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改革开放40年为什么能如此成功？人大校长刘伟总结了这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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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中国人民大学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高峰论坛”于2018年12月8日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出席并演讲。刘伟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归结为三点，第一是坚持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第二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探索创造，力图把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机制统一起来。第三是充分体现了辩证法的智慧，在各种矛盾关系的处理上，两害相权取其轻。以下为演讲摘编，本文刊于12月8日新浪网。

刘伟：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在人民大学接待大家参加人民大学举办的纪念改革开放40年高峰论坛。这是一个系列活动，今天商学院承办的这项活动算是一个开篇，是人民大学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的第一场活动，所以也显得特别热烈。

今天除了对大家表示欢迎之外，给我有一个任务，让我做一个简单的演讲。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回顾，我想是这样的，这40年，我们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是在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史上找不出第二个40年，带来中国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有这40年变化更深刻的。我们可以对这40年提出很多反思，总结很多问题，但是你找不出第二个40年，给中国的现代化，包括物质世界发展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有这40年变化深刻的，特别在历史上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我想改革开放这40年，中国有三点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40年，的的确确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来运用于中国的发展实践。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知道马克思最重要的创造，按照恩格斯讲的，是他的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如何解释历史发展的动力、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关系所有的变革，制度创新最根本的是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性质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这40年是伟大的制度创新，而这个制度创新本质是生产关系变革的话，它能取得一定的成就，就在于生产关系的变革。从一开始它的指导思想，它的核心目的，它的检验标准，始终是坚持解放和发展中国的生产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一个最基本的立场，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进展当中，我们也存在偏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历史观和基本立场的时期，特别是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我们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整个社会的发展脱离了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

改革开放一开始我们拨乱反正，思想解放，首先就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上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动员，理论准备也是从这儿开始的。人民大学毕业的一位校友（胡福明）在改革开放初期，77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角度，启蒙中国的改革。

这个改革的思想动员刚开始就是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史观来进行的。很快就使得我们拨乱反正，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中国极具特色的改革特点，我们紧紧扣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讲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一直到习近平总书记讲发展是永恒的主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推动生产关系，紧紧扭住的一个中心，一个牛鼻子。事实上，中国改革有很多问题，很多争议，但是最根本的成就恰恰就在于这40年中国的改革极大的解放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可以说出一系列的指标，GDP总量40年平均增长9.5%左右，我们今年估计能过90万亿，去年是82.7万亿，如果今年增长6.7%，再加上通货膨胀指数，估计今年过90万亿，增长了将近34倍，按照可比价格算，折成美元，我们从占全球1.8%上升到占全球15%左右，这是十九大报告里讲到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切实缩小了和美国的差距，但中国做到了，这是讲GDP。

从人均GDP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是260多美金，现在我们是8000多美金，如果今年经济增长达到百分之六点多的话，今年有可能达到9000美金。我们从低收入的穷国进入到了当代上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阶段，这些都是了不起的变化。

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比如经济结构，我们已经是第一大制造业国家，数量上，我们服务业第三产业已经成为第一大产业，经济增量当中贡献是最突出的。再比如人们的生活质量，我们的恩格尔系数从改革开放初期平均61%，农村63%以上，城镇58%以上，现在我们降到30%以下，已经进入到所谓富足阶段等等这些变化。这些带来的生产力的解放和大发展，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从根本上体现出中国改革开放生产关系的变革是正确的。总体上方向是对的，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特点。

这个特点我们可以去和别人比的，一个和谁比呢？和所有的体制转轨国家，他们当中绝大部分在改革开放或者体制变革中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倒退和严重的破坏。有一些计划经济传统国家转轨到今天，生产力水平还没有恢复到改革开放之前。所以它的制度变迁伴随的是对生产力的极大破坏。

我们还可以和广义的发展中国家比，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市场化体制选择过程中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像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都是这种表现。这是和当代比，我们也可以和社会主义历史比，社会主义在国际历史实践当中，没有哪次大的制度变化不带来生产力破坏的。

前苏联军事共产主义时期，1918年，生产力大量遭到破坏，它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生产力带来极大破坏。它的几个大的制度调整时期都是伴随着对生产力的破坏，中国也有这个深刻的教训。中国大跃进时期，中国的文化革命十年浩劫，就更不用说了，这些从本质上都是要推动制度变化的，但这种制度变化的结果都是带来了生产力的停滞、破坏。

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无论是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其他国家的制度变迁比，还是和我们历史上重大的制度变化调整相比，这个新时期突出特点，都是极大的解放和保护了生产力。我觉得这是一点，我们要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经验的话，特点的话，这点是鲜明的。无论是和当代世界比还是和我们历史发展比，这一点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和方法是科学的。这是一点。

第二点，回顾这40年，一个非常突出的就是从科学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发展上看，中国始终在制度创新的根本上，坚持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配置方式统一起来，这同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理论和实践上的突出特点。

这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的一个重大创造，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别具一格的制度特征。从理论上来讲，认为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之间是根本对立的，两个是不能兼容的，这是两个理论传统的共识。一个就是正统的西方经济学认为市场自由经济，自由经济基础就是私有制。公有制不可能有市场，当十月革命发生不久，甚至在那之前，19世纪末，社会主义理论刚刚提出来，后来演变成一场思想史上非常大的争论。就是兰格和米塞斯这场争论，社会主义有没有前途，核心就是公有制没有市场，没有竞争性的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因此社会主义没有前途。他的理论前提就是公有制和市场之间是对立的，这是西方政治经济学深刻的传统。

不仅如此，马克思也是这样，马克思认为到共产主义社会，市场和公有制是根本动力的，认为公有制和市场之间是根本对立，这既是西方正统理论的传统，也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统。实践上，各国社会主义战后的实践，开始都是公有制，取消市场，斯大林模式，后来发现不行，想统一，公有制能不能兼得市场的好处，结果没有兼得好处，结果得到了坏处。结果放弃公有制，全盘私有化，在这个基础上，推动市场化改革。用私有化推动自由化竞争，推动市场化。这就是其他计划经济国家改革实践的基本脉络。

我们中国始终强调一条，在新时期，在所有制上，我们叫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在资源配置上，我们开始叫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是十二大。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叫做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是十三大。然后十四大，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是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是从主副论到结合论，到市场论，市场经济一路走过来，一直到现在新时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这个问题又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怎么在公有制为主的情况下，使得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中国特殊的。这和当代所有转轨国家都是不同的，和我们思想史上也是不同的，和西方正统经济学的传统，和马克思经典经济学的传统也是不同的，它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当然这里面的难题很大，我今天不敢说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还在实践中，还在探讨中。但是它毕竟开启了人类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新方式，把这两个东西统一在一起，这是中国几乎所有的改革方面与其他国家最本质的特点和区别。这种结合对不对？很多东西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你要看它是不是解放发展，保护了生产力，因为它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本身孤立的看，回答不了错与对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要这种制度创新对生产力的解放，要把它统一起来，放在更长的历史进程中才便于把握，这是第二个特点。科学社会主义。

第三个特点，我们的改革充满了辩证法的智慧。有的国家是渐进式，有的国家是休克疗法，我们先不说这个，我们看中国的实践，非常实用，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试探，哪个风险最小，哪个最为迫切，哪个对生产力最为紧要，我们都是干中学。我们试着来，我们不是机械的，不是教条的，不是简单的，不好简单的说是休克还是渐进式。

我们在城乡改革中，城市经济比农村经济复杂，怎么办？城乡分开。我们先全面开展农村承包责任制，大家看纪念改革开放40年展览，小岗村18户农民按手印，这算是一个标志。农村取得成功之后，我们再向城市，十二届三中全会，我们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再向城市转移，这是逐渐展开的，由易到难，由迫切到相对的有所缓冲的领域。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包产到户”契约。

开放，我们从沿海到内地，也是从可行难度小、风险小、震动小，逐渐展开。我们看体制改革，企业改革的关系，我们先以企业改革为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讲的很清楚，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是以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这一下子和过去不同，过去中国所有改革调整都是以政府改革，以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条块矛盾的化解为先。现在我们是以企业改革，到一定程度之后，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改革，成为了约束市场化的关键，我们再把改革的重心从企业改革为中心转向政府职能改革。

看市场化进程，一个是企业改革，一个是市场交换秩序，价格改革。企业改革很有意思，企业改革先从分配领域改革，然后向企业产权领域改革。我们刚开始企业改革是企业承包，70年代末的时候，允许企业利润留成，财政出问题了，为了保财政，80年代中期利改税，拨改贷，企业又出问题了，87年企业承包，92年两轮承包之后，放弃承包制，搞现代企业制度建设，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现代企业制度提出来，四句话，产权清楚、责任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把企业产权问题的改革提出来了。前面利改税，利润承包，利润留成都是分配关系的改革，解决的都是财政和企业分配关系问题。到了十四届三中全会，企业改革的重点从分配领域转到了产权领域。

价格秩序，大家更清楚了，我们中国有中国的智慧，中国搞了一个双轨制。双轨制的特点，50年代搞过，50年代的双轨制是什么？是同物同价，然后不同物不同轨。钢材、药材是计划价，粮食是计划价，但是自行车、茶叶可能是市场价，是多轨，但是同物同价。双轨制带有浓厚渐进式的特征，我们怕一下放开价格震动太大，我们搞了一个双轨制，有问题，有寻租，权钱交易，但是它对价格秩序改革的风险可以控制。

我们还可以说出很多，你看中国的改革，在城乡之间，在地区之间，在政府和企业改革的关系上，在企业改革过程中，在市场价格秩序的改革过程中，你仔细看，它都是一个试错过程，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都是从风险比较小的领域入手，然后取得的成就比较显著，这样便于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凝聚大家的共识。这些目的核心一条，充满了智慧，就是要减少改革的风险。

我个人感觉从哲学角度，中国改革这三点，我觉得印象很深。一个坚持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解放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一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探索创造，力图把公有制和市场经济机制统一起来，一个充分体现了辩证法的智慧，在各种矛盾关系的处理上，两害相全取其轻，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进一步展开探索。我就讲到这儿，讲的错误的地方，欢迎大家批评，再次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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