTO,会使中国有强烈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一样。在加入WTO之前,中国基本上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你的是我的,我的也可能是你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引擎。我们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别人用钱买你的股票债券,你说你不是法治社会,那怎么行呢?一旦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国社会就会真正进入一个现代化的法治国家。我们正在迈向这个目标。我们要满怀信心。只要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认为,中国金融的宏伟目标一定能够达到,中华民族的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我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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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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