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实录】美前副国务卿霍马茨：美国对华担心的不是当下，而是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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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1月19日上午，美国前副国务卿、基辛格智库事务所副主席罗伯特·霍马茨（Robert D. Hormats）携美中国际商会主席王智文及20多位企业高管到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就目前备受关注的中美贸易摩擦、知识产权合作等问题，与人大重阳执行院长王文及各领域专家进行坦诚、深入的交流。本文根据录音整理而成，由@人大重阳 微信公众号独家发布。
特朗普说“贸易战很容易胜利”，然而历史并非如此
霍马茨（美国前副国务卿、基辛格智库事务所副主席）：感谢人大重阳的热情接待以及精心安排的对话环境。当前这段时间对中美关系非常关键。20世纪70年代，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有强烈的政治意愿，要使双边关系正常化。到了80年代, 两国致力于建立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接下来中国加入IMF，成为全球经济秩序的一员。
在过去10年中，两国经济相互依赖越来越紧密。美国推动这一进程的动力是基于华盛顿共识，认为中国深度融入国际经济秩序会带来中国内部的改变，变成市场导向的社会，在制度设计方面也会变得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更接近，并且国际机制本身也会随着经济秩序的变化而自我演进。现在，我们发现，美国人这个想法太天真了。我们现在才明白过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保持中国特色，并不会让中国在制度上学习西方。此外WTO也没有发生改变，并没有变得更有效，没有发展出有效的规则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等新问题，已经不再适应现代全球经济的发展。
美国商界一贯非常乐意与中国合作，但现在，美国商人越来越觉得，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了具有强劲竞争力的经济体，中国的规则（例如有关补贴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规定）应该相应作出改变。但这些改变并没有发生。因此，美国企业担心的不是当下，而是将来。尤其是中国现在在高新技术领域竞争力越来越强，能与美国企业一争高下，中美在高新技术领域面临着“谁是世界第一”大国的问题，这种情况以前美国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局面让美国人震惊。因此，美国人开始寻找中国经济飞速崛起的原因，开始关注中国的国内政策。
目前，在很多方面，中国的高科技已经领先美国了，尤其是在数字经济领域。美国在相关领域没有任何工业政策、补贴或开放市场方面的限制。所以，中美当前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两国在规则、规范、标准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且相互不理解，两国都在以自认为正确的方式行事，而且两国之间并没有就此进行行之有效的对话。在上述方面，中美不可能完全一致，但至少应该就如何处理分歧达成一定程度共识。我认为，美国是无法压制中国的发展的，无论怎样中国都会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美国也不能再以冷战思维对待中国，试图遏制中国，因为当今世界与上个世纪大为不同。美国需要找到一种全新的方式与中国相处。中美两国也需要紧密合作，以支撑全球经济体系正常运转。
中美两国关系正处于十字路口。尽管特朗普说，“贸易战很容易胜利”，然而回顾历史我们都知道，贸易战不可能有赢家。我认为，首先，关于知识产权保护，这不仅有利于美国，这对中国企业也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对创新者投入的脑力、精力、资源的尊重和鼓励；其次，关于投资，两国可以合作建立能够共同认可、遵守的原则和规则；第三，关于国际金融体系，2008年中美两国进行了成功的合作，携手应对了金融危机，现在两国更是有极大合作空间，共同努力防止世界陷入新一轮金融危机；最后，加强在医药研发等全人类受益的领域的合作。当前，医药领域的技术研发，很多都是建立在跨境合作基础上，不论是美国科学家研制出来的药物挽救了大量中国人的生命，还是反之，这都会对两国人民对彼此国家的认知产生极大影响。
高新技术发展周期长，中美根本没法说脱钩
王文（人大重阳执行院长）：中国在科技方面仍需要向美国学习，美国国内过于高估了中国科技的发展速度。中美两国之间只有加强合作，才能解决当前世界面临的问题。中美贸易战引发了中美两国的担忧，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本次对话的核心议题。
刘志勤（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当前中美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慢性病、常见病的反应，不足为奇。但是，这些矛盾被一些美国政客刻意放大了。中国的飞速发展让部分美国政客感到震惊和害怕，这种心理状态就像是年迈的老者总是担心自己时日无多，无法享受美好生活了一样，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美国当前的奇怪心理同样令中国人震惊。中国文化是非常具有包容性的，正是中国的包容令中国能博采众长，因此得以飞速发展。美国总是强调自己是最好的、最强的，并不习惯于接受其他国家的长处。另外，中国其实并没有想着要超过所有其他国家，中国人习惯于“枪打出头鸟”这个理念，并不追求当领头者。
黄节（前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工信部部长指出，“中国当前是全球技术发展的第三梯队，第一是美国，第二是德国和日本。中国比美国至少落后了20-30年。”美国过高估计了中国实际上的高技术发展水平。我想请问霍尔迈茨先生三个问题：首先，对于即将召开的G20，中美两国能否达成协议？其次，对于中美两国关系未来发展，有人认为，由于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太高，因此不可能真的出现贸易冷战，或其他形态的冷战，但也有人认为，中美正在“脱钩”，那中美“脱钩”的现象是否会发生？最后，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美国把几乎所有能让中国合法获取知识产权的路径都堵死了，在此情况下，中国如何通过合法方式（比如收购、并购等）获取知识产权？
何菁（安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中国的确可以做出一些努力，例如：中国需要建立国家级的知识产权保护机构，中国若干城市目前已经建立了知识产权法庭，日后应该发展成国际知识产权法庭。
霍马茨：美国担心的是，中国企业通过收购并购的方式，进行强制性技术转让。此外，长久以来华盛顿鹰派人士一直坚持一个观点，就是认为中国一旦获得知识产权后，将不仅用于商业，还会用于军事，尤其是人工智能。这不是说现实中国就是这么做，而是他们认为存在这种可能性。因此，知识产权就从一个商业问题变成了安全问题。我同意黄老师的看法，这是个非常难谈判的问题。
关于G20，如果两国没有任何协议达成，将会是很糟糕的；如果两方将分歧公开，这将更糟。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应该进行工作组级别的会议，商谈具体问题如何解决。不是说要求中国在法律体系上妥协，而是增加透明度。关于投资问题，两国一定要避免投资保护主义。
关于中美“脱钩”，这的确是美国某些政客的观点。问题在于，高新技术的发展需要很长的周期，根本没法说脱钩就脱钩，全球供应链的重新分布更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但是，的确现在在美国，有部分人就是这样想的。现在，这代表了经济民族主义的思潮，不仅仅是经贸问题了。
美国人认为只有西方民主制度才能带来繁荣，但中国是反例
陈琪（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中美关系的根基是共同利益而非意识形态。请问如何防止中美贸易领域问题外溢到其他领域，G20是否会就此达成协议？
冯钺（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研究员）：想请问霍马茨先生两个问题：特朗普如何看待黄种人？中美之间关系为何会成为现在这种状况？
卢静娴（环球时报英文版副总编）：当前，进行联合研究非常困难，美国方面采取了很多限制学者往来的措施。请问中国怎么做，才能消除美国人对中国的恐惧？
霍马茨：现在很难预测G20两国元首见面会发生什么。因为元首间的私交与国家利益是两回事，而且特朗普在国内也面临不同压力，部分人希望他对中国强硬，另一部分人持反对意见，很难说到时候他会如何做。我担心的是，会面结束之后，特朗普宣称会见谈得很好，但实际上什么协议都没有达成。
关于种族问题，我认为这不是单独针对中国的，而是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一部分人坚持民粹主义观念，敌视所有与自己不同的人，这种情绪也被他们用在非裔、犹太裔美国人上，不是专门针对中国。
即便是对中国看法最负面的美国人，也没有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中国，没人把中国当成以前的苏联。美国人长期以来坚持认为只有西方民主制度才能带来繁荣发展，但中国成了反例，中国政府在某些方面（应急、救灾等）表现出了比美国政府更优秀的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美国人的认知，需要花时间去消化解决这个问题。我不认为这是意识形态分歧，这仅仅是两国关于何种方式才是更好的治理方式的争论。
特朗普减税政策，会让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更弱
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中国其实向美国学习了很多，不是完全复制照搬，而是成功地本土化，例如，“中国梦”其实就参照了“美国梦”。过去几乎所有的危机，中国都从中获益，这是为什么呢？您是否认为，中国依旧会从危机中获益？
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人大重阳研究员）：您如何看特朗普政府正在进行的如此大规模减税政策，这一政策对美国的积极、消极影响分别是什么？您认为中国经济当前快速增长的势头明年是否会持续？
滕继萌（人大重阳英文顾问）：美国前政府官员在多大程度上能为缓和中美当前紧张关系、促进中美合作做贡献？中美两国如何避免双边关系走向恶化，尤其是在特朗普执政期间？
霍马茨：中国在创新方面的长处在于，可以非常快地学习，中国大量进口半导体、电脑芯片，学习能力非常惊人，用比其他国家短得多的时间就完成了追赶、超越甚至是跨越式发展。美国企业重视中国市场，想参与创新与研发，但他们又担心自己技术的安全。
关于特朗普减税政策，问题在于，按照美国经济目前发展势头其实并不需要减税，而且减税对未来促进增长并没有显著作用，它只是短时间内让大家很开心。减税意味着政府债务水平大幅增加，到头来美元升值，只会让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更弱。
中美两国的前政府官员应该加强对话与沟通，因为说不准其中某个人就有对现任政府的影响力。此外，中美两国各层级的官员加强交流非常有必要，比如省州长、市长层级的交流，有助于加强地方层面的相互理解。
最后，敦煌正觉写经院院长王淑萍向霍马茨先生赠送了一部长度超过百米、篆刻千余枚印章的《金刚经》长卷。据悉，该长卷用篆刻方式打造，是世界上最长的篆刻《金刚经》。
参加本次交流活动企业代表有山西能源交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武强、山西能源交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喜东、保利集团吕智勇、华茂金台（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张广龙、美盈资本合伙人尉家铭、重庆商界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周忠华、敦煌正觉写经院院长王淑萍、北京东方华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浩强，以及人大重阳院长助理杨清清、人大重阳研究人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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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