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隆国强：美国“退群”欲先破后立，意在重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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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18年12月29日，由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和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承办的“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年会暨首届万寿国际形势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出席并发表演讲。本文根据发言速录整理而成，刊于1月3日环球网，原标题为《从三个不同维度来理解大变局，抓住新的战略机遇期》。
隆国强：各位专家，各位同仁，大家好！非常荣幸来参加首届“万寿国际形势研讨会”，也祝愿万寿国际形势研讨会像建章同志说的可以万寿。到了岁末年初，循惯例，大家都会给新的经济形势做个展望，刚才刘伟教授做了精彩发言，我很赞同。刚才闭幕的经济工作会议，在表述国际经济形势的时候，用了“此时国际环境复杂严峻”这样的描述。复杂在哪儿，严峻在哪儿？新闻公报里并没有展开讨论。展望来年的经济形势，我认为，可能有几个基本的特点：
第一，增长放缓。很多研究机构都做了综合研判，刚才刘伟校长也说了，IMF这种国际机构预测明年全球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从今年的3.9%降到明年的3.7%，略有回落，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第二，格局分化。不同的经济体增长状况差别很大，美国今年的状况非常好，虽然来年会有所回落，但应该说经济状况其实还是不错的，除非它真的像有些机构预测的一样发生了金融危机。但是有一些新兴经济体确实是增长乏力，既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全球大宗商品、初期商品价格的回落，给很多依赖初期商品出口的经济体造成了很大影响。价格回落以后，出口收入减少，它的汇率贬值压力也很大。
第三，风险因素在增加。尽管总体来看2018年的增长情况还不错，但风险也在积累，有几个方面特别需要关注：
1、全球债务性风险在上升。有机构统计，现在积累的债务总额已经是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时的两倍，当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分母也大了，但债务增长比分母增长要快得多。所以，在不同的国家可能存在着不同的风险，高负债、高杠杆的风险都存在着，包括我们自己也在其中。
2、美国高股价蕴含的风险。12月份还没过完，到前天，累计12月份美国股市下降的幅度超过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最大的一个月下降的幅度接近15%。大家很担心。有些金融机构预测美国2019年爆发危机的概率是60%，到2020年爆发风险的概率就更高，这都是需要我们高度关注的。在这种状况下，美联储一加息，特朗普就很不满，公开指责12月19日加息的决策。并且从2015年开始，联储已经连续十次加息。
3、因为美联储回归正常货币政策的决策，或者说是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有很强的溢出效应，不仅仅是美国的股市闻声回落，美国一加息以后，美国资产变得更有吸引力了。所以，资金跨境流动，更多的钱会从其他国家流到美国去。前两个星期我去了三个发展中国家看了看，有些发展中国家确实压力很大，前几年铺的摊子比较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搞外债，但国际收支本来就有压力。其中某一个国家，出口额是200亿美元，进口额高达500多亿美元，逆差300亿，它有很多劳工在外面，侨汇收入100多亿美元，整个国际收支还差100多亿美元，对中国这样的大的经济体来说100多亿美元不算什么，但对这些小经济体来说，100多亿美元是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所以，这些小经济体将面临着汇率贬值的压力。汇率一贬值，它进口品价格一上涨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同时，前期借的外债到了还债期，现在没有外汇去偿还。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压力是很大的。对我们自己来说，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去承揽工程，去对外投资，去出口开展贸易合作也是要高度关注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国际收支风险的。那些企业在那里搞工程承包，挣了钱却买不了汇出去，因为它会有很多的临时管制措施。所以，它的第三个风险是溢出效应带来的，新兴经济体国际收支的风险。
4、美国贸易政策的风险，去年开始，美国和很多国家发生了贸易冲突，我们更多关注的是中美双方的，其实不限于中国。当然，影响最大的，毫无疑问是中美贸易冲突，这是两个最大的贸易体，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最大的贸易体（中国）和第二大贸易体（美国）之间的冲突。这个排序虽然分一二，但是都是一回事。它的影响不仅仅在于中美双边贸易，对全球生产价值链稳定安全运行都是非常深远的。
美国贸易政策除了加税，打贸易战，逼别人开放市场，进行贸易结构性改革之外，他在试图重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刚才刘校长讲美国在“退群”，但大家一定要看到他在“退群”的同时在推动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向对他更有利的方向进行调整。退群放在长一点的时间看，叫“先破后立”，退不是目的，威胁退出WTO也是要逼着WTO去改革。退出NAFTA导致重谈了美加墨的自贸协定。所以，退群只是手段，目的是重构一个美国认为对他更加有利的全球治理体系。
所以，从国际经济形势来看，确实就像中央说的，短期来说是复杂、严峻。从我们自己保持增长角度来说，“三驾马车”其中就有一个出口，明年的出口下行压力是相当大的，不管是已经开启的中美贸易谈判，谈判结果怎么样，即便谈得挺好，但是看一看2018年1-10月份的出口，整体出口，对美出口都是两位数的增长，似乎不受中美贸易冲突的影响，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们输美的商品是抢在美国加税之前，叫“抢单出口”。所以有些没有卖掉还存在美国的仓库里。等到来年基数就会上涨，还有很多存在仓库的东西要去销售。所以，即便我们明年谈判谈得很好，出口增长本身下行的压力是客观存在的。当然，如果谈得不好，那影响就更为长远。我们希望双方按照原来的共识，达成最大公约数的协议，这不仅是对中美双边合作非常关键，其实对全球都有影响。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下，光看眼前似乎挑战很多，我们就想，应该怎么看待这种变化，一是要放在更长的时间来看当下，二是把中国放在世界格局下看，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当下，就是习主席讲的，我们现在处在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影响这个“大变局”的因素很多。我认为，其中有三个特别重大的因素，也是我们理解这个大变局的三个不同维度。
一是新技术革命。像历史上每一次大的技术革命一样，这是国际格局洗牌的根本因素。而新技术革命是和工业革命媲美的一场巨大的工业革命，而不是工业革命以来每一轮小的工业革命，什么电力革命，蒸汽革命，化学革命。它是划时代的。因为这次的技术革命会带来很多新的变化，国际格局必然要进行调整。
二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全球治理体系应是适应全球的技术、贸易、投资、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调整的，经过前20-30年经济全球化的高歌猛进，全球化、各项指标都是快速推进的。2008年经济危机时，基本的指标，货物贸易增长速度比GDP还低；服务贸易也不高，跨境投资在徘徊不前。现在是全球化的调整期，高歌猛进的全球化会带来很多好东西，但也带来很多冲击，各个国家都需要消化它负面的东西，其中最大的就是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需要解决社会不公平的问题，以增强全球化的包容性。
相应的，全球治理体系一方面有不适应的带来的问题，例如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数字经济怎么来规制它，数据的跨境移动需要有新的国际规则等等；另一方面还有很多全球治理本身的问题，像WTO谈判功能弱化，决策低效等等一些地方，这都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变。加上美国人觉得不满意，觉得不够好，他们在主动推动美国的改革。所以，在更长一点的时间会看到，现在我们处在一个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变革的时期，这个制度没有定型，正在演变，演变成什么样，取决于多方博弈。但方向我个人认为是确定的，你看到会有一些回潮，但是自由化、便利化的方向是不会逆转的，否则全球化就真的逆转了，因为它后面是生产要素在全球配置，它要适应这种内在要求。历史的进步从来不是一条直线，它总是走的“之”字状，螺旋式演进。所以，全球治理体系的演进过程中也会一样的，沿着一个大的方向，大河东流，还有回流的时候，往北流、西流、东流的都有，但这不是大的方向。
三是大国博弈。集中体现在美国守成大国和中国新兴大国结构性矛盾。两个大国之间的博弈一定会在各个层面上显现出来，中美贸易冲突只是中美结构性矛盾的集中反映，一个层面，但不是全貌。所以，中美贸易冲突，我觉得有其必然性、长期性和全面性。我们希望通过谈判来沟通和协商，但大家千万别一位谈完了，达成一个协议，这个事情就全解决了，不是那么简单的。日美贸易冲突打了几十年，中美贸易冲突可能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彼此相互协调。
在这样的背景下，短期来看确实非常复杂，充满了变化，这个变化是充满了挑战，尤其对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来说，挑战是很多的，外需不足，这是大家都遇到的，但对于出口大国来说挑战更突出。还有针对中国的，我们自己的国际分工地位在变化，出口在全球分工的地位面临着前后夹击，劳动密集型的很多新兴经济体在追赶我们，越南、印度、来跟我们开展竞争。我们升级的时候又面临着一些发达经济体在高端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固有市场的挑战，格局打破才能取得新的市场地位。
当然，还有作为一个新兴大国，来自于守成大国和其他小国对所谓中国崛起的担心，即看到你的机遇又看到你的威胁，说明“中国机遇论”和“中国威胁论”交织在一起带来的复杂国际环境，这些都是挑战，需要我们特别静下心来好好地研判，审慎地来应对。同时，我们还要看待另外一个方面。在变化的国际环境下，它有很多新的机遇。这就是经济工作会议，为什么总书记专门花了很长的篇幅讲战略机遇期。就是要看到变化的世界，它的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而且有时候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新技术革命毫无疑问是一个弯道超车，后来居上的机遇，目前来看，中国的数字经济仅次于美国，可能还要走在前面，我们要更加发力，在这方面实现弯道超车。历史上每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毫无例外都是靠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才能真正实现赶超，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还有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对中国来说是个机遇，它不仅仅是我们去承揽工程，最重要的是把中国的设备，中国的这些企业从EPC到BOT等等，它的管理，甚至很多地方把中国的标准都能够带出去。所以，它有很深远的意义，对我们整个出口结构的升级，对我们提升在全球分工地位都是有很深远的意义。
中国自身，从中等收入跨越要进入高收入，我们把它表述为从高速增长到迈向高质量发展，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要创新，创新靠什么呢？关键要靠人才，我们自己有很多人才，每年培养800多万大学毕业生，同时还要用好国际性的人才。这些年国际人才加速向中国汇聚，每年归国留学生，2004年的时候是2万人，现在有40万人，这是其中的一个缩影。这对我们用好全球创新人才来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是个机遇。
以前我们外汇短缺只能靠引进来，现在还有一个走出去，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大幅度提升。我们搞创新研发，可以把人吸引过来。如果有人不愿意来，觉得北京的雾霾太重了，孩子教育，学中文太难了。我们可以把研发中心建到他的家门口去，我们可以到海外并购研发中心，到了这个发展阶段以后，我们整合全球资源的能力已经大幅度上升。和10年前、20年前相比，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变了，新的挑战来了，但是新的机遇也变了，有了很多新的机遇。
所以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与条件发生了改变，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刚才刘伟校长讲，要寻找中国发展的确定性。从参与全球经济角度来说，我们一方面要在短期内看到这么多的挑战，要小心翼翼地迎接挑战，化解这些困难；另一方面还要以更加自信的心态，通过调整我们的政策和战略，用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态度抓住这些新的机遇，这样才从根本上能化解这些挑战，来保持我们一个平稳的增长，最终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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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先生向母校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3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