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方长平：一文读懂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未来走势及其背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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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对话名教授讲座10月26日晚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继续开讲，本次邀请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方长平，他主讲的题目是“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与周边战略”。方长平老师认为进入2018年以来，中国周边环境走好，并结合现实深入剖析了周边环境变好或者变差的背后逻辑。本文由讲座速录整理而成，已经作者本人审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方长平
进入2018年以来，就传统意义上的周边而言，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持续走好，甚至可以说是近些年来周边环境最好的时期。中国周边环境演变背后有什么逻辑，它与总体的外部环境、与中国自身的战略调整有什么样的关系，当前中国的周边安全问题的难点在哪里，今后我们的战略选择应该有什么样的考虑，今天我想就这些相关问题与大家进行交流。
“十九大”关于国际环境的论述：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强，国际力量对比更加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蔓延，人类面临许多挑战。应该说十九大报告对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的判断是相当准确的。在这样的总体判断之下，我个人觉得中国面临的总体国际环境有这样几个“新”特征：
第一，世界政治进入“新阶段”。二战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流行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当前正处在崩塌的边缘。必须承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稳健很大程度是霸权国美国为这个秩序提供了众多公共产品。但是，这样一个秩序走到了今天，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美国为维系这个让其“吃亏”的秩序再提供公共产品，无论从能力上还是意愿上都不足；其次，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合流，对现有的政治秩序构成了严峻挑战；第三，强人政治回潮，现有自由主义体制无法有效解决其内部问题，再加上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强人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出现回潮的趋势。第四，全球政治觉醒、认同政治回归。全球政治觉醒有很多因素推动，特别是技术手段的进步，使得个人和小团体参与国内和全球政治成为可能；再加上全球范围内的人员流动，在加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过去人们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忠诚，正在被对部族、种族、文化、宗教等认同侵蚀。
第二，世界经济出现“新变化”。首先是经贸冲突加剧，这在当前美国发起的不只是中国的、且愈演愈烈的贸易战中得到印证；其次是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例如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差距也在扩大；再次是收入分配失衡，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与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而且即使在像美国这样的高度发达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象也是非常严重的；最后是世界经济与金融失衡，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美国对金融领域的治理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当前美国和国际金融市场依然存在不确定因素。在世界政治经济复合相互依赖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出现新变化将会深刻影响国际体系的演变和国际环境的变化。
第三，地缘竞争出现“新态势”。首先是体系性大国之间地缘战争竞争加剧，如中美俄之间竞争、博弈近年来出现加剧趋势，主要大国的军费开支不断创新高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点；其次是代理人“竞争、冲突”浮现，虽然还没有公开出现冷战期间的“代理人战争”，但“代理人的竞争甚至冲突”已经隐约浮现；再次是冷战思维凸显，旧冷战严格意义上来说还没有完全结束，现在大家又在开始谈论新冷战，无论如何这不是好兆头。
第四，大国兴衰呈现“新格局”。随着中国的崛起，一段时期以来我们热衷于谈论中国崛起和其他国家或地区衰落的问题。首先是美国衰落问题。单纯从GDP指标看，中国确实在快速接近美国，但讨论国家的兴衰，GDP只是一个指标，中美之间的军事实力，以及文化教育影响力、影响国际制度和塑造国际议程的能力还有很大差距。其次俄罗斯是不是一蹶不振？虽然俄罗斯的产值大约是中国的十分之一，而且现在俄罗斯被西方持续制裁，确实处于艰难时期。但俄罗斯的军工产业，科技实力有目共睹，另外我们千万不要忘了俄罗斯是个核大国核强国；历史上看俄罗斯作为一个传统的帝国，有很多成熟的战略工具，这个是我们不具备的；特别是，俄罗斯在关键时刻为捍卫自己的核心国家利益展示的意志力、决断力确实不容置疑。如当年俄罗斯突然出兵科索沃、突然出兵叙利亚、突然出兵克里米亚，震惊了国际社会。第三，关于欧盟。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欧盟即使不解体，未来也将凝聚力很弱，难以作为一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尽管欧盟今天遇到了一体化危机、债务危机、难民问题，以及恐怖主义等问题，必须看到，欧盟目前遇到很多问题有的是结构性的，有的是阶段性的，欧盟是一个高度发达和成熟的生活，近代以来欧洲是很有创造力的地区，今天国际社会诸多理念、观念的制度都是欧洲创造的。总之，我们对大国兴衰的评估要尽可能客观。千万不要把我们的崛起、复兴建立在别人衰落的预判上。
总之，我对中国面临的总体外部环境的判断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根本变化，但安全环境和发展问题遇到的不确定性同样存在且在增多；中美关系仍将是影响中国总体外部环境的结构性因素；周边环境是影响中国总体外部环境的重要环节。
1.认识周边
中国周边有14个陆上邻国和6个海上邻国，还有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非邻国以及区域性国际组织与地区合作机制。陆上14个邻国包括：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海上6个邻国包括：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周边安全有重要影响的非邻国：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柬埔寨、泰国、乌兹别克斯坦等。具有重要影响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与地区合作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亚峰会、10+3峰会、10+1峰会、中日韩峰会、亚信会议、TPP等。
国内有学者认为，地理上的大周边应该是：6+2。中国的周边不能仅局限在邻国的概念，而是一个地理上大周边：6+2，即包括传统范畴的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南太、西亚，还应该加上一个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无论是太平洋还是北印度洋，都是中国的战略和发展的主要海上要道。还有学者认为，地缘上的大周边还应该在包括美国，无论从历史到现实，美国都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重要力量。
2.认识周边关系
认识周边关系，需要看以下两个层次的关系：首先是三对双边关系，包括中美关系（这对关系是结构性的）；第二对是中国和中等强国的关系，包括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中等强国；第三对是中国和小国的关系。其次多边关系，中国和一些地区组织的关系。
随着冷战结束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国与周边国家间关系改善并形成了正常国家间关系特征。也正是在这段时期，中国的外交原则从总体性外交向类型性外交转向，即形成了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外交的大致分野，周边外交的原则和理念也从中国总体外交的体系中发展起来。
3.认识周边问题
第一，周边力量对比与中国的战略压力。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经济实力接近，美国担心会被挤出中国周边，所以加强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以挤压了中国的战略空间；周边大国，如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担心它们所在的次区域主导权旁落，以此加强与美国战略互动，以此牵制中国。周边小国担心中国能否抵挡霸权诱惑，特别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表现就对中国是近而不亲，心存畏惧，因此中国需要做增信释疑的工作。当前，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在防华问题上达成了准共识。
第二，经济与安全二元分离格局的制约。众所周知，中国现在是大部分周边国家的第一大贸易国，但中国在地缘经济上的影响力并没有转化为地缘政治上的作用力。不仅如此，我们还经常在安全领域受到这些贸易伙伴国的牵制。经济与安全的二元分离，主要是周边国家安全上依靠美国、经济上不放弃中国的，避免在所有议题上倒向一个国家，以寻求自身独立性的考虑。
第三，安全机制与经济机制不均衡。中国周边没有形成覆盖全区域的安全机制，美国主导的双边安全机制如美日、美韩、美澳等联盟机制，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前者由于其排他性特征经常引起地区局势紧张，后者目前主要还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与此同时，有学者认为，东亚地区的经济机制过剩，且这些经济机制论坛性特征比较突出，目前还难以对地区经济有实质性的推动，特别是众多经济机制目前还存在一定的竞争。
第四，地区热点问题呈现复杂化的趋势。中国周边各区域的主要热点问题包括：朝核问题、中日东海问题、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中印边界争端、印巴冲突、阿富汗重建、“三股势力”（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这些问题具有长期化复杂化的趋势。周边热点问题难解甚至无解的原因，首先是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域外力量强势介入使得问题更加纷繁复杂；随着中国的崛起，周边地区的民族主义上升，情感性因素介入也使得问题解决难度更大。
第五，当前中国周边环境呈现出最新态势。中国与周边主要大国的关系在发展或改善，在传统中俄关系发展的基础上，中国与日本、印度这两个大国关系也在积极改善；中国周边的热点问题在降温，从东北亚的朝核、东南亚的南海、南亚的中印边界争端，至少这些问题目前没有被激化。但是，美国亚太政策的不确定性、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导致中国周边环境改善的进程同样具有不确定性。无论是中国与主要大国关系的改善、还是周边热点问题降温，很大程度上都与未来美国东亚政策调整方向及力度相关，因此我们要充分考虑当前中国与周边关系改善还存在的脆弱性一面。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努力使周边同我国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周边战略特色，我的观察是：经济外交突出，安全领域有待加强；中小国家外交突出，大国外交有待提升；多边外交突出，双边外交有待加强；官方外交突出，民间外交有待提高。在安全领域，除了一些危机应对和一些原则性的声明，安全领域的外交机制建设相对比较弱。在大国外交方面，十八大以来我们比较关注中小国家，大国关系长时间（直到2018年）没有根本的改善，尤其周边大国关系上。在双边外交方面，我们往往在多边框架下发展双边关系，中国和周边的双边外交还有提升的空间。在民间外交方面，中国与周边除了旅游业比较活跃外，包括在学术文化教育交流上也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我们在总结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交经验的基础上，在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理念的前提下，可在以下六个方面对今后中国外交战略和策略进行规划和运筹。
1、客观认识周边关系中的美国作用，充分认识周边外交的自主性。
长期以来，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问题源头在美国，搞好了对美关系，周边问题就迎刃而解。这种认知在很大程度上认为周边外交的自主性差，受美国的影响大，中美关系缓和，周边环境就会缓和，而中美关系紧张，周边外交无疑将随之紧张。必须承认，由于历史与现实因素，美国塑造中国周边形势的能力确实较强，美国也确实有意愿利用周边问题对中国施加压力，这点从奥巴马后期到特朗普时期已经日趋明显。但这种认知也有一定的片面性。
首先，美国不太可能完全决定中国的周边外交环境。中国的周边不仅有中小国，也有像俄罗斯、日本和印度这样的大国；不仅有美国的同盟国家，也有不结盟国家，甚至有同美国关系紧张的国家。美国更多对它的同盟有一定的影响力。
其次，即使是美国的同盟国家，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考量，不会轻易把自己的对外政策完全与美国捆绑在一起，特别是在当前美国特朗普亚太战略处于急剧变动的时期，美国对同盟国家的信任和承诺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同盟国家更多从本国而不是联盟的视角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例如，最近中国与美国关系相对紧张，并没有带来明显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恶化，反而中日、中印关系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与东盟关系也保持总体稳定，东北亚地区的形势也相对缓和。
最后，对于中国周边的中小国家，在中国经济和地区影响力日益提升的背景下，周边中小国家在中美之间很难选边站，完全倒向美国或者完全倒向中国都不符合它们的利益。因此，我们一方面必须承认中美关系对于中国总体外交，包括周边外交的特殊意义，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周边外交议题也有自己的独特历史与演变逻辑，周边外交完全依赖于中美关系的思维方式易于导致我们产生阴谋论的思维，对周边外交自主性认识不足，对我们主动运筹周边外交的能动性下降。
2、确实做好周边小国家外交，努力完善周边外交布局
中国本身就是世界的大国，随着中国的崛起进程加速，周边小国对中国心存疑虑甚至畏惧心理，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的。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周边外交工作，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提出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以及我们一贯强调的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外交原则。但如何把这些理念和原则与处理中国周边小国关系的实践联系起来，我们还需要做大量细细致性工作，例如，要内心真正重视，不能有任何工具性对待小国心理；要注重细节，开展小国外交重在细节而不是规模，以细节树立形象；要树立正确义利观，中国这样的大国与小国的经济往来中，我们光讲互利共赢还不够，有时候还要让利。当然，做好小国外交，并不是没有原则，小国也不能任性、更不能故意勾连域外大国挑起事端，对此我们也要树立底线思维和差异性思维原则。
3、努力处理好与地区中等强国关系，尊重中等强国的区域影响力。
如前所述，随着中国的崛起，中美实力接近，中国与地区中等强国的实力差距在拉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地区中等强国在维护其传统地区影响力上的不确定感甚至危机感。因此，我们一定要平衡处理中国与中等强国和这些中等强国影响下的第三方关系。中国外交传统上就没有经营势力范围的理念，今天更没有所谓扩大势力范围的想法。在具体外交实践上，我们千万不要一段时期集中投入外交资源到这些大国或小国。既不要造成大国有“被挖墙脚”的心理，也不能造成小国有被忽视的“不对等关注”想法。
4、注意周边外交的整体性和差异性结合，分清不同次区域方向的轻重缓急。
基于中国周边环境的复杂性、不同区域的议题的差异性，我们一方面从整体上提出周边外交方针或者方略，另一方面我们也习惯于针对不同区域形势和安全议题提出战略。例如，我们在东北亚目前主要议题是朝核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朝鲜半岛和平体系建设问题、中国与日本、日本与韩国、日本与俄罗斯的岛屿、领海之争；在东南亚，主要是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的南海争端；在南亚，主要是中国与印度的边界问题，以及中国崛起进程中中国与印度可能存在的地缘紧张；在中亚，主要是打击三股势力，以及“一带一路”的经济合作问题；当然，周边的重要议题还有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问题对我的可能冲击。因为周边不同区域问题的差异性，易于导致把中国周边外交议题碎片化，难以在结构和系统层面产生整体的周边外交观。如何使不同方向的周边外交成为一个有机的相互协调的整体，我们需要有系统性思维方式，特别是我们要分清不同次区域的轻重缓急，从主权、安全和发展等议题领域来重构周边外交的体系，保持不同地区平衡、陆海平衡、议题平衡，以确保周边地区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5、统筹维稳和维权两个大局，重视危机管控与发展关系的统一。
2013年7月30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会议上讲话指出，“解决这个（领土领海争端）问题，总的要统筹维稳和维权两个大局，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统一，维护海洋权益和提升综合国力相匹配，实现稳中求进。”习主席讲得特别好，说明中国政府对于热点问题的思考是冷静的。热点问题极易引起包括中国自己在内的民主主义情绪上升，给各自国家理性决策造成干扰。对此，我们的认识是，周边热点问题尤其是涉及领土领海争端的热点问题，固然极为重要，但中国有比这些问题大得多的总体战略环境和战略任务，应将这些问题放在战略大局中去审视、去处理。领土领海问题是相邻国家关系的重要方面，争端的爆发通常不是国家关系恶化的根源，而是国家关系恶化的表现。换句话说，领土领海问题不决定国家间关系，而是国家间关系的大局决定国家解决领土领海问题的状况。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要注意的是危机管控而不是一劳永逸解决热点问题，我们需要做的是让积极、稳定、健康的双边关系逐步消解热点问题在双边关系的重要性。
6、抓住周边战略核心问题，保持和推进周边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周边战略需要注意以下核心问题：
第一，保持和提升中国在东北亚地缘战略中的核心地位。
首先需要确保是这一地区安全局势的稳定状态，特别在当前朝核问题发展的关键时期上，我们既要积极介入，主动开展斡旋，做好危机管控工作，推动朝核问题与朝鲜半岛的和平建设问题同步进行，也要注意不能让美国把朝核问题没有取得进展甚至恶化的责任推给中国；其次，努力争取与韩国和日本的关系根本改善与发展，尽可能超越具体问题，如萨德问题、岛屿争端问题，管控民族主义情绪，加强各自国家政府与民间的交流与沟通。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东北亚战略处于急剧变动时期，除急剧变动、扑朔迷离的美朝互动之外，韩日两国也面临着美国对联盟体系、联盟军费负担再调整的压力，再加上关税制裁，某种程度上这为中国与日韩关系发展提供了空间与契机，最近中日韩之间的高层互动频繁就是例证；最后我们要提高东北亚外交议程设置能力，把东北亚目前聚焦朝核问题的议程转移到经济合作的议程上来，特别是在朝鲜正在对国内的先军政治进行调整，把国家的战略重点聚焦经济建设的时期，我们要把朝鲜吸引到地区与世界经济多边合作的框架中来。
第二，显著增强对东南亚的塑造力。
当前，我们应该进一步增强对东南亚地区经济上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尽管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并不必然带来政治和安全上的相互理解和支持，但对于东南亚更多需要寻求经济发展的中小国家来说，经济上的影响力仍然不容忽视；进一步提高夯实多边倡议和多边机制的能力，特别是在美国退出TPP的背景下，我们如何把现有与东南亚的多边机制做实更显得重要；进一步做好民心相通工作，充分考虑到中国崛起可能对东南亚中小国家的心理上的冲击力，通过长期细致的工作，推动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预期和认同；最后，我们要充分抓住东盟共同体建设的机遇，打造中国与东盟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提升中国与东盟整体的关系水平。
第三，要积极运筹好中印、中日等大国关系。
印度是中国西部重要邻国，是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国，其资源禀赋、发展前景与国家抱负不容忽视。但与印度的重要战略价值相比，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印度的了解、理解相当不足，对印度的战略意图和战略影响缺乏足够的重视。在新时期我们需要突破传统的中印巴三角关系的视角看待中印关系，把中印关系放在全球视野下观照，特别是随着特朗普印太战略提出，我们对印度的战略一定要提高定位，鼓励印度保持战略自主性；同时，我们要超越中印边界争端的具体议题，从更加广泛的议题领域发展中印关系；我们还要加强与印度社会的广泛交往，加强教育、旅游和经贸往来，夯实中印关系的民意基础。特别是，我们照顾好彼此核心关切，灵活处理好一带一路的分歧。
当前运筹好中日关系同样意义重大。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日关系存在自主性一面。尽管安倍政府对美国外交依赖性较强，美日关系是日本外交的支柱，但中日关系有自己的发展动力和演变逻辑，日本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与美国同步，这点在特朗普时期内，日本对外战略自主一面更加强调。同时，我们也要跳出具体的问题看中日关系，特别是不要让领土争端、历史问题绑架中日关系的大局，防止激进民族主义情绪干扰中日关系发展，既要防止日本国内的，也要防止中国国内的，以夯实中日关系的民意基础，改善和提高彼此国民的积极认同。
当前中印、中日关系都迎来了改善与发展的关键时期，最近中印、中日领导人实现了高层会晤，为处于多年停滞的两对双边关系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既是我们周边外交积极作为的结果，也有印度、日本面对特朗普不确定的内外政策主动调整考量。尽管这一轮中国与日本、印度关系的调整存在脆弱性一面，未来也有不确定性，但我们还是要努力保持目前中印、中日高层交往的积极势头，管控好两对双边关系的敏感问题，提高对双边关系自主性的认知，积极运筹好中印、中日等周边大国关系。
第四，努力保持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尽可能降低中美关系的恶化对中国周边环境的负面影响。
无论我们承认与否，在影响中国周边环境的结构性因素中，美国的因素还是无与伦比的。可以这么说，中美关系好了，中国周边环境未必也随之好转，但中美关系如果持续恶化，中国周边的热点问题肯定也难以降温，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前景也面临着脆弱性。在中国日益崛起的背景下，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和遏制趋势日益明显。美国正在积极进行显著的战略调整，把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拓展为印太战略。当前印太战略还没有完全定型和实施，我们对美国的印太战略还是要保持一定战略定力，但同时我们对其未来动向、走势与进攻性影响依然要高度关注。既要未雨绸缪，主动运筹好周边大国关系，又要保持足够的理性和定力，从大战略出发保持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尽可能减少中美关系的负面性影响到中国周边环境的改善当前要防止把经贸问题外溢到安全议题。
考察中国的周边环境，要有系统性思维。纵向上，我们要看到今天中国周边环境的问题有其历史演变的逻辑，横向上，中国的周边环境，既有域外大国特别美国的结构性制约，也有周边大国和中小国自身的战略抱负和利益考量，还有中国自身的实力变化引起的地区结构重组和战略调整。
在纷繁复杂的周边环境中，我们要把周边环境的塑造放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战略下考察，为此我们充分认识到中国崛起的复杂性、艰巨性，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和耐心。中国崛起和历史上大国崛起相比天然具有的复杂性和难度在于：历史上大国崛起往往是在民族国家体系、大致相同的社会制度、同质的文明框架下的崛起。而中国崛起既有民族国家崛起的固有压力，又有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崛起的特殊压力，还有作为与西方异质文明的国家崛起的认同压力。这三种压力聚合在一起，如果我们联想起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压力和挑战往往首先在崛起国周边显现，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搞好中国的周边关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塑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讲座现场
Q1：老师好，去年底今年初美国出台了三份文件当中提出“印太战略”，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更加重视印度了。您觉得在未来的中印关系应该如何改善，有没有可能回到上世纪50年代那么好呢？
方长平：这个问题其实刚刚我讲座里也有涉及。50年代的中印关系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今天的中印关系确实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边界争端，还有在印度看来中国崛起带来的地缘压力，包括中巴关系对印度的刺激。当然中印关系发展现在也有有利的机遇。印度是不结盟国家，在大国关系上它往往乐于保持一种大致均衡，包括平衡处理与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美国的印太战略并不定引起印度的积极回应。印度与中国现在还有一些多边机制，包括印度是新加入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印度与中国都是金砖国家机制的重要成员。这些多边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双方发展关系、协商问题提供了更多的渠道。
Q2：我请教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美国在战略上去年把中国列为潜在的敌对国，这对中国有什么影响？还有一个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可是我始终理解不透，我认为美国还是美国，中国还是中国，俄罗斯还是俄罗斯，世界上没有大的变化，一百年之内没有人能超越美国，请您解释。
方长平：美国把中俄认定为潜在的敌对国，去年底到今年初的三个报告既是这种判断的反映，也具有相当长时间内的战略导向作用。对此我们应该从战略上予以重视，但也要有战略定力。至于大变革大调整，国际体系变革总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今天的国际体系与冷战时期，甚至冷战结束后的九十年代相比，我们不可否认它的变革性一面。历史上的国际体系变革，往往是通过热战或者冷战完成的，所以我们比较真切感受到它的“剧变”特征；在和平时期，力量的此消彼长有个缓慢过程，从力量的变化到战略调整也有一个过程。
Q3：刚才教授讲到欧洲问题的时候，说大西洋两岸关系可能会对欧盟产生更大的影响，请问这个大西洋关系的影响是什么，美国跟欧盟有什么问题存在，对我国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方长平：为什么大西洋关系对欧洲很重要？应该说二战之后如果没有大西洋联盟，没有北约，欧洲的安全保障和经济恢复就不会如此顺利，应该说，大西洋联盟重振了欧洲。当前欧洲防务很大程度上依然依靠美国控制的北约。如果大西洋联盟出了问题，对欧洲安全是一个重创，特别是在当前美俄欧关系急剧变动的背景下。还有，在我看来，现在特朗普推行的单边主义，与欧洲二战之后奉行的多边主义在理念上是相违背的。欧洲为什么有这样的成就，欧洲一体化作用是关键，而且现在特朗普做的，跟欧洲一体化的理念本质上是有冲突的，这可能是美欧关系未来变化的深层次原因。
Q4：习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但西方国家不合作，甚至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把这样一个矛盾点放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大局下，我们怎么去看待长远和西方国家的合作？
方长平：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只是一个理念，是我们为之奋斗的长期目标，还是我们观察世界、处理国际问题的一个新视角、新方法。这种共同体的视角和方法与西方固有的二元对立的方法有本质不同。在这样共同体理念指导下，我们处理世界问题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这一理念也不是虚幻的，已经在我们的“一带一路”的合作中在实践。
西方往往把世界划分为“民主的和平区”与“非民主的冲突区”，如果我们把共同体的理念和实践持之以恒做下去，我们也许也能构建一个“共同体的和平区”。关键是，我们自己要对这个理念有信心坚持传播并实践下去，对学界来说，它既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学术命题，因此我们还要加强对这个概念的学习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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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